我特别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一个名词；因为我要避掉“社会主义”一类名词。“社会化的经济制度"就是要顾到社会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经济制度。最近几十年的世界历史其一个很明显的方向，就是无论在社会主义的国家，或者在资本主义的国家，财产权已经不是私人的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了。社会大多数的利益是一切经济制度的基本条件。美国英国号称资本主义国家，但他们都有级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前四年的英国所得税，每年收入一万镑的人，要抽百分之八十，而每年收入在二百五十镑以下的人，只抽百分之三的所得税。同年美国所得税率，单身人（没有结婚的）每年收入一千元的，只抽一百零七元；每年收入一百万元的要抽八十九万九千五百元，等于百分之九十的所得税。这样的经济制度，一方面并不废除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一方面节制资本，征收级进的所得税，供给全国的用度，同时还可以缩短贫富的距离，这样的经济制度可以称为“社会化的”。此外，如保障劳工组织，规定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用国家收入来救济失业者，这都是“社会化”的方法。英国民族在各地建立的自治新国家，如澳洲，如纽西兰，近年来都是工党当国，都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立法。英国本身最近在工党执政之下，也是更明显地推行经济制度社会化。美国在罗斯福总统的十三年的“新法”政治之下，也推行了许多“社会化”的经济政策。至于北欧西欧的许多民主国家，如瑞典、丹麦、挪威，都是很早就实行各种社会化立法的国家。
这种很明显的经济制度的社会化，是世界文化的第二个共同的理想目标。我们中国本来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我们更应该朝这个方面多多地努力，才可以在世界文化上占一个地位。
最后，世界文化还有第三个共同的理想目标，就是民主的政治制度。
有些人听了我这句话，也许要笑我说错了。他们说最近三十年，民主政治已不时髦了。
我不承认这种批评是对的。
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上的趋向，都是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明白的方向。
所以我毫不迟疑地说：世界文化的第三个目标，是争取民主，争取更多更合理的民主。
我们认清了世界文化的方向，尽可以不必担忧，尽可以放大胆子、放开脚步，努力建立我们自己的民主自由政治制度。我们要解放我们自己，我们要造成自由独立的国民人格，只有民主的政治，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
本文有删节为1947年8月1日胡适在北平广播电台的讲话，原载1947年8月3日北平《华北日报》
挑起改造社会的重任
今天是五月四日。我们回想去年今日，我们两人都在上海欢迎杜威博士，直到五月六日方才知道，北京五月四日的事。日子过得真快，匆匆又是一年了！
当去年的今日，我们心里只想留住杜威先生在中国讲演教育哲学；在思想一方面提倡实验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在教育一方面而输入新鲜的教育学说，引起国人的觉悟，大家来做根本的教育改革。这是我们去年今日的希望。不料时势的变化大出我们的意料之外，这一年以来，教育界的风潮几乎没有一个月是平静的；整整的一年光阴就在风潮扰攘里过去了。
这一年的学生运动，从远大的观点看起来，自然是几十年来的一件大事。从这里面发出来的好效果，自然也不少；引起学生的自动的精神，是一件；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是二件；引出学生的作文演说的能力、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是三件；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是四件；引起许多学生求知识的欲望，是五件；这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我们不能不认为学生运动的重要贡献。
社会若能保持一种水平线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的鼓吹和设施、制度上的评判和革新，都应该有成年的人去料理。
未成年的一代人（学生时代之男女），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利，社会也用不着他们求做学校生活之外的活动。但是我们现在不幸生在这个变态的社会里，没有这种常态社会中人应该有的福气；社会上许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这是变态的社会里一种不可免的现象。现在有许多人说学生不应该干预政治，其实并不是学生自己要这样干，这都是社会和政府硬逼出来的。如果社会国家的行为没有受学生干涉纠正的必要，如果学生能享受安心求学的幸福而不受外界的强烈的刺激和良心上的督责，他们又何必甘心抛了宝贵的光阴，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做这种学生运动呢？
简单一句话：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要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运动、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与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都是有发生的理由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它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但是他不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因为是不得已，故他的发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故这种运动是暂时不得已的救急的办法，却不可长期存在的。
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况且中国眼前的学生运动更是不经济。何以故呢？试看自汉末以来学生运动，试看俄国德国印度朝鲜的学生运动，哪有一种用罢课做武器的？即如去年的五四与六三，这两次的成绩可是单靠罢课代武器的吗？单靠用罢课做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旁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这是人人共知的。但我们看来，用罢课做武器，还有精神上的很大损失：
（一）养成依赖群众的恶心理，现在的学生很像忘了个人自己有许多事可做，他们很像以为不全体罢课便无事可做。个人自己不肯牺牲，不敢做事，却要全体罢了课来呐喊助威，自己却躲在大众群里跟着呐喊，这种依赖群众的心理是懦夫的心理！
（二）养成逃学的恶习惯，现在罢课的学生，究竟有几个人出来认真做事？其余无数的学生，既不办事，又不自修，究竟为了什么事罢课？从前还可说是“激于义愤”的表示，大家都认作一种昀重大的武器，不得已而用之。久而久之，学生竟把罢课的事看作平常的事。我们要知道，多数学生把罢课看作很平常的事，这便是逃学习惯已养成的证据。
（三）养成无意识的行为的恶习惯，无意识的行为，就是自己说不出为什么要做的行为。现在不但学生把罢课看作很平常的事，社会也把学生罢课看作很平常的事，一件很重大的事，变成了很平常的事，还有什么功效灵验呢？既然明知没有灵验功效，却偏要去做；一处无意识地做了，别处也无意识地盲从，这种心理的养成，实在是眼前和将来昀可悲观的现象。
以上说的是我们对于现在学生运动的观察。
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简单说来，只有一句话：“我们希望学生从今以后要注意课堂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生活，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