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奈与苏伊士运河之战：1953-1956

1949年的协议有效期大约为10年。这年夏天，以色列人曾经得出结论，与阿拉伯人的关系将取决于阿拉伯国家中最强大的埃及的态度。这样，以色列不愿意再继续它与约旦的和平外交，担心任何协议都经受不住埃及的反对。有一段时间，以色列希望通过对约旦吞并巴勒斯坦采取敌对态度的方式，来与埃及达成谅解。然而，很明显埃及不愿意与以色列结盟，而且整个阿拉伯世界反而正在变得日益复杂而民族主义化。参加过对以战争的阿拉伯国家开始相互指责，其中叙利亚发生了政变，埃及国王的地位岌岌可危，而哈桑王族的年轻国王侯赛因则就职成为约旦的新国王。阿拉伯联盟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依然在以色列边界活动，他们必然会遭到以色列的报复。但以色列也因此生存在一个强敌环绕的恶劣环境中，危机意识十分强烈。

阿拉伯人认为，犹太人不能够守卫已经分配给他们的那一部分土地，这一想法使整个巴勒斯坦成为阿拉伯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的对象。这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也具有影响。他们开始认为，整个国家都是由军事竞争来决定的。这样，他们不愿意放弃在战争中占领的土地，不愿意回到分治方案规定的边界。以色列人甚至不曾设想把放弃被占领土作为一个可选方案。以色列要保住在与阿拉伯军队的争夺中以如此高昂的代价获取的领土，并且感觉到，征服的法则是有效的，因为阿拉伯人自己也应用了这一法则，他们宁愿接受由各大国在联合国旗号下强加的解决方案。获胜的以色列一方不相信战败的阿拉伯人会明确地准备重新回到分治方案，承认以色列边界；因为到战争结束时，阿拉伯人在处理阿拉伯部分的问题上，并不比他们在战争刚刚爆发时处理整个以色列国家问题上更接近于达成协议。

以色列的建立受到阿拉伯人的坚决反对，这使得以色列往往从生存本身去看待安全问题。欧洲犹太人几近灭绝的创痛，给安全问题的前景增加了恐怖的成分。大批犹太人移民和经济发展，不仅被视为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的手段，而且被视为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这样，对外政策必须服从增强军事实力、增加人力的需要，这些需要增加了阿拉伯人的敌意，反过来又促进了这一黩武政策。于是，经过初次战火洗礼以色列国防军开始整编。然而，总参谋长达扬对坦克部队的作用认识不深，不愿意大规模组建装甲部队，并把装甲部队的规模限制在7个营。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以色列装甲部队的进步。

当然，以色列陆军的中高级军官中可以说是没有一个懂得装甲战术的，当时也没有教官和顾问，更别谈什么作战条令。但正因为这样，以色列人在装甲部队训练时，凡事均要亲身体验且花费更多的精力与体力来练习操作、试验各种战术。如果在演习中战车抛锚，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堂野战修理保养课程，所有成员必须学会各种故障的排除和修理。同样，在各种战术演习中以色列人亦是不断地讨论、修正和演练；若发现新的方法，经过讨论、修正后就成为以后的执行准则。因此，以色列的装甲兵可以就其本国的特殊环境发展出独立的准则，而不必生硬地套用其他国家的先例。这个时期的艰苦发展成为以色列装甲部队的宝贵财产，并指引其找到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事实上，上次战争中以色列的小规模装甲部队没有给人们留下太深的印象，但机械化步兵却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坦克部队的作用仅被IDF限定为机械化步兵提供伴随火力支援，或者是作为据点防御力量的机动火力使用。虽然1952年间，第7坦克旅发动了一次攻击，并于1953年再次发动进攻，但以色列国防军装甲部队的防卫职责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变化。

1950年，美、英、法三国发表联合声明，决定维持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形成的停火线。同时，禁止向中东地区出口武器，阿拉伯人进口武器的途径被掐断，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阿、以双方的军事装备水平趋于均衡状态（以色列人本来就没有正当的武器进口途径）。然而，这种脆弱的均势注定不能维持长久。1952年7月23日，埃及自由军官团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推翻了法鲁克王朝，怀有“阿拉伯式社会主义理想”的埃及陆军中校纳赛尔实际掌握了国家政权——这一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苏联势力得以进入中东。持强硬反英立场的纳赛尔上台后，迅速倒向了苏联的怀抱（尽管与苏联的结盟其实并不完全符合纳赛尔的民族主义思想，但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中埃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埃及作为中东地区的大国居然被以色列这样一个小国打败了。因此从外国寻求稳定的、没有太多政治附加条件的军火进口来源，对新政权来说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首要任务，最终在对向西方国家寻求武器进口的途径感到失望之后，纳赛尔埃及选择了向苏联靠拢）。1954年9月27日，在《苏埃友好互助条约》的框架下，根据与捷克斯洛伐克签署的一项“农业合作条约”的秘密条款，埃及将转手捷克获得大量苏制现代化武器装备，其中仅地面重型技术装备就包括160辆T-34/85中型坦克、20辆IS-3重型坦克、50辆最新型的T-54A主战坦克、100辆SU-100坦克歼击车以及200辆BTR-152装甲人员输送车（埃及以棉花和大米等交换）。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摩西·达扬将军后来在他的自传中直言不讳当时他对埃及拥有这些苏制坦克——特别是IS-3的恐惧（尽管由于以色列政府第一代领导人中持社会主义左派思潮者占主流的缘故，苏联是紧跟美国之后第二个宣布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但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和渺小的、随时可能被碾碎的“泛红色”以色列之间，红色帝国后来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纳赛尔埃及与苏联这样一个超级大国的可能联手，实际上意味着整个阿拉伯世界将被俄国人重新武装，对弱小的以色列而言这无异于面临着实打实的灭顶之灾（以色列一面为地中海，三面环敌，约旦，叙利亚，埃及，三国领土与以色列直接接壤，这就意味着，无论以色列得到怎么样的援助，始终面临三面环敌的形势，一旦打起仗，就要三个方面同时开打）。但老子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种糟糕的局面在带来危险同时也带来了转机。尽管在第1次中东战争中只作壁上观的英法，甚至为以色列没能被阿拉伯人消灭而愤恨不已（在以色列建国前后的这段历史中，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英国人是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利用各种手段支持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侵略，甚至出现了英国人担当阿拉伯军队军官直接参战的“怪事”（当然，以色列人也没客气，战场上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被犹太飞行员毫不留情地击落了），而法国则由于欧洲国家普遍而且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倾向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和以色列建立太亲密的关系，再加上法国作为阿拉伯人在欧洲最大的聚居地，站在欧洲反犹主义的最前沿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但随着纳赛尔埃及在政治方向上的大转变（1952年埃及共和国成立后，纳赛尔提倡“泛阿拉伯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政策的目的在于阿拉伯国家的非殖民化，排除美国、英国和法国在中东和北非的影响，建立阿拉伯式的“社会主义”，并因此与苏联交好），表现出了越来越明显的离心倾向，特别是英法关于苏伊士运河的权益很可能受损，于是这两个对殖民主义时代念念不望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又玩起了借刀杀人的老手法——拉拢以色列，作为制衡阿拉伯世界的筹码，试图为自己火中取栗（在这场令人眼花缭乱的“靠山、盟友”乾坤大挪移中，我们更多看到了国际关系政治中实用主义至上的丑恶，完全谈不上什么国家道义，只有赤裸裸的利益）。

另一方面，以色列政府不是看不出英法的心怀鬼胎，但由于事关国家存亡，这两个大国伸出的橄榄枝不能不接——掌握以色列的犹太精英们认为与其过分的讨论所面临的危险关系，不如去研究如何利用这种危险但有时可以被利用的关系来争取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时隔几年之后，英国人、法国人居然与以色列站在了一起，这不得不让人感叹国际政治变幻莫测。1950年初，以色列向美国请求购买武器，不但遭到美国拒绝，而且还招致苏联的不快。1950年5月，美国、英国和法国发表《三方宣言》，三国共同承担限制向该地区出售武器，并且通过确保停火边界来加强这一政策。这并不完全是以色列所寻求的那种联盟，但是，这一宣言却使以色列全面走上了亲西方的道路。在三方协定的18个月后，以色列表示愿意参加美国发起的旨在阻止俄国插手这一地区的（失败的）中东防务司令部。这就进一步加深了苏联对以色列的敌意，并重申共产主义运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传统原则——尽管苏联人支持巴勒斯坦分治，承认以色列并有选择地支持阿拉伯人，其真正用意在于加速英国在这一地区衰落。于是，从1952年年底开始，英法重新武装以色列的进程还是开始了（大国的势力从来就是此消彼长的，真空地带只存在于幻想中。继英国人失去了整个大巴勒斯坦后，无论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都很清楚，如果苏联再入手埃及，英法在整个中东的全部利益有可能彻底丧失殆尽。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必须开始着手着武装此前所敌视的那个犹太小国——以色列）。

当然，由于英国人在中东的利益要比法国人多得多，对局势的挽回还有抱有一定的幻想（此时与纳赛尔关于英军全部撤出埃及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企图通过向纳赛尔许诺为其梦寐以求的阿斯旺大坝项目提供贷款来争取对方的好感），既想支持以色列对抗一些激进的共和主义阿拉伯国家，又不愿意得罪保守的阿拉伯君主国，所以最初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任务主要由法国人来完成（英国人认为向以色列出售坦克要比出售战斗机更会刺激到阿拉伯人，不过最后他们连飞机也没卖给以色列人）。法国交易给以色列100辆AMX-13、150辆M3半履带车、60辆automoteur de 105 Modele50榴弹炮（自推进型105mm榴弹炮安装在AMX-13车体上），和60辆谢尔曼坦克。不过，由于二战中法国本土被纳粹德国占领，军事工业基础遭到了严重破坏，军事技术的发展停滞了关键的几年，虽然经过战后几年的励精图治好歹恢复了些元气，但到50年代初法兰西能拿出手的东西依然十分有限，在地面武器中AMX-13轻型坦克就算是勉强上得了台面的东西了（AMX-13设计于1946年，整体设计理念落后，本质上属于国力不足条件下企图以低成本来单独突出某方面性能的产物，特别是过于薄弱的装甲防护非常不适合兵源短缺的以色列，1952年9月，以色列人的军事考察团详细考察了这种极具特色的轻型坦克，然而近距离接触后的结论却是毁誉参半。赞同者认为，在现有条件下，AMX-13是以色列马上能够获得的唯一“现代化”坦克，况且AMX-13装备的CN-75-50坦克炮将能够有效应对以色列当前面临的威胁）。出售给以色列的这批坦克装甲车辆无论在火力、机动性还是防护性上均与苏联即将交付给埃及人的同类装备有所差距。

于是，为了弥补以色列人的遗憾，法国人在卖给犹太人100辆AMX-13、60辆AMX-13/105自行榴弹炮、150辆M3半履带装甲人员输送车的同时，决定以赠品的方式附送60辆M4A1E3、40辆M4A1E8以及数量不明的大批配件（这批配件以M4A4为主，实际上也可组装出一定数量的整车，但并不包括QF 17磅炮或是M2/3 75mm炮）。随后，以色列人利用AMX-13的CN-75-50炮将手中的一部分M4谢尔曼改装成了M50超谢尔曼以作应急（CN-75-50就是法国版75mm口径KwK 42 L/70，但法国人改进了弹药，使用了更短的药筒）。事实上，这种用CN-75-50来提升谢尔曼的做法非常具有现实意义——阿拉伯人即将得到大批苏制坦克（以二战中的型号为主），而二战中的无数次战例已经证明，75mm KwK 42 L/70炮可以在1550m的距离上有效击穿任意角度的T-34/85、SU-85、SU-100（甚至有在2200米距离上的摧毁记录），800-1000米距离上则有把握击穿IS-2的车体首上装甲，甚至对埃及人可能获得的IS-3也能构成威胁，而M4车体坚固耐用，装甲防护要远远高于AMX-13，所以将CN-75-50移植到M4的想法非常明智，再加上以色列装甲部队的军官素质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措施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技术装备在性能上的不足。于是到了1955年，随着来自法国的装甲技术类装备不断到货，以色列又拥有了2个新的装甲旅——第27和37装甲旅。

不过，在以色列人秣马厉兵的同时，阿拉伯人，特别是埃及人也没闲着。1955年5月18日，纳赛尔与苏联驻埃大使索洛德接触，正式开始了捷克武器交易。在随后的三个月里，埃苏双方就所需武器进行磋商。由于正值日内瓦高级会议开会期间，苏联认为公开出售武器可能会被看成是对日内瓦精神的蓄意破坏，因此8月份之后，谈判地点迁移到布拉格，由捷克方面出席谈判。9月27日，纳赛尔在一次演讲中，正式宣布和捷克的武器交易，指出这是一次平常的商业交易，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捷克武器交易改变了中东的国际形势。杜勒斯在1955年秋评论说这是“自朝鲜战争以来在国际事务中最严重的事件”。1955年秋天大批进入埃及的武器，彻底改变了地区军事力量的平衡。现在到达埃及的装甲车和飞机，质量比以色列相对过时的装备要好得多。而以色列想获得同样的武器装备的努力在西方和东方都受到了挫折（或者说情况并不尽如人意）。这样，以色列便易受攻击，这更加速了以色列的战争心理的形成，因为埃及只要有时间，便会吸收它的新装备，能够将它消灭以色列的威胁政策付诸实施——这最终演变成了中东的第二次战争。当然战争的原因远没有这么简单，苏联人向埃及人不怀好意地卖几辆二战时的旧坦克，进而引起以色列方面针锋相对的扩军备战，其实只是这场战争序幕的一个无关痛痒的小插曲罢了，真正的原因要复杂得多。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境内一条国际通航运河，全长175公里，它沟通了地中海和红海，缩短了欧亚两洲的航程，是沟通欧、亚、非三洲的要道，苏伊士运河最早的开凿者是埃及第十二王朝，法老辛努塞尔特三世（这条“法老运河”开工仪式的画面，至今仍保留在卢克索的卡尔纳克神庙正面的墙壁上），但是到了公元前13世纪的拉美西斯二世时期，运河已经完全被废弃，一直到公元前500年，才由征服埃及的波斯王朝国王大流士一世完成，而后，这条运河在公元前250年左右被托勒密二世重新获得，不断地进行重建和改造，直到最终于公元8世纪被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曼苏尔所废弃。不过，这是古代的苏伊士运河，在1956年引起战争的这条苏伊士运河与之前没有什么关系了。近代的苏伊士运河最早提出开采的，是法国统治者拿破仑，但是由于战争原因，开凿并没有进行，一直到19世纪，法国工程师费迪南德·李赛普才将这一计划变成了现实。1854年，他与尚为土耳其属国的埃及总督赛德帕夏签订了《关于修建和使用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及其附属建筑的租让合同》。合同规定，从运河通航之日起，租期99年，期满后归埃及所有。

苏伊士运河从1858年开凿到1869年竣工。整个工程花费11年，耗资1860万镑，策划和具体工程实施是法国人负责的，而钱大部分是英国人出的，只有劳工是埃及人（当时运河公司股票的52%分散在法国资本家手中，29%为英国政府持有，埃及政府仅持有15%的股票）。所以，运河开通后，英法两国很快就凭借在苏伊士运河公司中占有的绝对多数股份，每年获得了巨额利润。1882年，英国派兵占领埃及，在运河区建立了它在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直接控制了运河。1922年，英国虽然承认埃及独立，但承认的条件，就是埃及要保证英国对运河的绝对控制。1936年签订的《英埃同盟条约》，进一步规定英国对运河的占领期限是20年，保有运河区驻军1万人。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75年由于外债，迫使当时的埃及总督把国家所持有苏伊士运河公司15%的股份全部卖给了英国，也就是说在各种法律层面英法对苏伊士运河的所有权都是经过当时埃及政府批准和承认的（当然也许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点来看：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理所当然的全部权益就要归于埃及），更何况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东北部，北起地中海边的塞得港，南止红海旁的陶菲克港，通过地中海和红海连通大西洋和印度洋，紧扼欧、亚、非三大洲交通要冲，具有重大战略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当纳赛尔的埃及在1956年7月26日，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公司全部财产移交埃及政府时，英国人和法国人会一下子暴跳如雷，原因很简单——没有人会坐视如此巨大的一笔合法投资只因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被剥夺（二战后的苏伊士运河更加繁忙，每年的收入高达1亿美元，对于战后经济凋敝的英法来说相当可观，为此英法一直对纳赛尔埃及采取委曲求全的克制态度，以求在运河权益问题上谋求与埃及矛盾的缓和，甚至在1955年12月表示愿在第一期工程捐赠埃及7000万美元用于“新的金字塔”工程——在尼罗河中游阿斯旺建造一个高坝，可惜由于附带的财政监督条件，这个建议被埃及拒绝，最终导致纳赛尔政府决定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以便利用运河收益来兴建水坝）。

起初，英法为重新控制苏伊士运河，策划召开了对运河实施“国际管制”的会议。1956年8月16日，在英法倡议下，22个国家在伦敦举行会议，但未能达成任何协议。9月19日，美、英、法召集18国再次在伦敦举行会议，讨论建立“苏伊士运河使用协会”问题，仍未达成协议。9月30日，英法将苏伊士运河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10月13日，安理会否决了英、法要求埃及接受“国际管理”制度提案。在这种情况下，英法最终确定只有采取武力才能解决问题。为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法国首先提出邀请以色列加入。而对于以色列方面来讲，由于在建国的第二天，国家即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阿拉伯国家的侵犯，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如果不是犹太战士们以血的代价应对得当，可以说以色列这个国家早在地图上被抹去了，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之间的仇恨如此之深，几乎不可消解。

另一方面，在以色列独立战争之后，阿拉伯世界的盟主埃及并没有因为政权更迭而停止打击以色列——特别是不准以色列的船只通过亚喀巴湾的蒂朗海峡和苏伊士运河，这让以色列极为不满，一直希望能将这个正在重新武装的对手连根拔除（或至少令其元气大伤）。再加上1955年夏，以色列强硬派在国会选举中逐渐占上风，使形势进一步严峻。由伊尔贡前领导人梅内姆·贝京领导的右翼自由党成为第二大党，左派和右派的行动主义者占了多数席位。自由党公开鼓吹扩大以色列的疆界，甚至提出了“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的口号。同时还主张向阿拉伯国家发动预防性战争。为此，以色列国防军参谋本部，在1955年11月制定了一个入侵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的作战计划（甚至于为了验证计划的可行性，在这之前的1955年2月28日，以军曾向埃及管辖的加沙地带发动了一次试探性进攻）。所以对于法国的提议，以色列欣然应允（9月1日，以色列军方收到了驻巴黎武官发来的一份加急电报，要求以色列参加对埃及的作战）。1956年10月13日到14日两天，英国人、法国人和以色列人秘密在塞弗尔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打击埃及，夺回苏伊士运河的所有权，它的主旨很简单：以色列首先发动进攻，占领西奈半岛，然后英法作为调解人，调解双方的矛盾，英法最后以“中立人”的身份进入苏伊士运河地区，重新接管苏伊士运河。但如果埃及政府在以色列的进攻下，仍然没有屈服，则英法军队将亲自动手，从塞浦路斯、马耳他、亚丁和航空母舰上出动飞机轰炸埃及，摧毁埃及的军事基地，然后，英法联军主力从塞得港登陆，向运河区进攻，切断埃军退路，最后，由以色列占领西奈半岛全境，英法占领运河区，全歼埃军。

西奈半岛是埃及在亚洲大陆的一块领土，它是一个三角形的半岛，总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西奈地势险要，除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和苏伊士湾的沿岸有狭窄的平原地带外，其余大部分地区是荒凉的沙漠和贫瘠的山区。整个半岛只有北部一条铁路从坎塔拉经阿里什通往加沙地带。在铁路的南面有三条东西向的沙漠通道。半岛的南半部多为崇山峻岭，自北向南沿苏伊士湾的东岸有一条公路通向南端的沙姆沙伊赫，沿亚喀巴湾西岸则是一条崎岖的羊肠小道。埃及根据西奈的地形特点，重兵把守半岛的东北部和加沙地带。而以占领整个西奈半岛为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部制定了代号“达卡斯”的作战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可以总结为8个字，即“中心开花、向心突击”。具体来说，就是先以伞兵突袭占领西奈半岛腹地的战略支撑点，将西奈半岛埃军主力吸引过来，固守待援，然后以装甲部队为先锋，突破埃军防线上的关键部位与伞兵会合，采取避实击虚、中间突破、迂回穿插的战术，以打乱埃军的阵脚，威胁苏伊士运河，在伞兵与装甲突击群会合后，后面跟进的步兵负责围歼已被击溃的埃军残部，然后分兵指向南北，占领阿里什、沙姆沙伊赫，席卷整个西奈半岛瓦解埃军，打破埃及对蒂朗海峡的封锁，顺便摧毁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西奈半岛的营地。显然，作为击溃埃军主力最关键的铁拳，装甲部队在“达卡斯”行动中，将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不过，尽管第1次中东战争结束之后，以色列不谴余力的对装甲机械化部队进行了扩充和整编，但不得不说到了1956年10月，以色列装甲部队本质上仍是一支由7个装甲营构成的小规模部队，主要编成为第7装甲旅、第27机械化旅以及第37机械化旅三个旅（其中只有第7装甲旅是拥有2个坦克营、1个机械化步兵营的全建制单位），以250辆整修后的M4谢尔曼为主力（包括M1/M3两种“超级谢尔曼”歼击坦克150辆，以及被统一称为M4的105mm“谢尔曼”支援坦克70辆），另有刚刚到货的100辆法制AMX-13轻型坦克，以及120辆M2/3半履带车——这就是当时苏伊士运河战争前以色列装甲部队的全部家底。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计划中，1956年8月，将有一支英法部队控制苏伊士运河的中心“哈米尔卡”。同时，以色列开始攻击埃及控制的加沙地区，并有一支以色列突击部队进入西奈半岛用于帮助英法提升对运河区的控制能力，这一计划要求以色列部队在10月29日到达预定位置。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第202空降旅在旅长阿里尔·沙龙上校的指挥下突袭驻守在米特拉山隘的埃及军队，拉开了第二次中东战争的序幕。当天下午5时许，在由阿里尔·沙龙上校指挥的以军第202伞兵旅在法国空军的支援下，利用埃军在西奈中部地区兵力稀少，防御单薄的弱点，首先在米特拉山口空降了500余人和部分武器装备，此后该旅的主力3000人，与先头伞兵会合，向纵深突进。不过，由于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达扬对装甲部队信心不足，坚持在10月31日之前，严禁装甲部队参战。起初，埃及在西奈半岛的守备部队进行了坚定的抵抗。结果为了加强进攻力度，以军南部军区司令部感到步兵进展缓慢有可能打乱全局的节奏（在10月29日入夜后，只有以色列第4步兵旅开始进攻，打掉了埃军2个边境哨所，接着又对埃军前沿据点库赛马发起冲击，可惜由于地势对以军不利，埃军炮火又相当猛烈，进攻受挫），因此决定不顾以军总部关于10月31日前不出动装甲部队的规定（目的是待步兵打开突破口，才能将宝贵的装甲部队投入战场，与伞兵会合），命令以军装甲部队的主力——第7装甲旅提前于30日展开行动。同时，以色列决定向前线增援100辆整备后M1/3谢尔曼坦克和200辆半履带车，并将唯一的一个M50超谢尔曼坦克营——第37装甲旅坦克营——投入西奈半岛的攻势中。

由于埃军装甲部队主力被牢牢吸引在运河区，尽管规模不大的以色列装甲部队表现得十分活跃，但整个西奈半岛的战斗却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坦克遭遇战。唯一值得一提的，只有1956年11月1日发生在乌姆卡夫特的那场战斗，可这还是一场不光彩的败仗。1956年10月31日凌晨，为了阻止已经到达哈萨拉的以色列第7装甲旅即将与米特拉山隘的空降部队会合，迅速将运河西岸的精锐第4装甲师（装备T-34/85及SU-100150辆）一部推进到哈萨拉—萨马代一线。然而，这时的第7装甲旅在几番恶战之后已经精疲力竭，于是以军总参谋部将第37机械化旅从西面的伊斯梅利亚调来，企图接替第7装甲旅的位置，尽早到达米特拉山隘。可惜在11月1日凌晨，第37机械化旅在对乌姆卡夫特发起进攻的过程中，由于指挥失误，遭到埃军设伏的炮兵、SU-100坦克歼击车和反坦克武器的集中射击，后续部队也误入雷场，旅长戈林达阵亡。不过，以色列开战的次日，英法发出最后通牒，借口“隔离交战双方”，以“保证运河的通航安全和自由”，要求埃以双方在12小时内停火，并各自从运河后退10英里，让英法军队进驻运河区的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在遭到埃及拒绝后，31日，英法联军对埃及的首都开罗和其他重要城市与港口发动海空袭击。随着11月1日英法联军的空袭，纳塞尔总统命令部队撤退。这一命令产生的效果对于军队是灾难性的。

埃及军队撤出西奈，本意是反击对苏伊士运河地区的挑战，但这却引起了一种退却的心理。埃及军队尽管在有些地点能够进行顽强抵抗，但是，总的来说，在整个西奈半岛，以色列攻击之快速，战略之大胆，使埃军十分震惊，未能够恢复其战斗力。以色列的目的并不是摧毁埃及军队，而是想破坏它的士气。但埃及方面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撤退变成了退却，退却变成了溃败。不到一周，以色列军队就控制了阿布奥格拉，打破了蒂朗海峡的封锁。战争最后的阶段是数量有限但被集中起来使用的以色列坦克群，对偶尔充当后卫的埃及装甲部队发动进攻。战斗中以色列击毁或击伤了26辆T-34/85坦克、一辆T-34指挥坦克、6辆SU-100坦克歼击车、40辆M4A3谢尔曼坦克、12辆M4/FL10坦克（由M4车体和AMX-30炮塔组合而成的怪物）、15辆马蒂尔达坦克、40辆弓箭手（猎手）自行反坦克炮、60辆BTR-152装甲人员输送车、3辆谢尔曼ARV工程车、3辆谢尔曼推土机和283辆布朗机枪车。而在西奈的整场战斗中，以色列仅仅172人死亡、817人受伤，大约30辆坦克或半履带车被击毁。

英法部队于11月5日登陆塞得港。埃及守备部队则出人意料地充分利用了他们仅有的几辆坦克，就如同这些坦克里坐的是身经百战的苏联老兵那样，这使得塞得港的埃及部队能够正面对抗英法部队的进攻。英国第6皇家坦克团的百人队长坦克于11月6日登陆。同时法国第8龙骑兵团的M47巴顿坦克和AMX-13轻型坦克，以及来自外籍兵团第二装甲团的AMX-13坦克中队也为登陆的英法步兵提供了支援。这场战斗中埃及唯一的装甲部队是第1装甲旅第53反坦克炮兵营的4辆SU-100坦克歼击车，11月5日他们全部被英国伞兵击毁。打破对蒂朗海峡的封锁是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的主要目的，而阿布奥格拉的失守意味着埃军丧失整个西奈半岛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按照战前的分工，以色列军队的任务实际已经完成——毕竟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不过是个配角，主角是英法，因此尽管这场战争还没有打完，但后面的事情已经不重要了。

纵观整场战争，英法的牵制即使对以色列的胜利不是关键的，肯定也降低了以色列行动的代价。比如说，法国在空中和地面通讯中的积极帮助便是如此。换句话说，以色列并不是在一次平等的交战中击败埃及军队的。以色列军队的成就主要是取决于它闪电般的速度和卓越的组织，这就使它能够充分利用政治条件所允许作战的几天时间。不过，尽管与帝国主义英国和法国的勾结在国际上损坏了以色列的名声，但这一战却也使达扬看到了坦克部队集中使用的威力，并对装甲部队有了一个初步正确的认识。装甲部队的出色表现使以军将领们开始明白中东的地形很适合于装甲部队机动作战，对以色列日后军事学说的定义产生了一定影响。装甲部队遂受到各方的重视。1956年位于西奈半岛的战争坚定了IDF对坦克的需求，而且这也成了部队首要的任务。以装甲部队为主的战术观念开始取代以往的以步兵为主的作战方式，甚至开始组建更大规模的装甲作战单位——装甲师，一般由2个装甲或是机械化步兵旅组合而成的（但以军的装甲师只是战时的临时编制，以军装甲部队的基本单位仍是旅）。至此，以数辆轻型坦克起家的装甲部队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初创期，在以军中占据了自己应有的地位，以色列的坦克部队在1956到1967年间从3个装甲旅增加到9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