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慢发展的战术与快速变革的技术

其实，关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早期，欧洲列强风帆舰队战术的记载并不多。总体而言，侧舷射击战术的发展落后于造船技术与武器的变革。尽管当时军舰的侧舷摆有大量火炮，使用侧舷射击应该还是最合理的策略。但当时的海战依然跟16世纪早期一样，舰队排成横队就是战斗队形，主要进攻方式还是发射舰首的火炮，进行一对一的单挑，然后接舷登船作为结束。然而，为了避免西班牙步兵登船，英国人最先发明出一套最大化使用炮火的战术。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似乎对英军战术已有相当认识。他在写给无敌舰队司令梅迪纳·希德尼娅的信中说：“敌人在火力强度和弹药补给上占有优势，所以他们将会与我们保持距离。我们必须发起攻击，近距离抓住敌船，然后尽你所能以这种方式继续作战。小心他们会占据上风处，然后击沉我们。”

实战中也是如此，英国海军根据沃尔特·雷利爵士及其堂弟威廉·乔治爵士的命令，将战舰排成数个纵队。在各队旗舰的带领下，这些纵队由上风处驶向无敌舰队。英舰在火绳枪射程（150～200码）内开火，然后转向驶离，如同画了一个阿拉伯数字“8”。另外，英军还使用了8艘纵火船。虽然纵火船没直接给西班牙舰队造成损失，但制造了大混乱，甚至可以说是恐慌——西班牙舰队从加莱锚地撤出后，失去了凝聚力和控制力，再也没能恢复过来。西班牙舰队在第二天的台风中也损失惨重。

可英国取胜的法宝在欧洲却传播得很慢。例如1592年时，意大利人由基尼由·坚提里尼（Eugenio Gentilini）的教科书《完美炮手》（The perfect bombardie）仍然宣称：“海军的用处不是远距离炮击敌人，应该是撞击并登上敌舰。”

到了1618年，某位英国海军部官员这样说道：“经验告诉我们，在当今的海上战斗中几乎不可能登舰肉搏……主要是依靠大型火炮击毁敌人的帆桅，撕裂、打歪、洞穿敌舰。因此，陛下的海军之所以占有优势，依靠的就是在船只负载的极限内，维持了足够多的重炮装备。”但没什么证据证明这样的建议有被遵循过。

英国海军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失去伊丽莎白时代的锐气，建造了少量巨大的、华丽的重型战舰来夸耀武功，以宣示英国在北海的主权。但实际上，这些华丽的战舰灵活性很差，冬季和海况差的时候都无法出海。“海上君主”号，设计于1636年制造，1637年10月下水，舰体长51米、宽14.7米、高23.17米，号称当时世界上火力最强的战舰，也是世界上第一艘排水量达到1600吨的三层甲板战舰。船上的雕刻都是由宫廷画师凡·戴克亲自设计的，并全部包了金箔。这艘超级战舰花费了66000英镑（这些英镑足够造出11艘装载40门火炮的战舰）。在设计师菲尼亚斯·佩特父子的设计中，“海上君主”号安装90门火炮，但查理一世却将火炮的数量增加到了104门。其中有24门铸铁炮是当时口径最大的火炮，可以发射42磅实心弹。所有火炮的重量加起来有150多吨。由于火炮太重，影响了战舰的机动性，威廉·蒙森爵士对它的评价是：几乎无法操纵。1660年，“海上君主”号被迫减肥，一层炮甲板被拆除。

这些行为，使得查理一世时代的海军行动就是一场场灾难。最重要的原因是，战船的设计不良，在北海难以驾驭。1625年10月，英军远征西班牙加迪斯，英国舰队总司令爱德华·塞西尔子爵尖酸地评论道：“我发现那些大船（尤其是那些老式的）的火炮都超载了，不适合攻击作战，比较适合窝在家里防御。”他的旗舰“皇家安娜”号和“皇家方舟”号在西班牙海域难以航行，必须把一堆装备丢下海。所以，他建议：“船要小而坚，比较适合‘旅行’，不要华而不实。”

在那个时代，战术的演进也一样缓慢。爱德华·塞西尔子爵于1625年颁发了几条训令：

1.舰队由3支分舰队组成，每支分舰队12艘战舰，其下又分为3个分队，每队3艘战舰；另外还有3艘战舰作为总预备队。

2.一道参与远征的盟军荷兰舰队在英国上将的右舷（这是较尊贵的位置）执行命令。

3.舰队总司令处在前卫的布置，而不是中央。

4.中将的分舰队位于英国上将的左舷，后卫的分舰队则作为总预备队。除每支分舰队的9艘战舰应按照舰队表，以3艘为单位进行攻击和撤离外，对战斗方式无特别要求。

5.如果敌舰逃跑，各分舰队指挥官应紧随其后，并派出数量相当的、合适的战舰进行追击，随后击沉或夺取逃跑的敌舰。但如果没有分舰队指挥官的指挥，任何战舰不得进行此类追击。（预防舰长们为了战利品擅自展开追击行动。）

6.若敌军陷入混乱，我军后卫舰队应投入全部兵力战斗，直到取得战果。

7.应从上风处发起攻击，上将对付敌军前锋，中将对付中军，少将对付后方追击的敌舰。

但这些训令在作战会议上被批评太过理想化。有人说：“分析这些训令，我们可以发现，海战其实与陆战并无两样。训令给每艘战舰规定了特定的分队、阶级与位置，然后命令它们前进与作战。这点很难被执行，因为训令没有考虑到航行中的船只在大海上维持这些训令的难度。”

1636年，阿尔杰农·珀西爵士成为英国舰队统帅，他发布了10条训令：

第1—3条：9艘战舰平均分配给舰队指挥官、前卫指挥官与后卫指挥官，每个分舰队有3艘战舰。

第4条：战舰之间应有适当距离，为开火射击留出空间。

第5条：如果旗舰被纵火船攻击，邻舰应提供掩护，为其争取自救时间。

第6条：当任何战舰即将被俘时，邻舰应予以救援，即使这会让敌舰逃脱。

第7条：当战舰被击中水线下方的船体，或失去一根桅杆（或帆桁），或火炮过热无法射击时，邻舰应予以救援，从前方或后侧攻击与友舰作战的敌舰。

第8条：舰队中将所在的舰只应首先接战，邻舰予以支援。

第9条：任何一艘战舰都不应追击落跑的敌舰，而是应“进攻抵抗最激烈的敌舰，削弱他们的力量”。

第10条：海战有许多不确定性是训令无法给出的，战斗前，我们无法得知敌人的运作方式，会发生许多突发事件，舰长应充分利用自己的判断力和勇气。

这套训令比起以往的版本，几乎解决了追击受创敌舰与支援受创友舰的任务冲突。同时，击溃敌军抵抗核心优先于追击逃跑的敌舰，舰队整体的重要性凌驾于个别战舰的命运。这也许是第一套“真正”的英国海军战斗训令，每条训令都跟战术安排与战斗执行相关。

尽管如此，当时英国海军战术仍很不明确。纳撒尼尔·巴特勒舰长于1685年出版了《巴特勒的对话》，该书提到：“找不到一句话或一个词来描述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自勒班陀海战后所有的战斗方法或他们任何一方的战斗阵型。”不过，他还是记录下了自己对当时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海军的观察。他写道：

“一支舰队分为三支分舰队，如果舰队有一百艘或一百艘以上的舰船，就分为五支分舰队，多出的两支作为前卫（或中军）的辅翼和后卫。

……

每支分舰队有三支分队（每支分队装备三分之一兵力的预备队）。为了避免混乱与碰撞，他们在战斗中或三艘一组，或五艘一组地冲锋、撤离，预备队则随时准备救援受创的友舰。

……

一支小舰队仅以一条阵线接战，指挥官位于舰队中央处，总指挥位于他们的最中央处，两侧都有最强的战舰提供掩护。此外，小舰队还有一项特别职责，即在各种情况下支援和救援其他较弱的友舰。一支大舰队也能保护友舰，当海面足够宽阔时，战斗力最强的战舰位于最靠近上风的位置，便能够保护下风处的较弱友舰。

……

小舰队倾向于选择旧式的混战，而大舰队则更适合三五艘战舰一组的团体行动，想必会组成纵队。他对纵火船没有多少信心，尽管他知道纵火船在1588年战役中的重要性，因为纵火船攻击需要一系列环境条件的配合才能奏效。”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对一位舰队司令而言，海战战术就是他的技艺。因此，他自然会努力用条例来完善自己的技艺。但他最大的敌人，是波涛汹涌的海洋和瞬息万变的风向。

比如，在由风力与船帆驱动的舰队里，如果顺风（航向与风向相同）行驶，将可以达到较大的航速；如果逆（抢）风行驶（航向与风向相反），速度将会变慢。

如果在海上画一个360度的圆，以12点为中心，左右夹角各为67.5度组成的扇形是无法航行区域，如果他想要逆风行驶，船头与风向夹角就不能小于67.5度，否则他将无法移动。顺风行驶时，与风向夹角180度时并不会得到最大的速度，因为尾杆上的风帆会挡住前面风帆的风，如果他想要获得最佳速度，就需得到最大的风力——左右与风向成夹角135度航行，走“之”字形。

敌军当然也会受到风向的限制。当两支舰队互相观察到对方时，其中一支通常会处于上风位置。位于上风处，自然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战术优势——在选择何时进攻、如何进攻方面更是如此，因此，战斗初期的机动时常与保持或争夺上风位置有关。如果风完全停了下来，双方舰队可能会无法动弹。每位司令都会计算他的舰队与敌军舰队的相关距离、航速和航线，使用何种战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气象。如果天气不好，不但战斗无法进行，战斗序列也无法展开。帆船时代战术教科书和《官方训令》中的示意图，展示了以完美队列执行战术机动的战舰，尽管这在实践中并非总能实现。另外，风帆战舰的机动不受风况和海况的影响。在接近陆地时，军舰还得考虑海流和潮汐。

总之，战争的胜利倚赖于司令在各种海况时，能把战舰组织成有纪律的舰队，使其服从自己指令或信号。只有当舰队组织良好的时候，才能在认为既有作战可能又有利的情况下对敌作战。舰长们得有能力快速改变阵型，因为在敌舰面前改变阵型是无用且危险的事情。当舰长们不同意或没完全理解司令选择的攻击形式时，司令不能期望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支舰队的凝聚力与协同训练程度。如果舰队组成不断变化，或是不断派出分遣舰队进行护航、监视敌方港口以及小规模作战行动，有效的组织就无法实现了。

因此，舰队中的每位舰长都尽量让他的战舰根据舰队司令设定的航向和距离行进。一旦司令改变帆向，舰队中的其他战舰就要立刻将帆向调整到与旗舰一致——每艘船的风帆与风向夹角都一样。这样的调整是让舰队中的各艘战舰与旗舰的风力相同。但舰队规模越庞大，控制它就越困难，执行队形变化的时间也越长。因此转向时，每艘船是先调转船头还是先改变风帆方向或一并发生，都有严格的规定。这对每条战舰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舰队列成紧密队形时，如果各舰不严格遵守命令，就有可能会相互碰撞。

总之，保持良好的队形需要团队的协作。在完成抢风和调头后，各舰都要立刻航行到恰当的位置，而在前头引航的舰长肩负了重要的职责。也就是说，当舰队列成一纵列航行时，前方的战舰责任甚大。当各条战舰以两条乃至更多的平行纵列齐头并进时，引领的舰长们同样负有重大责任。在舰队保持方位线，以梯队航行时，引领一条或多条战列线，保持各舰处于适当位置尤为重要，也极为困难。顺风行驶时出现失误，导致战舰偏离应有位置是最常见的失误。

不过，相对于进展缓慢的战术发展，当时造船技术的发展却很迅猛。

16世纪末期出现了盖伦帆船。虽然早期的盖伦帆船如同老式卡拉克帆船那样，保留了高耸的、会妨碍航行性能的前后艏艉楼，但在设计上比卡拉克帆船还是有所进步。艏楼从船艏稍向后移，前方伸出船艏斜桅，使盖伦帆船能更贴近风向行驶，减少了风吹向艏楼造成船只意外转向的机会。

船尾从圆形改为垂直且较窄的形状，这样更能支撑艉楼的重量。艏楼前方的船头以渐细的形式向前延伸，并摆上有装饰的船首像。1575年建造的“复仇”号改良式盖伦帆船把船只设计推向新的水平。这艘英国船有着较小的尺寸与吨位（好操作）、较高的长宽比（降低水阻）和较低的上层建筑（艏艉楼被削平了），所以也被称作削平式盖伦帆船。

17世纪的帆具也比16世纪有所进步。风帆被修剪成较平坦的形式，前桅和后桅使用了辅助帆，能更有效地利用风力加强航行能力。艏桅上帆被挂在船艏斜桅上，这种新的方帆被使用到艏三角帆登场为止。能被降下的下桁快速传播到其他国家，它让下桁沿着桅杆落下，让船员在必要时可以迅速降下风帆。艏楼前方的前桅向后移动，穿过艏楼上甲板而竖立着。

船壳形式也有所改变，在水线附近较宽，越往上越往内缩，这让加装在两舷的火炮能尽量靠近船中心线，增加了船只的稳定性。而且，这种内缩也使登舰肉搏更加困难。

不过，盖伦帆船在17世纪早期并未被普遍接受，老式的卡拉克帆船仍大行其道。英国海军部的官员拒绝移除前后艏艉楼，因为那会使得“王后与陛下的船”看起来像只普通商船。这种保守的观念导致1588年的许多主力舰二三十年后仍在服役。但时代是前进的，盖伦帆船最后还是取代了卡拉克船。往后的盖伦帆船虽然尺寸不一样，设计哲学有所变化，但这些特点仍被延用，直到全装帆船消失。

另外，风帆时代火炮的铸造技术也得到了发展。当时，铸炮材料主要是青铜和铁。青铜较铁轻五分之一左右，熔点低，易于铸造。青铜材质韧性较好，即使炸膛也只是炮身开裂，而不是碎片四溅。而铸铁材质较重，熔点高，铸造难度大。如有瑕疵，炸膛时往往会造成惊人的伤亡。因此，铸铁炮往往较同等威力的青铜炮管壁更厚重，以降低炸膛的风险，这进一步增加了铁炮重量。但铁炮的优势是价格低廉。16世纪中期，铁的价格约为青铜的五分之一，17世纪中后期甚至只有八分之一至十分之一。于此原因，16世纪财政拮据的英国首先开始对铸铁炮持续投入研究。至17世纪，欧洲各国海军规模的扩张已使任何一支海军都无力承担以青铜炮为主的火炮数量需求，这就使得铸铁技术持续进步。16世纪中期，铸铁只能用于轻型火炮，至17世纪中期已能铸成24磅加农炮，至17世纪末已能铸造36磅大炮。

在此期间，火炮的发射技术也得到了变革。曾有观点认为，无敌舰队之役中的英军已使用四轮炮车，可以实现战场上较为便利的再装填。但小约翰·F·吉尔马丁教授指出，这种想象并没有任何文献证据。按照时人对海军战术与舰炮发射的描述，其情形显然也并非如此，再装填仍需从战斗中撤离。这也是1588年无敌舰队之役，英国舰队为何“8”字形驶进与驶离战场的原因。战场再装填得以实现，大致要到1620—1630年，因为1617年的战斗训令仍要求发射一轮后撤离战场。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射速保持着稳定上升的趋势。1588年无敌舰队之役时，英国战舰的火炮每小时可发射1～1.5发；到了第一次英荷海战时，每小时上升到4发炮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