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康拜因” 的力苏联红军农用拖拉机简史

拖拉机的诞生大大加快了农业机械化的步伐，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种“能够开到田野里的农业机械”同样具有与生俱来的军事用途。事实上，早在19世纪英国对阿比西尼亚（埃赛俄比亚）发动的“皮尔斯远征”中，就动用了两台巨大而笨拙的蒸汽拖拉机，这两台时髦的机器在丛林中成功的充当了开道/牵引车/运输车的角色，显示出了非凡的军事价值。可以说从那时起，拖拉机就与军队结下了不解之缘。

而到了1914年，美国的霍尔特拖拉机更是直接成为了英国研制坦克的参考样车。拖拉机在军事应用上的前景是如此广阔，以至于即使在工业基础不算雄厚的沙皇俄国—这个外强中干的半工业化国家，对于拖拉机的军事用途也在很早就被注意到了（归功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独特性质，俄国人总体上是带着一堆军事成功的实际经验跨入了20世纪，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国家的任何文化努力和知识追求都无法同他们在军事上成就相比，其对最新军事技术的敏锐度甚至一向走在大多数列强的前列，这与其落后的社会经济面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一次大战前的1909年，沙皇俄国开始尝试着为军队引进一批10吨的英制霍恩斯比拖拉机和15吨的美制霍尔特拖拉机用来牵引大炮等重装备，并为试验中这些喘着粗气的履带式怪物所表现出的杰出越障能力惊叹不已（其实早在1920世纪初期，全俄已有拖拉机115台，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然而，沙皇企图为他的军队大量装备拖拉机的想法却落空了，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在19世纪90年代的快速工业化之后，俄国仍然是个贫穷和相对欠发达的国家，由于经济未能足够迅速地发展，要在一个大众化军队、快速动员和集中兵力的时代支撑必要的军事机器，并且维持一支规模比其西方近邻国家军队更大的武装力量实在是个沉重的负担。因而无论是霍恩斯比还是霍尔特拖拉机，这些昂贵而复杂的舶来品看起来都是沙俄军队承担不起的奢侈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为了增产战时粮食，沙皇拨款进口了800台拖拉机，这些拖拉机的装配是不完备的，并不适合农业生产的需要，可是地主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高贵”的手从来就没有接触过它），似乎只有将有限的军费为俄罗斯的“灰色牲口”们多买些靴子、大衣和口粮才是务实的明智之举……

不过，历史的事实一再向我们展示，一旦某项技术或是某种发明在军事上被证明有着足够大的需求，那么技术进步的普及往往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就这样到了1920年代未，随着3年残酷内战的硝烟渐渐消散，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苏联红军（PKKA）开始坚定的机械化步伐之时，能否装备足够数量的拖拉机就成了这个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全面机械化的初级阶段：农业机械化

1921年春，苏俄发生大面积的灾荒，三千多万老百姓挣扎在饥饿的边缘。然而，由于在刚刚结束的保卫新政权的战争中，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显现出了极大的威力，苏维埃政权仍然决定继续推行对农民余粮的无偿征集政策。但这个政策引起了农民的不满，一些富农甚至借机拿起了武器。连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坚强堡垒：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也支持农民的要求……

结果，一连串残酷的现实击碎了身处彼得堡的革命领导者们那不切实际的幻想，开始认真考虑裁减红军数量以减轻国家负担的问题。于是到了1922年，苏联政府开始着手医治国内战争造成的满目创痍，红军部队开始大规模复员。特别是为了保障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有限的资金大都被用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因此包括坦克兵、航空兵等技术兵种的建设速度被相对放缓，红军机械化的梦想似乎变得遥不可及：不但缺乏坦克装甲车的生产能力，甚至连汽车的产量也是极为有限的。

另一方面，外部世界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压力，国内的粮食危机和政治叛乱，促使苏维埃政权采用新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只有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巩固政权。而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餐桌上的变化显然是最直观也最受人民群众拥护的有效手段。为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这很快就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农业生产情况也因此大为好转。1922年的粮食产量成为1917年10月革命以来成绩最好的一个年份。而且由于粮食总产量的增加，谷物作物的商品率也开始提高起来，这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然而，В.И.列宁很清醒的意识到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恢复，更在于对农业生产力瓶颈的突破。众所周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产生于一个资本主义未充分发达、小生产如汪洋大海一般的国度，直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夕，全国还保存着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压迫和农村经济中的中世纪残余。苏联存在着大量个体农户，他们以单干方式使用旧式农具耕种土地，产量不高，商品率极低，难以摆脱饥饿与贫困。1923年初，列宁制定通过合作社改造小农的计划，提出自愿参加、逐步过渡、形式多样等一系列原则，为以后进行的农业集体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不过，农业集体化只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则是劳动技术手段的改善，也就是以拖拉机等农业机械来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事实上，列宁提倡农业集体化的出发点既可以归结为“有效的组织、机械化的耕作”，所以农业集体化的必由之路只能是彻底的全面的农业机械化，而且也只有农业机械化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农业集体化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优势：当时的拖拉机笨重而昂贵，使用不便，往往需数人操作，适用于在广阔原野上耕作，一般个体农民根本难以负担。

也正因为如此，列宁同志逝世后，接班的斯大林在1925年12月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加快工业发展速度，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让重工业提供更多、更好的新技术设备装备包括农业和轻工业的整个国民经济，为生产力的提高，为人民福利不断提高和文化的发展，以便“彻底地永远地战胜饥荒和贫困”创造物质技术前提。显然，这与流行舆论中那种“企图通过曲解社会主义工业化来给人们一种苏联经济发展只关心军事工业，不关心人民消费的印象，并由此证明苏联制度的弊病”的观点大相径庭。

于是从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每个月能够为农业战线提供多少台拖拉机，成为了当时苏联官方和报纸衡量重工业建设成就的主要指标。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力发展拖拉机制造业的着眼点在于农业集体化进程中对农业机械的大量需求，这一点似乎与军事扯不上什么关系。而且苏联建国以后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政治现状不仅迫使国际主义的革命激情暂时性地消退，也迫使红军在战后立即实施裁军计划以满足工农业生产的人力需求，但进行军事变革的热情却还是保留了下来，这就使为农业机械化而进行的工业努力转化为军事上的收益成为可能。有时，这种转化要比人们想像中直接而单纯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