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大先生
——在北京鲁迅纪念馆的讲演
陈丹青
今天在鲁迅纪念馆讲话,心里紧张——老先生就住在隔壁,到一半,他要是走进来怎么办?其实,我非常巴望老先生真的会走进来,因为我知道,我们根本休想见到鲁迅先生了。
鲁迅先生被过度谈论了。其实在今天的社会尺度中,鲁迅是最不该被谈论的人。按照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鲁迅的性格、主见,不管哪个朝代,恐怕都是“坏公民”。好在今天对鲁迅感兴趣的年轻人,恐怕不多了吧。
然而全中国专门研究鲁迅、吃鲁迅饭的专家,据说仍有两万来人。所以要想比较认真地谈论鲁迅,先得穿越两万多专家的几万万文字,这段文字路线实在太长了。每次我读到这类文章,总是弄得很茫然,好像走丢了一样。可是翻开鲁迅先生随便哪本小册子,一读下去,就看见老先生坐在那里抽烟,和我面对面!
我不是鲁迅研究者,没有专门谈论的资格。今天孙馆长孙郁先生给我大面子,叫到这里来,怎么办呢,自己想个话题讲?想不出来,就算有什么意思要来讲,一到鲁迅家,就吓得不敢讲。讲鲁迅先生?那么多人已经说过他了,还有什么可讲?
所以你在鲁迅纪念馆不谈鲁迅、谈鲁迅,我觉得都不恭敬,都为难。
我知道自己是属于在“鲁迅”这两个字上“落了枕”的人,我得找到一种十分私人的关系才好开口谈鲁迅。可是我和老先生能有什么私人关系呢?说是读者,鲁迅读者太多了;说是喜欢他,喜欢鲁迅的人也太多了;天底下多少好作者都有读者,都有人喜欢,那不是谈论鲁迅的理由。最后我只能说,鲁迅是我几十年来不断想念的一个人。
注意,我指的不是“想到”(thinking),而是“想念”(miss),这是有区别的。譬如鲁迅研究者可能每天“想到”鲁迅,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想念”他——我们会想念一位亲人、恋人、老朋友,可是几十年想念一位你根本不认识的人,出于什么理由?是怎样一回事?
在我私人的“想念名单”中,绝大部分都是老早老早就死掉的人,譬如伟大的画家、音乐家、作家。在这些人中间,不知为什么,鲁迅先生差不多是我自以为顶顶熟悉的一位,并不完全因为他的文学,而是因为他这个人。我曾经假想自己跟这个人要好极了,所以我常会嫉妒那些真的和鲁迅认识的人,同时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的回忆文字很少描述关于鲁迅的细节,或者描述得一点都不好——除了极稀罕的几篇,譬如萧红女士的回忆。
可是你看鲁迅先生描述他那些死掉的朋友,范爱农、韦素园、柔石、刘半农,等等,就比别人回忆鲁迅的文字不知道精彩多少。每次读鲁迅先生的回忆文字,我立刻变成他本人,开始活生生地回想那些死掉的老朋友。他那篇《范爱农》,我不晓得读过多少遍,每次读,都会讨厌这个家伙,然后渐渐喜爱他,然后读到他死掉——尸体找到了,在河水中“直立着”——心里难过起来。
我们这代人欢喜鲁迅,其实是大有问题的。我小学毕业,“文革”开始,市面上能够出售、准许阅读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和鲁迅的书。从50年代开始,鲁迅在中国被弄成一块大牌坊。这是另一个大话题,今天不说。反正我后来读到王朔同志批评鲁迅的文章,读到不少撩拨鲁迅的文字,我猜,他们讨厌的大概是那块牌坊。其实,民国年间鲁迅先生还没变牌坊,住在弄堂里,“浑身痱子,一声不响”,也有许多人讨厌他。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子喜欢鲁迅呢?今天我来试着以一种私人的方式,谈论鲁迅先生。
第一,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文革”中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大作家的照片,当然是按照50年代官方钦定的顺序排列:“鲁、郭、茅,巴、老、曹”之类。我记得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平心而论,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模样,各有各的性情与分量。近二十多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尤其胡适同志,真是相貌堂堂,如今我们新时期新文学男男女女作家群,排得出这样的脸谱吗?
可是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样子最好看。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发布了陈公博、林柏生、丁默邨、褚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看起来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照片上却是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我们可能有资格看不起汉奸,却不见得有资格看不起他们的样子。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你会说那种神色态度是强作镇定,装出来的,好的,咱们请今天哪位被双规被审判的大人物镜头前面装装看,看能装得出那样的斯文从容么?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这批代表索性不是著名文艺家,倒也罢了,现在你看看,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
这时我回头看看鲁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我们说起五四新文学,都承认他是头一块大牌子,可他要是长得不像我们见到的这副样子,你能想像么?
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衔接着西方18、19世纪。人家西方18、19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斯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歌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样子,20世纪的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闹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比他更有分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历史性?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萧伯纳一般高大,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那样的长胡子,或者像吴稚晖、沈钧儒那样光脑袋,古风倒是有古风,毕竟有旧族遗老的气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地“五四”,非常地“中国”,又其实非常摩登……五四中国相较于大清国,何其摩登,可是你比比当年顶摩登的人物:胡适之、徐志摩、邵洵美……鲁迅先生的模样既非洋派,也不老派,他长得是正好像鲁迅他自己。
我记得70年代《参考消息》报道联合国秘书长见周恩来,叹其风貌,说是在他面前,我们西方人还是野蛮人。这话不管是真心还是辞令,确是说出一种真实。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异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炼,脱略虚空,那种被彼得·卢齐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这也好比中国画的墨色,可以将西洋的七彩给比下去;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的模样摆在一起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不嚣张。
多少年来,鲁迅这张脸是一简约的符号、明快的象征,如他大量的警句,格外宜于被观看、被引用、被铭记。这张脸给刻成木刻,做成浮雕,画成漫画、宣传画,或以随便什么简陋的方式翻印了再翻印,出现在随便什么媒介、场合、时代,均属独一无二,都有他那股风神在,经得起变形,经得起看。延安时期粗糙的鲁迅木刻肖像、老先生出殡时游行队伍捧扶的大肖像、“文革”时期被百般夸张的鲁迅像,都并不像他,然而鲁迅的形质与神采总能穿透笔墨的歪曲,扑面而来,宣称这是他自己的容颜,不曾遗失,不曾贬损,不曾消淡。他的容颜在他殒灭后继续活在无数图像中,以至这些图像竟能被任意引用的方式,继续捍卫他那张脸。
不是随便哪张脸,都能够蕴藉着这种如“命运”般难以左右的图像效应。你试将其他五四名流的脸拿去作图像任意弄弄看,就显得平凡、突兀、不配,即便鲁迅两位兄弟的面相都与大哥相像—早年的周作人还曾蓄过和鲁迅一模一样的八字须——然而毕竟弱几分,有如斑痕浅迹,是会被韶光与媒介淘洗隐没,模糊不清的。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已经给了鲁迅莫大的地位,他的模样被印刷媒体引用太多了,早已经先入为主,成为后世公众的视觉符号。是的,很可能是的,但这形象效应是互为因果的:时代凝视这形象,因这形象足以换取时代的凝视,这乃是一种大神秘,俨然宿命,而宿命刻印在模样上——托尔斯泰那部大胡须,是应该写写《战争与和平》,鲁迅那笔小胡子,是应该写写《阿Q正传》;当托尔斯泰借耶稣的话对沙皇说:“你悔改吧!”这句话与托尔斯泰的模样很般配;当鲁迅随口给西洋文人看相,说是“陀思妥夫斯基一副苦相、尼采一副凶相、高尔基简直像个流氓”,这些话与鲁迅的模样也很般配——大家要知道,托尔斯泰和鲁迅这样子说法,骄傲得很呢!他们都晓得自己伟大,晓得自己长得有样子。那年萧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这不是鲁迅会讲话,是他看得起萧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么?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并不能征得大家同意的。好在私人意见不必征得同意,自己说说而已。
我喜欢鲁迅的第二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好玩”这个词,说来太轻佻,是现在小青年的口头禅,形容鲁迅先生,对不对呢?我想来想去,鲁迅说不定会同意这个词。这个词用来指鲁迅,什么意思呢?我试着说下去,看看能不能说出意思来。
老先生去世,到明年整七十年了。七十年来,崇拜鲁迅的人说他是位斗士、勇士、先驱、导师、革命家,说他是愤怒激烈、嫉恶如仇,是“没有半点媚骨的人”;厌恶鲁迅的人则说他心胸狭窄、不知宽容,是睚眦必报、有失温柔敦厚的人。总之,综合正反两面的印象与评价,都肯定鲁迅是个很凶、很严厉、不通人情的人。
鲁迅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最近二十多年,“鲁迅研究”总算比较地平实看待他,将他放回他生存的年代和“语境”中去,不再像过去那样,给他涂上厚厚的意识形态涂料。那么,仔细看来,在他先后、周围,可称斗士、先驱、导师、革命家的人,实在很不少。譬如章太炎斗袁世凯,鲁迅就很激赏;创建民国的辛亥烈士,更是不计其数;梁启超鼓吹共和、孙中山订立三民主义、陈独秀创建共产主义小组、蔡元培首倡学术自由、胡适宣扬民主理念、梁漱溟亲力乡村建设……这些人物不论成败,在中国近代史都称得起先驱和导师,他们的事功,可以说均在鲁迅之上。
当年中间偏左的一路,譬如“七君子”,譬如杨杏佛、李公朴和闻一多,更别说真正造反的大批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则要论胆量,论行动力,论献身的大勇,论牺牲的壮烈,更在鲁迅之上。即便右翼阵营,或以今天的说法,在国民党“体制”内敢于和最高当局持续争斗、不假辞色的人,就有傅斯年、雷震等等一长串名单。据说傅斯年单独扳倒了民国年间两任财政部部长,他与蒋介石同桌吃饭,总裁打招呼,他也不相让,居然以自己的脑袋来要挟,总裁也拿他无奈何——这种事,鲁迅先生一件没干过,也不会去干,我们就从来没听说鲁迅和哪位民国高干吃过饭。
或者说,鲁迅先生毕竟不是政治家,而是文人、作家、思想家——这说法也对也不对。民国是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书生问政,书生干政,多得是,譬如傅斯年,本职就是教授。鲁迅和民国许多文人一样,一辈子叫喊国事天下事,可是你说他热衷政治,他既不入国共两党,也不做官;你说他是个文人,他却私下和当时的“乱党”交接甚密,还入过“左联”。就拿他常被通缉这件事来说,将鲁迅和政治家比较,也不算怎样不恰当。
要说斗士,我们先得假定鲁迅斗争的对象,并不一定就是错的,鲁迅也并不全是对的,如此,则当年和鲁迅斗过较量过的大小“匹夫”,数也数不过来,他们也是“斗士”,也凶得很呀。我看过一本鲁迅研究专著叫做《鲁迅:最受诬蔑的人》,全是报告人家怎样对鲁迅咒骂批判吐口水。然而这本书的观点仍设定鲁迅的“政治上正确”。要知道,鲁迅存活的年代是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公然互为论敌的言论空间,在鲁迅与所有论敌的脑袋上,并没有悬着一个庞大的、唯一的、裁断所有言论是非的“政治上正确”。是的,那年代充满拘捕与暗杀,鲁迅曾经哀鸣:“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然而老先生要是愿意,无妨多活三十年,看看他的论敌或学生怎样亲手将他双臂扭到背后,押进批斗场,再把他脑袋摁到地上去——这幅景象,是鲁迅的论敌与学生们的真经历呀!
长期以来,我们不是总在猜测鲁迅先生要是活在今天会怎样么?阿弥陀佛,还是将鲁迅放回他诅咒的时代吧。在他的时代,他可以坐在藤椅上慢慢地抽烟,成天价寻思怎样做一个胡塞尔所谓的“坏公民”。据说,白色恐怖时期鲁迅曾经认真向革命者打听严刑拷打究竟怎样滋味,可见他预备吃苦头。最著名的例,是他去杨杏佛追悼会出门不带钥匙,打算横竖死了算了。然而他到底从未挨过打,挨过整,没在班房里蹲过一天。我们老是渲染他怎样避难、逃亡,哪晓得那正是鲁迅的奢侈与风流……鲁迅属蛇,蛇最会逃,逃在租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