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最引以为自豪的一个思维习惯，就是直奔主题，直抒己见。诚然，出于得体的社交与外交的需要，我们也必须学得婉转一些，不过，尽管要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修正自己的习惯，毫无疑问，直来直去仍是我们的一种左右一切的本能。然而，与任何一个亚洲民族的短暂接触都会使我们发现，他们的本能与我们的并不一致——事实上，这两者分别处于相反的两极。我们不太看重所有亚洲语言中都存在着的那种繁复的敬语，在敬语的使用上，某些亚洲语言比中文还要复杂。我们也不看重各种委婉的说法，不善于使用别称，不知道一些可以简单表达出来的意思却不能就这么简单地表达出来。
比如，汉语中关于一个人死了会有非常多的说法，却没有一种说法会直接提到这个不恭的、残忍的“死”字；不论死者是一个皇帝还是一个苦力，都必须使用委婉说法，只不过在这两种场合下会使用很不一样的字眼儿。在这里，我们所关注的并非语言的可靠性，除非是就其最一般的意义而言的。当每个人都乐意使用那些具有“匹克威克式含义”[26]的词汇，当每个人都能理解他人这样表达出来的含义，这个问题结果也就不再是一个可靠性的问题，而成了一个方法问题。
用不着与中国人打太多的交道，一位外国人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即仅凭一个中国人所说的话，是不可能了解他的真正意图的。情况依然会这样，即便这个外国人精通口语——他或许能听得懂每一句话，他或许还能写下他听到的那句话中的每个汉字；即便这样，他依然有可能无法准确地揣摩出说话者的所思所想。究其原因，这当然是因为说话者没有表达出他的所思所想，但他还是说出了一些或多或少与之相关的东西，他希望这些东西能够让人理解或部分地理解他的意思。
对于任何一位想与中国人成功相处的人来说，除了熟练地掌握中文之外，一种强大的推论能力也是很关键的。可是无论他的这种能力有多么强，在很多情况下，他还是会步入歧途，因为他的推论能力还不足以应付实际需要。为了说明这个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请允许我举我们的仆人中间经常出现的事情为例。对于我们来说，这些仆人是整个中华民族最早出现的代表，其重要性也并不总是无足轻重的。一天早晨，家童像平常一样面无表情地出现在你眼前，说他的一位姨妈生了病，他不得不告几天假去探望她。在这里，并不能凭借这样的请求就断定，家童没有什么姨妈，或者那位姨妈并没得什么病，他也并没有什么打算去看她的念头。而是应该平和地推论到，更有可能的是，这名家童与厨子之间产生了一些误会，而后者的势力更大一些，暗地里使了好些手腕儿排挤他，家童对此也心知肚明，便寻了个托词离开，以躲开他的对头。
某人帮了你一个忙，你又不可能马上付钱给他，他会彬彬有礼但十分坚决地谢绝你认为你该付给他的钱。他会说，为了这么一点儿小事就收取任何酬劳，这是有违“五常”的，你这是小瞧了他，你如果执意让他收下，那就是侮辱了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本来对你的报答寄予厚望，可你给出的数目却很小，这使他的希望遭受了打击，就像奥利弗·退斯特[27]那样，他“想要得更多”。当然，也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意思，或许是在暗示你，现在或将来的某个时候，你有能力给予他某种更为有利可图的东西，如果现在收下了钱，以后就不好再开口了，因此，他更愿意让你欠着他的情，直到他提出最为重要的要求来。
既然中国人谈及自身利益时都如此谨慎，那么，出于怕得罪人的普遍心理，在可能带来麻烦的情况下，他们谈论别人时就更加小心翼翼了。中国人虽然喜欢各种各样的闲聊，但是他们能够凭借一种现成的直觉判断出，什么样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不便多说，尤其当事情涉及外国人的时候，他们会对他们偶然获知的事情守口如瓶。有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围在我们四周的那些不动声色的人会给我们一些指点，在获得了这样的指点之后，我们对待他人的行为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不过，除非他们能够清楚地知道怎样做才对他们有利，怎样做才不致冒险，否则沉默寡言的本能就会继续显现，我们的中国朋友们就会一直保持那种深不可测的缄默。
最为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去观察一个中国人如何传播某个对别人不利的消息，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给出一个暗示。即便是在这样一些情况下——交谈是用清晰、无误的词句进行的，话题也依然会跑得很远。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他拐弯抹角、闪烁其词地给出一个间接的建议，说什么事情不能说，也不该说。我们的报信人还会不安地四下张望，似乎担心附近埋伏着一个间谍。他压低嗓门，神秘地耳语着。
他竖起三根手指，含糊地暗示那个他没有点明的人，但他的这个手势表明，他指的是那家人里的老三。他含糊其辞，暗示事态严重，可他在马上就要讲到关键处时却突然住口，隐藏了那个统领一切的谓项，还意味深长地不住点头，像是在说：“现在你明白了吧？”可是从头到尾，这个可怜的、不开窍的外国人什么都没弄明白，只知道这里也没什么值得去弄明白的。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是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的——话儿说到这里，你这位“报信者”（这样称呼他其实有误）会把你扔在浑浑噩噩的半道上，只做出这样的暗示，即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他的话没错！
中国人和其他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希望尽可能长久地隐瞒坏消息，并以一种伪装的形式将其传达出来。然而，中国人的好法子是要求某种程度过高的欺骗，这无疑会让我们立即感到惊讶和无益。
我们听说，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偶然撞见两位朋友正在窃窃私语，这两位朋友是专程赶来向老太太报告她身在外乡的孙子的死讯的，可这两个人却反复强调他们是在聊一些闲事，尽管在半个小时之内真相就会大白。我们得知，一个离家数月的儿子返回故乡，在离家最近的一个村庄里，一位朋友劝他不要留下来看戏，儿子从这个劝告中正确地推断出，他的母亲去世了！有一次，我们受托转交一封中国人的家书，这封信是写给一位远离家乡的人的，信的内容是：当他出门在外的时候，他的妻子突然去世了，街坊四邻发现家中无人看管，就将他家里所有的东西全都拿走了，而这些东西本该留给他这个孑然一身的人。
然而，此信的信封上却写着“平安家书”这样几个并不十分符合实情的大字！
中国人拐弯抹角的才能还时常表现为，他们在该使用数字的时候却偏偏不用。这样一来，一部分为五卷的书，每卷分别以仁、义、礼、智、信为名，因为这正是“五常”的固定顺序。四十多卷的《康熙字典》的分类方式，往往并不像我们所预料那样按照偏旁部首来进行，而是根据“十二支”编排的。在科举考试中，每个考生的号房也都是根据《千字文》中没有重复的一千个汉字来连续排列的。
这方面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家里人和外人对已婚妇女拐弯抹角的称呼。这样一位已婚妇女实际上是没有名字的，她的称谓由她丈夫的姓和自己娘家的姓组合而成。她会被称为“某某他娘”。比如，一位你认识的中国人会对你说起“小黑子他娘”病了，可是你或许压根儿就没听说过他家里有个什么“小黑子”，但他以为你肯定是知道的。
如果家里没有孩子，事情就会比较麻烦了。也许，这位妇女会被称为“小黑子他婶”或者别的什么。上了年纪的已婚妇女会坦然地管自己丈夫叫“外头的”，意思是说他出门在外头做事；但是，一个还没做母亲的年轻媳妇在提起丈夫时往往就不知如何是好了，找不到能暗示夫妻关系的字眼。有时，她会称丈夫为她的“先生”。有一次我们听到，这样一位妇女实在没有办法了，不得不用她丈夫的职业来称呼她的丈夫：“油坊是这么说的！”
一位著名的中国将军在前往战场的途中路过一片沼泽地，他向沼泽地里的几只青蛙鞠躬致意，他希望他的士兵们能够理解，这些小动物的勇气是值得赞扬的。对于一位普通的西方人来说，这位将军对其部下的要求就像是某种强大的推理力，然而一个与中国人朝夕相处的外国人，或许还需要一种比这更强的推理力。中国的新年是一年一度清偿债务的时节，就在这个时候，一位熟人来见笔者，做出了一些看上去具有深刻含义的特定手势。他用手指指了指天，指了指地，指了指他的谈话对象，最后又指了指他自己，却始终未发一言。尽管我们不好意思地说我们没能完全明白他的手势，结果显然还是无法获得谅解。他认为，通过他的动作是不难得出这样的推理来的，即他想借点小钱，并且希望保密，只让“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吃（贪吃）、喝（酗酒）、嫖、赌”指的是四种最常见的恶习，现在又加上了抽大烟。
有人常常会伸出手上的五个指头，说道：“他样样都沾。”意思就是说，那个人具有这所有五种不良的嗜好。
还有一个例子也能说明中国人拐弯抹角的才能，即他们具有复杂的礼仪规范，一个人可以借助一些在我们看来非常隐晦的方式来表达对另一个人的极度蔑视。比如，信纸的某种折叠方式就可能含有一种有意的侮辱意味。在写到一个人时没有把他的姓氏提高一行，会被视为一种很大的轻蔑，其程度超过在英文中不用大写字母开头来拼写一个人的名字。在社交场合，如无特殊情况，一言不发会被视为无礼之举，就像没有在合适的地点迎接来客、没有根据来客的身份送出足够远的距离一样。众多简单举止中任何一个举止的缺失，都可能包含着一种淡淡的、伪装的侮慢，一个中国人能马上觉察出这层意思，而可怜的、无知的外国人就这样无数次地成了牺牲品，甚至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并没有获得崇高的尊敬！所有的中国人在愤怒的时候也都会恶语相向，但他们都有一种文学才能，能用体面的暗示来表达辱骂之意，而其中的真正含意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就像是一粒裹着糖衣的难吃的药丸，需要慢慢地消化。比如“tung-hsi”这个短语，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东西”，它指的是一件物品，称某人为“一个东西”，就是在骂人。不过，同样的意思还可以拐弯抹角地加以表达，即说一个人不是“南北”，这就是说他是“东西”，也就是“一个东西”！
令每一个人都会感到吃惊的是，一个最没有文化的中国人也具备这样的才能，即能够轻而易举地道出各种各样看似自然的借口，而每一个借口的基础都是虚构的。除了外国人，谁也不会拿这些借口当真，或者说大家都明白，这不过是人家为了保住“面子”而采取的一些合适的策略。一个具有过多批判意识的外国人甚至要求一种非同寻常的求索能力，无论是在天上、水中还是地下，对于他来说，对真理恒久不变的追求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习惯。一个最无知的中国人，在陷入窘境时也有信心保证自己不会落败，他可以躲进他的无知，充分保障自己全身而退。他“不知道”，他“不清楚”，这两种申言就像宽恕一样，可以掩盖住各种各样的罪过。
在每日出版的北京《京报》上，最容易替我们的这个话题找到一些绝佳的例证。再也没有什么地方能像《京报》这样，用一种经典语言将“指鹿为马”的风格发展到一种更高的境界，扩展到更广的范畴。
即便是在“表里不一”的中国，也没有一个地方能比《京报》提供出更多的真实来，这是一面棱镜，这个半透明的镜头可以让人更清楚地看到中国政府的真实本质，其效用超过所有其他窗口的总和。中国人在谈到任何一件事情时似乎都更愿意绕圈子，而不愿谈及真正的理由，除了去猜测他们所言之真实含意之外似乎别无他法。如果这个说法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那么，能够在这一方面给出最佳例证的就是中国的官场生活，在那里，拘泥形式和矫揉造作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报上关于中国的“头条新闻”，整个栏目总是充斥着对那些上了年纪的官员们各种各样痛苦的描述，他们大叹苦经，希望“陛下”恩准他们告老还乡，这一切的含义究竟何在呢？如果他的迫切请辞并未得到批准，他被命令立即返回他的岗位，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那些像煞有介事的冗长奏章究竟蕴涵了怎样的深长意味呢？一位被控犯罪的高官被确定无罪，就像每份奏章上所称的那样，但确实有一些无足轻重的小过失，这是否就意味着，这份奏章的撰写者没有受到足够大的影响，或者，那位涉案的官员的确做过那些事情？谁能弄得清楚呢？
我们坚定地认为，一个有机会细读一份《京报》的人，通过对每一份文件的阅读，便能获得一个最接近于真实的正确概念，借此得到的关于中国的知识，胜过对关于这个国家的所有著作的研读。但是，迄今为止的“外来野蛮人”还得通过暗示的途径来理解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方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我们就得竭尽所能地弄清他的话里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这或许就是让我们感到担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