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都信奉这句名言：“时间就是金钱。”现代生活日趋复杂，一个工作者在工作时间内要应付大量各种各样的工作，若是在18世纪完成这些工作，则要花费多得多的时间。蒸汽机和电力的应用导致了这样的变化，而对于这样的变化，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基于其自身素质早就预先做好了准备。我们的祖先也曾碌碌无为，除了吃喝、打斗之外很少做事，或无所事事，但无论如何，我们毕竟还是能够看到，我们的民族自始至终都是以旺盛的精力见长的，这种旺盛的精力会促使我们每个人在完成一件事之后马上去开始做另外一件事。
中国人的问候语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问候语完全不同，这种差异是意味深长的。中国人在遇到同伴的时候会说：“吃饭了没有？”
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这种场合下却说：“你做得怎么样？”[13]做事是英国人的生存常态，吃饭却是中国人的生存常态。由此可以感觉到，对于我们而言，时间就是金钱，这个意识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在正常的情况下，时间会被充分利用，直到最后一秒钟。而中国人却像大多数东方人那样，显得非常悠闲自在。中国人的一天仅被划分为十二个时辰，时辰的名称并不能清晰地给出各个时辰的分界点，只是含混地表示一天的十二分之一。这么一来，“晌午”这个概念就可以指从十一点到一点之间这整段时间里的任何一个钟点。我们曾听到一个中国人这样发问：“月儿几时上中天？”如果用一种更为精确的语言来表达，他的问题或许应该是这样的：“月亮处在子午线上时该是夜里的几点钟？”
日常生活中的时间用语也几乎都带有诸如此类的不确定性。“日出”和“日落”就是中国人心目中最精确的时间概念了，尽管他们置身于很大的纬度跨度（以及同样巨大的经度跨度）中。而“午夜”则像“晌午”一样，并不是对某个时间段的特指，夜里的时间通常根据“打更”来划分，也同样是不精确的。只有最后一更除外，因为它常常是和天亮联系在一起的。即使是在城市里，“更”的长短也或多或少是不确定的。对于我们称之为便携计时器的那些东西，中国人就整个民族而言还一无所知。即便是那些拥有钟表的人，也没有几个人会根据钟表来安排自己的活动。他们最多只是每隔几年把钟表擦洗一下，让它们保持正常的运转，但这样的事情也不常见。普通的人则凭借太阳的高度来确定时间，用太阳一“竿”、两“竿”还是几“竿”高来描述时间。如果天阴，就通过家猫瞳孔的收缩和放大来获得大致的时间概念。这样的时间概念对于日常生活来说也就足够了。
中国人对时间的利用，与他们对时间不精确的测算有很大关系。
根据西德尼·史密斯[14]的划分，世上的人可以分为两种：大洪水之前的人和大洪水之后的人。大洪水之后的人发现，一个人的寿命已经不可能再长达几百年，甚至一千年了，因此，他们就得学会如何尽量充分地利用时间，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与之相反，大洪水之前的人则没有意识到，玛土撒拉[15]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的行为一如既往，生活似乎仍在按照祖传的规则按部就班地持续。
中国人应该被归入“大洪水之前的人”。一个出色的中国说书人，常常被茶馆老板雇来吸引并留住顾客，他会使人想起丁尼生的某部“口若悬河”的作品[16]：客人们来了又走，可他却“永远存在”。演戏也是一样，有时要接连演上好几天，虽然与泰国戏比起来，中国戏的长度还是小巫见大巫的——我们听人说过，他们在泰国看过的戏，有的竟会持续演出达两个月之久！中国人的杂耍要是表演出色的话，是极其富有智慧、非常幽默的，但是这些杂耍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开场之前总要对观众讲上一通啰唆的废话，这段话如此之长，会使得一位外国观众在杂耍结束之前就已经开始后悔到场了。更为可怕的是中国人那无休止的筵席，筵席上的菜肴之多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尽管中国人乐在其中，直到离开时还似乎意犹未尽，每位参加过这种宴会的外国人却都会感到恐怖和绝望。中国有句极为伤感的老话：“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而对于那些落入这些场合的不幸的野蛮人来说，这一盼望散席的整体希望常常会消失在每每经历的局部绝望之中。
中国人自打出生开始，就习惯于按照大洪水之前的计划不紧不慢地做每一件事情。上学的时候，他们一整天都待在学堂里，从日出到日落，其间只休息一两次，吃些东西。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对其他的教育体系都闻所未闻。科举考试要持续几天几夜，整个过程都非常严格，尽管大多数考生在这种荒谬的考试过程中体验到了诸多不便，但还是很难让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意识到，这样一种对学识的检验方式本身就具有先天的缺陷。
接受过此种教育的人所创造出来的精神成果，会使人联想到他们所经历的教育过程。中国的语言基本上算是一种大洪水之前的语言，要掌握这种语言，需要耗费掉玛土撒拉那样漫长的一生。这就好比说，古代中国人和古代罗马人一样，如果强迫他们去学会他们自己的语言，那么，他们或许就再也没有时间去道出任何值得道出的东西、去写出任何值得写出的东西了！中国人的历史也是大洪水之前的，这不仅是指这一历史试图上溯到混沌初开的时代，而且也是在说，在它那源源不绝、缓缓流淌着的历史长河两岸，既有过去年代的阔大乔木，也有数不清的朽木、枯草和残枝。只有一个时间观念相对淡薄的民族，才能书写并阅读这样的历史；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能把这一切都装进其庞大的“肚量”之中。
中国人对时间的漠视也体现在他们的勤劳上，体现在他们勤劳的张力性质上，我们已经提到过，在勤劳的强度上，他们与盎格鲁-撒克逊人有着明显的区别。
有幸在中国盖过房子的人，与中国的包工头和工人们打过交道的人，有几个人还愿意再盖一次房呢？那些人总是来得迟，走得早。他们常常停下手中的活儿，喝起茶来。他们用一个小布袋从老远的石灰坑里运来几夸脱[17]的灰泥，如果改用手推车的话，工作效率能提高三倍，可似乎没有一个人在意这样的结果。只要碰上一点儿小雨，整个工程就会停顿下来。这样的事倍功半是普遍存在的，因此，这群人每天的“一个工”究竟是多大的工作量，常常是很难估算清楚的。我们听说，一个外国人嫌他雇用的木匠们钉板条的速度太慢，就自己动手干了起来，结果，在木匠们吃饭的一会儿工夫里，他就干完了四个木匠半天的活儿。
就连修工具这种小事情，对中国工人来说也是件耗时、劳神的活儿。如果工具是外国人的，那就用不着去操心了。这些工具莫名其妙地就坏了，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去碰它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他们所有人最乐意遵循的座右铭。在墙头上搭起几根木桩和细棍，结合处用绳子捆绑一下，就算支起了脚手架。在整个施工期间，每天都可能出问题，以前获取的一切经验都被弃之不顾。沙子、石灰和此地的泥土，没有一样是合格的建筑材料。这个外国人是孤立无援的，他就像格列佛在小人国的遭遇一样，被无数根细绳拉倒在地，那些合在一起的细绳，多得令他难以应付。我们一直记得那位广东包工头，他的承诺也像他的钱财一样都消散在了烟雾之中，因为他不幸地成了鸦片的牺牲品。最后，雇主不愿再将忍耐作为一种美德了，便把这位工头所犯下的一系列过失都摆到了他的面前。“玻璃的尺寸告诉过你，三个窗户你也量过好几遍，可每个窗子你都做坏了，没有一扇能用。你做的门也关不拢，门上一点儿胶都没抹。地板太短了，数量不够，还尽是节疤，全都没弄好。”听了一会儿雇主的此类申斥，这位脾气温和的广东人眼神忧伤地看了雇主一眼，便以一种优雅的抗议语调说道：“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君子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对于中国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缺乏耐心不仅无法解释，而且有悖常理。应该明智地意识到，他们说我们缺乏耐心是令人不快的，而我们称他们缺乏诚信也同样是令人不快的。
但无论如何，要在一个中国人身上培养出对迅捷和速度之重要性的赞赏，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听说，一个装满外国邮件的邮包在两个相距十二英里的城市之间被耽搁了数日，因为邮差的那匹毛驴病了，需要休息！中国的电报系统的管理也十分混乱，经常把电报弄得驴唇不对马嘴。
然而，最令外国人厌烦的，还是中国人在登门拜访时所表现出的对时间的漠视。在西方国家，这类拜访有着特定的时间长度，一般不会超时。可是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时间限制。来访会长到这样的地步，只要主人不提出让客人留下来过夜，这位客人就会一直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尽管他自己也已经疲惫不堪了。在拜访外国人的时候，中国人完全意识不到时间的宝贵。他们会和你一同坐上一个小时，谈上几句话，或是无话可说，却不愿告辞。一位杰出的牧师曾把这样一句话当作他的座右铭：“想见我的人就是我想见的人。”这位牧师若是在中国待上一段时间，也许会对这句格言做重大修改。在接待过中国人的几次拜访之后，他也许会效仿另一位忙碌的神职人员的做法，这位神职人员在他的房间里醒目地悬挂着一句格言：“上帝保佑来者离去！”意思即使表达得如此直白，可还是常常会被中国人那善于误解的本性所歪曲。来访者一言不发，其沉默的时间之长，足以耗尽十个欧洲人的耐心。然后，当他终于开口说话时，便会把这样一句格言的精髓给表现出来：“上山打虎易，开口求人难！”外国人如果能像已故的麦肯锡医生[18]那样去做，是会感到惬意的。这位医生发现，中国客人们一拨又一拨地来，这些朋友“一坐下来就不走了”，占用了他为病人治疗的时间。于是，他就常常对他们说：“请坐，就像在家里一样；我还有急事，请多原谅。”外国人如果能像一位天真的中国学生那样直截了当，就会感到更加惬意。这位学生学会了几句英文，想在老师那里试用一下，就在下课的时候说道：“打开门！出去！”弄得老师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