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如何理解歌德(2)

第二，他的性格是克服了无数的障碍和困难才形成的。歌德是一个长寿者，他生活了八十二个年头，从表面上看，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是一个幸运的人，从没有物质上的匮乏、疾病的折磨和重大的生活变故，如他的同时代的作家莱辛、席勒、荷尔德林、海涅等人所遭遇的。然而，当我们从内心深处、从精神世界去作进一步观察时，就会发觉，歌德的一生充满痛苦和矛盾，而他比那些同时代作家活得越长，痛苦和矛盾就越多越甚。这里不能一一叙述，只能举其要者，如他在塞森海姆抛弃弗里德莉克·布里翁而使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他在韦茨拉尔对夏绿蒂·布甫的无望之爱使他痛苦得几度想以自杀求得解脱；他在法兰克福与莉莉·舍内曼订婚带来的精神上的重负使他把自己比作一头蠢熊；他在魏玛初期从事政务活动时所遇到的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反对，以及随之带来的苦恼和压抑，使他把自己比作一只有翅膀却飞不起来的鸟；最终他厌倦了政治，不得不匿名偷偷地逃到意大利；他与冯·施泰因夫人感情上的纠葛，使他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他从意大利返回魏玛后，在精神上处于极端孤立的状态；与未来妻子女工符尔皮乌斯同居，使他遭到极大的物议；席勒的死给他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他所持的立场遭到非难，被视为人民的敌人；他晚年对玛丽安娜·冯·维勒默尔和乌尔莉克·莱维佐夫两个女人的爱的激情，又引起了他感情上的波澜和痛苦。

所有他亲身经历和体验的这一切，都使他内心不宁，都使他的灵魂受难。晚年他在回顾自己一生时不无感慨地对艾克曼说：“我可以说，我活了七十五岁，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舒服生活。”（1824年1月27日）这不是夸张之词，但对于积极入世、肯定人生的歌德来说，所有的痛苦都有着神圣的东西。生活的考验直到生命的终结，这是迈向完整人生的必由之路，它对“肉体是必要的，精神是乐于承受的”（1830年11月21日致蔡尔德尔的信）。他的八十二个春秋使他经受了许多，付出了许多，也正因如此，如他所说：“我付出了足够的代价，我才成为现在的我。”

每一个人都经历过，都体验过，都生活过，都有过痛苦，都受过磨难。但是能把它们转化为诗，转化为文字，并使之超出自我，有着一种普遍性的，甚至是种类的意义，却只有具有思想家品格的伟大作家才能做到，而歌德就是这类伟大作家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当人们在悲痛时沉默不语，一个神却让我说出我的痛苦”。这是《塔索》中主人公说的两行诗句；当歌德用《玛利安巴德悲歌》来平抚他生命的最后一次爱的激情时，他又把这两行诗放在标题下面。这个神不是别的，是诗神缪斯。她是他的守护神，她使他从痛苦中解脱，重新恢复精神的平衡。在《诗与真》第二部中有一段话，这是他为自己创作所确定的方针：“把那些使我欢乐和痛苦或者其他我所从事的事情转化为一幅画，一首诗，以此为自己作一了结，便于去校正对外界事物的理解和使我的内心得到安宁。”这成为他终生没有偏离的方向，于是他所写出的一切，都只是他巨幅自白的片断。

这样，歌德本人的经历便成了他创作的一个母题、一个源泉。

他的生活与他的创作便成为不可分的了。狄尔泰在《经历与创作》一书中多处指出：“歌德创作的第一个也是决定性的特点就是，它是出自经历的一种异乎寻常的能量。”[2]在另一个地方他还径直地下了这样的断语：“到1796年完成《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为止，歌德的全部创作都是出之他个人的经历”。[3]这无疑是正确的，在歌德的作品中，无论是诗歌、戏剧，还是小说，都是他本人经历的一种艺术性再现，都是他本人生活的一种折射，都是一种自白和忏悔；他在努力以此去使受到磨难的灵魂得到解脱，使压在身心上的重负得以卸去，从而使精神得到自由，使情感恢复平衡。在歌德于狂飙突进运动中写的诗歌中，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在戏剧《克拉维戈》、《葛兹》、《埃格蒙特》、《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塔索》直到《浮士德》第一部以及《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我们都能看到歌德本人的存在。没有他对弗里德莉克的倾心和离弃以及弗里德莉克的终生不嫁，他如何能写出那些优美的抒情诗？

如何会有《克拉维戈》、《葛兹》中两个感人的少女形象？如何会在《浮士德》第一部中喊出“真不如我不曾生在世上！”的悔恨声？

没有与夏绿蒂的恋情，他如何能创作出千古绝唱《少年维特之烦恼》？没有在魏玛宫廷的从政，怎会有《塔索》的问世？没有意大利之行，《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便不会是现在的样子；没有前半生的经历和生活的领悟，便创作不出《浮士德》第一部和《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就是1796年之后的作品，直到他晚年的诗歌，小说《亲和力》、《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西东合集》及《浮士德》第二部，也都是与他本人的经历分不开的，也都有着他本人的身影。不同的是，在这些作品中，歌德赋予他本人的经历以更深的内涵。

如果说歌德仅是一个写自己本人经历的作家，如果仅是从字面来理解他本人所说的“巨幅自白的片断”、“我的生活碎片”、“我的生活的痕迹”的话[4]，那就过于肤浅了，而歌德也就不成其为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了。

歌德的巨大才能在于他能把特殊转化为一般，在特殊中表现一般。在跟艾克曼的谈话中他指出，诗人应该抓住一般，要从特殊中表现一般[5]。《亲和力》这部小说是他本人的一次爱的激情的折光，在作品中你能意识到歌德的存在，但你又感到那不是歌德。在这里特殊转化为一般了，正如他本人在谈到这部长篇小说时对艾克曼所说的那样：“这部小说里没有一行是没有经历过的，但也没有一行是写了怎样经历的。”（1830年2月17日）歌德从不把自己的创作拘禁在感官世界之内，经历是创作的基础，但是他赋予人物形象以更多的他本人自身经历之外的内容，使之有着一种普遍性的意义。在阐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时，狄尔泰有段话表述得有见地：“在维特、普罗米修斯、浮士德、塔索、伊菲革涅亚身上，他的材料给了他提高自身经历的种种可能性，或者说这也提高了浮士德和梅非斯托形象的作用，如果诗人把熙熙攘攘的世界嘲讽地快意地摆在他们面前的话。但是诗人在这里对世界所说的深刻的和新奇的东西，却直接源自他的经历，并在维特、浮士德、塔索和许多形象的血管里流动。”[6]作为著名理论家的狄尔泰是这样看的，而作为著名作家的斯·茨威格同样持有这样的见解，他在一篇为他选的歌德诗写的前言中，有一句话同样阐明了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歌德那里很少没有经历而写出的诗歌，这也正如很少没有诗歌的金色影子的某种经历”。[7]在从特殊向一般的转化或者说在特殊中去表现一般的过程中，重要的不仅是幻想力——这是形成创作王国的灵魂，它把经历的图像完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而且还有一种对生活、对现实的深刻理解力，或者称之为思想。歌德有着丰富的幻想力和深刻的思想，这样他才能把他的目光超越出自身，投向无限，能看得更深更远，他才能如狄尔泰所说的，把“他的内在经验传递到陌生的存在，并同时把它引到另一个伟大的或强有力命运的深不可测的陌生的深处”[8]。这样，歌德就理解了塑造了他本人所没有经历和体验过但却是他灵魂中所经历所体验过的。在这样的艺术创作进程中，显现出了一个与伟大作家歌德并立的伟大思想家歌德的形象。

像《维廉·麦斯特》、《浮士德》这样的作品，如果仅是一个作家而不同时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那是创作不出来的。在《维廉·麦斯特》这部发展小说中，歌德不是在讲述一个人的发展，而是通过一个人的成长去阐述人的完成和生活的意义，去描绘一幅人类未来社会的图画。在《浮士德》中，歌德不是在讲述一个德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而是赋予这个形象以一种族类的意义，去探索人生的真谛和生活的最终结论，去解答哲学家穷究终生的问题：人生为何，存在的意义。歌德借助浮士德这个艺术形象去表现了人类的精神发展，使这部悲剧成为人类精神发展的形象史。著名的歌德研究者弗·斯特利希说得不错：“歌德的《浮士德》有着一种象征的深度和广度，是任何其他作品所没有的，这诱使每一个时代都像是在其中看到了它的世界图像和人的图像，它的镜子”。[9]正因歌德作品中具有丰富内涵和思想深度，有一些学者，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些学者，阐释歌德时，首先视他为思想家，认为他的文学创作与哲学是一种不可分离的统一，他的任务是表达他的时代的思想世界；认为只有从这个立足点出发才能理解歌德。

哲学家马克斯·温德特是这类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他在《歌德和哲学》（1932）一文中说道，过去人们不想知道思想家歌德，而只把他看作是诗人，“今天则相反，我们寻求的不再首先是诗人，而是思想家、先知和哲人，他的诗歌适用于我们的首要的是因为智慧在它中间闪光，是因为它使我们确实认识到了以明显可见和可触摸的形象显现的某些‘事物的本质’。歌德的思想包容了他的创作”。这样一种观点对从更深层次上去理解歌德和歌德的作品是有益的，但走得太远就显得偏执些。歌德创作的独特性是诗人歌德和思想家歌德、精神和情感、观念与体验的相互渗透、共时性的显现。当这两个世界，一个思想的和一个形象的交融在一起时，便产生了伟大的作品，它们既是人类思想领域里的杰作，也成为艺术王国的珍品。

我认为应当这样来理解歌德。是为序。

1996年5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