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定下基调(3)

周公之重礼让还可以从他表彰文王受命，不歌颂武王武烈看出。也就是说，周公倡导天下可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文德重于武烈。而且，天下既然一统于周，那么，马上在明堂追祀文王，使配上帝，告诉天下人我周朝是以孝治国的。孝是礼的大关节，没有讲究礼而无视孝的。这种思想无疑影响了中国数千年，上至皇帝下至庶民，直到今天，我们大概也还不好就否定它。周公制礼作乐大有深意，不可全以私心来揣度他。

礼乐文化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完备的文化形态，而周公是礼乐文化的最重要的创造者。礼乐文明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敬德保民”，也就是德治思想。周公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能形成如此之大的影响，原因也正在于此。周公提出的德治思想，开启了此后三千年的中国文明历史，而且礼乐文化直接孕育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则在西汉武帝时代一跃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这就是后来儒家思想的渊源。正如近代学者杨向奎所说：“没有周公，就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番精神状态。”

直到今天，我们可能还会隐约感觉到，自己的基因和血液里好像还有这些思想意识，甚至在行为上都经常体现出来。因为，通过参模宇宙自然规律，来设计人类社会制度，本身这个思路就是正确的，至于具体制度的形式那倒是可以与时俱进。根本思想精神源于自然，符合自然规律，这才有生命力，才能真正传承久远，虽历劫而长存！也才有十足的魅力，吸引、影响后来者去再挖掘和再发扬。

为《易经》插上翅膀

孔子就是周公的粉丝，更是周公思想的发扬者。可以说，孔子的思想与伏羲、文王、周公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参透宇宙人生之理，并将这深切的认识与体悟记入《易经》的人。如果说《易经》是中华思想文化的源头，那么，他们就是定下这基调的三代圣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先把孔子给《易经》作传的事提前拿到这里来讲，其他则专章另叙。

我们现在说的《周易》其实包括两部分：一是《易经》，一是《易传》。《易传》又称《十翼》，包括《彖上传》《彖下传》《象上传》《象下传》《系辞上传》《系辞下转》《文言传》《序卦传》《说卦传》《杂卦传》，是对《易经》的注释，要想读懂《易经》那你得先读《易传》，没有这十支翅膀，你还真飞不起来。太史公司马迁十分明确地认为，孔子是《易传》的作者，《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然而，后世颇多质疑，到了20世纪上半叶，《十翼》非孔子作品反倒成了多数人的共识。可是，随着帛书《易传》及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最终还是认定《史记》所载不诬。

其实，中国人自古讲究的是成一家之言，很少说个人意见，因为我们深知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讲师承。大家可以有发挥，也可以有修正，但就是不去推翻老师，咱们是去加砖添瓦，不断累积和调整，只是到时候找一个普遍认可的人作为代表，冠上他的大名。试想，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想的难免不周全，有后来者在基本理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补充和调整自然更合理，也更有生命力。所以，没有专利权也未必全是坏事。

大家都知道孔子“韦编三绝”的故事，那就是看《易经》看的，所以，说孔子最爱看的书是《易经》，估计没人有意见。《易经》在周代上流社会是常见的典籍，而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占卜吉凶。没办法，那时候民智还没开，大家都迷信。周文王作《易经》时也不能不考虑这个社会实际情况，所以为了适应当时的情状，就给《易经》批了层神秘的外衣，使它看起来很像算卦的书，而且照此算卦还很灵。没法不灵，因为《易经》是从宇宙自然规律来的，只要你真懂得了宇宙自然规律，由此推理判断，那一定很灵。但你要说我是靠推理判断来的，没人信；你要说，这是算卦算的，这是神明的指点，大家觉得就很可采信。比如，要告诉人们不许对尼姑无礼，大概对坏人还是无效；但是要告诉他遇到尼姑会倒霉，大概人们就很小心，见了尼姑看都不敢看，躲着走，这样尼姑就很安全。咱们得这么想，才觉得神道设教还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在民智未开的时候。任何事情用到合理就有价值，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孔子对《易经》的认识，与时人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是他也用《易经》来占卜，预卜行为的吉凶结果，而且，从没否定过《周易》的占卜功能。不同的，孔子并没有停留在《易经》的卜筮功能上，而是更多地关注其道德因素，或者说要把宇宙自然与人生社会做通盘考虑，要将宇宙自然的规律转移到人类社会，将两者打通。这当然是可能的，因为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也是必须的，因为如果人类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与自然悖行，必然是自取灭亡。这个工作从伏羲、文王、周公，就一直在做，但是，这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在这条路上一旦做出成绩，那无疑就是圣人。“世历三古，人更三圣”表彰的就是他们，孔子便是那离我们最近的一位。

孔子算卦，算到后来得出一句话——不占而已矣。这跟善易者不卜是一个意思，也就是宇宙自然的道理都了然了，也就没必要算了，一想就那么回事。所以孔子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也就是说我看中的是《易经》里面的道理，占卜那是次要的。又说：君子靠德行求福，不一定祭品摆得很丰盛；靠仁义求吉利，很少去问卜。由此足见，孔圣人那是真正抓住了根本，真正理解了先贤的良苦用心。

孔子对《易经》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其“古之遗言”上，关注的也确实是其道德训诫意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仅停留在道德层面的人伦意义来评价《易传》却是不恰当的。孔子作《易传》别开生面，并非是为了作《易传》而作《易传》，这与汉学家标榜的严守经文的疏释原则是绝不相类的。孔子人家有阐释，有增益，有发挥，还有高度和深度，应该算是三作者之一，而不能仅仅算作译者。而且，人家也没把象、数和理分裂开来，在孔子那里象、数和理那还是一套统一的体系。

从道德的角度阐扬易理，倒未必就是孔子的发明，孔子作《易传》的真正价值也并不在此。谈到孔子作《易传》的价值，章太炎先生的那段话比较恰当：孔子赞《易》之前，人皆以《易》为卜筮之书。卜筮之书，后多有之，如东方朔《灵棋经》之类是。古人之视《周易》，亦如后人之视《灵棋经》耳。赞《易》之后，《易》之范围益大，而价值益高。《系辞》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大道，如斯而已者也。”孔子之言如此。盖发展社会，创造事业，俱为《易》义所包矣。此孔子之独识也。

也就是说，孔子他老人家通过给《易经》加《易传》，把《易经》在当时人和后世人心里的价值地位大大地提升了，甚至可以说使它产生了质的飞跃。这是因为圣人慧眼独具，更兼心有灵犀，透过《易经》那层神秘的外衣，看到了它的精神实质，并适时地找一个恰当的角度去阐扬。

孔子找的这个角度就是道德。这和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周公所制的礼也崩了、乐也坏了；天子的尊严几乎荡然无存了，各路封建诸侯却张狂得不行。天下乱了，人们困惑了——道德还有什么用？孔子自己就面临这样的尴尬：天天讲仁义道德，而且践行不悖，却处处碰壁，在流亡的路上，在蔡地绝粮最困厄的时候，众弟子产生了困惑和动摇。爽直的子路愠见（孔子）曰：“君子亦有穷乎？”那意思就是说，老师你平素总是教导我们行仁义行仁义，现在到了这步田地，该怎么解释？另一高足子贡也勃然变色，表示困惑，甚至于劝孔子降低追求的标准，以求为世所容。尽管当时孔子处变不惊，但是这种信仰危机必须解决。

《易传》就是孔子周游列国返鲁后作的。《易经》为孔子一贯的道德主张提供了坚实的形而上的依据。孔子一生关注伦理道德，对此，“弥纶天地”“广大悉备”的易道似乎给出了天然的答案：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系辞上》）

可以看出，在“动静有常”“刚柔相摩”的易道演化之中，人类的道德现象只是其中合乎规律的一个环节，是顺应乾坤之道的自然呈现。《易传》又说：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系辞下》）

可见，道德作为人道中事，本身就是易道的一部分，它存在的正当性依据不在其自身，而在于更高层次的天地之道——易道。所以“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系辞上》）这就叫述而不作，全都是效法自然，而不是圣人自己立道，这也才称得起圣人。如果是圣人立道，天地则之，则显然荒谬，不能成立。这正充分说明了人的局限性，人并不拥有道德的最终立法权，这个权力只能来自超越人类的易道，也就是来自宇宙自然，所以要“与天地合其德”。

这样的道德是永恒的，永不消失，万古长存。因为易道是大道，天地万物只是它的表现形式，乾坤运行不止，万物生生不息，易道就蕴于其中，除非乾坤运行停止，万物（包括道德）才消失。

合乎宇宙自然规律的道德还是超越吉凶的。这一认识也表现在《序卦传》对六十四卦排列顺序的哲理化解释上。《易经》中的吉凶卦象，都是作为易道演化的结果，自然而然生成的，我们细玩经文就会发现，经文中表现的价值观本来就相当中立。可见，在圣人心中吉凶的概念和凡人是有很大差别的。据说，孙权派吕蒙夺荆州时，心里也是七上八下，让善易的谋士给卜了一卦，是节卦。谋士解释说：这次我们必胜，关羽死节，但是甘节。试想，作为一名武将，战死沙场，算得上是死得其所。所谓“不怨天，不尤人”“求仁得仁又何怨焉”。

不怨天，不尤人，尽人事，听天命，尽性知命，这就是与天地合其德的境界。它肯定了道德的绝对高度，提出了道德自身满足的独立价值体系，摆脱了功利效果的对应，既维护了传统的礼乐文明，又回应了来自现实的置疑，以空前的深刻程度为儒家、为后世提供了难以撼动的道德信仰基石。因为，道德实践体现的是宇宙间最高的真理。直到今天，乃至未来，道德依然是最高信仰，也是最有可能被全人类普遍认可的共同信仰。

从伏羲、文王、周公再到孔子，《易经》终于完成了它华丽的转身，也为中国思想、中华文化奠定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