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初见，1897(1)

1897年4月15日的夜晚，一艘小小的火轮悠悠划过湛蓝的地中海，从埃及的塞得港（Port Said）抵达雅法城（Jaffa）。船上共有30名乘客，其中，有一队来自伦敦，途经巴黎、马赛、亚历山大港等地的21名犹太复国主义朝圣者。这群朝圣者的领头人就是我的曾祖父——可敬的赫伯特·本特威奇（Herbert Bentwich）先生。

本特威奇是一名不同寻常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世纪末那个年代，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来自东欧，而我的曾祖父却是一位英国公民；大多数复国主义者生活贫苦，而他则是一位家境殷实的绅士；大多数复国主义者投身运动是基于世俗的考量，而他却怀揣一腔虔诚的信仰。对于那个时期的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复国运动是他们的唯一出路，而我的曾祖父踏上这条道路，却是自觉自愿。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赫伯特·本特威奇就已立志，要让犹太同胞再次安居于祖先的应许之地——犹地亚（Judea）。

这次朝圣之行同样不同寻常。它是英国中上层阶级的犹太人首次踏上以色列土地的开荒之旅。锡安政治运动（Zionism）的发起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非常重视这21名朝圣者。赫茨尔希望他们可以在夏末的巴塞尔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举行之前提交一份关于以色列的综合报告，他对于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定居者以及对其殖民的前景非常感兴趣。但我的曾祖父并没有这样的勃勃雄心。他心目中的锡安主义[1]预言性的美妙描述，亲自邀请赫茨尔光临他名声显赫的伦敦俱乐部，并为赫茨尔富有远见的领袖魅力所折服。就像赫茨尔一样，他坚信，犹太人应当重返巴勒斯坦。但是，当那艘名为“奥克苏斯”（Oxus）的平底小火轮如刀一般割开漆黑的地中海时，本特威奇仍然是无可指责的。因为，我的曾祖父从来不曾有通过侵略一个国家来建立犹太国的意愿，他的愿望只是去敬拜上帝耶和华。

恕我要在甲板上多停留一会儿。我需要弄明白“奥克苏斯”号为何越洋而来，我的祖辈到底是谁，他为什么来到这里。

在即将跨入20世纪时，全世界大约有1100万犹太人。其中，约有700万在东欧，200万在中欧及西欧诸地，150万定居北美。亚洲、北非和中东的犹太人加起来还不到100万。

只有身居北美和西欧的犹太人才获得了解放，享有自由。在俄国，他们受到迫害；在波兰，他们遭到歧视和排挤；在伊斯兰国家，他们作为“被保护者”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即使是在美国、法国和英国，所谓的“自由解放”也仅限于法理上的名义，反犹主义正甚嚣尘上。1897年的基督教国家，内部也并不平静，很多国家无法平等、尊重地对待犹太人，保障他们自由的人权。

而在欧洲东部地区，犹太人的处境已然恶化。一种新的、基于种族歧视的反犹主义正在取代古老的、以宗教为基础的反犹主义。大屠杀降临了，俄国、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波兰的犹太城镇遭到血腥清洗。大多数生活在“犹太村”里的犹太人意识到“犹太村”前路断绝。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举家迁往埃利斯岛（Ellis Island）。犹太民族的离散再次演变成洪水般的大规模迁徙。

然而，未来很快就告诉他们，灾难会来得更加惨烈。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死于屠杀，三分之二的东欧犹太人惨遭屠戮。犹太民族史上最惨痛的浩劫即将来临。因此，当“奥克苏斯”号抵达圣地的港湾，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需求几乎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们不在这里泊岸，他们将无路可走。那条逐渐显露的海岸线，也许是他们唯一的救赎。

当然，还有另一个需求。在1897年之前的千年里，正是得益于伟大的上帝和伟大的犹太人聚居区，犹太民族才得以绵延生息。与上帝的亲密接触以及与周围非犹太世界的隔绝，维护了犹太人的身份与文化。犹太人没有领地，没有国家，他们也没有所谓的自由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是宗教信仰、宗教仪式、强大的宗教故事以及周遭外邦人砌筑的隔离高墙，使他们相偎成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然而，在1897年之前的100年里，上帝渐行渐远，犹太区的高墙也轰然坍塌。世俗化与解放运动——它们本身的作用倒是有限——日益侵蚀着犹太人的旧有准则。犹太人的民族特性无法维持。即使没有俄国哥萨克人的屠杀和法国反犹分子的迫害，犹太人也面临着民族同化的危机。他们曾在历史大离散中一直维系着的非正统犹太教文化的能力，此时正面临严峻考验。

第三，还有革命的需求。要想继续生存下去，犹太人必须将大离散的民族迁徙状态转变为主权国家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说，1897年的犹太复国主义堪称天才之举。其奠基人赫茨尔博士的确兼备英雄主义和先见之明。总之，19世纪是西欧犹太人的黄金时代，而赫茨尔预见到了未来。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下一个世纪会出现像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这样的地方，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和行动预防着20世纪40年代的悲剧。他们意识到了一个根本问题，犹太民族正濒临灭绝。他们也意识到，解决根本问题仰赖根本的解决方式：犹太民族的自我变革。而这种变革只能发生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古老的家乡。

我的曾祖父赫伯特·本特威奇当然不会如西奥多·赫茨尔那样，看问题明晰透彻，他根本不知道，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世纪会开启犹太民族史上最具戏剧性的历史进程。但是，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激进的时代。他知晓，在东欧正在上演令人发指的惨剧；也知晓，在西欧酝酿着不可避免的民族同化。他意识到，在东方，犹太人处于危险之中，而在西方，犹太人的信仰陷入危机。我的曾祖父认为，犹太人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生存之地，一个新的开始，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如果种族要得以延续，那么，犹太人需要巴勒斯坦这片圣地。

1856年，本特威奇出生于伦敦的白教堂区。他的父亲是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异地游商，往来于伯明翰和剑桥之间以兜售珠宝为生。父亲希望心爱的儿子能有更大的成就，于是将本特威奇送往上等的文法学校。在学校里，本特威奇表现出色，成绩优异。深知肩负父母的所有期望，这个严于律己的年轻人以努力工作来证明自己。在30岁时，他已经是圣约翰伍德的一名成功律师。

在去巴勒斯坦之前，我的曾祖父是英国犹太社会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专业领域是著作权法，他是著名的马加比餐饮及辩论俱乐部（Maccabean Club）的创始人之一；生活中，他迎娶了一位美丽典雅的女子，为他孕育了九个孩子，次年，还会迎来两个新生儿。

作为一个完全靠自己力量成功的男人，赫伯特·本特威奇有些刻板迂腐。他性格傲慢、坚定、自信、独立自主而又特立独行，但是，他也是一个富有浪漫情怀的人，对神秘主义的热爱是他的软肋。他属于维多利亚时代。当他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大英帝国为犹太移民的后裔敞开了国门，对此，他深怀感激之情。本特威奇两岁时，英国议会诞生了第一名犹太议员；当他15岁时，剑桥大学录取了第一名犹太学生；29岁时，第一名犹太人进入了上议院。对本特威奇来说，这些里程碑式的进步堪称奇迹。他并不认为这样的“人权解放”是迟到的自然权利，而将之视为维多利亚女王统领下的大英帝国的恩惠。

他的外表看起来像威尔士亲王，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精心修剪的络腮胡子，以及挺拔的下颌。他像贵族一样有涵养。尽管出身贫苦，但是，本特威奇完全信奉帝国推行的那套价值观和社会准则体系。就像一个真正的绅士那样，本特威奇热爱旅行、诗歌和戏剧，他喜欢莎士比亚，甚至知道莎翁在湖区的故居。当然，他并没有违背犹太教信仰。他同妻子苏珊共同建立了一个家庭教会，教会中盎格鲁人和犹太人和谐相处，一同晨祷、唱赞美诗，研读坦尼森[2]，举行安息日仪式，接受牛津剑桥的教育。本特威奇相信，就像大英帝国肩负着使命一样，犹太人也有自己的使命，而看顾在东方遭迫害的犹太同胞，就是身处西方犹太人的使命。我的曾祖父无比坚信，如同大英帝国拯救了他，他也将拯救自己的同胞。对帝国的忠诚和对犹太人使命的忠诚在他心中交织在一起，最终，将他推向巴勒斯坦，指引他带领着这支独特的盎格鲁——犹太人朝圣团，驶向圣地的海岸。

如果我见到赫伯特·本特威奇，我可能不会喜欢他；如果我是他的儿子，我确信我会跟他对着干。他的世界，尽是保皇党、宗教主义、宗族主义，还有帝国，距离我的世界就像有几个世纪那么遥远。但是，当我从遥远的彼端（100多年的距离）观察他时，我发现，我无法否认我们之间的共通之处。我惊讶的是，我同那古怪的曾祖父之间，竟有着如此多的共同点。

所以我再次自问：为什么他在那儿？为什么他要踏上那艘火轮？就他个人而言，他并没有身临险境，他在伦敦的生活富足而充实，为什么他就这样驶向雅法？

其中一个解释就是浪漫主义。1897年，巴勒斯坦尚未落入日不落帝国的王权之下，但英国已经心怀觊觎。整个19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对锡安的向往不亚于犹太人。乔治·艾略特[3]又使之更进一步。在那个殖民时代，锡安的魅力撩拨着英国浪漫主义人士的心弦。对于我的曾祖父这样一个浪漫的男人、一名犹太人、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来说，这个诱惑简直无法抵挡。对锡安的渴慕已然成为点燃他整个生命的激情，这决定了他的身份。

另一个解释更为重要，也更为中肯，即赫伯特·本特威奇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男人。他在19世纪末从白教堂区奋斗到圣约翰伍德区的经历，相当于20世纪犹太人从下东区进入上西区[4]。1900年即将到来之际，我的曾祖父面临着与21世纪美国犹太人所面临的相同的问题：如何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保持犹太人的民族性，如何防止犹太教信仰被犹太区的高墙所隔绝，如何引领大离散中的犹太民族走向现代西方化的自由与繁荣。

没错，赫伯特·本特威奇离开查令十字路口前往雅法，因为他致力于结束东方犹太人的不幸。他开启这段航程的主要原因在于他认识到，仅仅西方犹太人过上安定生活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享受到了优越的生活，但他已经看到伴随反犹主义而来的挑战，以及大屠杀之后的灾难；他意识到，自己构筑的盎格鲁——犹太人的和谐社群正黯然褪色。于是，他横渡了地中海。

4月16日，他抵达了古老的雅法港口。我看着他在清晨5点起床，走出他的头等舱；我看着他穿着浅色的夏装、戴着软木帽，走上舷梯，登上“奥克苏斯”号的木甲板；我看着他站在甲板上远眺，太阳缓缓从雅法的拱门和炮塔上方升起。我曾祖父看到的土地就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在温柔的晨光下闪闪发光，沉浸在微弱的希望之光中。

我希望他登岸吗？我不知道。

我痴迷所有打上英国标签的东西。就像本特威奇一样，我深爱这片土地，从兰兹角到斯诺登尼亚山峰，到大湖区；我深爱着英式风情的别墅、酒馆以及乡村；我深爱着早茶、下午茶文化以及德文郡的凝脂奶油；我深深痴迷于赫布里底群岛和苏格兰高地，以及铺满柔软绿茵的多塞特山丘。英国人对自己民族深深的认同感让我感到由衷敬佩；同样，让我深为迷恋的，还有这座800年间不曾被征服的伟大岛屿的宁静祥和、绵延不断的香火传承，以及举手投足间的优雅风范。

如果赫伯特·本特威奇下船登岸，他将告别这一切。他将把自己、他的孩子、孙子以及曾孙永远带离英格兰苍翠的土地，而让我们在这里——荒凉的中东，世代安居。这样做太愚蠢了吧，这不是太疯狂了吗？

但事实并非这样简单。不列颠群岛并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暂居的过客，因为我们的旅途是那样漫长又充满艰辛。绿色的英格兰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优美的临时避难所，一块旅途中的暂栖地。当时的人口统计数据清楚地揭示：在赫伯特·本特威奇无法看到的20世纪下半叶，英国的犹太社群将减少三分之一。从1950年到2000年，不列颠群岛的犹太人数量将从40多万减少到大约30万。犹太学校和教堂将会关闭，城镇——比如布赖顿和伯恩茅斯中的犹太社区将会大为缩减。异族通婚的比例增加超过50%。年轻的非正统犹太人会疑惑，为什么他们应该是犹太人，意义何在？

类似的进程也会发生在西欧其他国家。在丹麦、荷兰、比利时，非正统犹太人的社区将逐渐消失。门德尔松、马克思、弗洛伊德、马勒、卡夫卡以及爱因斯坦，这些犹太人的思想，200多年来，对现代欧洲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现在，犹太人将逐渐离开欧洲舞台的中心。欧洲犹太人的黄金时代即将终结。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富于创造的欧洲犹太人，他们的存在将遭到质疑。曾经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