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初见，1897(3)

在21名旅行者中，只有一人并不天真。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是一名知名作家，撰写过国际畅销书《犹太区里的孩子》（Children of the Ghetto）。他言辞刻薄，明察秋毫，冷血无情。他并不赞同曾祖父仁慈的保守主义和浪漫的人道主义。他不自我欺骗，不刻意探究什么，也不对一切视而不见。所有赫伯特·本特威奇没有看到的，伊斯雷尔·赞格威尔都看在眼里。他看到了雅法、吕大、拉姆拉的巴勒斯坦城镇，也看到了卡比尔、沙拉番、哈迪塔、阿布舒莎的巴勒斯坦村庄。他看到了所有的简陋房舍，以及至耶路撒冷沿线生活悲惨的村庄，也看到了在耕地上劳作、向驶过的法国火车挥手的农民。

在接下来的七年里，赞格威尔将他看到的公之于世。在纽约一次意义重大的演讲中，这位世界著名的作家将以“耶路撒冷已被占据”的事实震骇他的听众。他指出，耶路撒冷地区的人口密度足足是美国的两倍。但是，这位激进的锡安主义者，不仅仅公布了这个颠覆性的人口统计数字，他同样宣称：没有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不是依靠实施武力来赢得胜利的。赞格威尔做出了结论——因为别人占领了以色列人的土地，以色列的子民们就应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像我们的祖先做的那样，用利剑驱逐占领地上的部族。”

赞格威尔的演讲被锡安运动者视为可耻的异端邪说。在1897年，甚至直到1904年，除了赞格威尔，没有一个锡安主义者做出这样直率而尖锐的分析，并得出这样残酷的结论。演讲后，这位另类的作家被驱逐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组织，但他将在几年后再次回归。当他在20世纪20年代回归时，他继续向公众宣扬：“阿拉伯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占领那几公里的土地，‘收起帐篷，悄然离去’就是他们众所周知的习俗。就让他们现在证明吧……我们必须温和地说服他们踏上一段艰苦跋涉的旅程。”而这样的话，在当时没有一个锡安主义者敢说出来。

但是，这一切还要很久以后才会发生，现在还为期尚早。1897年4月16日，星期五下午，经历了漫长而刺激的火车旅行，本特威奇朝圣团终于抵达新建的耶路撒冷石式车站。我的曾祖父欣喜若狂——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

时间紧迫。他们抵达时正值逾越节，几小时之后将迎来自由的假期，犹太人将像《出埃及记》记述的那样庆贺节日。所以，在车站接受耶路撒冷老犹太区知名人士的欢迎后，他们匆匆忙忙赶往老城区。他们再一次被迫面对东方式的痛苦：黑暗曲折的小巷、肮脏的集市以及饥饿的民众。贫困的阿拉伯人以及世代居住在圣城里，和以慈善和祈祷为生的当地犹太人，共同构成了一幅悲惨的图景。然而，当他们最终抵达哭墙（Wailing Wall）时，却为信徒们的虔诚所折服。在圣殿仅存的残垣前，信徒们哀悼着犹太民族在1800年的历史中所经历的重重苦难，大胡子犹太老人唱起苍凉的挽歌，深深地触动了他们。

这些英国女士们和先生们，以及他们的美国、欧洲大陆同伴惊讶地发现，同样的渴慕与哀切如洪水般向他们席卷而来。他们潦草地写下自己的愿望，塞入哭墙的缝隙中。因为时间不足，本特威奇催促着气喘吁吁的朝圣者们赶紧前行，穿过黑暗曲折的幽巷，来到卡米尼兹旅馆，在那里，将为他们举办逾越节的家宴。接着，第二天早上，他们启程赶往戴维城以及戴维冢，然后转去险峻的橄榄山。无论朝圣者们走到哪里，所见都是惊人的对比：过去的辉煌图景与现今的贫困肮脏并立于世。古老的耶路撒冷城拥有令人窒息的美丽，而无论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都被贫困生活所折磨。年轻的男孩们苍老如翁叟，疾病与贫穷无处不在。

逾越节后的第二天，他们向北方进发。这可是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兄弟展示他们杰出才能的时候了。在收取每名乘客44畿尼的费用后，这家著名的旅游公司提供了马和骡子一共100匹，包括免费的英式马鞍和专门为女士铺垫的横式马鞍，以及优质的白色印度帐篷，还派遣了超过48名仆从，包括1个屠夫、1个厨师和1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服务生。每天早晨，备好的英式早餐端上餐桌，午餐打包进手工编织的野餐篮子里，晚上则会享受一流的美食，包括热汤、两种肉类或家禽类主食和三款不同的甜品。

从1897年4月20日至27日，赫伯特·本特威奇带领着欢乐的殖民地车队穿过了这片土地。从耶路撒冷到贝特埃尔，从贝特埃尔到希洛城，从希洛城到纳布卢斯，从纳布卢斯到杰宁，途经唐谷。离开杰宁，他们经由伊兹拉山谷前往他泊山；从他泊山出发，他们沿着哈丁战役遗址来到太巴列。他们又在加利利海沿岸花了两天时间，然后，乘船前往迦百农，再从迦百农到罗什平纳，又从罗什平纳沿约旦河直至它的源头，然后去了黑门山、大马士革和贝鲁特。

这是殖民主义吗？如果一个生物看起来像鸭子，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也像鸭子，那么它很可能就是一只鸭子。这些照片看上去有种罪恶感：白色的猎装，软木帽，带托马斯·库克标志的帐篷。我曾祖父日记里的记述同样摆脱不了嫌疑，遣词造句没有歧义，开门见山。他的目标，以及他所在的伦敦圈子的目标，就是将巴勒斯坦开拓为殖民地。这些赫茨尔锡安主义者还寻求帝国的支持，作为自己行动的强力后盾。他们不断地向英国、德国、奥地利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提出申请。他们需要一个主流欧洲强国的支持，以便在这片土地上，将锡安主义付诸行动。他们希望西方可以驯服这块阿拉伯土地。他们希望这块阿拉伯的土地被西方收缴，于是，一个欧洲问题可以在欧洲以外的地域得到解决。

可是，本特威奇代表团谋求另一块土地并不是为了不列颠的荣耀，而是为了拯救一群受迫害的人民。他们并不真正代表帝国，而是一群被剥夺权利的人苦心寻求帝国的帮助。他们的目的不是压迫，而是解放。他们不是为了盘剥这片土地，而是为了开发。除却伊斯雷尔·赞格威尔，代表团里没有一个成员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某种形式的征服、剥夺和驱逐。

所以，当我观察这些坐在质地考究的英式马鞍上的绅士们，以及在横式马鞍上摇摇欲坠的淑女们时，我看不到任何罪恶，我没有看到居高临下的睥睨、抢夺穷人羔羊的企图。尽管，他们的设备是殖民式的，习俗也是殖民式的，但是，这个代表团并不属于任何一股殖民势力。尽管，他们的外貌、思想和行为举止是欧洲式的，但是，他们也不代表欧洲。恰恰相反，他们是欧洲造就的受害者。他们站在这里代表了另一群被欧洲迫害的终极受害者。

这真是一个悲哀的故事。赫伯特·本特威奇的一代是属于被解放的犹太人中的一代，他们热爱欧洲，并将自己的命运与欧洲紧密相连。摆脱了禁锢他们几百年的犹太区，他们昂首前行，热情拥抱开明的欧洲——使这片大陆富足，也使自己富足。然而，当19世纪逐渐落下帷幕，这些犹太人意识到，欧罗巴并不像他们热爱它那样热爱着自己。对于这些新解放的欧洲犹太人来说，欧洲宛如一个代孕的母亲，他们尊敬她、崇奉她、爱慕她，他们给她一切所能给的，然而，突然，这些全心投入的儿子们发现欧洲母亲不想接纳他们了。仿佛一夜之间，母亲眼中的这些儿子们就有了一副新的、古怪的模样，身上散发着一种异味，简直无法忍受。这些儿子看出了母亲眼里跳动的疯狂与忍耐，于是，他们知道，是时候离开，开始自己的生活了。

这就是为什么西奥多·赫茨尔要在夏末召开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这就是为什么赫伯特·本特威奇以及他的团队出现在这里，骑着晃悠悠的马儿穿越古老的以色列山岭。因为，欧洲的进步与开明到达了一个顶峰，所以，犹太人必须逃离欧洲。这片荒凉的土地，就是他们逃离疯狂的欧洲之后所能找到的避难之地。

耶路撒冷一行后，赫伯特·本特威奇的日记突然中止了。也许，巨大的疲劳终于把他压垮，又或者，他太兴奋了。有一个目击者称，本特威奇不小心跌进了当地的刺梨仙人掌丛，那些细小的尖刺令他痛苦不堪，几乎不能安坐，更别提写些什么了。但是，其他同伴的记录却描述道：离开之前，本特威奇从斯高帕斯山望向耶路撒冷，暮色中的圣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之后，仍久久沉浸于那幅图景不能自拔。就在第二天，这位朝圣者中的领袖又沉迷于可怕、古老而又静谧的塞巴斯蒂安遗迹。他被同《圣经》描述如出一辙的撒玛利亚景色深深感动：阶梯状的丘陵，橄榄树的园子，沉静的山间幽谷。他还看到了神奇的基利波山。而最令他难忘的，当属那日落时分，被连绵赤色山岭环绕的加利利湖，以及他在清晨悠悠荡桨于静谧湖水中的经历。

我注视着我的曾祖父，带领着有100匹马拉着的车队一路上行，从加利利海到金农沙山谷中的胡拉湖，又从胡拉湖到巴尼亚斯的山泉，白雪皑皑的黑门山顶就悬在他们头顶，距离他们那样近。就像20世纪距离他们那般近一样。而我的曾祖父并不知道，在下一个50年，即将开启犹太民族历史上最悲惨的时代；而在紧接其后的下一个50年，为了恢复民族主权，犹太人又将付出极其可怕的代价。现在，一切还很平静，这片土地还享有和平。你可以听到马儿翻越黑门山时哒哒的蹄声，载着沉思的绅士和安静的淑女。我的曾祖父回头，最后一次望向这片土地：那宁静的加利利，湖水魔幻般涌动，还有那带着惊人预示的哈丁战役遗址。这片土地还没有被他未来的事业所波及，这片土地还没有被犹太人的贪婪和绝望所颠覆。

赫伯特·本特威奇赶不上参加巴塞尔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了。尽管他会出席未来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但是，不能在1897年赫茨尔召集的历史性集会上做报告，这是一个遗憾。不过，只要回到伦敦，他会毫无保留地陈述和撰写他的一切经历。无论他走到哪里，他总是那样坚定不移。“巴勒斯坦从来没有被其他民族纳入版图。”他这样宣称，并与锡安的评论家们辩论，坚持巴勒斯坦完全适合数百万处境艰难的东欧犹太人，只需要克服极小的苦难并怀揣希望，就能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美好的家园。

在未来的辩论中，我的曾祖父会占尽上风。在朋友和同伴的帮助下，他会在欧洲最重要的首都建立起犹太复国主义中的一股坚强势力。巴勒斯坦朝圣之行20年后，他参与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团与英国王室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第一次会晤。那时，这位年迈、高贵的律师已成为旧时代古董式的标识，但是，出于荣誉和礼仪，他仍然被邀请参与早期的谈判进程。半年后，1917年11月2日，谈判诞生了著名的、仅有70字的《贝尔福宣言》，它以信件的形式由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寄送给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罗斯柴尔德勋爵：

外交部

1917年11月2日

尊敬的罗斯柴尔德勋爵：

我很荣幸地代表英国政府将下述对锡安主义者之志向表示同情的宣言转达给您，该宣言业已呈交内阁并为内阁所批准。

“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必须明白理解，绝不应做出任何有损于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人社群的公民权利及宗教权利，或其他任何国家内的犹太人所享有之各项权利及政治地位的行为。”

蒙您向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晓以此宣言，我向您表示感谢。

顺致

崇高的敬意

亚瑟·詹姆士·贝尔福

这就是本特威奇的巴勒斯坦之旅，短暂而匆忙，甚至有点荒诞，但却改变了我曾祖父的一生。回到伦敦后，他已经无法重拾维多利亚绅士式的做派。他不再满足于从事法律事务，演奏室内音乐，阅读莎士比亚，把他的九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培养成伦敦式的淑女和绅士。12天的耶路撒冷之行，令本特威奇难以继续在伯青顿的海滨别墅里享受舒适的优越生活。在肯特郡的海岸线上竖有一座灯塔，本特威奇就长久地对着它吐露心声。

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被巴勒斯坦的神秘魅力所征服。到1913年，赫伯特·本特威奇的女儿和女婿将在雅科夫的殖民地葡萄园修建起一座豪宅；1920年，他的儿子将出任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的第一位检察总长；1922年，国际联盟授权英国管辖巴勒斯坦；1923年，赫伯特·本特威奇在基色山和阿布舒莎的巴勒斯坦村庄建立第一个盎格鲁——犹太人殖民地；1929年，年迈的本特威奇终于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定居下来，直到三年后去世。这位家族的领袖被埋葬在斯科普斯山西坡新建的希伯来大学旁，不远处，就是他在1897年4月回头眺望日暮下的耶路撒冷圣城的故地。

回到那时，火轮载着本特威奇一行从耶路撒冷返回伦敦，船正划过幽暗的海水驶向君士坦丁堡。5月的夜晚酷热难耐，我的曾祖父站在甲板上，凝视漆黑的海水以及席卷而来的白色泡沫。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只有模糊的概念，也只隐约地预见到这片以色列的土地上即将发生的改变。他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太有限了。不过，他的确感觉到，一个时代即将终结，另一个时代正在来临。当“奥克苏斯”号出现在雅法的港湾，当它缓缓泊岸，当所有的人走出船舱登上那片土地时，的确有什么发生了——这改变伟大，而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