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开国奠基

元朝末年，政治败坏，政权解体，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堪忍受压迫的人民揭竿而起，在众多义军中，红巾军是一支最主要的农民起义力量。出身贫贱的朱元璋投奔义军后，崭露头角，迅速崛起。后来经过一系列的南征北伐，平定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割据势力，于洪武元年（1368年）在应天（今江苏南京）称帝，建立了明王朝。朱元璋称帝后，为了医治战争的创伤，缓和社会矛盾，采取了一系列新政，如移民屯田、制定科举等，为明朝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1．朱元璋的崛起

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是通过领导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从而建立新王朝的。明朝建立后，他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为明朝前期的社会发展与繁荣打下了基础。他在历代皇帝之中称得上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

朱元璋（1328～1398年），幼称重八，初名兴宗，字国瑞，父辈是贫苦农民。祖居为金陵句容（今属南京市）朱家巷，他祖上因为无法忍受官府的苛捐杂税，几度流浪，几经迁徙，直到他父亲这辈才在濠州（今安徽凤阳）安定下来。先是住在钟离东乡，后来又搬到西乡，最后终于在孤庄村落下了脚。

他父亲名世珍，乡人都叫他朱五四，一辈子做佃客，生活十分贫困。然而这日后的帝王——大明天子，居然就出自这个布衣黔首之家。

（1）投奔义军

朱元璋出生时，元朝的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濠州大旱。次年春天，淮河流域又发生了蝗灾，田野一片荒芜，庄稼颗粒无归。继而又大闹瘟疫之灾，人畜死亡的现象随处可见，钟离附近的几个村庄，全都变成了鬼蜮之乡。

朱元璋家里也未能幸免于难。首先是64岁的老爹朱五四染病不起，离开人世，后来长兄和母亲也相继身亡。昔日家中的和睦欢乐、父疼母爱的景象，在不足半个月的时间里，全都没了踪影。这种家破人亡的惨痛深深打击了朱元璋的心灵，他觉得自己仿佛是跌进了万丈深渊，一时间变得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真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后来，他想起幼时曾许过愿，长大要舍身于皇觉寺，做一名和尚。于是他跑到皇觉寺剃了头发，当了一个小行童。他在寺里住了下来，给寺里干些粗杂活计以谋生。但寺里的生活也并不好过，因为旱蝗肆虐，地方灾情严重，寺里的和尚也没人施舍，主持高彬法师只好罢粥散僧，逐个打发寺里的和尚出门云游，自谋生路。朱元璋在寺里待了50多天，也只好托钵四处流浪。

他乞讨流浪了三年，直到至正七年（1347年）底，听说家乡太平了，才回到寺里。这三年中，他踏遍了淮西、豫北的名山大川、通都大邑，对这一带的风土人情、地势山川也颇为熟悉。他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社会阅历，也磨炼出了他的坚强意志，当然他也饱尝了颠沛流离的艰辛和痛苦。正是这种艰难困苦的生活造就了他勇敢坚毅的性格，也铸造了残忍、多疑的个性。这段时期的生活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以后的事业。

然而，就在朱元璋四处云游时，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社会上广泛流行着“明王出世，普救众生”的说法。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农民军首举义旗，八月彭莹玉、徐寿辉在蕲水（今湖北浠水）起义，攻下蕲水。起义很快便在全国兴起，由于他们都用红巾包头，所以被称为“红巾军”。次年二月，定远（今安徽定远）郭子兴、孙德崖等五人也率众在濠州应声起义，袭杀州官，占据濠州城，后来他们全归于刘福通领导之下。

本来居于清静之门的朱元璋在这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的影响下，也心绪难平。一天，在郭子兴部队的汤和写信给朱元璋，说他已是军中的小头目了，邀他去投奔红巾军。汤和是朱元璋儿时的伙伴，幼时他们曾一起放牛，嬉戏，现在当军官吃粮了，朱元璋能不为此动心吗？恰在此时，皇觉寺被乱兵烧毁，朱元璋于是放下钵盂，投奔了郭子兴的红巾军。这一年朱元璋已是25岁。

因为朱元璋打仗有勇有谋，又粗通文墨，入伍后没多久便得到郭子兴的赏识，于是郭子兴把他由一名普通士卒提升为亲兵九夫长，并且让养女马氏与他结成夫妻。朱元璋成了元帅郭子兴的女婿，顿时身价百倍，士兵也对他刮目相看，敬呼他为“朱公子”。因为地位的变化，他不再用“重八”的旧名，而取了一个官名叫元璋，字国瑞。

（2）仁慈的马皇后

马皇后是郭子兴的养女，被郭子兴嫁给了朱元璋。马皇后很仁慈，又爱好书籍，朱元璋的文书都是由她保管的。朱元璋能力出众，郭子兴对他有所怀疑。马皇后想方设法讨好郭子兴的妻子，调解双方的矛盾。朱元璋攻下太平后，马皇后带领将士的女眷们缝衣做鞋，还拿出自己的钱财出来犒赏将士。

朱元璋当上皇帝后，马氏被册封为皇后。当初朱元璋因为得罪郭子兴而被关押了起来，连饭都不让吃。马皇后偷了烧饼，揣在怀里偷偷拿给朱元璋吃，结果烧饼太烫，把她皮肤都烫伤了。军队缺粮的时候，她总是把好吃的省下来给朱元璋吃，自己却经常饿着肚子睡觉。朱元璋经常把这些事拿出来回忆，称赞马皇后贤德。

马皇后管理内宫很辛苦，但一有空就学习古代管理内宫的经验。宋代出了很多贤明的皇后，她就要求女官把宋代管理内宫的方法记录下来，让嫔妃们每天学习。有人说宋朝治国过于宽厚，马皇后说：“过于宽厚总比过于严酷要好吧。”

朱元璋脾气暴躁，经常生一肚子气回宫。马皇后等朱元璋回宫后就婉转劝导，好几次让朱元璋打消了乱杀人的念头。有人控告参军郭景祥的儿子要刺杀父亲，朱元璋大怒，要把他儿子杀掉。马皇后说：“郭景祥只有一个儿子，我怕万一是诬告的话，郭景祥就没有后代了。”后来查出果然是诬告。宋濂是太子的老师，他的孙子宋慎被牵连进胡惟庸一案，所以宋濂也要被连坐处死。马皇后劝说道：“老百姓家请个老师还能以礼相待，更何况皇帝家？再说宋濂早就退休了，他孙子的事他肯定不知道的。”朱元璋正在气头上，根本听不进去。吃晚饭的时候，马皇后摆出一副悲伤的样子，也不吃酒肉。朱元璋觉得奇怪，问她是怎么回事。马皇后说：“我是在为宋先生祈福。”朱元璋非常感动，第二天就宣布赦免宋濂。吴兴富豪沈秀（也就是沈万三）帮助修筑城墙，还请求让他出钱犒赏军队。朱元璋很生气，说：“一个老百姓竟然要犒赏我的军队，简直是犯上作乱！一定要杀了他！”马皇后说：“法律是用来惩治不法之徒的，不是用来惩治不祥之物的。一个百姓居然富到能和国家并肩的程度，对他来说当然不是好事。老天爷自然会降灾给他，不用陛下操刀了。”朱元璋就没有杀沈秀，只把他发配到云南去了。朱元璋曾经下令让重罪犯修筑城墙，马皇后说：“罚罪犯作劳役本来没有什么不对，但那些囚犯已经很疲惫了，如果还让他们干重活的话，我担心会死很多人。”朱元璋就下令赦免了他们。

有一天，马皇后问道“：现在天下百姓生活安定吗？”朱元璋说：“这不是你应该问的事。”马皇后说：“陛下是天下人的父亲，我当然就算天下人的母亲了，母亲为什么不能问儿女生活是否安定呢？”遇到灾荒之年，马皇后就带领宫里所有人吃素，还准备饭菜救济灾民。马皇后曾经尝过朝廷供应给大臣的伙食，觉得不好吃，她就劝皇帝要改善伙食，对贤德之士一定要优厚。有一天朱元璋视察太学回来，马皇后问有多少学生，回答是几千人。马皇后高兴地说：“人才这么多啊！他们每个月有国家发的补助，可他们的妻子儿女又怎么办呢？”从此明朝就建立了供应太学生家属衣食的制度。

马皇后平时穿得很朴素，衣服很旧了也舍不得换新的。她让人用丝织成被帐送给老弱孤寡，剩余的布料和丝她亲手缝成衣服赏赐给王妃和公主，让她们知道养蚕织布的艰难。大臣的妻子进宫拜见的时候，马皇后对待她们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

马皇后的家人很早就失散了，朱元璋帮她找到家人后，打算封他们做官。马皇后谢绝道：“把官位赐给外戚不是好事。”由于马皇后的坚持，这事就作罢了，但马皇后并非不关心家人，每次说起早逝的父母都会泪流满面。

洪武十五年八月，马皇后患了重病。她对朱元璋说：“生死有命，即使是祈祷祭祀也没用的。医生也不能让人起死回生，如果吃了药没有效果的话，我担心陛下会为了我而怪罪医生的。”所以她坚持不吃药，不久她就去世了，享年51岁。朱元璋悲痛得大哭，从此不再立皇后。

（3）屡立战功

当时濠州城中有郭子兴、孙德崖等五位元帅，他们之间勾心斗角，谁也不服谁，攻占濠州近半年，竟想不到去扩大地盘，只是死守濠州孤城。于是，朱元璋回到老家钟离乡招兵买马，不久招募到徐达、周德兴等七百余人。郭子兴喜出望外，又封他做镇抚，让他来领导这些人。至正十三年（1353年），在五个月的守城作战中，濠州起义军死伤较多。朱元璋意识到，几支起义军长期待在濠州，不是内讧迭起，便是被敌军打败。因此，他决计离开濠州，向外扩大地盘，发展势力。

至正十四年（1354年）六月，他征得郭子兴同意，只带领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郭兴、郭英等24位贴身兄弟南下定远讨伐。这时定远张家堡驴牌寨，有民兵三千人，由于缺粮，进退维谷，被朱元璋设计收编。另外，他还收编了缪大享在横涧山的义兵二万余人。定远被攻占以后，朱元璋又招降了当地的冯国用、冯国顺兄弟。冯氏二兄弟是读书人，通兵法，朱元璋十分信任他们，向他们请教取天下大计。冯国用说：“金陵的地理形势是龙蟠虎踞，是建立帝王都城的风水宝地，可以先攻打下来当做根据地，然后四出征战。只要倡仁义，收人心，不近财宝女色，要平定天下并不难。”朱元璋言听计从，将冯留在军中做参谋以计议大事。

在朱元璋进军滁州（今安徽滁县）途中，定远人李善长又来军中谒见。地主阶级出身的李善长是个文人，颇有智谋，他劝说朱元璋以汉高祖刘邦为榜样，为人要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出五年便可称王天下。李善长的一席话更使朱元璋立下雄心大志，也使他更加明白读书人的用处。朱元璋十分信任李善长，将他留在自己身边出谋划策。从此，朱元璋对有学问的读书人特别器重，礼贤下士。

至正十三年（1353年）七月，朱元璋率部占领了滁州。没有多久，郭子兴率其部万余人从泗州来到滁州，看到朱元璋率领的三万兵马，号令严明，军容整齐，非常高兴。但郭子兴没有远大理想，只想统领滁州，朱元璋对郭子兴说：“滁州乃一山城，舟楫不通，商贾不集，非英雄所居之地。”郭子兴这才打消了原来的念头。不久，朱元璋率军夺下和州（今安徽和县），由于他发现士兵染上了抢掠奸淫的恶习，便决心整顿军纪。他召集诸将，申明纪律，释放了军中被抢来的全部妇女，深得百姓拥护。渡江攻下太平（今安徽当涂）后，一士兵违反军纪，立即被斩首示众。那时候，群雄称霸，以荼毒生灵为代价，只是为了换取奢华、享乐的生活，而朱元璋以夺天下为目的，约束军队，严明军纪，因其仁义之声远近闻名，不少地方举城归降，使朱元璋胜出群雄。至正十五年三月，郭子兴病亡，这时刘福通已经派人把韩林儿接到亳州（今安徽亳县），立为皇帝，称小明王，国号宋，年号龙凤。郭子兴死后，郭天叙被任命为都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军中文告均用“龙凤”年号。

至正十五年（1355年）五月，朱元璋因和州缺粮，准备南渡长江夺太平，恰巧赶上巢湖水师李普胜、赵普胜要与朱元璋合作。不久，李普胜想对朱元璋下毒手，从而窃取他的军队，却反被朱元璋灌醉后淹死在江中了。于是赵普胜逃归徐寿辉，巢湖水师大部分为朱元璋所有。六月，朱元璋取采石、太平，改太平路为太平府，以李习为知府，朱元璋为元帅，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洋为帅府令史，陶安做令史。这时，又有一批儒士开始受到朱元璋的重用。

朱元璋在取下太平后，便打算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前面提到，定远人冯国用早在两年之前就曾向朱元璋建议攻取金陵，占领太平后，陶安也说：“金陵是古代帝王的都城，攻取它后就等于占领了有利地形，从此可以所向无敌。”朱元璋于是决定朝集庆开进。七月，张天攻城失败，九月，郭天叙、张天再次攻城，由于投降元帅陈野先的出卖，郭、张二帅为元集庆守将生擒遇难。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朱元璋亲率水陆大军，三攻集庆，城破，杀福寿等元将，元水寨元帅康茂才投降。朱元璋把集庆路改名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随后，朱元璋又先后拿下镇江、金坛。七月，宋政权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签。不久，宋政权又在应天设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宋政权以平章授于朱元璋。

当时，朱元璋虽然占据了应天这个牢固的基地及其附近的城镇地区，但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南有元军，仍然面临较困难的境况。针对这样的形势，朱元璋采取了巩固东、西战线、出击东南的战略，成效显著。

张士诚，小名九四，泰州白驹场人，以操舟运盐为业。平时因为经常受到富户及弓兵丘义的欺侮，心存愤恨，至正十三年（1353年）正月，红巾军起义爆发后，张士诚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十八人，杀死了丘义和很多地主，又集合了受官役之苦的盐丁，起兵反元。然后乘胜攻下泰州，很快军队发展到一万多人，并连克兴化、高邮。张士诚起兵反元，但并没有决心推翻元朝的黑暗统治，因此渐渐被元朝统治者的安抚所驯化。占领泰州后，元曾多次招降，但他当时还未投降。当元攻打下兴化之后，高邮知府李齐又被劝降。行省授以民职，不久又反。至正十四年（1354年）正月，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

至正十六年（1356年）六月，朱元璋开始同张士诚接触。此时张士诚的势力已达到朱元璋控制下的镇江。为了巩固自己的基础，朱元璋派杨宪去平江与张士诚通好，并写下书信与张士诚道：“吾与足下东西境也，睦邻守国，保境息民，古人所贵，吾甚慕焉，自今以后，通使往来，毋惑于交构之言，以生边衅。”但张士诚自恃高邮战役的大胜，且兵多将广，实力雄厚，遂将使官杨宪扣留而向镇江出兵，结果在龙潭大败，退守常州。朱元璋乘胜包围常州，俘获张士诚的两员大将，形势对张士诚十分不利。十月，张士诚请和，甘愿以每年输贡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斤作为犒军之资。朱元璋得书后寸步不让，致书张士诚，责怪道：“挑起战端，责任完全在你”, “我非常讨厌你的浮言夸辞”。随后他向常州增兵。至正十七年（1357年）又克长兴（今浙江长兴）、泰兴（今江苏泰兴）、江阴、常熟，张士诚之弟张士德在常州被俘，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大举进攻张士诚，双方战争频频，始终处于相持状态。

与徐寿辉部的接触，开始于剿湖水师分裂后。至正十八年（1358年）初，陈友谅、赵普胜进据池州，与朱元璋军在青阳、石埭、潜山有所交锋，赵普胜被杀后，陈友谅便以朱元璋为进攻重点。至正二十年（1360年）五月，陈友谅沿江而下，攻池州，不胜，转攻太平，双方交战中，朱元璋守将花云、朱文逊等战死。陈友谅在采石杀徐寿辉做了皇帝后，又向东去攻打应天，结果在龙湾遭到大败，逃到江州。朱元璋乘胜取太平、安庆，他的手下于光、欧普祥降于袁州，吴宏降于饶州，王溥降于建昌，胡廷瑞降于龙兴，陈友谅愈发孤立无援。

朱元璋也向由元朝控制的东南地区发起攻势。至正十七年（1357年），邓愈、胡大海受朱元璋之命攻克徽州、休宁，进攻婺州（今浙江金华），战胜了由杨完者率领的苗军。九月，朱元璋命费子贤取武康（今浙江德清西）。十月，命缪大亨取扬州，“青军”张明鉴投降。至正十八年（1358年）六月，邓愈、胡大海取浦江（今浙江浦江）。十一月，朱元璋亲自征战婺州，一月之间便将其攻克。至正十九年（1359年）二月，朱元璋命邵荣攻湖州（今浙江湖州）。五月，朱元璋又被韩宋朝廷升为江南行省左丞相。八月，命常遇春攻衢州，九月克之。十月，胡大海克处州。至正二十年（1360年）五月，胡大海攻信州。至此，朱元璋的部队占领了皖南、浙江的许多城市，在南方稳下脚来，便开始对陈友谅发起了一系列进攻。

2．建国称帝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皇帝，国号明。

（1）消灭张士诚

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朱元璋的地位也不断提高。他虽然形式上臣属于宋政权，但其独立的野心愈加强烈。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小明王封朱元璋为吴国公，但宋政权已不再插手他的作战部署和政策措施。早在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进攻应天时，朱元璋就采纳了刘基的主张：“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游，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所以从至正二十年以后，朱元璋以西线为攻打重心，直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五月，由于张士诚派吕珍进攻安丰，为了救小明王，朱元璋不得不亲率大军北上。陈友谅在情势所逼下，为了挽救败局，孤注一掷，发动了著名的鄱阳湖大战。朱元璋以少胜多，陈友谅战败，最后在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他所建立的大汉割据政权结束。

而张士诚则抓住鄱阳湖大战的时机，要挟元朝政府，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九月，张士诚自称吴王，元朝没有批准他的请求。元朝向其要粮，张士诚不给。此后，他与元朝断绝了关系，还试图突破朱元璋在江南地区的防线，曾派谢再兴攻东阳，派李伯升率六十万大军第四次夺诸暨，派张士信攻长兴，都没有成功。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二月，又派李伯升、谢再兴等五次攻诸暨，结果均遭失败。

朱元璋在同陈友谅的战斗结束之后，在至正二十五年二月，发动了对张士诚的全面进攻。朱元璋采取了“先取通泰诸郡县，剪其羽翼，然后转取浙西”的策略，先后进行了三个阶段的战争：第一阶段是占领张士诚在苏北、淮河流域的地盘；第二阶段是占领江南地区的城镇，以此来包围平江；第三阶段是围攻平江。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十月，朱元璋一面发布文告，指责张士诚，一面令徐达、常遇春、胡廷瑞、冯国胜、华高等出兵取淮东、泰州等处，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四月，泰州、通州、兴化、盐城、高邮、淮安、濠州、徐州、宿州、沛县、邳州、安丰等地先后被攻克，张士诚在苏北和淮水地区的全部占领区也被夺取。

这年五月，当苏北被攻克时，朱元璋又欲进军江南，并发表了《平周檄》。这篇檄文虽仍旧使用“皇帝圣旨”和“龙凤”年号，却是以地主阶级的立场来指责张士诚。文中还大肆攻击污蔑红巾军，这表明朱元璋已公开背叛农民起义，所以对张士诚的战争从性质上讲已是进行封建统一的战争。

八月，朱元璋令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万攻张士诚。到十月，湖州、杭州、绍兴、嘉兴等地被先后攻占，朱军已经形成了对平江的包围圈。张士诚的重要将领吕珍、李伯升、张天骐、潘元明等均投降朱元璋。

十月，向平江围攻。朱元璋用叶兑的锁城法，徐达、常遇春、华云龙、汤和、王弼、张温、康茂才、仇成、何文辉等分兵在平江各门、各方驻扎，四周筑长围以困之。又搭建了三层的木塔，监视城中动静，每层施弓弩火铳；还日夜用襄阳炮进行炮轰。张士诚先是依仗城坚，死命坚守；到城内粮草已尽，城外又没救兵援助时，只好拼命突围，但未成功。朱元璋派人劝降，也遭拒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六月，张士信在阊门督战，正挟妓欢饮，结果中炮身亡。九月，城破，周仁、徐义、潘元绍等皆降，张士诚率军巷战，最后自杀未遂，被关押到应天，自缢而死。不久，无锡、常熟也被攻下，张士诚的割据势力被消灭。

（2）平定方国珍

接着，朱元璋又乘胜消灭了方国珍的势力。

方国珍（1319～1374年），又叫谷珍，台州黄岩（今浙江黄岩）人，世世代代都以贩盐谋生。至正初，黄岩人蔡乱头起义之后，元发兵追捕，平民也跟着遭殃。至正八年（1348年）春，方国珍被仇家陈氏诬告，方国珍一怒之下杀掉陈氏而被官府追捕，他只好和其兄国璋、弟国瑛、国珉以及其他畏罪潜逃的乡民逃命到海上，聚集数千人谋起反来，不仅打劫漕运粮，还扣留海运官员。元朝廷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朵儿只班去镇压，却兵败被俘。方国珍本是欲报私仇起兵，并无反抗元朝封建统治的意思，因此，被俘获的朵儿只班成了方国珍向元朝伸手要官的一张王牌。当时，方国珍迫其上书朝廷下招降之诏，元顺帝怕海运受阻，下诏授方国珍庆元定海尉，方氏兄弟也都捞了一官半职。方国珍回到家乡后并未解除他的武装，在乡里横行一方，元廷与他之间进行了数次谈判，方国珍凭借自己控制的军队，狮口越张越大。元朝政府一怕影响漕运，二怕他与红巾军相勾结，所以既要羁縻他，又要解除他的武装。

至正十年（1350年）十二月，方国珍再次烧掠沿海州郡。十一年（1351年）二月，元命江浙行省右丞孛罗帖木儿、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泰不华夹击，孛罗帖木儿反被方国珍俘获。元廷只得又授官予方国珍兄弟。十二年（1352年）三月，方国珍又向元朝挑衅，把泰不华杀掉。十三年（1353年）方国珍派人悄悄进入京师，贿赂权贵，于是元又授其以徽州路治中、方国璋广德路治中、方国瑛礁州路治中，但方国珍并未就此结束他在海上烧杀抢掠的活动。

到至正十五年（1355年）以后，方国珍的表现更猖狂。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他又向元朝投降，被封为海道运粮万户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其兄方国璋为衢州路总管兼防御海道事。次年八月，方国珍又被元朝升官做了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且受命去进攻还没有投降的张士诚。双方在昆山大战，方国珍大胜。恰好这时张士诚向元朝廷乞降，两个叛徒握手言和了。后来方国珍仍旧占据温台庆元等地，虽然有的元官很不服气，但元廷必须依靠方国珍，利用他的船只运粮，所以拿他也没有办法。

至正十八年（1358年）底，朱元璋的军队已经东下衢州、婺州，向在温台、庆元诸路占据的方国珍逼近，朱元璋遣蔡元刚至庆元劝说方国珍投降。方国珍与他的部下商量道：“如今元朝将亡，豪杰并起，只有朱元璋号令严明，所向无敌，现在他又攻下婺州，恐怕咱们不能与之对抗，不如暂时表示顺从，藉为声援，先静观形势变化再采取其他措施。”至正十九年（1359年）正月，方国珍遣使奉书献给朱元璋黄金五十斤、白银百斤和别的礼品。三月，又以温、台、庆元三郡之地献给朱元璋，并派去次子方关作为人质。九月，朱元璋授方国珍为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方国璋为行省右丞、方国瑛为行省参政、方国珉为江南行枢密院签院，并令奉龙凤为正统。但方国珍并无诚意投降朱元璋，虽说他接受了朱元璋的职位，却是心怀鬼胎，待其成败变化。他提出借口，不以“龙凤”纪年，暂且以“至正”作为纪年。

果然，没过多久，方国珍在刘仁本、张本仁等人的怂恿下，在接受朱元璋封职仅有一个月后，就又接受了元朝封他的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的官职。并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开始，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方国珍年年为张士诚安排大批海船运送其十余万石粮到元大都，元顺帝非常高兴，封他为江浙行省左丞相赐爵衢国公。方国珍仍旧横行在庆元、温、台一带，但又害怕朱元璋来攻，只好伪装“怕惧谢罪，以金宝饰鞍马献”。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四月，朱元璋的军队把湖州、杭州等张士诚统治区攻占下之后又向平江围攻，此时方国珍自知难保，又耍出了新的诡计，他一方面坐山观虎斗，一方面暗地里北通扩廓帖木儿，南交陈友定。朱元璋给他写信，指出他有罪状十二条。七月，朱元璋又责令方国珍贡粮二十三万石，并写信威胁他，方国珍惶恐不已，日夜运珍宝，集海船，准备下海逃跑。

这年九月，朱元璋拿下平江，平定张士诚后，遣军分两路进攻方国珍。参政朱亮祖一路攻台州，方国瑛败逃黄岩；朱亮祖又攻温州，方国珍侄方明善逃走；朱亮祖分兵取瑞安，在乐清打败方明善，追至楚门海口，征南将军汤和一路先取余姚、上虞，进攻庆元，方国珍逃入海中，汤和带兵紧追至定海、慈溪等县。十一月，朱元璋又令廖永忠率舟师入海，与汤和合击方国珍，方国珍意欲逃出海面，却遇有大风，未遂，于是黔驴技穷，不得不纳款投降。朱元璋终于平定了这方割据势力。

（3）南征陈友定

朱元璋在消灭了方国珍的势力后，随即令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领军去攻打陈友定。

陈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国，福州福清县（今福建福清）人。徙居清流（今福建清流），出身贫寒。后为富户罗氏之婿，因做买卖赔了本，充当驿卒。至正十二年（1352年），南方红巾军入闽，陈友定在其家乡清流的明溪、曹坊等地，因袭击红巾军有功，被提携做了明溪寨巡检。后汀州府判来募兵，陈友定随元军成功镇压汀州、延平（今福建南平）、建宁、邵武等地起义军，又被升至清流县尹。至正十九年（1359年），陈友定派他的手下康泰等取邵武，攻汀州、延平、将乐（今福建将乐）。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邓克明取汀州后进攻建宁，结果被陈友定打败，又损失了汀州。陈友定因此被升任福建行省参知政事。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元置福建行省分省于延平，以陈友定为平章，驻守闽中八郡。由于当时福建远离北方，而且同北方交通不畅，陈友定在福建成了土皇帝，专门负责福建军队的钱粮物资。当张士诚、方国珍停输海运粮后，陈友定从福建运粮数十万石至大都，得到元顺帝的嘉奖。可见，陈友定对红巾军和朱元璋是顽抗到底的。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二月，陈友定向处州进攻，被朱元璋部下胡深打败，朱元璋乘胜遣朱亮祖、胡深、王溥三路追击，在进攻福宁时胡深中伏被陈友定俘杀，平闽计划未能实现。以后，陈友定又占领兴化（今福建莆田）、泉州（今福建泉州）、漳州（今福建漳州）等路。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军队入杉关，克汀州，取邵武，占长阳，所向披靡，陈友定的部将纷纷投降。十二月，朱元璋又令汤和、廖永忠等率舟师由庆元出发攻打福州。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军队占领建宁，围困延平，陈友定服毒自杀，未遂。后俘送应天，不久被杀，其附近各路、州、县相继投降。

朱元璋借助于红巾军的势力崛起，他在长时间内也是打着红巾军的旗号进行活动的。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他亲自攻克婺州，更名为宁越府，在这里设置中书分省。他将两面大旗竖立在门前，上书“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口号与韩宋是一致的。然而在其势力日渐扩大的时候，朱元璋并不想推进农民起义的事业，而是一心要称帝为王，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因此，和许多红巾军队伍不同，朱元璋在自己势力所到之处，并非坚决打击地主，而是与其尽量妥协。他的军队纪律严明，不事杀掠，这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过，这里面却含有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思想。同时，他也优待重用读书人。至正二十年（1360年）三月，他征召了浙东名士刘基、宋濂、章溢、叶深。刘基参与了后来很多大事的决策，例如先图陈氏，后取张氏，关于北伐的方略首先明确提出的人就是刘基。宋濂以文学奉侍朱元璋，为朱元璋起草了许多文书。这些儒生名士对朱元璋建立“帝王之业”发挥了很大作用。“宫莺去尽野鸡栖，憔悴江南谁是主？”江淮一带地主阶级虽害怕红巾军，但又觉得已经不能依靠元朝，希望出现一个维护他们利益的新的帝王。于是朱元璋因势而起，成为了地主阶级的新代表人。

朱元璋的蜕变在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行动中都有表现。在占领集庆后不久便弃红旗而改用黄旗。他在与陈友谅、张士诚的争战过程中，同元将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之间没有中断书信往来。打败陈友谅后，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他自称吴王，立长子朱标为世子，设立百官，这是朱元璋政权性质发生变化的标志。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八月，他在声讨张士诚的《平周榜》中已用地主阶级的口吻诬蔑红巾军起义是“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而他自己则是“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立功”，因此才出面收拾这各自为政的局势。这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廖永忠去滁州迎接韩林儿，路上，将其淹死在了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宣告了红巾军韩宋政权的灭亡。

朱元璋在江南不断攻地的同时，始终注视着北方元廷的情况。在与张士诚的战争还没有结束时，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正月，他便以扩廓贴木儿拘留自己的使者为借口，作书发出了北伐的警告。此后，双方在徐州一带小有冲突，他看出元方上疑下叛，将帅嫌隙，元朝灭亡时日已到，遂在这年十月率部北伐。

一天，朱元璋集合诸将讨论北方局势，然后问道：“现命诸公北伐，诸公有何计策？”猛将常遇春答道：“用我们强大的百战之师直接攻入元都，可速战速决。”朱元璋说：“元建国百年，大都的守备必定坚固。孤军攻城，粮饷若是没有储备，元方援兵四集，我们就会失利。我主张要先攻打山东，继下河南，再拔潼关控扼门户，这样整个形势便可归我方掌握，然后进克大都，再向西席卷山西和陕西。”将领们一致赞同这个战略部署。于是，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而且还妥善安排了其余将士的任用。他又对将士宣布了纪律，要求在这次征战中，“非必略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祸乱，以安民生。凡遇敌则战，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家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救即还之”。

在将士临行时，朱元璋又向中原各地发布了由宋濂起草的著名的北伐檄文。他在檄文中指责元帝“荒淫失道……于是人心离散，天下起兵”。他宣言，“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这样一来，他便明确地将元末红巾军反对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性质转变成了单纯的民族斗争性质；把广大农民反抗元朝封建统治的群众运动转变成了个别圣人建朝称帝的事业。至于这个圣人，当然就是朱元璋自己。现在这个圣人遣兵北伐了，决心“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檄文宣布，他们是号令严肃、秋毫无犯的师旅，中原各地“民人”不要逃避。檄文还宣布，蒙古色目“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民抚养无异”。所以，这一檄文不仅对当时的汉族地主阶级有很大的号召力，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加速了敌人的瓦解。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登上帝位，建国号为明。如此一来由朱元璋领导的明军北伐之举更显出“吊民伐罪”的性质。朱明军队势强且军纪严明，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又大大缓解了汉族地主、蒙古贵族和色目上层之间的矛盾，因此北伐时势如破竹，毫不费力。徐达率军先抵淮安，遣人往沂州招谕王宣、王信父子。王宣是靠组织“义兵”被元朝授予淮南淮北义兵都元帅的，自从察罕帖木儿阵亡后，扩廓帖木儿忙于内战，王宣父子乘机攻掠山东全境。王宣被徐达招降后再次反叛，遭到了徐达的镇压。接着莒州、滕州、益都、东平、兖州、济南、济宁、密州、登州、莱州、东昌等地，也先后被占领，元朝守将逃的逃，降的降，四散而去。由征戍将军邓愈率领的偏师也由襄阳北略南阳，一路畅通无阻。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朱元璋于应天登基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从此开始了明王朝的统治。

3．洪武新政

朱元璋即位后，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借以巩固其统治。

（1）户口制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为了建立有效的赋役制度，对地主隐匿田产、户口而逃避赋役的行为予以打击。他下令各地认真清理、统计全国户口和耕地数额，编制了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从而形成了严密的户口和财产登记制度。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要求在各地作战的总兵和地方官员注意收集户口版籍。同年，制定“均工夫”役法，而且还编制了应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的均工夫图册。洪武三年（1370年）他又下令按户登记姓名、籍贯、年龄、丁口、产业，实行户帖制，将户帖发放给各户，全国户籍则在户部汇总。在江南一些地区还试制了“小黄册”。

明政府也十分重视查核全国的土地。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派官员到浙西核实田亩，攒造鱼鳞图册。后来又令国子监监生武淳等人到各地丈田绘鱼鳞图。鱼鳞图册按“随粮定区”原则，以税稂万石为一编造单位，称一区。把每区的土地丈量之后，绘成图册，册上记载所有田亩面积、四周界至、土地沃瘠、户主姓名。因总图形状象鱼鳞，故而得名为“鱼鳞图册”。

黄册以户为主，以人为经，以田地为纬，田地分别归于地主，作为征派赋役的根据。鱼鳞图册以田地为主，以地域为经，以人为纬，作为解决土地纠纷的凭证。两种册籍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核对，相互牵制，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的户口、田地和赋役管理制度。

（2）立卫所制和将兵法

洪武初年，中央军事机关为大都督府，朱元璋任命亲侄子朱文正为全国最大的军事长官大都督。全国都司、卫所的军队都由大都督府统率。后来，朱元璋觉得大都督府的权力过大，就在废中书省的同时，把大都督府一分为五，设立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各都督府分别统领各自所属的都司、卫所，各府的长官分为左、右都督，掌管军事。五军都督府和兵部既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各都督府只管军籍、军政，没有指挥和统率军队的权力；兵部虽有颁发军令，铨选军官之权，但不能直接指挥和统率军队。如有战争，则决定权在皇帝手中，兵部奉旨颁发调兵命令，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然后率领由各卫所调集的军队去作战，结束战事之后，兵归卫所，主帅还印。这一制度使皇帝握有总指挥权和将帅的任免权，而军籍、军政的管理和军队的调发指挥权限分开，将不专军，军不私将。这样，不仅避免了悍将跋扈、骄兵叛变的弊端，而且更重要的是使皇帝牢牢控制住了军权。

立国之初，朱元璋和刘基经过研究磋商，在编制和训练军队方面，创立了一种卫所制度。卫所军队有四个来源：一是从征；二是归附；三是谪发；四是垛集。军人列入军籍，世代沿袭、儿孙代代当兵，都督掌管军籍，普通地方行政官吏无权管辖军人。军队耕战结合，平时既要屯耕，也要进行军事训练，并且还担负保卫边疆和镇守地方的任务，具有武装力量和生产力量相结合的性质。卫所把全部军士都编排进来，每112人编为一个百户所，每十个百户所编为一个千户所（1120人），每五个千户所编为一卫（5600人）。卫所的军官分别为百户、千户、卫指挥使。百户所以下的军事单位是总旗（约50人）、小旗（约10人）。全国各地都有洪武朝卫所，但主要集中在京师重地。

（3）诏令办学

洪武二年（1369年）十月，朱元璋告谕中书省官员说：“学校教育，到元代其弊已极……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十月三十日便下诏令地方郡县开办学校。

为了能使地方贯彻好立校兴学政策，明政府明确规定：府学设教授一人，训导4人，生员40人；县学设教谕一人，训导二人，生员20人。师生每月除供应每人六斗米外，有司还要供应鱼、肉。学官月俸，多少不等。学生学习，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要学以致用。同时还对学校规章等其他相应教学措施作了规定。地方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资历深的可以定期保送到京师国子监继续深造，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入学十年以上还没出路的，由学校推荐，可往吏部保送，充任下级官吏。

北方学校教育较南方相比尤为落后，缺乏师资而且师资水平很低。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命令吏部从南方选出大批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官充实北方学校，以此来提高北方的教学水平。

明代前期，除上述府州县学外，地方社学也聘请儒士培养民间子弟，还有“御制大诰”及本朝律令的学习内容；地方武学也聘请武师专教武臣子弟学习武艺，等等。

朱元璋诏令天下郡县皆立学校，对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素质、稳定明王朝统治都具有积极意义。

（4）制定科举

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国家人才紧缺，朱元璋颁发科举诏令，于八月设科取士。

明代科举考试分文武二科。二科考试都明确规定了考试时间：子、午、卯、酉年为乡试；辰、戌、丑、未年为会试；乡试在八月，会试在二月，皆九日为第一场，复三日为第二场，又三日为第三场。中乡试者称举人，京师会试中胜出者有资格参加殿试。三年一大考，皇帝亲自把关殿试，殿试及格而被录取的都称为进士。进士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凡中进士者，均可封官。

文科考试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初场试五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试论一道。三场试策一道。三场考试通用推行的八股文答题（每篇文章必须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因考试只重形式而内容不实，明代科举制又因而被称为“八股取士”。

武科试士的内容同文科有些差别。武举初试马上箭，二场试步下箭，三场试策一道。六年一大武举考试，考中者称武状元等。武科重技勇，考试的内容也因时局的变化和要求略有改动。

明代科举取士录取名额由社会需要而定。明初所需文官数额大，录取时也较多；明中期，逐渐放宽乡试名额而缩小会试名额，而且在录取进士名额时，注意地域间的南、北分布平衡。洪熙元年（1425年），限定取士名额，南人16名，北人14名，武科则没有限定。

在明初期，明代科举制对于扩大官僚机构、稳定统治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因其以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来束缚读书人的思想，是一种文化专制制度，所以读书人为了猎取功名，埋头“四书五经”，写空洞的八股文，成为名副其实的书呆子。这种举士制度禁锢了人们的头脑，严重阻碍了文化科学的发展。

（5）发展农耕

明代，随着炼铁技术的提高，铁质农具也得到改良，农耕种田更加追求集约经营，十分重视精耕细作，提倡“宁可少而精密，不可多而草率”。

在整地上，讲求深耕达七八寸，以使土壤彻底松软。如果在麦、稻两熟田地，将水田改成旱地时需开沟做，使背凸起如龟背，便于排水。翻耕时讲究先浅后深，头遍打破皮，二遍揭出泥，争取时间灭茬保墒；将旱地改为水田时则要分层深耕晒垡，从而来改良土壤结构。

在选种和播种方面，重视收集、选育新种和优良种子，而且为便于早播还要提前浸种。如早稻浸种一般在清明节前，有的在春分前便开始浸种，称“社种”，浸种时间提前半个月。浸种方法也有了改进，原来是“昼浸夜收，不用长流水，难得生芽”，明代改为“用稻草包裹（稻种）一斗或二三斗，投于池塘水内，缸内亦可”, “浸三四日，微见白芽如针尖大，取出于阴处阴干”（王象晋《群芳谱》）。

施用追肥。当时不仅在施用追肥的时间、数量、次数以及肥效上有了科学的认识，而且对于土壤与肥壤结合方面的认识也加深了，并总结出了一些规律。如羊粪适宜旱地，猪粪适宜水田，灰粪和牛粪则适宜于土质贫瘠坚硬的田地，土性带泛浆之田宜用骨灰蘸秧根、石灰淹苗足，等等。

在防治病虫害方面也积累了些经验，如冬天铲草根、添新土用来杀灭越冬幼虫及虫卵，用药物、棉籽油等拌种来避免虫蚀，把石灰、桐油撒在叶子上可用来杀虫等。

在充分利用田地的时间和空间方面也有科学的分配方法。宋元时发展起来的稻麦一年两熟的轮作方法，被推广运用到其他作物的种植之中。并且从一年的轮作发展为若干年的轮作，间作、套作技术也提高很多。江南地区双季稻种植广泛，甚至还在福建广东等地出现了一年三熟之稻。江南水稻除与小、大麦轮作外，还和豌豆、蚕豆、油菜等其他作物轮作，北方则以大、小麦与黍、粟、豆、薯等轮作。棉麦轮作、棉稻轮作、棉豆间作、桑豆间作等技术，也在经济作物推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6）农工商立法

明朝初年，因为经年战乱，全国流民充斥，农业生产非常缺乏劳动力，因而太祖朱元璋加强农业立法，用以恢复与促进农业发展。

朱元璋曾下达了禁止贩良为奴的禁令，禁止人身买卖，以解放劳力，投入生产。明初则大力推广移民垦荒，实行屯田，包括军屯、民屯、商屯、戍罪屯、赎罪屯等。

从农业发展需要出发，明政府加大了水利建设，整治堤岸塘堰，疏浚河道，还专门设置了掌管水利的营田司。规定：如有盗决河防者，杖一百；盗决圩岸陂塘者，杖八十；不修河防圩岸，或修而失时者，笞三十至五十杖；由此造成人员、财物损失者，笞五十至六十杖。

为核查全国田亩，还编造黄册与鱼鳞册。耕民按亩交赋，赋役程度比前朝减轻很多，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由于农业立法的推广，全国垦田面积和人口大增，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分别达到8507623顷和60544812人，使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此外，明朝的工商立法明确、具体。明初建立的匠户匠籍制度，加大了手工业者的集中管理力度，发挥了技术优势，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

明朝律例对手工业产品的质量与规格要求十分具体。规定：造器物、缎匹不合格，工匠均受笞刑或以坐赃论。有关官吏也受处罚并赔偿损失。

在手工业生产管理方面，明朝法律规定：不经批准非法营造者，按坐赃论；营造所需物资不实报笞五十；多领物资者，以监守自盗论；工匠未按期交货，官吏不如期拨料者均处笞刑。

明代商业立法以重农抑商为基础，而且对盐、茶采取官营专卖政策。早在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所定的《盐法》便有贩盐者取税1/20以助军饷的规定；洪武元年（1368年）定《盐引条例》规定贩私盐者绞；后来又在《大明律》中规定：凡贩私盐、私茶者杖一百、徒三年，如携武器者加一等，拒捕者斩。买私盐者杖一百。盐法规定要取得吏部所颁“监引勘合”的凭证才可以经营盐业。早在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便定《茶法》，取其1/30作为税赋收入的补充。明令严禁贩卖私茶，由官府专卖。洪武以后则规定设“茶引所”收购茶叶；贩茶者也一定要持有吏部“茶引勘合”，没有或持有过期凭证的按贩私盐律治罪。

《大明律》中的市场管理法规定：统一度量衡，市面上所用均须经官府核查，违者治罪；加强管理机关平抑物价的责任；对不法商人操纵市场、哄抬物价的不轨行为予以严厉打击，触犯此条规定者视其轻重处以笞、杖刑；严禁私人从事海外贸易，明确规定货卖海外和下海者杖一百，将人口、军器出境者处以绞刑，关口将士渎职与犯人同罪等。

（7）移民屯田

明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分布于苏、松、嘉、湖、杭五郡的四千余户无田耕种的百姓，遵从朱元璋令迁徙到“田多未辟”的临濠，就垦农业，免征三年移民租税，这便是明代大规模移民屯田的开端。

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徐达驻师北平，因为除去了沙漠中的威胁，所以把北平山后35800余户居民分散到各府卫进行屯田；同年又移漠北和山西一带“沙漠遗民”32000余户到北平屯种，江南140000户少地、无地农民还奉命迁到凤阳屯种。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山西、真定一带无田的百姓迁到凤阳屯田；十五年（1382年）九月，广东番禺、东莞、增城等处24000多名降民迁移泗州屯田；二十一年（1388年）又将山西泽、潞二州无地百姓迁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空旷地带，置屯耕种。

除了省与省之间的大规模移民屯田之外，各省内也发生了迁徙情况。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登、莱二州5635户农民就耕于东昌，二十八年（1395年），东昌三府外来移民达58124户。

明朝的移民屯种，政府为其提供耕牛种子，免除三年租税，三年之后每亩纳税一斗，不再加收其他赋税。这一举措极大地激起了百姓垦田种植的积极性，加速了开辟荒芜田地的进程，扩大了自耕农的比例，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元末土地高度集中的局面，推动了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8）封王封臣

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考虑到历代地方割据和叛乱严重威胁皇权，吸取宋、元两代皇室孤立的教训，诏定诸王国邑与官制，大封诸子，屏藩王室。

由洪武三年开始，朱元璋的25个儿子和一个曾孙被先后封王。选择其中一部分授予兵权，如秦王樉、燕王棣、宁王权等，令他们在北方驻守，节制沿边兵马，以防御蒙古残余力量；还有一部分驻守在内地各省，如鲁王檀等，用于监视地方官吏。

为避免握权大臣篡权谋反，明太祖规定，诸王有移文朝廷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权力，同时因担心诸王权力太大对中央集权的统治构成威胁，又申明诸王“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赐土”，即分爵而不裂土。

另外，因江、浙等系京畿重地和国家财源所在地，为避免干扰国家经济和政治活动而不予分封；闽、粤不封，则因其地远险恶，皇权难以控制。

明太祖分封诸王，皇子以亲王身份建藩就国，实则是继承了古代的分封制，对明初加强皇权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所封诸王，拥兵自重，在封国内目无王法，终于造成“枝强干弱”的割据局面。

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一日，朱元璋在奉天殿举行隆重庆祝仪式，以表彰文臣武将的开国功勋，并大封功臣。

诸将的功绩都记录在大都督府兵部。吏部定勋爵，户部准备赏赐物品，礼部定礼仪，翰林院撰制诰，皇太子、诸王在两旁侍立，皇帝左右则排列着文武百官。诏封左丞相李善长为韩国公，右丞相徐达为魏国公，常遇春之子常茂为郑国公，李文忠为曹国公，邓愈为卫国公，冯胜为宋国公，又封了六公之下的十八侯：汤和首位为中山侯，唐胜宗为延安侯，陆仲亨为吉安侯，周德兴为江夏侯，华云龙为淮安侯，顾时为济宁侯，耿炳文为长兴侯，陈德为临江侯，郭子兴为巩昌侯，王志为六安侯，郑遇春为荥阳侯，费聚为平凉侯，吴良为江阴侯，吴祯为靖海侯，赵庸为南雄侯，廖永忠为德庆侯，俞通源为南安侯，华高为广德侯，杨璟为营阳侯，康铎为蕲春侯，朱亮祖为永嘉侯，傅友德为颍用侯，胡美为豫章侯，韩政为东平侯，黄彬为宜春侯，曹良臣为宣宁侯，梅思祖为汝南侯，陆聚为河南侯。并赐诰命、铁券、赏物等。又在该月的三十日，册封汪广洋为忠勤伯，刘基为诚意伯。而且还诏告各位公侯：身享富贵，应通达古今之务以成远大之器，不可苟且自足。

此后，朱元璋根据诸武臣的战绩，或封侯伯，或晋封公，以此激发武将建功立业之心。洪武十一年（1378年）汤和被朱元璋封作信国公，洪武十二年（1379年），又封仇成为安庆侯，金朝兴为宣德侯，蓝玉为永昌侯，谢成为永平侯，张龙为凤翔侯，吴复为安陆侯，曹兴为怀远侯，叶升为靖宁侯，曹震为景用侯，张温为会宁侯，周武为雄武侯，王弼为定远侯。

（9）《元史》成书

明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宋濂主编完成《元史》。

《元史》是作为记录元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共210卷。其中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包括上至成吉思汗下迄元顺帝约160年间蒙古、元朝的历史，主要是记录元朝史事。该书以史实、后妃功臣列传及诸家编写的行状、墓志、表、志，以及《经世大典》等资料为依据，因此保存了很多原始史料，尤为珍贵的是天文、历史、地理、河渠等四志材料，是研究元史的基本资料之一。

《元史》比较完全地采用纪传体皇朝史的形式对元代历史进行了记录，视野宏大，内容丰富，并且在某些方面独具特色，是其他书所无法比拟的。由于元朝的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全都失传，《元史》的记载使之得以存其精华，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元史》的本纪和志占全书篇幅过半，而本纪占全书近四分之一，可以说《元史》的史料价值比其他某些正史的记载更高一筹。

《元史》的修撰只用了11个月，其成书之速也带给它很多的缺陷、讹误，一些史事没能够进行详细考核订正，未曾使用元代的一些重要资料，蒙古族的源流发展、中西交通等重要史迹，也都没有进行详细记载。译名、史实也存在不少错误，处理资料上缺乏融会贯通之功，有的照搬沿用案牍原文，文辞欠缺斟酌推敲，故为后来学者指摘挑剔。但无论如何，《元史》是记述元代历史的最可信赖的著作，为后人研究元代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10）制作牌符

明洪武四年（1371年）五月，太祖朱元璋诏命工部制造用宝金牌和军国调用走马符牌。用宝金牌共有两枚，分别由中书省、都督府收藏，在调遣军队时使用。走马符牌分金、银两种，各20个，宽2.5寸，长5寸，用铁打制而成，贯以红丝绦，平时在内府保存，适于紧急军务在身的遣使佩戴。后来，走马符牌也为用宝金牌代替，宽3寸，长9.5寸，上钑二凤，下钑二麒麟。

朱元璋在同年六月又下诏，命礼部参考旧典，制定武臣金银牌制，以供在外武臣作为随身携带的证物之用。金银牌具有相同的规格，宽2寸，长1尺，上钑双龙，下钑二伏虎，用红丝带悬挂。指挥所佩戴的金牌，上有双云龙、双虎符；千户所佩戴的是镀金银牌，只有一条云龙、独虎符；百户佩戴的是素银牌符。全国共有500个双云龙、双虎符金牌，2000个独云龙、独虎符镀金银牌，11000个素银牌，上有朱元璋亲笔题撰的阳文：“上天佑民，朕乃率抚，威加华夷，实凭虎臣，赐尔金符，永传后嗣。”符牌制乃明王朝加强军事集权的重要标志。

（11）铁榜诫功臣

明初，一些加官晋爵的开国大臣，仗势欺人，横行乡里，连奴仆杀人也隐匿不报。洪武五年（1372年）六月，朱元璋为了保全功臣，命工部制作铁榜申诫功臣，厉禁纵容奴仆仗势为非作歹。

铁榜共有9条命令以申明律令，责令公侯奉公守法，不可以侵犯百姓利益。如命公侯不得接受官军贿赂，不可强霸官民山场、湖泊、茶园及金、银、铜、锡、铁冶炼者，不得容许家仆侵夺田产财物，不得倚仗权势欺压百姓等。但凡违背上述命令者都有受杖、充军、受刑、处死等相应处罚规定。铁榜公布后效果较好，但某些武将仍旧我行我素，目无法纪。如蓝玉专横恣暴，储庄奴数千人，鱼肉乡里；郭英私养家奴150多人，滥杀无辜；周德兴营造宅第，逾制豪华；朱亮祖专擅不法、贪得无厌等。这些最终导致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和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案的爆发。两次党狱，致使那些元勋和有功将才全被杀尽了。

朱元璋制作铁榜警诫功臣，对明初抑制豪强、整顿吏治、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剥夺公侯兵权、加强皇权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它也暴露出朱元璋唯恐公侯掌握兵权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