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十九年（1540年），当年岁饥艰食，粮食奇缺。浮梁本地人已是食不果腹，加上厌恶乐平籍佣工平日嚣张跋扈，为了保住有限的粮食，遂发动起来，将在景德镇做工的乐平籍工匠尽行驱逐。乐平人心生不满，决意反客为主，召集千余人，持械强行劫夺粮食。浮梁人亦聚众反击。双方互相仇杀，卷入者多达数千人，血流成河，村镇因之变为废墟。这是景德镇有史以来所发生的第一次以百姓为主体的大规模地域性冲突。
事情传到京师北京，嘉靖皇帝诏停守巡兵备及该府县衙所掌印巡捕等官俸，并出兵景德镇，逮捕首恶者。事平后，饶州府同知范栻、乐平知县李惟寿被逮捕下狱问罪，判各夺俸三月；饶州知府沈熺、饶州通判张戢、兵备副使屠倬、分巡副使杨绍芳、分守参议朱道澜、巡捕署都指挥佥事李浴铭及巡抚都御史王暐等七人亦被御史弹劾失事罪状，俱以功赎罪。
嘉靖年间，外地人尚未能在浮梁占据主流，便发生了这桩震惊全国的恶性斗殴厮杀事件，足见景德镇人事关系错综复杂，客主矛盾势同水火，远非一般城镇所比。而到了万历年间，以同乡结成团伙行帮、恶性竞争、互相攻讦之现象更为严重。彼时浮梁本地人已退居末流，外来人士反客为主，形成了都帮、徽帮、杂帮三帮鼎立的局面。
都帮以都昌人为主。都昌在历史上曾与浮梁同隶属于饶州，宋初改隶南康[29]，明代沿袭。都昌地处鄱阳湖畔，多丘陵地带。北宋名士苏轼曾有诗云：“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山清水秀，林木蓊郁，堪称典型的都昌风光。然人多地少，又极易遭受水患，生活并不容易。为了生计，都昌人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外面的世界。景德镇距离都昌仅百里之遥，水陆均可抵达，朝发夕至，兼之景德镇四季火光映天、商机巨大，遂成为都昌人的第一选择。
起初，都昌人多以卖苦力为生，推车、挑担、撑船等，无所不为，在艰苦的求生经历中，逐渐把握住了商机。彼时商品、货物运输均靠水运，都昌人便组织了船帮，为景德镇装瓷土、运窑柴，替瓷商转运瓷器等，无所不至。
瓷器是大利之所在，染指瓷业自然是都昌人梦寐以求的事，然景德镇瓷器行业均是世代相传，尤其在核心工艺方面保密甚严，为了防止技艺外传，甚至只传子、不传女，外人极难插足。都昌人便煞费苦心地选出本籍多名美貌女子，送给镇上能工巧匠作妻作妾作婢女，以最古老的美人计来窥测瓷业秘技，如此摸索着学习。只是都昌人虽大致学会了制瓷手艺，仍然受到瓷业同行排挤，难以立足。
宣德一朝是青花瓷器发展的高峰。宣德皇帝死后，九岁的明英宗即位，一度减免织造、采买等事宜，罢烧御窑厂，撤回了驻景德镇的督陶官，宫廷用瓷则改由景德镇民窑包做包解。由于朝廷给的工钱不高，要求烦琐，稍有不合制式，便要重新改造，民窑普遍负担不起，叫苦不迭，竟有卷款弃窑潜逃者。都昌人看准时机，挺身而出，一举揽下了宫廷用瓷的苦累活儿。虽然几年后明廷又重开御窑厂，但都昌人最终因此机缘而在瓷器行业站住了脚跟。御窑厂生产恢复后，还有很多都昌人受雇进了御窑厂做坯。
除此之外，都昌人还涉足窑业。窑炉是烧制瓷器的场所，为瓷之根本，即所谓“瓷器之成，窑火是赖”。窑业在景德镇被称为“挛窑”[30]，其技艺属于瓷器行业中极为重要且有独特传承方式的专业技术，元明以来，由浮梁魏氏专营，其技世代相传，秘不宣人。由于魏氏人少，活计多时，也不得不临时聘请外姓人帮忙，主要工作是涂抹泥浆。久而久之，都昌余姓人从帮工中学会了一些技巧，开始涉足补窑业，即为炉窑提供修补及抹泥浆服务，渐渐摸出门道，进而由补窑至砌窑。
到了嘉靖年间，都昌籍工匠崔国懋仿造宣窑、成窑青花成功，名闻天下，更令都昌人声势大振。许多都昌人都与崔国懋一样，靠学艺在景德镇发迹。同乡人好抱团，亲帮亲、邻帮邻，亲朋好友蜂拥而至，进入瓷都的都昌人越来越多。人多势众下，兼之能吃苦、敢冒险、善机变，都昌人渐渐占据了景德镇瓷业的大头。到万历年间，圆器业[31]已基本为都昌人控制，又用血缘和地缘关系结成乡党，时称“都帮”。
都帮不仅控制了瓷器行业的大头，还自行制定瓷业行规：凡不是都昌籍人开设的瓷窑，窑户给窑工的工资必须加倍，每天的圆器板数即制坯产量有限制，不得超额，以此来限制同行竞争。时有歌谣唱道：“蚁蛭蜂巢巷曲斜，坯工日夜画青花。而今尽是都鄱籍，本地窑帮有几家？”即表明了都帮在景德镇瓷业生产中的地位。
徽帮则以徽州人为主。徽州地区群山环抱，北面是黄山，东南是天目山，山多地贫，当地人仅靠种地难以生存，被迫以商谋生[32]，即所谓“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唐宋时，徽州“商贾四出”，奔走于各地，几乎从事所有商品的买卖。连穷乡僻壤、深山老林、沙漠海岛等人迹罕至之地，也不乏徽商活动。入明后，海外市场受制于明廷的海禁政策，徽人甚至不惜以海盗身份、走私方式铤而走险，走向世界。嘉靖年间称霸一时的大海盗头目“倭寇王”王直、徐海等人其实都是地地道道的徽商。
勤奋敢为、诚实不欺使得徽人大量致富，徽州富甲天下。明初时，尚有山西商帮即晋商与徽商抗衡，双方势均力敌，然明中期以后，晋商衰落[33]，徽商发展迅猛。杰出徽商黄汴为方便同行及后人，凭借亲身经历及大量调查访问、实地踏勘，呕心沥血二十七年，终著成《一统路程图记》一书。此书详细记录了百余条水陆路程的起讫分合、距离、行走难易，并介绍了沿途名胜风景、民情风俗、社会治安、物产行情、食宿旅舍、船夫轿夫等，便于行旅采用，应用性很强，开明代商程书之先河，价值极大，“士大夫得之，可为四牲览劳之资；商贾得之，可知风俗利害。入境知禁，涉方审直，万里在一目中”，成为徽州人手必备之书。徽商足迹由此遍及大江南北，时人有“无徽不成商”的说法。
当景德镇以瓷都身份日益显赫时，嗅觉敏锐的徽州人立即看到了内中的巨大商机，闻风而至，亦不似都昌人那般千方百计地挤进瓷器行业、要与浮梁本地人争雄，只专注于商业。多年经营下来，景德镇米肉、油盐、茶酒、绸布、百货、药铺、酒楼等基础商业均由徽州人垄断，徽商完全把持了全镇的经济命脉，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除此之外，瓷器生产所需要的材料，如运自外地的瓷土、杉木、窑柴等，亦由徽州人经营。
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徽商亦利用地域关系结成为“徽帮”。起初徽帮只有徽州一郡六邑，后来皖南宁国府的一府六县也加入了徽帮行列，形成了更为强大的联盟。
除都帮和徽帮之外，其他统称为“杂帮”，包括浮梁本地人氏，主要涉足琢器及部分瓷器周边商业。由此亦可见都帮、徽帮势力之大，以至其他各籍人士不得不联合起来，才能勉强与其对抗。
三帮形成之后，事端不断。徽帮以商为本，常有逐利之事。某年饥荒，坐拥粮仓的徽人借机涨价。都帮虽在瓷器行业称雄，却也是肉身所做，还是要张嘴吃饭，不得不受制于徽人，不忿之下，即鼓动人手上街哄抢米店。徽帮不及对方人多，最终吃了大亏。
杂帮抚州人擅制作琢器，本与制作圆器的都帮井水不犯河水，某次仅仅因为做会[34]时声势大了些，便被都帮往酒宴上投以爆竹火药。虽没有伤人，却弄得一片狼藉，宴会也不欢而散。
前年“变工节”时，都帮小南窑窑主余茂盛忽然毫无征兆地解雇了其手下佣工，并以种种理由克扣工钱。那些工匠多来自饶州所属州县如浮梁、乐平等，算是本地人，却反而被外来的都帮欺负，气愤之下，遂联合起来，鸣锣攘臂，一路游行到巡司署，要求官府出面驱逐余茂盛。
当时的巡司署长官是饶州通判今升荣。余茂盛不仅是窑户，同时还是船帮首领，与都帮会首崔无忌是姻亲，是旅景都昌人的实际首领。今升荣不敢贸然将其赶走，不得已，只能两方调处，也就是派人两面说好话。可余茂盛态度强硬，称这些佣工心怀不轨，意图偷窃余氏挛窑等秘技，扣工钱、剁草鞋[35]只是稍作惩戒，若不是看杂帮会首苏彦三的面子，按行规该将这些人驱逐出镇。言外之意，更是暗示这些饶州籍佣工是受苏彦三指使。场面一度极为尴尬，最终还是苏彦三在通判今升荣劝解下同意让步，自己拿钱补偿饶州籍佣工，又当场辞去会首一职，这才勉强息事宁人。
这三起风波，均发生在陈奇可上任之前。前任通判今升荣离开景德镇，也是因为摆不平都帮、徽帮、杂帮争端，被人弹劾，被迫引咎辞职。陈奇可对景德镇行帮之明争暗斗早有所闻，事先亦有所准备，特意聘请了江西南昌府奉新县秀才[36]宋国霖做幕僚。
到任上后，陈奇可先请来都帮会首崔无忌、船帮首领余茂盛等都帮头面人物，着意交结。之所以先对都帮示好，是因为历来三帮冲突，多由都帮率先挑起。崔无忌等人平日虽颐指气使，究竟还是平民百姓，见新任地方长官刚一入镇，便隆重设宴，折节结交，这可是从所未有之事，很是受宠若惊，亦表示只要陈奇可还在饶州通判任上，绝不会令其为难。
摆平都帮后，陈奇可这才郑重请来三帮会首，待以厚礼。又反复劝诫三大会首各自约束帮众，克己复礼，和睦相处，和气生财。当时作陪的除了本地有声望的乡绅士人、景德镇知名窑主外，还有浮梁知县杨延槐，以及江西矿税使兼理窑务潘相等大小官员，可谓给足了三大会首面子。都帮会首崔无忌、徽帮会首黄云霄以及杂帮新推选出的会首周时臣也均当场允诺，表示日后要各守其界，互不侵犯。
然相安无事并未持续多久。几个月后，恰好在“变工节”前夕，景德镇再度发生了大事——
都昌籍坯工忽然群起打派头[37]，聚众围堵吴窑窑主吴明官。吴明官虽是万历之后新崛起的瓷业名匠，却是徽州人氏，背后有实力雄厚的徽商支持。徽帮商众认为是都帮嫉妒吴窑青花比都帮崔窑瓷器更受欢迎，故意借“变工节”闹事，要求会首黄云霄反击。
徽帮会首黄云霄是著名徽商黄汴幼子，黄汴花费二十七年撰写《一统路程图记》，大为天下造福，在徽人中深孚众望。黄云霄幼承父业，生意做得极大，景德镇瓷器外销基本为其所垄断。他向来不满都帮横行镇里，但其人眼光宏大，认为徽商不独在景德镇拥有大量商业，还有许多外销生意，尤其浮梁茶叶及景德镇瓷器，是最受海外欢迎的赚钱利器，都帮已基本垄断了圆器业，若是因故影响了瓷器生产，最终在经济上受损的仍是徽人自己。所以黄云霄一直刻意要求徽帮帮众保持克制态度，能避则避，能忍则忍。之前都帮因不满米价上扬而哄抢粮仓，将镇上所有徽人米店砸得稀烂。徽帮大怒，纷纷要求反击或是告官。还是黄云霄出面晓以利害，强压了下来，事态才没有进一步恶化。
然围堵吴明官吴窑事件又有所不同。徽人虽在商业领域如鱼得水，在瓷器行业却无所建树。也就是说，徽商做生意有一套，但学艺制瓷却远远落在都昌人后头，在普遍轻视商人[38]的明代社会，不免时常遭人讥笑。都帮力求事事压在徽帮头上，稍不如意，便不惜以武力解决，也是源于轻商之本。
唯在万历之后，徽帮方才出了名匠吴明官，尽管有都帮制定的诸多行业限制，仍然挡不住其成为瓷业中的佼佼者，风头无二。又为士大夫尊崇，还娶了本地名绅之女李新喜为继妻。吴明官之后，又有婺源籍工匠陈仲美崛起。徽人遂在六大名窑中占据了两席，终得以与都帮平起平坐。
六大名窑中，苏州周时臣擅长仿制古器，浮梁吴为以薄胎瓷器著名，二人均只烧制流行于士林的高雅玩器，从不大批生产，不算主流。都昌余茂盛掌管的小南窑则主烧青花粗器，以廉价占据民间市场，虽有“名窑”之名，但瓷器本身并不臻入一流。真正占据精品青花瓷器市场的唯有都昌崔窑及徽州吴明官、陈仲美三窑，尤以吴明官吴窑为佳。因而吴明官非但是徽人中的杰出匠人，亦是瓷都名匠魁首，为徽州人挣足了面子，令徽人引以为傲。都帮莫名其妙围堵吴明官，不光是为难其本人，还等于要撕破徽帮的面子，即使是隐忍如黄云霄者，亦不能再忍让下去。他决意这次不能示弱，亦纠集了大量人手，预备以武力驱逐打派头者。
彼时人越聚越多，道路为之堵塞。双方均气势汹汹，剑拔弩张。眼见又要再度爆发大规模流血械斗，出来相劝的窑主吴明官忽然莫名中风，倒地抽搐而死。一代名匠，就此陨落。都帮惊见变故，兼之通判陈奇可已率大批兵卒赶到，这才一哄而散，争相逃去。
事情虽暂时平定，徽帮却各有不平之色，不免将吴明官猝死算在了都帮头上。徽人向来好讼[39]，认为都帮围堵吴窑事件直接导致了吴明官之死，当即由徽帮请出本地名秀才[40]程浩然出面报官，要求官府立案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