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专题(3)

不同于被1870年的普法战败所震撼的1830一代，186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趋向于反军国主义，并对伟大国家等观念甚少兴趣。这一时期出现一批如吕西安·德卡夫和乔治·达里恩的反军国主义活动家。但是，“德雷福斯事件”及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同时在法国内部及国际舞台中暴露了法国的孱弱。这也促成了此时代中如巴雷斯和夏尔·莫拉斯的一批人迅速地转向了国家主义。同时，这一时代中较为年长并经历了1870年战败的一批人（如欧仁·艾蒂安）的帝国主义殖民主张也得到了拥护。欧仁·艾蒂安不但在第三共和国的印度支那及非洲殖民地军官中（如加列尼和他的副官利奥泰）有一定的影响力，随后1860一代的殖民地军官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夏尔·芒然以及法绍达战争中的军事首领让–巴蒂斯特·马尔尚。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挫败，也让普安卡雷和巴尔东领导的1860一代的政治人物重新审视并希望重塑法国的国际地位。亚历山大·米勒兰等原先反对用军队镇压罢工游行的社会主义者也变成国家与军队的坚定支持者。

我们所提到的五代人中的最后一代人出生于1890年前后。这代人从与“德雷福斯事件”直接相关的政治矛盾与宗教矛盾中受到的影响，远小于自德雷福斯事件其后的政治形势中受到的影响。他们对政府的绥靖政策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在“美好时代”时期执政的1860一代的政治家为权力出卖了原则，将政治理念献祭给了政治妥协。他们认为走中间路线的共和国是各政治势力——特别是激进派——政治交易的产物：它代表了那些政治家中的犹太人、新教徒或与国际性组织有瓜葛的人对国家利益的出卖。这代人选择或极左或极右的政治立场。他们中的一些人受到了如巴雷斯和莫拉斯等极右派的感召，加入后者以推翻腐败的共和国，并建立一个充满生机、受大众欢迎的皇权为目的的法兰西运动组织。他们中的另一部分人成了夏尔·贝玑的追随者。（夏尔·贝玑原为左派，但因同盟者的出卖转向天主教与爱国主义。）

这代人的集体身份通过1913年的一份名为LesJeunesGensd’aujourdhui[6]的社会调查进入公众视野。从统计方面讲，这份调查的取样对象相对单一。它主要的调查对象是各大学、高等专科院校以及最优秀的大学预科中的知识精英阶层。从这个层面来说，这份调查更像是1820年的学生人口调研的另一个版本。这份调查宣称1890一代与在“德雷福斯事件”前便已委靡颓废的1860一代完全不同，这代人不再慵懒萎靡，他们总是积极向上、跃跃欲试；对如足球一类的集体运动充满热情，对飞行更满是艳羡。他们的父辈是反对教权的唯物主义自由思想者，但他们却赞扬展示宗教的美丽上帝的恩典，并发起参与了“天主教文艺复兴”运动。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由马萨尼所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运动的成员，他们希望能在政教分离的共和国重新散播基督教信仰。尽管这个时代中的一部分人反对军国主义，并且反对法国参与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战备竞赛，但这份调查表明，此时代的主要观点还是基于爱国主义的对国家军事政策的支持。他们对1905年威廉二世访问摩洛哥丹吉尔表示支持摩洛哥独立并由此所引发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期间德国所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气势感到震惊愤怒。当1911年德国派出战舰抵达阿加迪尔港宣示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时，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爆发，而法德关系也变得更加剑拔弩张。因此，支持法国殖民地扩张政策的这一代人也自然同意巴雷斯将收复普法战争中割让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作为首要国策的主张。

恩斯特·普西夏里是这代人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祖父是我们前文提到的欧内斯特·勒南。普西夏里毕业于法国反教权思想的主阵营索邦大学，但后来却归顺了天主教。与人们设想的不同，他并没有选择学术研究的道路。相反，他加入了殖民地军队，在非洲战场作战，并创作了多部以爱国主义及尚武精神为题材的小说。他是一战战场上法军军官的典型代表，也是第一批在一战中阵亡的法军军官。他在1914年8月22日战死于比利时战场。两个星期后他的老师夏尔·贝玑也死于马恩河战役。这些人是经历了凡尔登战役、贵妇小径战役的1890一代中的中坚力量。最终，像他们一样在一战中阵亡的一百五十万法国军民，既表明了法国民众团结的力量，也宣告了自大革命以来的内部纷争终告一段落。

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反思

——唐小兵对话王奇生

审视二十世纪中国这场“漫长的革命”，会发现它具有复杂的历史性格，它始终无法用几个历史概念就能够完全洞穿或笼罩，隐含在其内的极为复杂的历史信息和政治能量造成的余波至今荡漾。

1944年1月7日，延安作家萧军在日记中写道：“路上想着共产党对我这些可怜的办法——贫乏我，为难我——感情是悲痛的，但我对他们并无怨恨，更不存在任何幻想。只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挣扎着生活，在这荒凉的乡村里度过这两年，在临行时只要他们不用任何可耻的手段阻止我，就好了。我完全以被处苦役的心情来度过这日子，只当是被剥夺了自由，被流配这山村，随便它多少时日罢，我将忍耐着，无论他们用出什么办法来——软或硬——我的意志是不可屈的，方向是不可变的。我相信，我决不会为任何可羞耻的暴力而低头——甚至剥夺我的生命。”

这是在香港刚刚出版的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的一个片段，却浓缩着中国共产革命中的巨大情感能量，尤其是那些具有个人英雄主义情结更不用说自由主义情怀的文化人在这场革命中的心情与命运，这部日记，与早些年出版的《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通信集》（李南央编注）、《延安四年》（沈霞），以及大量已出版的有关革命年代的回忆录、口述史等，构成一个新的观察中国共产革命的视角，即一个更加私人性、情感性的角度，从而激荡起更多学者、读者重新考察中国革命的兴趣。

阿伦特曾经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这部随笔集中说过：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类不能达到纵深。而就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阅读、研究与记忆而言，仍旧有太多历史真相有待澄清，有太多意识形态式的观点有待辨析，更有太多被扭曲的历史记忆有待矫正。从这个角度而言，革命从来就不是博物馆里过去式的遗产，革命曾经构成执政党统治的合法性来源，而如今，革命年代的遗产正在被重新激活，来赋予当下的政治治理以道义资源与统治技艺。对于左派来说，那是二十世纪最激动人心的一场浪漫主义冒险和成功的暴动；对于自由派来说，那是借由革命的名义，从一个威权主义的专制转入极权主义的历史悲剧；而对于古典派来说，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全面摧毁了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温情与儒家式治理结构。因此，在这关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记忆场域，已经发生过并且一直未曾断绝基于不同认知、经验与立场的争论甚至争斗。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构成了当下中国这个世俗社会的“内在的他者”。

毫无疑问，今天回头来审视二十世纪中国这场“漫长的革命”，会发现它具有复杂的历史性格，它始终无法用几个历史概念就能够完全洞穿或笼罩，隐含在其内的极为复杂的历史信息和政治能量造成的余波至今荡漾。大体而言，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在时间的延续上构成了一个“三部曲”，即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虽然领导革命的政治力量和革命自身的阶级基础大为相异，革命的目标和意识形态也有差别，但这些革命之间仍旧存在一些历史的相似性，比如对暴力的迷信、对传统的否定等。尤其就共产革命来说，它在所展现的历史过程中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动力和结构，它有其神圣性的一面，这些我们在早期革命者那里看到的更多，如在恽代英的日记、李大钊的政论、张闻天的文学作品、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乃至陈独秀的性格等中间，都可以找到蛛丝马迹。这场革命绝非无厘头的起义，更不是传统社会的秘密政党政治可以概括，也不单单是对苏俄革命的一次克隆和变异。共产革命因其对社会平等、人类自由、无阶级无祖国社会等崇高目标的追寻，展现出了一种新的历史图景和社会想象；而它对于弱者、底层、无助者乃至一切被压迫者等在道义上的无限支持，又赋予了这场革命更为深刻的道德意识和情感力量；考虑到这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发动并以其依托的家庭、家族、阶层为造反对象的革命，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这场革命的神圣性与悲剧性。而与此同时，革命却有着强烈的世俗性格，无论是早期革命的动员过程，还是延安供给体制形成中的等级体系，尤其是建国后的社会主义体制，都深深渗透着按照身份、资历、立场、历史等进行资源分配的原则。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也同样弥漫着世俗化的色彩，世俗欲望的刺激与运用，其实也同样构成了革命动员的发动机之一。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吊诡，它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实践之间，表面上似乎互相撕裂，但其实互为奥援，这无疑形成了一座对所有革命参与者构成精神劫难的炼狱。最初的革命真诚性，真的完全沦落为在政治斗争中迅速长成的、以革命名义自我正名的虚伪性甚至表演性？我们应该如何认知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参与者的道德状况与心灵体验？此外，革命与传统、革命与暴力、革命与意识形态等议题，都是值得反复去探索的史学命题。

就近二十年来的学术研究而言，中国革命史的研究逐渐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挣脱出来，与中共党史研究一样逐渐形成自身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史料来源、知识框架与学术传统，换言之，正在慢慢地形成一个新的学术领域的自主性。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一些典范性的“革命史成果”，如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等，以及台湾学者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延安的阴影》，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沈迈克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裴宜理的《安源——挖掘中国的革命传统》，形成了研究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热潮。更有年青一代的学者纷纷通过档案、工作笔记、书信、报刊等各种资料，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试图全方位地研究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尤其是共产革命的前因后果。

更为可喜的现象是，这批史学作品再也不是此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落寞，而是“飞入寻常百姓家”了，为读者所喜闻乐见。关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史学研究成果正在强力渗透到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学等研究学科，构成了积极的互动。回头来看，已有的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等视角展开，而随着大量的日记、回忆录、口述史等私人性材料的整理和出版，或许从私人德性和情感的视角来重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心灵图景，以及在此基础上更完整地阐释革命者的行动逻辑与精神动力，也是一种探索新学术路径的可能：我们有无可能将革命的政治史与革命者的生活史（尤其是日常生活）进行对接？此外，大量与记忆相关的史料的披露，更是给我们提供了从历史记忆与革命动员、历史记忆与政治反抗、历史记忆与社会重建等新视角来观看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窗口。记忆是与遗忘的斗争，而对革命记忆的重现与审视，更是与被深埋在历史底层的“历史中间物”进行一场超越时空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