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1)
这部长篇是写我家乡的一些往事。我的家乡有一个非常彪悍的名字：野民岭。一个能引起人荒蛮联想的地名。我常常想，许多伟大或者渺小，悲壮或者卑劣的人物历史，都曾经不可改变地从地名开始。地名或者象征着一种命运？
先讲一个我认老乡的小故事。
1973年，我已在河南开封当了三年兵。
那年我写了一篇野民岭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的通讯，大概有两千多字，是那年春天回家探望生病的二姨时顺便采写的一些见闻。我写完后就把稿子寄给了《解放军报》，时间不长就登出来了。文章登出来的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连长派人把我喊到连部。我一进连部，连长正打电话，我看到他那高个子，突然认定他应该去打篮球。连长打完电话，对我说：“刘师长要见你。”
我一头雾水，不知道连长说刘师长要见我是什么意思。
连长说：“跟我走。”
我就跟着连长走。
连长一脸严肃，出门时低低地问我一句：“你认识刘师长吗？”
我怔怔地看着连长，老老实实地摇摇头：“认识。但是他不认识我。”
连长狐疑地看看我，不再说什么。
我们被团部派来的吉普车拉到刘师长的家。刘师长住在营房后边的平房里。我听说师首长们都住在这里，可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刘师长的家门口种着一些菜蔬，绿绿的黄瓜，鲜亮的西红柿。连长说了一句：“都是师长种的。他病了。”连长说这话时，声音涩涩的，眉宇间藏着一种痛苦。我后来才知道刘师长得的是绝症。
我们进了刘师长家。
刘师长实在说不上英俊，个子矮矮的，一脸络腮胡子，且左腿有点儿跛。他正在跟我们的团长嘻嘻哈哈地说什么笑话。笑声在房间里滚动，有一种敲打硬金属的质感。
我立正敬礼：“首长好！”
刘师长说：“你好。”他的声音很洪亮。他走过来伸出手，和我握了握。
他的手劲儿很大，我的手被他握疼了。
“小老乡，请坐！大个子，你也坐。”师长招呼我和连长坐下。
“老乡？首长是——”
“我也是野民岭人。你写在报上的文章我看了，请你来是想认认老乡。抽烟。”
我忙说：“谢谢首长。我不会。”我一口气松了下来。
我问师长：“首长是野民岭哪个村的？”
师长说：“我是野民岭薛家集的，离你们李家寨六十多里山路。你去过薛家集没有？”
我说：“我没去过。首长去过李家寨没有？”
师长哈哈大笑起来：“去过去过，1942年我还在李家寨打过日本人的伏击呢。”
他收住笑，问我：“你知道不知道李家寨出过一个李啸天。”
我心里一紧，忙说：“不知道。”
李啸天是我当过土匪首领的祖父。我不敢对师长说。
刘师长遗憾地摇摇头：“你们年轻，老辈人是知道的。”
刘师长又问我：“知道不知道野民岭出过狗头金？”
我回答说：“听老辈人说过，好像是在西岭韩家寨发现过，好像还是清朝末年的事情了。”其实我还知道我的曾祖父曾经卷入了那场因狗头金引起的野民岭浩劫的历史。当然，这些我也不敢对刘师长说。
刘师长又问我：“近年有没有地质队去野民岭找金矿？”
我说：“地质队去过，啥也没找到。听老人们说当年日本人也去找过，前岭后岭翻了个底儿掉，也没找到，可能没有吧。”
刘师长摇头，不满意我的回答：“不能没有，不然那年怎么会发现那么大一块金子。”师长卖弄地看看团长、连长，伸出手比画了个洗脸盆样的尺码。
团长和连长惊讶地张大了嘴。他们大概第一次听刘师长说起。
我心里窃笑，听刘师长那口气，就好像他亲眼见过似的。
刘师长又问了问我在家乡的见闻。我至今记得他听得很专心，以致手上的香烟燃起长长的烟灰，竟忘记掸去。我体会出他浓浓的乡情。
我们一直聊到暮色涌上窗子，刘师长执意留我吃晚饭，他笑着对团长和连长说：“今天我招待小老乡，你们沾光哟！”
那天吃的饭是野民岭旧时的待客方式，野民岭的传统请客方式是不用盘子的，喝酒也不用杯子，一色的大碗肉大碗酒。若是远道来的亲朋好友，凡菜饭必上双份，以示敬重。主食是先水饺，再馒头，后米饭。席间，主人频频举碗敬酒，使客人难却。若逢客人酒量大，主人抵挡不住，便让妻子、孩子倾巢出动，依次敬酒。我曾到过许多地方，大多是喝到好处，便停杯动饭。而野民岭并无酒饭界限，吃到底，喝到底，直到主客双方通通吃饱醉倒方才罢休，大有同归于尽的味道。
那天，刘师长是用一色的大碗酒大碗肉招待我们的。酒是当地产的一种散白酒，度数很高，喝到嘴里，舌头像被点着了，一路烟熏火燎烧到肚子里，翻几个跟头才能安静下来。刘师长搓手遗憾道只是没有咱们家乡的山枣酒。他用抱歉的目光看了看我。
席间，刘师长连连劝酒，直喝到月上中天，团长朝连长一使眼色，两人同时后仰大叫：“醉了醉了，再不能喝了。”
刘师长豪气地大笑：“客随主便，喝不喝依不得你们，我先同小老乡干几碗，再收拾你们这俩稀泥软蛋。”说罢，他喊警卫员斟酒，他与我桌前各摆三只小碗，由警卫员斟满。
刘师长笑眯眯地两眼盯住我：“小老乡，能喝不能喝，这是最后三碗。不能喝倒，这是野民岭的规矩。三碗以内，滴一滴，罚三碗。三碗之外，各随其便。”
我知道自己酒量，自觉还能抵挡。而且团长、连长连连向我丢眼色，我误以为他们让我同师长斗酒，便爽爽地点头，事后才知领会错了。
刘师长端起酒碗，团长跳了起来，壮声壮色道：“老首长不减当年勇，这小鬼也是条汉子，我代首长会会他。”说罢伸手去抢师长的酒碗。
“屁话！我用不着你替。”刘师长眼一瞪。
“杀鸡焉用宰牛刀。”团长继续抢师长的酒碗。
刘师长机灵地一闪身，笑了：“你的花花肠子我知道，你怕我醉。告诉你，那年我在野民岭当土匪，一次喝过一篓子十五斤，醉了三天三夜，醒过来照喝不误，你们信不信？”
当土匪，师长当过土匪？我惊了脸，忙说：“信。”
团长不买账，嘻嘻笑：“又是你那匪窝子的故事，老掉牙，不听。”他一边说，一边朝连长使眼色。连长机灵得像只猴子，蹿过来夺走了师长的酒碗。
刘师长阴了脸，大喝一声：“放肆！”
连长吓得一吐舌头，乖乖物归原主。
那场酒喝到半夜方散，师长摇晃着送我们出来，拍拍我的肩膀：“小老乡，好好干。莫给野民岭丢人哟！”说罢，又想起什么，对我说：“小老乡上门，不能空手而归。”师长吩咐警卫员给我摘了一堆西红柿黄瓜，用一个塑料兜装好，让我带回去给班里的战士们吃。我受宠若惊地拿上了。
团长坐车送我和连长回连里。路上，连长突然变了脸，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他骂我不该跟师长斗酒。我一声不敢吭。
团长苦苦一笑：“莫吵吵了。酒是他的命。”良久，又叹道：“说起来，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你们都不知道，那年在朝鲜，我只剩下一口气，是他从前沿上把我背下来的，他那条腿就是那次——”团长猛地打住，不再说。
我听得出，团长的声音哽咽了。我看着车窗外，那夜正满天水银。
刘师长是第二年春天死的——肝癌。听部队的战友们说，刘师长到死也没有去医院。他一直在军营里，总是不停地在操场上走着。看着战士们出操，后来他看不动了，就昏昏沉沉地躺在军营的卫生所里。
那一天，他突然神清志明地坐起来，喊警卫员搬酒来，警卫员不敢去。医生心里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示意警卫员去搬。警卫员搬来一箱子酒，刘师长开怀畅饮，喝得甩了一地酒瓶子。他哈哈大笑，连连喊着：“痛快！痛快！”喊着，血就从嘴里喷出来。刘师长气绝而死。
（写到这里，我想起野民岭一位诗人的一句诗：野民岭的汉子，生命是从酒碗里升腾而起，又在酒碗中溶化。或者如此？）
再一年我回家探亲，把这事跟二姨说了，问二姨认识不认识我们师长。二姨想了想说，那些年在野民岭当土匪的有许多薛家集的，后来也说不准谁当了八路军谁当了国民党谁当了汉奸。我说师长特能喝酒，二姨淡淡一笑：“野民岭人都那样，我当年也能喝。”二姨是野民岭名声响亮的人物，她的故事我在后边还要讲到。
以上算是野民岭的人文事例。
再说野民岭的自然经济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