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莲后来生了个儿子，取名叫敬之。
秀莲是民国三十一年患肺痨死的。敬之至今还健康地活着。他是个厨师，手艺好，从林山县饭店退休，又受聘在林山县政府招待所当厨师。我想他日子过得不错。
1984年秋天，我到林山县采访，在招待所吃完饭，有人引我见了敬之。我看到了这个胖胖的敬之，就叫他一声表哥。其实，我知道，我是应该叫他舅的。真是难堪的天伦啊。他那天正在忙厨，朝我点点头，很淡，抄起围裙搓搓手，接过我递给他的一支烟，请我坐下，耐心地听我做了自我介绍，然后，淡淡地问我：“吃过了吗？”我说吃过了。他“哦”了一声，便再无话，闷闷地抽烟，两眼望着地，头也不抬。这时，厨房有人喊他，他解脱似的朝我笑笑，便一头扎进厨房，再没出来。
听说敬之结婚很晚，新中国成立后和南岭于家庄的一个姓于的女子结婚。那时敬之已经三十多岁了。后来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古解放。古解放挺出息的，“文革”后考上了大学，后来又到英国留学。1988年，敬之来省城送他儿子，顺便到我家来看我母亲，扛来一袋新米。他坐在沙发上，屁股只坐了个边边，佝着像虾似的腰，慢吞吞地吸烟，极少说话。我看到敬之真是老了。我妈妈问他家乡的人或事，他总是以“嗯”或“是”作答。后来妈妈又夸他的儿子有出息，他嘿嘿地一笑，很得意的样子。
根据我采访的历史，如果那次曹家集不背信弃义，敬之是不会来到人世的。
人的出生，有时真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那年，姥爷派人和曹为仁约定，要血洗斜坡村，干掉余大头和张五魁。曹为仁满口答应，并秘密来到野民岭，还住了两天。亲家两个喝了血酒，击掌约定在八月十五夜里起事。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何约定在那天，也许那天月亮大，好夜战？但如果就在喝血酒那天晚上起事，也许曹为仁就不会生变了。姥爷精明透顶，如何就忘记了夜长梦多呢？
事实上，曹为仁再笨一点儿，也不会同姥爷合作的。他可以不懂“唇亡齿寒”这个词儿，但他一定懂这个理儿。如果姥爷搞掉了余大头，曹家集便无险可守，姥爷若再变脸打曹家集，便可长驱直入。姥爷那上百条枪，收拾曹家集绰绰有余。曹为仁闭着一只眼也应该能算清这笔账。“亲家”这个字眼在利益面前是不能作数的。
若说姥爷对曹为仁一点儿警觉也没有，也不对，姥爷自以为曹为仁的爱女曹秀莲在古家庄抵押，谅他曹为仁不敢生变。听人说，曹为仁对曹秀莲视如掌上明珠一般。
古家庄的老人们曾对我讲，姥爷的大管家袁子平先生就对姥爷讲曹为仁靠不住，他儿子曹太生更靠不住。根据何在？古家庄的人至今仍在传说，袁子平精通麻衣神相，早就把曹家父子看得透彻入骨了。袁子平熟读兵书战策，深通奇门遁甲，能掐会算，还能看不出曹家父子的那点儿浅薄诡计？
但姥爷听不进袁子平先生的劝告。
姥爷不仅极自信，而且极固执。
后来发生的事实被袁子平先生说中，没等到八月十五，曹为仁就突然变卦了。曹为仁亲自到斜坡村与余大头偷偷讲和，约好攻打古家庄，两家共分古家庄的财物。
袁子平先生的确是个有学问的人。
野民岭有的人家至今留有他写的条幅，我一个牙都掉光了的远房舅爷就藏有一幅。那年，我回野民岭采访，经一再请求，这位舅爷才极不情愿且极神秘地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包袱，里三层外三层地打开，里面裹着一幅字，展开一看，那纸已发黄，上边写着“山野苍茫”四个字。那字写得十分狂放潇洒，题有袁子平的名字，盖了印章，很镇人。我还想仔细看看，舅爷嘿嘿一笑，好像怕我抢走了，慌慌地收了起来，重新装进了箱子里。
关于袁子平的传说，野民岭流传许多。袁子平是仓山县人，清末秀才出身，屡试不第，便在林山县衙做了一名师爷。大清退位，便回仓山县老家隐居。他和我姥爷年轻时考秀才时相识。姥爷一向很敬重袁子平，得知袁子平退休的消息，便请他来家里做私塾先生兼管家。袁子平教授过我大舅、二舅、三舅，后来劝说我姥爷把我四舅、五舅、六舅、我二姨和我妈妈都送进了林山县学堂读书。姥爷对袁子平基本上是言听计从的。
曹为仁离开野民岭那天晚上，袁子平刚刚从外边讨账回来，正在吃饭，听说曹为仁走了，马上扔了筷子，吃到嘴里的饭都吐了出来，慌慌地来见我姥爷。袁子平说曹为仁回去定要生变，应把他追回来，扣住做人质，强迫曹家集联合行动。姥爷先是不语，后来袁子平越说越急，二人吵起来了。姥爷骂袁子平挑拨他和亲家的关系。我想姥爷那天一定喝醉了，才骂人的。这是两个人第一次翻脸吵架，因为姥爷一向对袁子平很敬重的。
袁子平挨了骂，顿时不语了，他尴尬了一刻，就淡淡一笑，拱一拱手道：“也罢，我在府上打扰多年，受您酒饭之恩，本该尽心图报，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您若猜疑，袁子平这就告辞。”说罢，转身回到他的屋子，开始清理账目，向二管家古旺移交。
袁子平的账目极清楚，嘴里念唱着，一手打着算盘，一手翻着账页。几年的账目一会儿工夫便向古旺移交完了。传说袁子平可以双手打算盘，现在野民岭谁家的孩子算盘打得好，人们往往夸上一句：“真行！快赶上袁子平了。”
姥姥听到了袁子平要走的消息，过来苦苦挽留。
袁子平笑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席。袁某与东家缘分已尽。”
袁子平是只捆了自己的行李走的。姥爷派人送来一些金银盘缠，他一点儿也没收，他说：“我每年都有工钱，额外之财就不取了。”
姥爷没说话，送到村口，看袁子平骑着毛驴出了古家庄，只看得袁子平走了很远，进了山，直到看不见了，姥爷仍未动。
我想，姥爷一定舍不得袁子平走，他一定也极后悔失口骂了袁子平。但姥爷是硬汉，绝不肯说软话。
袁子平从我姥爷家辞职回到仓山县，在仓山县城卖了一年的字画，就足不出户，终日在家读书写字，偶尔与人占卦问卜。后来无疾而终。据说活了八十多岁。
那天夜里，余大头、张五魁同曹为仁兵分两路，摸进了古家庄。
幸亏姥爷的乡团发现得早。否则，古家庄就要吃大亏。偷袭者只打到古家庄里边几步，就被死死挡住了。姥爷的乡团还是有战斗力的，而且人和枪的数量都远远超过了余大头和曹为仁。
姥爷气得发疯，他光着膀子，提着一把大砍刀督阵。他破口大骂：“曹为仁，我操你八辈祖宗！”
战斗相持了两个时辰，古家庄村前堆满了尸体。余大头、张五魁、曹为仁看着再打下去也占不了多大便宜，便抢了些东西和妇女跑了，古旺也被他们抓走了。余大头他们把那些妇女带回去糟蹋完了，便割了耳朵、割了鼻子放回来，以示对古家庄的侮辱。
1984年秋天，我回到古家庄，在街上看到一个没有耳朵、没有鼻子的老太太，我没有问，但猜定是那场非正义战争的受害者。
古旺没被放回来，他是被张五魁绑在树上，一刀一刀割死，最后掏出心来，被张五魁下酒吃掉了。
姥爷吃了曹为仁的暗亏，一股闷火撒在曹秀莲身上，强奸了她，然后便要宰她，被姥姥死死挡下，便让秀莲去干喂猪的粗活。再然后，曹秀莲便生了敬之。用野民岭的说法，敬之实在是一个孽种。我理解了他为什么不愿见我的理由。
这一场战事下来，姥爷蔫了好几年。
古家庄由此和曹家集绝交结仇。
4.北伐军到了林山县
1926年11月25日，林山县大雪飘飘，北伐军顶风冒雪打过来了。北伐军攻占了林山县城，这是陈明然团长的队伍。
当了北伐军的大舅和二舅都回来了。
那天，大舅带着二舅回到野民岭。大舅和二舅都穿着军装，二舅还挎着盒子枪，还带了几个卫兵。兄弟二人都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地从林山县回到野民岭，一路上神气极了。沿路的村民都被惊呆了，山民们拥在道边探头观看，有认出二舅的禁不住喊一声：“古家的老大和老二回来了！”至今，野民岭都有人传说那时大舅当了司令，二舅当了副司令。其实，大舅那时在陈明然的队伍里当党代表。二舅在陈明然团长手下当营长。
蔫了几年的姥爷一下子兴奋起来了，自恃有大舅、二舅给他撑腰，姥爷吵吵嚷嚷要找余大头、曹为仁报仇。但姥爷只是兴奋了几天，便开始骂街了。因为我大舅回来并不是为姥爷报仇的。
大舅先在林山县成立了农会，然后又回到野民岭组织农会。大舅带头分姥爷的田，并让在林山县师范学堂读书的二姨、三舅、四舅、五舅去各村组织农会。三舅在古家庄农会当了赤卫队长。后来，三舅又到了林山县城，领导全县的农会，当了县农会的主席。
姥爷气得要吐血，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喝酒、骂人，姥姥像耗子见猫一样躲他。后来，姥爷突然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
又过了些日子，林山县的农会开始打土豪分田地。曹为仁被曹家集的农会抓起来砍了。余大头和曹太生带人逃进了马耳山，躲了起来。
又过了些日子，陈明然和大舅带队伍走了，去了省城。但是大舅在省城待的时间不长，便又去了上海。
二舅带着一个营，留守在了林山县城。
大舅去省城的前一天，请二舅、三舅吃了一顿饭。
“二弟、三弟，林山县的革命靠你们了。”大舅看着二舅、三舅，一向稳稳的目光中流露出忧郁，他似乎担心着什么。
“请大哥放心！”二舅不动声色地说。
“大哥多多保重！”三舅应声说。此时，三舅已是林山县农会赤卫队总队长。林山县党史记载，我三舅古志河此时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舅微微点头，目光却是沉甸甸的。
第二天，大舅似乎很放心地走了。但后来四舅回忆说，那天大舅离开林山县的时候，四舅也跟着二舅、三舅去送别。大舅竟有好几回停住坐骑，回过头来，好像有什么事情放不下似的。四舅看到大舅的目光中有一层雾气。
大舅走后不久，二舅根据陈明然的命令，扩充了队伍，当了团长。
又过了些日子，野民岭便发生了那件记入历史的惨案。
惨案发生的季节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野民岭的山山沟沟又色彩鲜艳起来。草儿绿绿的，花儿红红的。路边的水青冈，叶子已经又肥又大了。
那天的中午，野民岭一片躁动，山道上来了许多骑马的士兵。人们看到了我姥爷。失踪了几个月的姥爷突然回来了，他骑着高头大马，身后骑马的是二舅，再后面，就是黑压压的军队。姥爷一路走，一路嘿嘿地冷笑，笑得极吓人。他不时挥动鞭子抽打着路旁的野草，野草和野花被他的鞭子抽打得惊慌地乱飞。姥爷似乎发泄着什么。
人们这才恍然，姥爷这些日子一直躲在二舅那里。
那天晚上，野民岭的枪声像炒豆子，整整响了一夜。二舅的军队疯了似的在各村搜杀着农会干部。妈妈说，那天晚上她钻进被窝里，蒙着头，差一点儿就被吓死。
四舅说那天晚上，他被姥姥藏在了地窖里，没被姥爷逮走。
五舅被捉去了。他只在农会待了几天。那年，五舅才十三岁，参加农会纯粹是玩。但姥爷却不想放过他。姥爷劈头给了他几个耳光，把刀举起来，要清理门户。五舅吓得直哭，二舅忙给姥爷跪下，替五舅说情。姥爷叹了口气，一脚把五舅踢翻，算是饶过了他。后来五舅就跟着二舅当了兵。
三舅和二姨都跑了。妈妈说，可能是姥姥派更夫古昌（古旺的弟弟）给他们送了信。不然，那天晚上他们也会被捉去，而且第二天姥爷肯定会杀掉他们。妈妈又说，也可能那天三舅和二姨不在村里，三舅已是林山县委书记了，当时县委在南岭于家庄办公。三舅应该在南岭。这件事，一直纠缠到“文革”，三舅和二姨被说成了叛徒，理由之一就是那天为什么他俩会漏网，没有被姥爷砍掉。“文革”后，A省党史办的同志对这件事进行了认真查证，查证结果，那天我二姨根本不在林山县，她在那次惨案的一个月前就已调A省农会工作。她理所当然不在现场。至于三舅，那天晚上的确不知为何漏网了。妈妈讲的理由似乎成立。无论怎样，三舅一定有他不在野民岭的原因，否则，他是绝不会跑掉的。姥爷也不会让他跑掉的。
第二天早上，姥爷主持杀人活动。
杀人刑场就设在野民岭西崖的坡下，各村被捉去的农会干部和赤卫队员全都五花大绑着，三百多号人，走成两队，许多人身上、脸上淌着血，像牲口一样被驱赶到坡下，被士兵们一一按倒跪下，十几个威武雄壮的士兵，赤着上身，提着鬼头刀，站在这群死囚的身后。
刑场四面的坡上，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
姥爷和二舅站在坡东边一张搭起的台子上。他们身旁，站着十几个扬眉吐气的各村的乡绅。
翻腾着紫红色的朝霞半掩在长满山毛榉的山峦后边，胆怯地向刑场上投射出万紫千红的光芒。
姥爷很威风地把手一挥，那十几个当兵的便开砍，血雾立时在阵阵惨叫声中漫天飞扬起来。随后，姥爷大概是看得手痒，就跳下台子，大步流星走到坡下，从一个士兵手里夺过一把大刀，也跟着砍，整整砍了半个时辰，那坡下的石头都浸红了。砍完最后一个，姥爷扔下已经被砍缺了口的大刀，接过一个士兵递过来的一条汗巾，揩一把头上的汗水，仰天大笑。
这一天，姥爷的确杀人太多了，他的的确确从一个乡间恶霸突变成了一个血债累累的老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