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奇博士所著的《亨利亲王传》的附录部分，详细记述了亲王日常购买家畜肉的价格。当时，一头重600磅的牛，一般只需要花费9镑10先令（即每100磅需要31先令8便士）就可以买到。（亨利亲王死于1612年11月6日，时年19岁）。
1764年3月，食品价格昂贵。当时，议会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调查，并搜集了许多证据，其中包括一位弗吉尼亚90商人的证言。这位商人说，他在1763年3月备办船上的食物时，曾以24先令至25先令每100磅的普通价格购买了牛肉；而在高物价的1764年，他却花费了27先令才买到了同质同量的牛肉。可是跟亨利亲王所付的日常价格相比，1764年的这一高价还要低4先令8便士。此外，这位商人是为了远道航行才购买牛肉的，所以这些牛肉一定是最好的。亨利亲王日常购买牛肉，支付的平均价格是345便士每磅。照此推算，当时上等牛肉的零售价至少是4个半便士或5便士每磅。
1764年议会调查的结果是，当时的上等牛肉，上等肉块的零售价是4～414便士每磅；下等肉块的零售价是7法新1便士等于4法新到2个半便士或234便士每磅。证人们说，这种价格一般比3月的普通市价约高半便士。可是，跟亨利亲王时代的普通零售价一比，即使是这么高的售价，也显得非常低廉。
在17世纪前12年的温莎市场上，上等小麦的平均售价是1镑18先令316便士每1亨特（英担，1亨特等于112磅），合9温彻斯特蒲式耳（1蒲式耳相当于36 268升）。然而，在1764年（含1764年）之前的12年里，在同一市场上，上等小麦的平均售价却是2镑1先令9个半便士每1亨特。因此，在17世纪的前12年里，小麦的售价要远远低于它在1764年（含1764年）之前的12年里的售价；而家畜肉的售价，则要远远高于它在1764年（含1764年）之前的12年里的售价。
无论是哪个大国，其大部分的耕地都会用来生产人或牲畜的粮食，其地租和利润，决定了其他耕地的地租和利润。某块土地被用来生产某种特殊生产物之后，如果它提供的地租和利润比上述利润少，那么这块土地马上就会被改成田地或是牧场；而如果它提供的地租和利润比上述利润还多，那么不久之后，就会有一部分田地或牧场被改成种植那种特殊生产物的土地。
为了使土地更适合那种特殊生产物的生长，需要对这些土地进行改良或耕作，所花费用最初也许要比花费在田地或牧场上的费用还大。可是，一般情况下，较大的改良费用能够提供较大的地租，较大的耕作费用则能提供较大的资本利润，从而合理补偿了较大费用的利息或报酬。在提供地租和资本利润方面，栽植啤酒花、果树及蔬菜的土地的能力一般要大于田地或草地。但是，要使土地适于栽植啤酒花这类作物，需要花费更大的改良费用，还需要更细心、更巧妙地培养，因此，应该向地主支付更大的地租，并付给农业家一笔更大的资本利润。
此外，由于这些作物（尤其是啤酒花和水果）的收成相当不稳定，所以其价格还必须提供类似保险利润这类能够补偿全部意外损失的部分。根据种植园者的境遇，我确信他们很少能通过自己的技能得到丰厚的报酬。如今，许多有钱人都把种植当成了一种自娱的消遣方式，种植了各种珍贵的花木，而他们原本应该是专业种植者的最好顾客。所以，靠种植谋生的人，是得不到很大利益的。
土地被改良之后，地主因此而得到的利益，似乎都仅够补偿其所花的费用。在古代，除了耕作葡萄园之外，农场中似乎只有便于浇水的菜园能够提供最有价值的产物。在两千年前，被古代人称为“农业技术之父”的德莫克里特斯（古希腊哲学家）就专门对此进行了论述。德莫克里特斯认为，用石墙围菜园的做法是不划算的，因为菜园的利润不足以补偿围石墙所花的费用；而如果用砖块——我想这种砖块只是被日光晒干了，却没有烧制，所以不宜经风雨——来围墙，又需要在砖块被风雨毁坏之后进行修补。
科伦麦勒不加反驳地引用了德莫克里特斯的话，并提倡使用荆棘和蒺藜来做篱笆。科伦麦勒说，这种荆棘篱笆，是被经验证明了的好栅栏，既持久又不易被侵入。然而，在德莫克里特斯时代，这种圈围方法似乎还不被普通人民所知。首先推荐科伦麦勒这个意见的人是瓦罗，然后，帕拉迪阿斯也采用了这个意见。
从古代这些农事改良者的意见可知，菜园生产物的价值似乎只是略微大于特殊栽培和浇水所花的费用。直到现在，那些距离太阳较近的国家还认为应该掌握水源，以保证园地里不缺水。在今日的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菜园采用的仍然还是围篱方法。在大不列颠及其他一些北方国家，要想获得优良的果实，就必须借助于围墙。所以，其围墙建筑费和维持费是必不可少的，这也就要求这些优良果实的价格必须足够偿付这些费用。如果用果树来圈围不能靠生产物来补偿围墙建筑费和维持费的菜园，也能使菜园得到圈围的好处。
农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种植适当而又栽培完善的葡萄园。这个农业上的道理，似乎得到了古代和现代所有葡萄酒产国的普遍承认。而根据科伦麦勒的说法，在古代意大利，各农业家对种植新葡萄园有无利益的问题争论不休。科伦麦勒极力赞同种植新葡萄园。还有一个爱种植新奇植物的人，也和科伦麦勒一样极力赞同种植新葡萄园。他们力图通过比较种植费用与所得利润，证明种植新葡萄园所得的利益是最大的。
不过，对于这种新产业，尤其是农业中的新产业来说，其利润与费用的比较通常是极不可靠的。如果这种种植能够取得像科伦麦勒所想象的那么大的利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就不会出现在这里。时至今日，它仍然还是葡萄酒产国中的一个被人们纷纷争论的问题。在这些国家，农事作家这类高级耕作的爱好者和鼓吹者，也和科伦麦勒一样极力赞同栽种新葡萄园。可是，法国那些旧葡萄园的所有者却急切地阻止人们种植新葡萄园。由此可见，那些作家的意见似乎是对的，因为连那些有经验的旧葡萄园所有者，都觉得现在种植葡萄比栽种其他植物更有利可图。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没有那些限制葡萄自由培植的法律的庇护，葡萄园的优越利润似乎就无法持续下去了。1731年，国王向旧葡萄园的所有者颁布了一条敕令。这条敕令规定，所有旧葡萄园的所有者都不得种植新葡萄园，也不得续种至少已停种2年的葡萄园，除非他们得到了国王的特许。如果想要得到国王的这种特许，还得先请州长查验并证明这土地只适宜种植葡萄。
据说，当时的情况是谷物、牧草缺乏，而葡萄酒却过剩，所以才发布了这条敕令。可是，如果真的是葡萄酒过剩的话，那么种植葡萄的利润就会随之降到牧场和田地所得利润的自然比例之下，这么一来，即使没有颁布上述敕令，新葡萄园的种植也能被有效阻止。至于说谷物因葡萄园的增加而缺乏，更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法国那些适宜于谷物生长的葡萄产地，像是博亘策、吉延和朗格多克91，谷物的耕种都非常精细。
如果一种耕作事业需要很多劳动者，那么另一种耕作事业必然会因此而得到好市场并受到鼓励。减少购买葡萄酒的人数，无疑是奖励谷物耕作事业的有效方法。这简直是在用阻遏制造业的方法去促进农业。所以，对于有些需要花费较大的土地改良费才能种植的作物，或者是每年的耕作费用都很大的作物来说，即使它的地租和利润大大超过了谷物或牧草的地租和利润，而其超过额却仅够补偿它的高费用，那么它的地租和利润也仍然受制于普通作物的地租和利润。
当然，由于适合栽种某种特殊作物的土地过少，有时也会发生供不应求的情况。这时，谁要想得到那些生产物，就得以比一般价格略高的价格购买。这一略高的价格，会稍微超过那些生产物在从生产到上市的过程中必须支付的全部地租、工资和利润。这些地租、工资和利润，是按照地租、工资和利润的自然率，或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工资和利润率来计算的。只有在这种高价格中，除去改良及耕作费用后的剩余部分，才可以不和谷物或牧草的同样剩余部分保有正常的比例，并能任意超过这一比例。自然的，这一超过额的大部分都得归地主所有。
有一点我们必须知道，就是只有在生产普通葡萄酒的葡萄园里，才会有葡萄酒的地租和利润对谷物或牧草的地租和利润的普通比例和自然比例。这种葡萄园的土壤，不是松软，就是含有砂砾或是沙子，而其所产葡萄酒也只有浓度与卫生可以称道。法国的普通土地，一般都与这种普通葡萄园差不多，显然不能与那些品质特殊的葡萄园相提并论。
葡萄树是所有果树中最容易受土壤差异影响的。据说，一种来自特殊土壤的特殊美味，绝对不是靠人工就能在另一种土壤上培育出来的。有时候，只有仅有的几个葡萄园里才会产出这种美味；也有时候，几个葡萄园都能产出这种美味；还有时候，小区域中的大部分葡萄园都能产出这种美味。这种葡萄酒，即使全部出售，也不能满足市场的有效需求。换言之，即使有人愿意支付为生产和运输这种葡萄酒所必须支付的全部地租、工资和利润，这种需求也不能完全得到满足。因此，只有那些愿意出更高价格的人，才能买到这种葡萄酒。这么一来，这种葡萄酒的价格必然会被抬高得超过普通葡萄酒的售价。决定这两种价格差额的，是这种葡萄酒的流行性与稀少性所激起的购买者的竞争程度。但是，无论这一差额有多大，其大部分都要归地主所有。
在栽培上，这种葡萄园一般都比其他葡萄园更加细致、谨慎，目的是追求较高的价格。所以，较高的价格，其实是慎重栽培的原因，而不是慎重栽培的结果。在生产这种高价产物的过程中，一旦怠慢，就会产生极大的损失。所以，哪怕是最不小心的人，在生产时也必须注意。生产这种高价产物所必须支付的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只需要花费这一高价中的一小部分就足够了。
能够与这种高价的葡萄园相媲美的，是欧洲各国在西印度开辟的大量甘蔗田。即使把欧洲的全部甘蔗都供应给市场，也无法满足人们对它的有效需求。所以，如果人们要想购买它，就得支付超过生产和运输它所必需的地租、工资和利润。
从熟悉交趾支那92农事的波弗尔氏那里，我们得知了交趾支那最上等的精制白糖的价格。通常情况下，这种精制白糖的价格为3皮亚斯特（合13先令6便士的英币）每一昆特尔。这里所说的“昆特尔”，相当于巴黎的150磅至200磅，我们取平均值175磅。如果按英制衡量标准来计算，每100磅的精制白糖约值8先令。这个价格，不及我们从殖民地输入的红糖或粗砂糖一般价格的1/4，也不及最上等精制白糖价格的1/6。
交趾支那的大部分农地都用来生产米麦，以供大多数国民食用。在那里，米麦和砂糖的价格，也许具有大部分农地各作物之间都自然而然形成的比例。这种自然比例，使得各个地主和农业家所得的报酬，都尽可能按通常的原始改良费用和每年的耕作费用来计算。但是，在我国殖民地的蔗糖价格与欧美稻麦田生产物的价格之间，却不会出现这种比例。据说，通常情况下，甘蔗栽培者都希望用糖酒及糖蜜来支付全部的栽培费用，用全部蔗糖作为纯利润。我不敢冒昧地确定这种说法是事实。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在说“谷物耕作者希望以糠、蒿来支付其耕作费用，用全部谷粒作为纯利润”，而这种情况一般是不可能的。
在伦敦及其他都市，商人们会为了获利，团体收买我国殖民地的荒地，托代办人或代理人去改良和耕作。这种现象相当普遍。虽然这些荒地都相距极远，而且当地又没有健全的司法行政来保障他们能获得确定的收入，可他们还是义无反顾。而苏格兰、爱尔兰或北美产谷区域的情形则相反，虽然那里有最肥沃的土地和完善的司法行政，能够保障他们得到比较稳定的收入，可还是没有人想用这种方法来改良和耕作。
由于北美的弗吉尼亚和玛丽兰93更适合栽种烟草，所以当地人都情愿种烟草，而不愿意种谷物。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都能够从栽种烟草中获得利益，全欧洲的主要课税对象几乎都是烟草。可是，如果在国内栽种烟草，其赋税就会比输入烟草课的关税还高。于是，大多数地方就颁发了一条不合理的命令，禁止私人栽种烟草。这么一来，烟草行业就被允许栽种烟草的地方垄断。由于弗吉尼亚和玛丽兰出产的烟草最多，所以即使竞争激烈，它们也能享受到由垄断带来的大部分利益。不过，栽种烟草似乎没有栽种甘蔗有利。我从未听说过有哪个大不列颠商人会把资本投在改良和培植烟草上；在殖民地以种烟草发财的情况，也没有在蔗岛以生产蔗糖发财的情况常见。
殖民地的居民，都乐于栽种烟草，而不愿栽种谷物。从这一事实来看，欧洲对烟草的有效需求似乎没有全部得到满足。但是，跟蔗糖的供给状况相比，烟草的供给也许更接近于有效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