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外交使者

人文主义背景

1469年5月3日，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出生于佛罗伦萨。现存记录显示，1498年他开始在家乡事务中扮演积极角色，当时正值萨伏那洛拉控制的政府倒台。吉罗拉莫·萨伏那洛拉是圣马可修道院院长、多明我会会士。此前四年里，依靠先知式的布道，他在佛罗伦萨政坛呼风唤雨。这年4月初，他却因为异端罪名被捕，此后执政团迅速出手，将政府中其残留的支持者解职。亚历山德罗·布拉切西也受牵连失掉了第二国务厅长官的职位。最初这个位置空缺了一阵，但几星期之后，默默无闻的马基雅维里却进入了备选名单。他刚满29岁，似乎也没有行政经验。但他的提名没遇到明显的阻碍，6月19日，大议事会正式批准他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厅长官。

马基雅维里进入国务厅的时候，该机构主要职位的聘任已经有一套固定的办法。竞聘者不仅要表现出外交才能，还应展示出所谓人文学问的深厚素养。这种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tis）的观念源于罗马，尤其是西塞罗，他的教育理想在14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中间复活了，并逐渐对大学和意大利的公共生活产生了强烈影响。人文主义者的首要标志就是对“真正人文”的教育应当包含什么内容有特定的主张，并严格遵循。他们要求自己的学生先掌握拉丁语，然后研习修辞，模仿古典大家的风格，最后通过细读古代历史和道德哲学来完成学业。他们还让一个沿袭已久的观点深入人心，那就是这样的训练为政治生活提供了最好的准备。正如西塞罗反复强调的，这些学科能够培养治理国家所需的主要价值观：让个人利益服从公共福祉的意愿；对抗道德朽败和专制统治的渴望；实现最崇高目标的雄心，也就是为自己和国家争得名誉和荣耀。

佛罗伦萨人日益受到这些信念的熏陶，于是开始征召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人文主义者出任市政府的顶层职位。这种做法可以说发端于1375年，当时科卢乔·萨卢塔蒂被任命为国务厅长官，很快这就成了通例。在马基雅维里的成长期，担任第一国务厅长官的是巴尔托洛梅奥·斯卡拉，他履职期间一直是大学教授，继续就典型的人文话题撰写著述，其代表作是一本讨论道德的专著和一部《佛罗伦萨人史》。马基雅维里担任国务厅长官时，斯卡拉的继任者马尔切洛·阿德里亚尼仍鲜明地延续了这一传统。他也是从大学教席走上了第一国务厅长官的岗位，也继续发表人文研究的著作，包括一本拉丁语教材和一本用意大利语撰写的《论佛罗伦萨贵族的教育》。

或许正因为这样的理想风行一时，年纪尚轻的马基雅维里才得以获得要职，参与共和国的管理。他的家庭虽不富庶，门第也不算高贵，却与城里最有声望的人文研究者圈子交游甚密。马基雅维里的父亲贝尔纳多是一位职业律师，对人文学问有热切的兴趣。他与几位最杰出的学者是好友，包括巴尔托洛梅奥·斯卡拉，后者在1483年发表的对话体著作《论法律和司法裁决》就以他本人和贝尔纳多·马基雅维里（被他形容为“我的挚友”）为讨论的双方。而且，从1474—1487年间贝尔纳多的日记看，在他儿子尼科洛的成长期，贝尔纳多一直在钻研构成文艺复兴时代“人文学问”根基的几部古典名著。根据记录，他在1477年和1480年分别借阅了西塞罗的《反腓力辞》和这位作家的修辞学杰作《论雄辩家》。他还在1470年代多次借阅西塞罗最重要的道德学著作《论义务》，1476年他甚至还获得了一本李维的《罗马史》——正是这本书在四十多年后为他儿子的《论李维罗马史前十卷》（马基雅维里篇幅最长、用力最深的政治哲学著作）提供了框架。

贝尔纳多的日记还表明，虽然经济投入巨大——逐条记录的花销表明了他的焦虑——他仍尽心竭力地为儿子打下最好的人文教育基础。据我们所知，马基雅维里刚满七岁，这样的教育就开始了，当时他父亲记录称“我的小儿子尼科洛已经到马泰奥老师那里求学了”，正式教育的第一阶段是学习拉丁语。12岁的时候，马基雅维里进入下一阶段，由一位著名的校长保罗·达·隆齐里奥内接手，马基雅维里同辈中多位著名的人文研究者都出自他门下。1481年11月5日，贝尔纳多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进展，他自豪地宣布，“尼科洛已经能用拉丁语写文章了”——按照当时的标准教法，这意味着模仿最优秀的古典写作风格。最后，如果我们相信保罗·焦维奥的话，马基雅维里可能是在佛罗伦萨大学完成他的学业的。焦维奥在《博雅名人传》中称，马基雅维里古典教育的“精华部分”应归功于马尔切洛·阿德里亚尼，而我们已经知道，阿德里亚尼在出任第一国务厅长官之前，曾在该大学任教数年。

上述的人文主义背景或许可以解释，1498年夏天马基雅维里为何突然获得政府任命。阿德里亚尼已在当年早些时候出任第一国务厅长官，在这政权更迭之际，为国务厅物色人选的他大约还记得马基雅维里在人文学问方面的才能，于是用职位作为回报——这样的猜想应算顺理成章吧。因此，马基雅维里在反萨伏那洛拉的新政府里登台亮相，很可能是靠了阿德里亚尼的奖掖，他父亲的人文主义朋友或许也发挥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