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意识到，在这样的场合，无论我表示肯定或否认，都是极不合适的。
“其实，你一点都不呆。村里人才是呆子。别跟我翻白眼好不好？你脑子里的鬼点子一点都不比你那没出息的爹少！”先生怒威渐盛，口气也变得峻厉起来。
师娘见状，赶紧打圆场说：“你好好说话，可别吓着人家孩子。”
我知道，倘若一味死扛硬顶，先生接下来就要走过来揪我耳朵了。他过来揪我耳朵也不要紧，只是我受不了他嘴里那股难闻的大烟味。说实话，赵先生还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跟我说话。应当说，与礼平相比，先生平时很少骂我。就算我背不出书，他也只是打个哈欠，摆摆手，让我离开。这倒不是他有意对我另眼相待，而是我这样一个人，也许根本就不值得他较真吧。因此，你可以理解，当我怀着对父亲深深的愧疚，将半塘走差的全部过程向他和盘托出之时，心里多少也有一点自己终于受到了认真对待的受宠若惊。
先生听完了我的话，与师娘对望一眼，半晌不说话。
最后，师娘怒气冲冲地说：“如今不是新社会吗？不是有婚姻法吗？春琴那孩子，才多大年纪？顶多也就十五六岁，怎么能说嫁人就嫁人呢？我原本想再等上几年，把她说给定邦。她娘也是应承过的，风都放出去了，这大呆子冷不防插上一脚，什么意思嘛！四儿也真糊涂，红口白牙许了我，怎好说变卦就变卦？再说了，他赵德正，轿夫出身，家里穷得连根针都找不见，日子怎么过得出来？要不，今天下午我就到半塘跑一趟？”
“没用的。”赵先生说，“你那老表妹吃了呆子的魔法，五迷三道的，早就失了心性。你去了，这话怎么说？依我看，这事不简单！一年不到，家里先后死了三个人，怎么说都有点邪门。这事不简单！”
赵先生再次冲我摆摆手，示意我可以走了。
我走到他们家天井里，还听见书房里飘出一句话来，是先生说的：“都说瓦注者巧，金注者昏，呆子这个本钱下得可真大呀！”
说真的，刚才，师娘与先生的那几句话，我有一大半都听不明白。可从他们的口风判断，春琴要嫁给的那个人正是大队书记赵德正。不要说赵先生和师娘，就连我听了，也觉得两人不般配。不知为什么，一想到春琴就要落到又老又丑的赵德正手里，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我本来是要去池塘前的打谷场上找同彬的，却没头没脑地穿过弄堂，来到了后村婶婶家的大门前。
不过既然来了，时间也到了中午，那我就进去吃口饭吧。
奇怪啊！刚才，我明明瞅见婶婶坐在门前的碌碡上，跷着二郎腿正在吃饭，怎么一眨眼的工夫就没影了呢？这才多大工夫，婶婶家的大门忽然关得严严实实。我敲了半天的门，堂哥赵礼平这才把门打开。婶子和堂妹赵金花坐在一张矮桌边，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婶婶问我有什么事。我那时已经感觉到气氛有点不太对劲，还只得硬着头皮对她说，我是来吃饭的。
“吃饭？”婶婶笑了笑，“这时候哪还有饭？我们早就吃过了。一粒米都不剩。真是不巧，你要是早来一步就好啦。”
我的堂哥礼平飞快地摸了一下他的小油嘴，也在一旁帮腔道：“早上剩了点红薯粥，我们早就喝了个精光，没啦！”
我那小堂妹赵金花，那时才五六岁，竟然也跟着他们拼命地点头。我后来一直不太喜欢这个堂妹，甚至于有点厌恶，大概跟记忆中这个铭心刻骨的场景有点关联吧。我瞅见婶婶家的灶台上还冒着缕缕热气，空气中弥散着一股好闻的香味。不用说，那是青蒜末和腊肠丁混合着焦米饭的特殊香气。我只好自认倒霉。
父亲不是会算命吗？他或许已算出我去婶婶家讨碗粥喝，大概没有多大问题，却没有算出他们家煮了珍贵的蒜末腊肠焦米饭。为了不至于让自己的处境显得过于可怜，我假装没事人似的冲着婶婶笑了笑，说：“没关系，爸爸早上出门，在锅里给我烙了张大油饼。我回家去吃油饼好啦。”
没想到，婶婶一听我这么说，立刻就把脸沉了下来，“你说你这孩子，怨不得人家叫你呆子呢！你们家明明有油饼，还到我家来要饭吃！”
“要饭吃”三个字锥心刺骨。我拼命地咬着嘴唇，尽量不让自己的眼泪掉出来。跟婶婶告了别，我迈开大步往家里走，就好像家里真有油饼等着我似的。我走到弄堂口，迎面撞见叔叔披着一件漏着棉花的灰袄，手里拿着一根剥了皮的杨树枝，赶着他那头白花花的大猪郎，正朝我走过来。叔叔张口就问我吃过饭没有。我只能据实以告。叔叔愣了半天，用杨树枝在公猪的屁股上抽了一把，像是赌气似的对我说了一句：“你跟我来。”
我跟在叔叔身后，一步也不落下。他去猪圈，我就跟着他去猪圈。叔叔把猪郎牵到猪圈里，往公猪的食槽里扔了一把青草，在猪栏外的木桶里抄水洗了洗手，这才进了屋。这一回，婶婶打量我的眼神里，嫌恶和愤怒已经懒得掩饰了，似乎在问：你又来干什么？
叔叔把裤子往上提了提，对婶子说：“我哥一大早就被队上派去青龙山开矿了。他在姚家桥遇见我，叮嘱我给孩子管顿饭。你给他随便弄点吃的吧。”
婶子道：“我们自己也是有上顿没下顿的。喝了早上剩下来的一点粥汤，这会儿肚子还在咕咕叫呢，哪来吃的呀？”
婶子公然地给叔叔递眼色，毫无防备之心，大概是打心眼里认为我就是个呆子吧。叔叔是个实诚人，听见她这么说，就吩咐道：“那你赶紧舀点面来，好歹替他摊一张面饼，点点饥吧。”
没想到，叔叔这一说，婶子突然就暴怒起来。她随手将抹布往灶台上使劲一丢，指着叔叔的鼻子骂道：“狗日的，这么不明事理！成天牵着你那猪郎，日完东家日西家，我看你是日昏了头！你哥哥放个屁，闻着也是香的，他的话就是圣旨啊？吃了黄狗屎，不识好歹。我们家哪来的面啊？过年包馄饨的面，还不是到更生家借出来的？”
被婶婶这一骂，叔叔也没了主意。他抄起一张葫芦瓢，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把瓢一扔，推开门，到里屋“挺尸”去了。他这一走倒不要紧，落下我一个人，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在那个时刻，我忽然对广播里天天在说的“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句话，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
事到如今，我已经忘了那天中午我是如何离开婶子家的。只记得，当我经过婶子隔壁的更生家时，更生的老婆突然从门里出来，让她儿子永胜给我送来一个染有红点的馒头。
父亲从青龙山回来的时候，已是满天的星光了。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轻手轻脚地走路（惟恐把我吵醒），而是一进门就兴奋地喊我起床。我在睡梦中被他吓了一跳，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我穿好衣裳，睡眼惺忪地从阁楼上下来。父亲已经把带回家的一大碗白米饭，隔水蒸热了，端到了我面前。
那碗白米饭上还盖着一层萝卜烧肉。我用筷子扒拉了一下，肉只有两块，也不像父亲吹嘘的那样又大又肥。父亲将落在蓝布包袱上的饭粒捡起来，塞到嘴里，一边得意地问我，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闻到肉味了？他坐在桌边，抽着烟，一动不动地看我吃饭。我每吃一口，父亲的喉结就缩一下。我不由得停下筷子，问父亲有没有吃过饭。
他想了一想，说：“要不你给我剩一口？你要是饿，全吃光了也没事。”
听父亲这么说，我就知道他没有吃饭。很有可能，这碗饭本是他一天的伙食。他走了十多里地，给我捎回来，就是为了让我闻闻肉味。我只吃了小半碗饭，用筷子将那两块肉埋在碗底，装出吃饱的样子，对父亲打了个饱嗝，就上阁楼睡觉去了。父亲央求我再多吃一点，我没搭理他。
我站在阁楼的小木窗前，看着父亲坐在灶前的板凳上吃饭。当他吃到我藏在碗底的那两块肉时，我看见他的肩膀剧烈地抖动，开始抹眼泪了。这是我第二次看见父亲流泪。第一次是在去年夏天，我因为吃了伴着龙糠的油泥，拉不出屎，肚子胀得像鼓一样，父亲往我嘴里灌韭菜汁时，哭过一回。
父亲在灶堂里流泪，我也在阁楼上哭。
父亲并不在乎我知道他在哭。
我也一样。
那天的后半夜，我蒙眬中听见父亲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来，在我的床边坐了很久。就在黑暗中那么呆坐着，不说话。我背过身去装睡，也不搭理他。后来，在不知不觉中，真的睡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发现自己的裤腰带不见了。哪儿都找不到。开始，我有点疑心，会不会是父亲把我的腰带自己拿去用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父亲凡事心细如发，不会如此行事。
我揪住裤腰，从阁楼上的梯子上下来，发现那根腰带在父亲的床铺上被摆成了一个圆圈。父亲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我拿开腰带，掀开被褥，发现里面有一个用麻布衬衫包裹的圆鼓鼓的东西。打开衬衫，里边是一个大号搪瓷缸。揭开瓷盖，里边有一个烤白薯，还有半截玉米。手一摸，还是热的。
我坐在门口的路槛上啃玉米，看着被风吹皱的塘水。隔壁的老福奶奶带着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来到了院子里。老福手里捏着一把湿淋淋的芫荽，对那个陌生女人道：“这就是他家。”随后又转身嘱咐我说，爸爸让我寻点草来喂羊，中午就去德正家吃饭。说完，她就颠着小脚摇摇摆摆地走了。
那个妇人身穿黑棉袄，头戴绿方巾，颧骨高耸，脸颊被北风吹得红红的。大脚，大手，大脸盘。说的是江北话，满脸带着笑。
她说她从泰州来，早上坐头一班船到大港，然后一路打听，来到了我们村。她没说有什么事，只是问我父亲什么时候回来。随后，又反复追问我，到了天黑，父亲会不会一准回来。听她的口气，她本来是准备呆到天黑的，只是到后来临时又变了卦。
她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毫无必要地把我拉到身边，用两腿紧紧地箍住我。摸我的手。摸我的胳膊。摸我的头。最后，她又让我坐在了她的腿上。她的眼睛里亮汪汪的，身上有一股好闻的香味。我还是第一次与一个女人挨得这么近，有点不太习惯，下腹部有一阵既舒服又难受的抽搐。
她摸了我半天，忽然问我，家里有没有石碱？我在水缸边的灶台上找到一块石碱递给她，她就起身烧了半锅水，把我按在木盆里，给我洗头。洗完了头，又帮我洗了脸，洗了脖子。满盆的清水不一会就变得乌黑。她在给我洗头的时候，告诉我三句话。她让我牢牢记住这三句话，一字不落地转告父亲，而且只能在我和父亲两个人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绝对没有第三个人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把这些话告诉父亲。要是别人问起，“打死了也不能说”。
第一句，泰州那边来人送信；
第二句，南通的徐新民被抓，事情不太好；
第三句，要做最坏的打算。
她说完了这三句话，又让我重复了两遍，这才放心。我问她，“徐新民”是哪三个字，妇人说，她也不懂是什么字，只晓得是这个音。据此，我马上就可以判断出，这个女人不识字。她从门背后找来一块围腰，替我把头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她又端详了我半天，轻轻地碰了碰我的脸，说了一句让我终身受用的话：“我还从没见过眉眼生得这么俊秀的孩子。”通过这句话，我对自己的相貌第一次有了一个基本概念。她在我肩上拍了一下，让我到院子里去呆一会儿，顺便把头发晒干。正因为多了“顺便”这两个字，我立刻意识到，她是在把我支开，以便用一下我们家的马桶。
妇人来到院中，抬头看了看天色，对我说，她得赶紧走了，一会就要变天了。下午会有一场大雪。
说实话，虽说她嘱咐我的那三句话，已经在我们之间建立了牢固的信任感，对她的离开，我多少有那么点依恋不舍，但她说下午会下雪时不容置疑的口吻，使她的形象再度变得陌生起来。我不得不再次抬头打量她。我觉得她是在说梦话。太阳还好端端地在天上挂着呢！一朵朵雪白的云絮，堆在蘑菇房的屋顶上，瓦蓝瓦蓝的天空下，没有一丝风。更何况，眼下早已开了春，池塘边的柳枝上已经垂下缕缕鹅黄色的丝绦，这时节怎么会下雪呢？
她已经沿着风渠岸边的大路往前走了一段，好像是想起了什么事，又转身走了回来。她来到我身边，也不说话，抓过我的一只手，塞给我两块包着玻璃纸的水果糖。我看见她的身影在风渠岸的大坡上一点点地变小，一会就看不见了。过不多久，她头上的绿方巾，又在对面的土坡上一点点地变大，一直升到坡顶，然后向西，很快就消失在一道灰蒙蒙的山梁背后。
我对于父亲让我去德正家吃饭感到困惑不解，也可以说有点恼火。好像他嫌我昨天在婶婶家所受的折辱还不够似的。德正家正在起房造屋，家里木匠、泥瓦匠、帮工一大堆，饭菜自然不会差，但在我眼中，德正要比婶婶可怕一千倍。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不过，父亲既然这么吩咐了，恐怕自有他的道理吧。我是抱着父亲交代给我的某种使命（而非单纯的口腹之欲）前往德正家的。我还带上了竹篮和镰刀，打算吃完饭就去他们家后面的磨笄山寻草。有了竹篮和镰刀打掩护，我心里踏实了一些——一旦在德正家碰了壁，没人招呼我吃饭，我就可以装作是出来寻草的，悄悄走开就是了，面子上也不至于太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