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距离硅谷有多远

|时事微评论|

阿尼尔·古普塔（Anil Gupta）是马里兰大学战略学讲席教授，被誉为全球50位商业管理思想家之一。他对创业和创新的“硅谷基因”解析深刻，并成为研究硅谷创新策略的权威。对于全球复制硅谷模式的热潮，古普塔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罗列出未来可能替代硅谷的全球城市名单，在他不太长的国际创新中心替代名单上，北京名列其中。笔者与古普塔有多次见面的缘分，在参加多伦多“创新与创业协会”年会之际，古普塔友好地接受了笔者（以下简称鲍）代表《上海观察》的独家采访，并同意将他主题演讲的内容包括在采访文章中。为保持行文流畅，提问的顺序编排有调整。

鲍：关于下一个硅谷，你给出了一个名单：伦敦、柏林、北京、班加罗尔、以色列、滑铁卢（加拿大）、新加坡、首尔、智利。为何上海不在你的名单上？

古普塔：不是上海条件不好，而是北京的条件更好，更可能成为下一个“硅谷”。北京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清华和北大的优质研究资源和人才，其他地区的大学研究机构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这并不是说上海没有机会。美国比较有名的创新和创业聚集地区，除了硅谷以外，还有“波士顿沿线128”（Boston Route 128），那是围绕着麻省理工学院（MIT）而形成的创新创业区。硅谷的兴盛确实带走了一大批电脑企业，但BR128保持了自己在生物科技方面的优势，与硅谷形成了东西互补的局面。

鲍：你对中国的企业和城市相当了解。依照你的观察，上海的科技创新城市“体质”特征如何？

古普塔：上海有许多大企业，大企业有可能成为行业生态圈中的引力中心。但是，大企业并不能自动成为生态圈的引力中心，大企业必须有动机参与到行业生态圈的建设中。目前，上海的大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的思维和行为，与民营企业创造生态圈的热情和动机相比，它们似乎还在抱着金碗乞食。

鲍：你多次强调大企业在硅谷创新中的作用，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古普塔：大企业不会刻意为了小企业的创新而做出贡献，但是，它们的企业行为特征可能带来滋润的效果，让上下游和周边的小企业获益，并因此共同培养行业的生态环境。例如，大企业的科研创新经费多、成果多，但不一定都能内部消化。多余的科研成果产生溢出效应，传递给周边的企业。早期硅谷电脑行业的发展就有这样的明显特征，IBM和Fairchild是其中的典型。再如，大企业带来丰富的人才资源，他们向周边地区流动，并激发更多的创业活动。比较重要的第三点是“互补企业圈”（complementors）。围绕大企业形成零配件和外包服务的互补关系，一群中小企业因此脱颖而出。所以，大企业在形成硅谷创新生态圈中的角色非常关键。

鲍：那为何同样有大企业“体质”的上海不一定能扮演同样的角色？

古普塔：大企业是“硅谷模式”的核心体制之一。但是，看似一样的组织，却可能有不同的策略目的，不一定就符合硅谷模式的“核心机制”特征。其中，政策环境因素起到限制或激励的导向效果。“国有企业”特征较强的大企业不一定有自主权向外转移多余的技术成果，不一定能培养出创业性格的技术人才，不一定会按照市场机制来培养周边的互补企业。如果是这样，它们仍然是大企业，但不是激发形成“硅谷模式”的核心体制。

鲍：你的演讲首先强调核心体制在硅谷模式中的作用，它们主要有哪些？

古普塔：总结演讲中的要点，硅谷创新模式的核心体制（core institutions）包括四大组织：名列全球榜首的大学、行业中的大企业、美国政府机构、辅助机构。大企业除了有上面提到的好处外，它们还是潜在的收购者，它们有资本和动机去购买周边新兴的技术企业。全球榜首的大学，如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为硅谷准备了丰厚的人才和专业知识。举例来说，现在居住在湾区的有超过5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只是一个指标，说明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才集聚的效果。美国航天总署、美国国防部等政府机构是许多高科技创新企业最初的大客户。如果没有政府机构的购买，硅谷的企业也就失去了创业期间比较稳定的客户需要和财务收入。

第四类辅助机构的核心体制比较特别。它们包括了风投基金、法律事务所、投资银行、猎头公司和市场营销公司等一系列服务机构。因为它们的存在，技术公司可以专心致志地开发技术产品，寻求突破性创新。与其他地区的辅助机构相比，硅谷的服务公司专门考虑到当地的高科技和创新的特征。例如，法律事务所会专门雇佣工科博士，这在其他地区比较罕见。

鲍：总结你演讲时现场听众的问题，其他国家也可以模仿建设这些核心机制，尽管有成长的时间条件。如果是这样，硅谷模式的独特点还有哪些？

古普塔：必须超越硅谷地区看待它的成功。地区之上，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环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回顾历史，促进硅谷成功的政策因素起码有下面几个重要方面：国家的移民政策、税收政策，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对知识产权做出的法律规定。1958年美国的小企业投资法规，1965年美国开放技术人才移民，1978年美国降低企业税，1990年美国的移民和归化法规等都鼓励全球的高科技人才向美国移民，鼓励企业创新。

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对高科技人才流动和知识产权也有促进性质的法规。例如，禁止滥用“非竞争性条款”，允许高科技人才之间自由流动；对“商业机密”条款的较宽松执行做法，它激发企业模仿与竞争；严格执行专利法，它与前一条形成宽严相济的法律体系。

因此，如果其他国家要复制硅谷模式，它们也需要考虑配套的政策与法律环境，而不仅仅是复制“核心机制”。

鲍：你在演讲中把“硅谷基因”描绘为三层由里及外的同心圆。最内层是“核心机制”；中间是“政策环境”；最外层为“社会文化环境”。怎样理解硅谷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基因条件？

古普塔：怪癖文化，或者容忍怪癖文化为第一条。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湾区就是美国社会文化反潮流的大本营。在那儿，嬉皮士（Hippie）行为往往与“改变世界”的价值观和自由言论的偏好交织在一起，它们也激发了社会文化的多元性。从文化中延伸出来的社会集体性格也不同于其他地区，人们不把失败当作一件羞耻的事情，反而视之为探索者的奖章。

工程师文化是第二个重要特征。那儿，工程师是社会英雄，大家不讲出身，讲才能（Meritocracy）。工程师在不同行业和企业之间流动，形成横向的职业生涯，也促进了企业间的极限竞争和社会网络关系活跃的行业文化特征。

因为这些朦胧的文化因素，硅谷也变成全球商业技术探险者的梦想乌托邦。

鲍：“核心机制”“政策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它们组成同心圆的结构，成为硅谷模式的基因。你对硅谷的历史研究展现出了硅谷的模式特征，历史上如此，现在又如何？硅谷模式有改变吗？

古普塔：基本因素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一些动态过程特征。例如，少数大的风险投资公司占据了风投市场的主要份额，它们是超级天使投资人。美国绝大部分的风投资金投在硅谷，众筹也渐渐成为新趋势。新兴公司获得二次风投，延缓其上市时间。另外，还有市场透明度增加等。

鲍：前面我们谈到上海大企业要成为生态圈引力中心需要自我改变的地方，放到中国环境下，复制硅谷模式的挑战有哪些？如果要你罗列前三名，它们是什么？

古普塔：文化因素是头条。容忍怪诞文化将是一个大挑战。政策层面，鼓励和允许高科技人士自由移民，这很重要。在外国工作和移民外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愿意移民到中国的高科技人士，他们思考职业和事业的角度都会不同，会更加着眼于长期投入。第三个方面是培养核心的研究机构。它不是一个应用型和理论型的问题，事实上，二者之间的界限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明显。举例来说，康宁公司（Corning）很早就发明出一种高强度玻璃，但却一直不知道派什么用场，直到苹果手机问世。所以，研发储备很重要。

鲍：换一个角度看硅谷模式，“非硅谷模式”在哪里？有没有？如果上海要做，可以从哪儿开始？

古普塔：有对无，是对非。非硅谷模式应该是一套新的发展基因，它应该存在。目前来看，互联网带来的“全球平台技术”为超越地域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机会。基于全球平台技术的创新可以成为对硅谷模式的“反动”。例如，在生物制药技术方面，上海有自己的优势。如果有革命性的突破，上海要思考它的各个发展维度，把它推广为平台技术。上海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审视自己拥有的各项技术特征，力图将突破性的技术延伸发展成为平台技术，并邀请全球企业共同参与。这样的生态环境可以突破地域限制，可以后来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