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古代文学

第一节 历史背景和文学成就

历史背景 亚洲和非洲是世界文明的摇篮，也是世界文学最早或较早的发祥地。孕育、产生在这些大河流域的埃及、巴比伦、希伯莱、印度和中国的古代文学，代表着亚非古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是古代时期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现象。这些文学多方面地反映了上述地区从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以及奴隶制社会由盛及衰时期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生活。有少数国家和地区的文学还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初起阶段的社会现实。早在公元前4千纪末至3千纪初，美索布达米亚的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就出现了早期的奴隶制国家，公元前3千纪末2千纪初，印度的恒河流域和中国的黄河流域相继进入阶级社会，公元前2千纪末，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希伯来人也建立了奴隶制君主国家。

古代亚非文学是伴随着亚非地区各奴隶制国家的形成而产生、发展的，它多方面反映了亚非地区原始社会末期、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尤其是奴隶社会的历史生活。少数国家的文学还反映了封建社会初期的社会现实。

古代亚非文学与同期的欧洲文学相比，有其自身的鲜明特征：

首先，亚非文学历史悠久。从文化起源上看，世界文明古国多在亚非地区。在欧洲，古希腊文学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2世纪；而在亚非地区，早在公元前4000—3000年，亚非地区便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苏美尔——巴比伦”文学和古埃及文学，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又出现了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随后出现的希伯莱文学则与古希腊文学产生的时间大体上相当（大约出现于公元前12世纪左右）。

其次，古代亚非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呈多源性状况。与欧洲文学主要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而后一脉传承发展至今不同，亚非文学则是在若干大的文化区域内独自孕化衍生的，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恒河流域和黄河流域都产生了各自的文学，各个区域的文学都有相对独立的发展线索，相互之间的交流影响则发生在相对晚近的时期。

第三，古代亚非文学是在人民口头创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人民口头创作的关系十分密切。其早期作品如神话、传说、歌谣、史诗、寓言故事等等，本身就是口头创作的产物，即令是部分文人的创作，也往往是以人民口头创作为基础或是深受口头创作影响。

最后，古代亚非文学的许多作品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其中有的本身就是宗教典籍，如《吠陀》和《圣经》）。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古代亚非地区产过几种影响广泛的宗教，如犹太教、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等，这些宗教的教义必然会影响当时的文学创作。

上述后两个特点并非古代亚非文学所独有，只是和古代欧洲文学相比显得比较突出。

文学成就 古代埃及文学和巴比伦文学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学。

远在公元前4千纪末，古代埃及就产生了早期的书面文学作品。古埃及文学的最早形式是神话，如开天辟地、灭绝人类神话和自然之神奥西里斯的神话。诗歌也是产生较早的文学体裁之一，有世俗歌谣、宗教赞美诗和哲理诗等，著名作品如表现奴隶们苦难劳动生活的《庄稼人的歌谣》、《打谷人的歌谣》、《搬谷人的歌谣》，热烈赞颂太阳神和尼罗河的《阿通太阳神颂诗》、《尼罗河颂》，以及庞大的宗教性诗歌总集《亡灵书》。《亡灵书》是古代埃及人放在石棺中供死者阅读的书，书中汇编了大量经文、颂神诗、歌谣、咒语等，内容驳杂，种类繁多。它们大多反映古代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和冥世观念，有些为国王，奴隶主歌功颂德，也有的表现了下层人民和奴隶的思想感情。

古埃及散文的产生稍迟于诗歌，主要样式有训言、箴言一类教谕体作品和故事、旅行记，如《普塔霍蕾普箴言》、《能说善道的农夫的故事》、《两兄弟的故事》和《威纳蒙旅行记》等。产生于新王国时期的《两兄弟的故事》生动地描绘了善良、正直、勤劳的劳动者瓦塔的形象，通过他三次死而复生的曲折经历，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反映出古代埃及人的道德观念。故事情节离奇，想象丰富，读来引人入胜。

巴比伦文学是世界最古老文学的一部分，其源头可追溯到公元前4千纪的苏美尔、阿卡德时期。到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巴比伦文学的发展进入繁盛阶段，主要文学体裁有神话传说、史诗、劳动歌谣、寓言、赞歌、祈祷文和箴言等，其中以神话传说和史诗的成就最为突出。流传至今的重要作品有：反映巴比伦人对自然现象的原始理解和对光明、幸福的热烈追求的创世神话《咏世界创造》，记录初民对四季更迭、万物荣枯的朴素解释的神话《伊什塔尔的下降》，叙述一个正直的老实人因屡遭磨难而对神灵和宗教教义发生怀疑的箴言诗《关于受难的虔诚人的诗篇》，以及表现了当时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的箴言诗《奴隶和主人的对话》等。

巴比伦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迄今所知世界文学中最早的史诗《吉尔伽美什》。这部长达3000余行的作品融汇了古代两河流域神话传说的精华，反映了巴比伦人对自然法则、生死奥秘的探索及其敢于违抗神权的斗争精神，尤其颂扬了古代英雄、英雄业绩和英雄之间的友谊，具有较高的认识意义和思想价值。史诗的主人公吉尔伽美什除了力大无穷、武艺高超外，还勇于探求真理，性格也表现出明显的发展变化，明显区别于古代印度和古希腊史诗中的古代英雄。

古代埃及文学和巴比伦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作为世界文学的第二批硕果，它们不仅直接影响到西亚北非各民族的文学创作，还辗转丰富了后代的西方文学。

在古代亚非文学中，希伯来文学和古代印度文学取得了尤为辉煌的成就。

古代印度文学可当之无愧地跻于当时世界文学的前列。它以《吠陀》、两大史诗、《五卷书》、《沙恭达罗》等一系列艺术精品和同期的希腊文学、希伯来文学及中国文学交相辉映，为人类文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古代印度文学通称梵语文学。“梵语”即印度古代通行的文化语言，是相对各种方言“俗语”而言的“雅语”。梵语文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吠陀时期、史诗时期、古典时期。

吠陀时期（约从公元前20世纪至公元前10世纪）产生了大型宗教性诗歌书《吠陀》。《吠陀》是婆罗门教的经典，又是印度最古的历史文献和文学遗产。“吠陀”一词的本意是“知识”或“学问”。它由婆罗门教祭司整理编订成册，早在公元前2千纪中期就初具规模。全书包括四部本象，（通称“四吠陀”）：《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

《梨俱吠陀》是“四吠陀”中文学价值最高、产生年代也最古的一卷，大约编订于公元前15世纪前后。全书收入诗歌1028首，共约4万行。它们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及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生活形态。内容和思想倾向颇为复杂。书中较重要的作品是神话传说和歌咏自然的诗篇，这类作品歌颂了天神因陀罗、火神阿耆尼、酒神苏摩以及太阳神、黎明女神等。赞颂天神因陀罗的诗歌大约250首以上，约占全书诗歌总数的四分之一。因陀罗形象经历了从造火者、雷雨之神、生产能手到军事英雄，再发展到众神之王的一系列变化，这一过程展示出印度上古宗教发展、演化的某些特点。此外，《梨俱吠陀》中还有一些劳动歌谣，生活歌谣，爱情歌谣和反映风俗民情、古代战争等的诗歌。

《阿闼婆吠陀》在其它三部本集中最为重要。它的编订时间晚于《梨俱吠陀》，共收入731首诗。“阿闼婆”意为“禳灾”，书中诗作大多被婆罗门巫师用作咒语，或诅咒猛兽、恶魔、妖巫和仇敌，或祈求长寿、富贵、和睦和安全，还有的祈祷治愈疾病、赌运亨通或得到爱情。

史诗时期（约从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主要文学成就是以口头创作形式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其次是几种不同类型的吠陀文献，有《梵书》、《森林书》，《奥义书》等，它们是印度最早的散文著作，有些中间也夹杂着诗歌。另外，佛教和耆那教的不少著作（如《本生经》、《所行经》等）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摩诃婆罗多》的书名意为“伟大的婆罗多族”（“婆罗多”是印度古代王族的名谓）。

全书共18篇，约100000颂（一颂两行），相当于希腊荷马史诗《伊利昂纪》、《奥德修纪》总和的8倍。据传它的作者是毗耶娑（又称广博仙人），但这样一部巨著显然不可能是一人一时一地之作，而是无数诗人、歌手在漫长年代中不断积累、加工的产物。据推测，它最后编订成书的时间是纪元前后。

史诗的基本内容是婆罗多王族的后代堂兄弟之间的内部斗争。中心故事是：婆罗多王的后代有持国、般度两兄弟，前者有100个儿子，称俱卢族，后者有5个儿子，称般度族。起初般度为王，死后其兄持国继位。后来般度的儿子坚战长大，要求继承父位，但持国之子难敌不肯，于是发生冲突。经过许多曲折磨难（如般度五兄弟曾被流放13年），双方终于在“俱卢之野”爆发大战。战争进行18天，许多王国都卷入了战斗。最后般度一方得胜，坚战继位称王。后来般度五子入山修道，四人先死，只有长子坚战达到天堂。这个主干故事通过两个家族争夺王位的经历，再现了古代印度王国的纷争和古代印度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转变。史诗以鲜明的态度颂扬虽然力量弱小，但却团结一致、反抗强权的般度族，揭示出正义之师必胜的道理，同时批判了争权夺势和不义战争，表达出古代印度人民追求家族和睦、兄弟友爱的生活愿望和渴求国家和平统一的政治理想。

《摩诃婆罗多》在艺术上表观出早期民间文学的许多重要特征：浪漫幻想和现实描绘相结合的手法，半人半神式的英雄形象，常用比喻，富于夸张的语言，以及贯穿于主要故事发展过程中的大量插话。史诗中的插话不少都情节完整、寓意深邃，如赞美古代贤德贞节妻子的《莎维德丽传》。

《罗摩衍那》被称为“最初的诗”，书名意为“罗摩传”。罗摩是印度古代传说中的一个英雄人物。全书约两万颂，分为7篇：《童年篇》、《阿逾陀篇》、《森林篇》、《猴国篇》、《美妙篇》、《战斗篇》和《后篇》。相传作者是跋弥（又称蚁垤仙人），但如同《摩诃婆罗多》，它显然也是在长期民间传唱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一般认为它的最早部分形成于公元前3、4世纪，最后写定于公元后2世纪。

《罗摩衍那》主要描写罗摩和妻子悉多悲欢离合的故事：即将继承王位的罗摩受害于宫廷阴谋，被迫携妻流放森林14年。在林中，悉多不幸被十首魔王罗波那劫走。罗摩在猴王协助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战胜恶魔，夺回悉多。尔后，因罗摩一再无端怀疑妻子的贞节，悉多痛不欲生，投身大地母亲。诗史的主人公罗摩一方面具有理想君主和古代英雄的某些特征（如不争权势、关心人民、力大无穷、英勇善战），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统治阶级的劣根性（如专制、残暴、冷酷和虚伪）。就基本方面而言，罗摩的美好德行体现了下层人民的优秀品质，表现出作品的进步思想倾向：反对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要求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反对不义战争，认为侵略掠夺者必败等。

《罗摩衍那》显示出民间口头创作的鲜明特征，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作品对政治斗争、爱情、战争和风景的描绘都达到很高水平，在印度长篇叙事诗的创作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开创地位。在人物塑造方面，作品善于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成功地刻画各种形象，它所描绘的罗摩、悉多，神猴哈奴曼等早已深深植根于印度历代人民的心中。

古典时期（公元1世纪至12世纪）。这是古代印度文学的繁荣阶段。此时期的文学从历史、哲学、宗教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仅民间文学继续繁荣，而且出现了一大批重要的知名作家，文体形式多样化，有神话、寓言、诗歌、故事、小说、戏剧等，其中诗歌、故事和戏剧取得了具有世界影响的重大成就。

这一时期的民间创作主要有寓言童话故事集《五卷书》、诗体神话故事丛书《往世书》，佛经中的《百喻经》和寓言故事集《嘉言集》等。文人创作可分为几种主要类型：1、故事：著名的如德富的《伟大的故事》；月天的《故事海》等。2、诗歌；有马鸣的《佛所行赞》、《美难陀传》；伐致呵利的《三百咏》；迦梨娑陀的《罗怙世系》、《鸠摩罗出世》、《云使》、《时令之环》；胜天的《牧童歌》等。3、小说：有檀丁的《十公子传》；波那的《迦丹波利》、《戒日王传》；苏般度的《仙赐传》等。4、戏剧：有跋婆的《菩施传》；首迦罗迦的《小泥车》；迦梨陀娑的《摩罗维迦与火友王》、《优哩婆湿》、《沙恭达罗》等。

《五卷书》是一部流传很广、影响极大的民间故事书。它大约成书于公元1世纪，是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作品的基本思想是，只要机智勇敢，顽强斗争，弱者必能战胜强者。书中许多故事歌颂了下层人民的机智勇敢，讽刺了统治者的愚蠢昏庸，并教人以多方面的处世为人经验，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五卷书》采用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形式，全书78个小故事归属于5个大故事，以动物的活动讽喻现实，说故事与讲道理穿插交错，文体以散文为主，又不时插入一些格言，诗文并茂。从公元6世纪起，《五卷书》就被介绍到国外，此后逐渐流传到世界各地，先后被译为数十种语言，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

第二节 希伯来文学

希伯来文学与古代中国文学、印度文学、希腊文学并称为世界古代文学的四大宝库。

流传至今的希伯来文学作品集中荟萃于希伯来《圣经》（即基督教圣经中的《旧约》、《次经》、《伪经》和1947年发现的“死海古卷”中，其中《圣经》体现了希伯来文学的主要成就。

历史文化背景 希伯来人（即古代以色列人或犹太人）是闪族的一支，最初生活于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公元前3000年左右，他们经由美索布达米亚草原逐渐向西游牧，公元前2000年中叶进入迦南（即后来的巴勒斯坦地区）。随后他们曾因饥荒逃到埃及，又因不堪忍受法老的压迫从埃及回到迦南。经过与迦南人和来自地中海东岸诸岛屿的非利士人长期争战，他们约于公元前1030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犹大”联合王国，由扫罗、大卫、所罗门先后任国王。所罗门约于公元前931年去世，此后联合王国分裂为以色列和犹大两部分。公元前722年，亚述军灭以色列国，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军摧毁耶路撒冷，灭犹大国，并将数万俘囚掳至巴比伦，造成著名的“巴比伦之囚”事件。公元前538年，波斯王居鲁±占领巴比伦，为巴勒斯坦设立远征埃及的据点，把被囚的犹太人放回耶路撒冷，建立傀儡政权。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击败波斯，占领西亚。公元前64年，罗马大军东征，将巴勒斯坦地区变为属国。公元后66至73年，犹太人奋起反抗罗马的统治，最终遭到残酷镇压，希伯来民族的历史至此终止。

“巴比伦之囚”事件之5、6百年（公元前586年至公元后1世纪），是希伯来人呻吟于四邻大国铁蹄之下的悲惨年代，也是他们创造出光辉文化的重要时期。俘囚期间，他们最终建立了独尊耶和华的犹太教，并逐渐将自古流传下来的各种神话、传说、故事、诗歌及文献、史籍等整理编纂成册，形成符合犹太教教义要求的总集。这份文化遗产被后来的基督教教徒收入他们的圣经，称为《旧约》，以区别写作于公元后的基督教的《新约》。

《圣经》用希伯来文写成，全书39卷，一般分为经律书、历史书、先知书和诗文集4个部分。

经律书指《圣经》开头的5卷书——《创世记》、《出埃及记》、《利耒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即通常所说的“摩西五经”。这部分成书时间最早，公元前5世纪中叶就被确定为“圣经”。其内容主要包括天地创造、伊甸乐园、洪水方舟等神话和族长亚伯拉罕，雅各，摩西等的传说，以及犹太教所制订的教规国法。

历史书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10卷，主要记载以色列犹大王国盛衰兴亡的历史，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三百年左右。

按照传统的说法，《圣经》中有《以赛亚书》等4大先知书和《何西阿书》等12小先知书，但其中的《但以理书》是实际上启示文学，《约拿书》是小说，因此先知书共有14卷。先知书的成书年代大约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

诗文集是除了上述3类作品之外的书卷，包括抒情诗集《诗篇》、《雅歌》、《哀歌》，哲理诗集《箴言》，《传道书》，大型诗剧《约伯记》，小说《路得记》、《以斯帖记》，《约拿书》和启示文学《但以理书》。这部分作品约成书于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前150年之间。它们编入《圣经》的时间最晚，有的迟至公元后100年左右。

《圣经》文学的内容《圣经》文学以丰富的文学样式，多方面反映了希伯来民族的历史生活和古代巴勒斯坦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具有重大的认识意义和思想价值。《圣经》各类作品的文学性因篇而异，其中神话传说、故事、诗歌、小说和先知预言取得了突出的文学成就。

希伯来人的神话传说主要汇集于《创世记》中，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始祖的神话、人类始祖被赶出伊甸园的神话和挪亚造方舟躲避大洪水的神话。

创造神话说的是：起初，上帝从“空虚混沌”中创造万物，第1天造出光，第2天造出空气，第3天造出陆地和海洋，第4天造出日月星辰，第5天造出游鱼飞鸟，第6天造出野兽昆虫，并“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第7天，因为“天地万物都造齐了”，上帝就歇息了。

接下去是伊甸园神话：上帝在东方建造了美丽的伊甸园，把他造的人亚当安置在那里，又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夏娃，做他的配偶。亚当、夏娃受了蛇的引诱，违背上帝旨意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从而“眼睛明亮了”，有了智慧，懂得了羞耻。上帝得知后十分气愤，就对蛇、夏娃和亚当发出严厉诅咒，因怕人类再“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而“永远活下去”，就把他们从伊甸园赶了出去。

这两篇神话生动地反映了上古初民对天地万物创造和人类起源的朴素想象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古代人类敢于违抗神意、勇于追求知识和智慧的斗争精神。其中前一篇宏伟壮观，后一篇优美动人，显示了早期民间传说的不同风格。

此后是洪水方舟神话：上帝发现人类的罪恶越来越大，便决定发一场洪水消灭人类。他唯独对义人挪亚开恩，启示他造一只方舟，带着妻子、儿子、儿媳和飞禽走兽各一对进入其中躲避洪水。洪水到来时，方舟在水上漂泊200多天，挪亚以此保存了人类’和生物，使之得以生存繁衍下去。这个神话形象地表现出古代人类对洪水的畏惧心理，战胜洪水的强烈愿望及其与大自然作斗争时的聪明才智和顽强意志。

《圣经》中还记载了许多英雄人物如参孙、大卫、所罗门等人的故事。这些人物大多与历史上的真实事件相联系，同时又被赋予不同程度的传奇色彩，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参孙是力大无穷、英勇无畏的以色列士师。他能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将狮子撕裂”，用“一块驴腮骨”杀死1000个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收买了他的情人大利拉，设计将他逮捕，挖去双眼。一天，非利士人在举行祭典宴乐时奚落侮辱他，他手抱立柱使大厅倒塌，与3000多个非利士人同归于尽。参孙视死如归的反抗精神被后人广为传颂，17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据此创作了著名的《斗士参孙》，讴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年代的时代精神，我国现代作家茅盾于上个世纪40年代初写作了小说《参孙的复仇》，表现中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

大卫是“以色列——犹大”王国最著名的国王。他还是一个牧羊娃时，就曾用拳头打死过偷袭羊群的狮子和熊。后来扫罗与非利士人作战失利，他主动出战，机智地杀死非利士人的首领歌利亚，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扫罗死后，他成为受人拥戴的国王。他建都耶路撒冷，率军战胜四周强邻，建成一个统一、强大的联合王国。

《圣经》关于所罗门的传说也相当动人。所罗门在位时，“以色列一犹大”王国进入黄金时代，经济和文化上都出现异常繁荣的局面。他以博学多才著称，相传他具有敏锐的辨别力，善于判案断狱，能诗善文，写过3000首格言和1005首诗歌，还熟知各种树木花草、飞禽走兽、昆虫水族之名，以至“世界各国的王都派人去聆听他的智慧言论。

在艺术上，这类故事往往通过渲染和夸张，赋予人物形象以神奇，超人的力量，并通过突出描写英雄性格的某一方面突出特点（如参孙的力气，大卫的勇猛和所罗门的智慧），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

诗歌是《圣经》文学中成就最高的部分之一。《圣经》诗歌大体可分为抒情诗和哲理诗两大类，其中前者以《诗篇》、《雅歌》、《哀歌》为代表。

《诗篇》是《圣经》中最大的诗歌集，共收录150篇作品。这些作品是在数百年中陆续写成的，它们主要表现希伯来人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虔诚教徒对自身罪过的忏悔和反省，对上帝耶和华的赞美、恳请和祈求；也有些反映当时的历史生活，流露出忧国忧民的情绪，如，第137首生动地展示了一群囚居巴比伦的希伯来人的内心世界：

“耶路撤冷啊，要是我忘了你，

愿我的手枯萎，再也不能弹摹！

要是我不记得你，

不以耶路撒冷为我最大的喜乐，

愿我的舌头僵硬，再也不能歌唱！”

接着又对敌人发出诅咒：

“巴比伦哪，你要被毁灭！

照着你加给我们的残暴报复你的人，

他是多么有福啊！”

对故国的深切怀念和对仇敌的切齿仇恨溢于笔端。

《雅歌》（或《歌中之歌》）是一部精选的抒情牧歌集。它通过对所罗门王和书拉密牧女爱情生活的细腻描绘，流溢出希伯来人欢乐，健康的生活情趣和对甜美婚姻的执着追求。全诗在近400行诗中没有一处提到神，没有一点宗教气味，而以优美的词句，丰富的想象和巧妙的譬喻，多方描写了男女恋人的美貌及慕悦、依恋、挚爱、思念等微妙感情，并一再强调爱情的至高无上的价值：

“爱情如死一般坚强，

恋情象阴间一样坚固，

它爆发出火焰，

象烈火一样燃烧，

大水不能熄灭爱情，

洪水也无法将它淹没。

若有人想用财富换取爱情，

他必定会招来鄙视。”

将世俗爱情置于如此崇高的地位，在整个世界古代文学中都是罕见的。

相传由伟大先知耶利米所作的《哀歌》五章，是《圣经》中表现爱国主义感情最为深挚的抒情诗。作品极为真切地记录了希伯来人在“巴比伦之囚”事件前后的悲惨际遇和深重灾难，将哀悼故园的悲愁和复兴国家的祈愿溶于一炉，一吟三叹，撼人肺腑，被后人尊为民族的绝唱。

《圣经》中还有两卷哲理诗——《箴言》和《传道书》。《箴言》被称为哲理诗的“集中之集”，其中收入大量格言、谚语和警句，它们论及经济、政治、军事、律、道德、宗教、教育等各个方面，从不同侧面显示出希伯来人历经沧桑后的成熟、练达及其对历史经验的沉痛反思。《传道书》则情调低沉，宣扬万事皆空，及时行乐的颓废消极思想，反映出一部分希伯来人屡遭磨难后的悲观绝望心理。

另外，规模宏大、辞采华美的诗剧《约伯记》也是《圣经》文学的重要收获。诗剧重在探讨好人受苦的原因，同时宣扬了上帝的全知全能和无比威力。作品表现出希伯来人为追求真理不惜牺牲一切的高贵品质，其圆满结束寄寓了诗人对光明未来的信念。希伯来诗歌有其显著的形式特征——它们的诗体大多为“平行体”，或两句平行，或三句、四句平行，各分句间往往形成对称平衡的意象。如：

“智者不可夸耀自己的智慧，

勇士不可夸耀自己的力气，

富人不可夸耀自己的财富。”

希伯来诗歌的语言凝练、生动、高度形象化。诗人往往运用比喻、象征、拟人、夸张等笔法，将深挚的感情展示于形象优美的诗行之中。如，“言不由衷，犹如粗糙的陶器涂上一层白银”，“大山跳跃发出赞美的声音”。

在音韵方面，因希伯来文只有声母而无韵母，故其诗歌不押脚韵，它们一般使用“贯顶体”，即将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依次安排在二十二节首句的句首。此外，部分篇章（如《哀歌》）还运用了“气纳体”韵律，诗句中留有间歇，绝妙地表达出哭泣吞声的艺术效果。

希伯来人素有说故事的才能。从公元前4世纪起，他们陆续写出一批正式的小说，但因社会动乱，幸存者很少。《圣经》中收入3篇小说作品，它们是：反对狭隘民族主义、鼓吹各民族间团结合作的《路得记》、《约拿书》和颂扬犹太女英雄、表达爱国主义思想的《以斯帖记》。

《路得记》约产生于公元前400年左右，当时希伯来的领袖人物要求净化民族信仰，反对与异族通婚，已结婚的必须退离。《路得记》反对这种作法，它以士师时代（公元前11世纪）的社会生活为题材，借古讽今，宣扬民族间的团结互助，赞同异族联姻。故事梗概是：犹太妇女拿俄米和丈夫、两个儿子到摩押地逃荒，两个儿子都娶了摩押族女子为妻。后来丈夫和儿子们死了，拿俄米要回故乡，便叫两个媳妇回娘家改嫁。大媳妇回去了，二儿媳路得却不肯走，她对婆婆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回国后，她又嫁给犹太农民波阿斯，长老们也同意这个异族婚姻。新夫妇悉心奉养拿俄米，生下一子名俄备得，就是大卫王的祖父。《路得记》在田园诗般的抒情氛围中，以朴素的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了摩押女子路得的贤慧、忠贞和勤劳，突出表现了婆媳之间的感情和路得与波阿斯之间的恋情，形象地说明异族通婚并非坏事。

先知书是《圣经》文学中的一束奇葩。所谓先知，原指一种具有“先知先觉”能力的人物，据称是上帝的代言人，但实际上他们是生活于俘囚前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一批希伯来爱国志士。在内忧外患的年代，他们目睹各种社会恶罪，深感民族危机之严重，便愤激地吟诗撰文，抨击当权者，告诫国民明辨时局，弃恶扬善，同心协力共渡难关。如，耶利米预言了即将到来的民族灾难，哈巴谷、弥迦抨击了富人对穷人的压迫，那鸿、西番雅对敌国发出诅咒，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激情。

《阿摩司书》是希伯来先知书中最早产生的一卷。阿摩司出身于下层劳动人民，以种树牧羊为业。他在北方奉羊皮时看到社会的黑暗腐败：“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戥子”，“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贫乏人”，父子同宿一个寺庙中的娼妓，富人用剥削穷人的钱在神殿中酗酒……。他对此极为愤慨，便以上帝的名义警告作恶者：

你们以为大难临头的日子不会到来，

但你们的行动正是自取灭亡。

同时要求他们：

你们应象洪水滚滚涌流，

不屈不挠地伸张正义！

象溪水川流不息，

始终不懈地主持公道！

《圣经》先知书文学有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它们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手法一一调动一切必要手段，打着“传达神谕”的旗号宣传预言者的社会改革主张——真实地反映了产生于民族宗教战胜原始宗教、一神论取代多神论这一时期的一类作品的重要特征。作为世界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必要环节，其历史地位是不应忽略的。

《圣经》文学的特点和影响《圣经》文学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希伯来民族盛衰沉浮的全部历史，为后人提供了认识古代巴勒斯坦地区社会生活和希伯来人思想性格的珍贵资料。《旧约》文学形象地表明：希伯来民族的历史是一部战乱不息的历史，希伯来人在旷日持久的战争磨难和深重的亡国之痛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同仇敌忾的战斗激情和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希伯来人不仅英勇不屈、敢于斗争，而且向往世俗幸福，追求甜美的恋爱婚姻生活，同时，他们又是聪慧睿智、见微知著的人，善于总结人生和社会的经验，最后，宗教在他们的历史生活中发挥了重要而复杂的作用。

《圣经》文学中的许多作品属于人民口头创作，它们虽经犹太教祭司的一再修订，但仍未磨灭民间文学清新、质朴、热情、健康的艺术风格。从创作方法上考察，它们常把幻想、传说与现实描写结合起来，形成早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完美融合。

作为犹太教（及后来的基督教）的经书，《圣经》文学作品也程度不同地染上了宗教色彩。在艺术上，既要注意到它对作品抒情性及艺术感染力的强化，又要看到它对人物塑造、情节安排、主题选炼等方面的束缚，如历史书中所记述的事件大多是以色列人“犯罪”——“受罚”——“悔过”的模式化套路。

《圣经》文学在产生过程中曾吸收了迦南文学和四邻古国文学的营养，产生之后又通过《圣经》对世界文学尤其对西方中世纪、近现代文学发生了不可替代的巨大影响。希伯来文学和古希腊文学共同构成了西方文学的两大书面源头，欧洲许多文化巨人（如但丁、歌德、弥尔顿等）都曾从《圣经》中取材，创作出杰出的文学作品，更有许多的哲人学者不时引用《圣经》典故，论证不同历史语境下的现实问题。希伯来文学和古希腊、罗马文学一样，具有无可替代的“永久的魅力”。

第三节 迦梨陀娑和《沙恭达罗》

迦梨陀娑 是印度古代最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历史上未留下任何确切资料。根据一些相关的传说和他作品中所反映的情况，学者们推测，他出生在喜马雅山南麓邬阉衍那（优禅尼）城的一个贫寒家庭，生活于公元359—472年之间（即印度奴隶制社会接近尾声、封建制度已开始萌芽的历史阶段），接近并同情下层人民，曾在印度周游，熟悉许多地区的自然风光，精通哲学、历史和文学，尤其具有超人的文学才华，后应召成为宫廷诗人。

相传迦梨陀娑一生写了30部作品，传世之作有两部叙事诗（《罗怙世系》、《鸠摩罗出世》），一部抒情长诗（《云使》）、一部抒情小诗集（《时令之环》）和三个剧本（《沙恭达罗》、《优哩婆湿》、《摩罗维迦与火友王》）。其中《云使》和《沙恭达罗》是他的代表作。

《云使》是印度最优美的古典抒情诗之一。全诗共125节，每节4行，分为《前云》和《后云》两部分。诗中描写了一个被贬谪离乡的小神仙药叉拜托天上的行云为爱妻传递口信的故事。家住印度北方阿罗迦城的药叉因怠忽职守，受到大神仙俱毗罗的诅咒，被流放到印度中南部的罗摩山服刑一年。雨季的一天，他正在因思念妻子而痛苦悲伤，忽见一片云彩飘上峰顶，便异想天开地让它当自己的信使，给远方的妻子传递信息。诗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从罗摩山至药叉家乡间罗迦城的沿途景象，着意刻画了大自然的秀美和万物的勃勃生机：“阵阵雷鸣使大地肥沃，蕈菌丛生”，雨水使“丰满的大地放出香气！凉风因此怡人，它又使林中的无花果成熟……，”锦绣多姿的自然美景有力地反衬出药叉别离爱妻的凄苦心境。以上是《前云》的主要内容。在《后云》里，诗篇仍以药叉与云使款款而谈的口吻叙事抒情，开头先渲染了阿罗迦城的壮丽和家乡女郎的娇美：“那儿的宫殿有美女，有画图，有低音乐的鼓声，它上触云霄，珠宝铺地”，“那儿的女郎手执秋莲，发间斜插冬茉莉，面容与春季的罗陀花相映，更加娇艳”。接着指出，药叉的家园是阿罗迦城最美的地方，药叉的妻子是城中最美的女郎，药叉与妻子之间的恋情是世间最真挚最热烈的爱情：“妻子因为伴侣远离，……已如霜打的荷。花姿色大非昔比”，药叉也因思念爱妻而“清癯消瘦，凄怆悲痛，频频叹息，热泪纵横和焦灼不安”。最后，药叉让云使传语妻子：别离之日就要结束，重逢之期指日可待。

在《云使》中，诗人以饱含感情的优美诗句，描绘出印度中南部至北部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象；尤其将药叉和妻子彼此间纯笃热烈的爱情抒写得极为感人，使作品成为人类所创造的最美好情歌的一部分，表现出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迦梨陀娑于1956年被推荐为世界文化名人。他的《沙恭达罗》1789年译成英语，1791年译成德语，此后很快传遍欧洲。早在800年前，《沙恭达罗》的故事即已传入中国，解放前出过几种从英文、法文转译的译本，其中卢冀野将其改为南曲，名为，《孔雀女金环重圆记》。解放后出版了季羡林从梵文直接译出的译本，并被搬上舞台，受到我国读者和观众的高度评价。

《沙恭达罗》的基本情节来自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及后来的《莲花往世书》，但史诗和往世书中的故事比较简单。迦梨陀娑借用了故事的基本轮廓，依据当世的现实增入若干人物和细节，使剧作融进了时代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情趣。

《沙恭达罗》全剧共7幕，故事梗概如下：国王豆扇陀外出行猎，和净修女沙恭达罗一见倾心，两人遂以干闼婆的方式（即不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自主婚姻）私自成婚。国王离开净修林时留给她一个戒指作为信物。分别后沙恭达罗思夫情切，失魂落魄，怠慢了一位来到净修林中的仙人达罗婆娑。仙人大怒，诅咒国王丧失记忆，直到见到信物时方能相认。日后，已有身孕的沙恭达罗进城寻夫，国王果然拒认。她想拿出信物却无法找到，原来途中不慎失落河中。她呼天怆地，求告无门，被她母亲、天女弥诺迦救到天上。后来一渔夫从捕获的鱼腹中发现戒指，送交国王。国王如梦方醒，深为自己的拒妻行为而懊丧痛悔。这时，天帝因陀罗请豆扇陀出战，去征服恶魔阿修罗。作战得胜后，豆扇陀乘车飞往天帝父母居住的仙境，在那里，夫妻、父子合家团圆。

德国大诗人席勒曾说：“在古代希腊，竟没有一部书能够在美妙女性温柔方面，或者在美妙的爱情方面与《沙恭达罗》相比于万一。”这一评价指明了《沙恭达罗》的巨大成就，也精辟地概括出剧本内容的主要特点：沙恭达罗的基本性格特征——“温柔”，剧作的基本主题——歌颂“美妙的爱情”。除赞美忠贞不渝的爱情外，作品还反映了某些社会问题，表达出对社会恶势力的批判。

《沙恭达罗》描绘了一个发生在半人半仙、亦人亦仙的世界的爱情故事。沙恭达罗是凡人苦行者娇尸迦与一位天女弥诺迦所生之女，豆扇陀固然是凡夫俗子，却具有往来天上人间、平妖镇魔的非凡本领。但是，两位主人公的恋爱婚姻却完全是人间爱情的写照。正因为诗人在他们身上寄托了普通人的感情，通过他们表达了下层人民渴望爱情纯洁坚贞、天长日久的美好愿望，并把他们的感情镂刻得深沉热烈，细腻入微，剧本才在历代人民心中产生强烈共鸣。

剧本的社会批判意义主要通过“仙人诅咒应验”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细节表现出来。仙人达罗婆娑象征性地体现了社会上阻挠和破坏美满爱情的各种邪恶势力，他对男女主人公的诅咒应验是造成戏剧冲突的主要原因。此外，作家还通过豆扇陀形象间接地的抨击了现实生活中贵族统治者的劣德败行。

《沙恭达罗》的进步思想倾向集中通过男女主人公形象显现出来。

沙恭达罗是温柔、善良且柔中有刚的印度古代理想妇女的艺术形象。

沙恭达罗最突出的特征是美丽、纯真和质朴。她具有纯朴的外表和服饰，处处显示出一种自然美：犹如野林中的花朵，她具有天生的丽质，穿的不是绫罗绸缎而是树皮衣，戴的不是金银饰品而是荷花须镯子，生活在美丽和谐的净修林中，环境的美更显其秀丽天成。她的社会关系十分单纯，只有养父养母和两个女友，她和女友间关系平等，友情真挚，互相信赖，即使象爱慕豆扇陀这样的最隐秘的心事，也能开诚布公地直言相告。她对大自然充满深厚的感情，和各种花木禽兽都有着动人的友谊。辞别净修林时，她激动哀伤，依依难舍，突出显示出纯洁晶莹的美好心灵。更重要的是，她在爱情方面也表现得单纯、热烈而忠贞。她的爱情是发自内心的纯真感情，在和豆扇陀相遇前，青春的体验已在她心中萌动。和豆扇陀相识后，她一心追求自己向往的爱情，曾写下极为诚挚炽烈的诗句：“你的心我猜不透，但是狠心的人呀！日里夜里爱情在剧烈地燃烧着我的四肢，我心里只有你。”全剧末尾，当获悉豆扇陀对她的遗弃只是由于仙人诅咒而并非出于本意时，她便不咎既往，恩爱如故，表现出宽厚待人的品质和建立美好生活的真诚愿望。

沙恭达罗的性格以温柔和顺为主，然亦不乏刚强的一面。作为一个森林道院的苦行者，她明知净修林中的清规戒律不允许自己和外界男子谈情说爱，但一经爱情萌发，她便冲破种种精神束缚，以干闼婆方式和豆扇陀结了婚。当遭到豆扇陀遗弃时，她怒不可遏，当面对他进行了严厉斥责，恰到好处地表现出印度古代妇女的反抗精神。

沙恭达罗和《罗摩衍那》中的悉多都是印度古代理想妇女的典型形象，但后者以贞节著称，属“烈女”型；前者则绝少旧道德的影响，是一位天真未凿、水晶般纯净的“大自然之子”。

沙恭达罗形象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通过沙恭达罗坎坷波折的恋爱经历，诗人赞美了不经他人包办、建立在自由恋爱基础上的婚姻方式，赞扬了对爱情坚贞不渝、始终如一的理想妇女，赞颂了纯真、热烈而深挚的美妙爱情。同时，通过仙人达罗婆娑对主人公美满爱情的破坏及第6幕沙恭达罗遭遗弃的场面，诗人还曲折地表达了对社会恶势力的憎恨和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女子的深切同情。这些观点和态度既寄托了当时普通印度人的爱情理想和生活愿望，又对后人认识古代印度的历史生活和迦梨陀娑的思想特征具有重要价值。另外，沙恭达罗形象是在人物美与环境美、人物的外表美与心灵美、人物性格的温柔和顺与柔中有刚之美的高度和谐统一中塑造而成的，它不仅为后世理想女性的刻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美学范例，而且至今仍给人以美的享受。

国王豆扇陀是个较为复杂的人物形象，在他的身上存在着明显的两重性。

就主要方面而言，豆扇陀是开明君主、无敌英雄和多情郎君的代表，是受人拥戴的好国王。他“关心臣民象关心儿女一样”，“百姓欢迎国王的诏令象欢迎甘露一样”；还是亦人亦神的勇士，能应天神因陀罗之约，驾驶天车征服天神无法战胜的恶魔阿修罗。剧本尤其描写了他的恋爱生活，反复抒写了他对沙恭达罗深沉热烈、始终如一的爱情：在净修林中意外见到沙恭达罗后，就被她的美貌和丰姿所吸引；当得知女方对他也有好感，更是“魂魄离身”，“身体走了，那颗心却跑回来”；初恋之中，他因思念沙恭达罗而夜不能寐，日渐消瘦，以至如其独白所言：“内心的灼热使我的金镯子褪了颜色，头枕在腕上，夜夜眼角里流出的泪把它染坏；它不再紧紧地套在给弓弦磨出来的茧子上，而是从腕上频频下落，我还要把它拉回来”。第5幕，剧情突起波澜。表面上看，豆扇陀从一个多情男子一变而为遗弃贤妻之人，但剧情又告诉读者，他拒认妻子只是由于丧失了记忆，而丧失记忆则起因于仙人诅咒，仙人诅咒又仅仅是沙恭达罗沉溺于爱情、无意获罪于仙人从而遭其诅咒的结果。在恢复记忆前后，豆扇陀对沙恭达罗的态度转变很得体：恢复记忆前，他虽为沙恭达罗的美貌所倾倒，但举止庄重，认为既然不是自己的妻子，就不能收留她；当他因听到对方诉说两人海誓山盟的往事时，仍然决定：宁可因丢掉自己的爱人而痛悔，也不可因“抚摩别人的妻子而陷于不义”，表现出端庄的态度和高尚的情操。这使守门人也惊叹不已：“啊哈，主子真守法呀。看见这样一个带来幸福的美丽的女人，除了他谁还会犹豫呢？”可见在作者笔下，他并不是一个随便贪恋女色、荒淫无度的国王。恢复记忆后，他痛悔自己的过失，“痛哭流涕”，犹如“毒箭穿心”。在第6幕中，他曾面对沙恭达罗的画像独白：“以前她亲自来，我同她绝断，现在却向她的画像礼拜赞叹。正如走过了一泓解渴的河水，却向沙漠的蜃楼中寻求清泉”，真切表达出内心的悔恨和对爱妻的深挚怀念。

另一方面，豆扇陀对沙恭达罗的感情与后者的纯真爱情相比又有明显区别。剧中丑角摩陀弊耶发现了他对沙恭达罗的恋情后曾说：“正如一个厌恶了枣子的人想得到罗望子一般。万岁爷享受够了后宫的美女，现在又来打她的主意，”尖锐地暗示出，国王追逐山林少女，不过是喜新厌旧、抛开家花采野花罢了。在第1幕中，豆扇陀曾面对着美似天仙的净修女沙恭达罗慨叹道：“野林中的花朵以其天生的丽质超过了花园里的花朵”，随后又说，沙恭达罗“是一朵没人嗅过的鲜花，是一个没被指甲掐过的嫩芽，是一颗没有戴过的宝石，是没有被尝过香味的鲜蜜，……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有享受她的运气！”可见，他对沙恭达罗的感情中混杂着一定成分的占有欲和享乐欲。恢复记忆后，豆扇陀承认了沙恭达罗，这固然主要出于苏醒了的爱情，但亦应看到另一个重要原因：沙恭达罗为他生了一个小皇子。剧中多次流露过他对王位继承问题的关心和对无子嗣位的忧虑，沙恭达罗为他消除了这一隐忧，无疑有助于得其宠爱。此外，剧本还在若干地方侧面表现出他的暴虐（如他的守门人凶神恶煞地要杀死送交宝石戒指的渔夫）和荒淫（如几次提到他有“几百个后宫佳丽”），使得豆扇陀形象又或明或暗地表现出现实生活中国王的某些特征。

总的看，作家对豆扇陀的赞美是主要的，对他的揭露则比较含蓄、温和。就这一形象的基本方面而言，作家寄寓了自己的进步理想：祈望国王都能关心臣民、作战勇敢、爱情纯笃，通过另一方面，作家则间接抨击了实际生活中荒淫无道的统治者，曲折地批判了当时在恋爱婚姻方面男性对女性的的玩弄和压迫。

《沙恭达罗》取得了引入注目的艺术成就。

在充满诗情画意的艺术氛围中精致细腻地镌刻主人公形象，是全剧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英国著名梵学家莫尼尔韦廉士曾盛赞迦梨陀娑为“印度的莎士比亚，”认为《沙恭达罗》“体现了他的丰富的写诗天才”，写出了“人类心灵的最娇嫩和最高尚的情感”，这种赞誉是恰切的。如同莎士比亚，迦梨陀娑的剧本都用诗体写作，《沙恭达罗》中不仅举目可见优美的诗歌片段，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醇厚郁烈的诗情。如在沙恭达罗别离净修林的场面中，春藤牵衣，小鹿顿足，亲友伙伴们含泪送行，难舍难分，极为感人地映衬出女主人公的美丽心灵。

《沙恭达罗》体现了现实主义手法与浪漫主义技巧的完美统一，既寄寓了人民群众对美满爱情的热烈追求，又反映出一定的社会问题。迦梨陀娑以《摩诃婆罗多》、《莲花往世书》中的古老爱情故事为题材，将神奇的古代传说、严峻的现实生活和崇高的审美理想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不拘泥于人物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赋予男女主人公（特别是女主人公）以高尚美好的情操，充分表达了人们的理想；另一方面又真实揭示出某些社会矛盾，对邪恶势力和腐朽观念进行了抨击。

诗剧《沙恭达罗》用古典梵文写成，风格淳朴、雍容、典雅。人物语言充分个性化，富于戏剧性，饱含哲理意味。不仅不同人物的语言风格各有不同，随着环境的改变，同一人物的语言也发生变化。如沙恭达罗的语言真挚、热情、质朴，但在斥责豆扇陀时就变得柔韧有力。与之相比，豆扇陀的语言则雅致、矫饰，有时显得虚伪。剧中丑角不时以辛辣的讽刺插科打诨，又有一番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