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才貌是可以双全的——林徽因侧影(2)

1954年我和萧乾结婚后，他不止一次对我谈起1933年年初次会见林徽因的往事。那年九月，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蚕》，在天津《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了。作品登在副刊最下端，为了挤篇幅，行与行之间甚至未加铅条，排得密密匝匝。林徽因非但仔细读了，还特地写信给编者沈从文，约还在燕京大学三年级念着书的萧乾到北总布胡同她家去，开了一次茶会，给予他热情的鼓励。使当时二十三岁的萧乾最感动的是，她反复说：“用感情写作的人不多，你就是一个。”萧乾还告诉我，1948年他从上海来北平时，曾去清华同林徽因谈了一整天。晚上在金岳霖家过的夜。1954年国庆，我陪萧乾到北大法国文学家陈占元教授家度假，我们还一道去拜访过我的美国教师温德老人。由于那时林徽因的身体已经衰竭，经常卧床，连她所担任的“中国建筑史”课程也是躺在床上讲授的，我们就没忍心去打搅她。

转年4月1日，噩耗传来，萧乾立即给梁思成去了一封慰问他并沉痛地悼念徽因的信。梁思成在病榻上回了他一信。“文革”浩劫之后，我还看到过那封信。1973年我们从干校回京后，由于全家人只有一间8米“门洞”，出版社和文物局陆续发还的百十来本残旧的书，我都堆放在办公室的一只底板脱落、门也关不严、已废置不用的破柜子里。一天，忽然发现其中一本书里夹着当年梁思成的那封来函。梁思成用秀丽挺拔的字迹密密麻麻地写了两页。他首先对萧乾的慰问表示感谢。接着说，林徽因病危时，他因肺结核病住在同仁医院林徽因隔壁的病房里。信中他还无限感慨地回顾了他从少年时代就结识，并共同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的林徽因的往事。信是直写的，虽然是钢笔字，用的却是荣宝斋那种宣纸信笺。倘若是七十年代末，我会把这封信看做无价之宝，赶紧保存下来。当时，经过“史无前例”的浩劫，整个人尚处在懵懵懂懂状态。我竟把这封信重新放回到那只根本不能上锁的破柜子里。甚至也没向萧乾提起。记得大约同时，萧乾从出版社发还的一口旧牛皮箱子里发现了我母亲唯一的念物——周围嵌着一圈珍珠的一颗大翡翠。1966年8月23日，抄家后出版社的革委会接到街道上的通知后，在把被批斗够了的萧乾押回出版社的时候，胡乱从家里抄了这么一箱子东西和书。接着就打派仗，也没顾得打开看看。几年后又原封不动地发还给我们了。萧乾紧张地对我说：“不要忘了最高指示——三五年再来一次，现在已七年了。趁早打发掉，免得又成为罪状！”我连看也没看它一眼，就听任他蹬上自行车赶到王府井的珠宝店去，把它三文不值两文地处理掉了。说实在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才相信头上悬的那把达摩克利斯剑总算消失了。我时常想，说不定哪一天，夹在某本旧书中的梁思成来信，会再一次露面。

1979年萧乾赴美参加衣阿华国际写作计划的活动，事后到各州去转了转。林徽因的二弟林桓当时正在俄亥俄大学任美术学院院长，他创作的陶瓷作品已为欧美各大博物馆所收藏。林桓听说萧乾来美，就跑了好几个州才找到了萧乾——那阵子他在几家大学作巡回演讲。1932年萧乾一度在福州英华中学教过林桓。阔别了近半个世纪的师生畅谈了一通。林桓示很想回国讲学，为祖国的陶瓷事业出点力气。萧乾回京后，曾为此替他多方奔走过，但始终没有结果。

80年代初，萧乾从美国为梁从诫带来了一封费正清写给他的信。梁从诫住在干面胡同，离我所在的出版社不远，我顺路把信送去了。当年的英俊少年已成长为风度翩翩的中年人。我还看到了他那位在景山学校教英文的妻子和小女儿——她长得很漂亮，令人想起奶奶林徽因。告辞出来，忽然看见金岳霖教授独自坐在外屋玩纸牌。尽管那时他已八十开外了，腰背依然挺直。我告诉他，1946年至1947年，我曾旁听过他的逻辑课，而正式教我的是一位王教授。他不假思索地就把那位王教授的名字说了出来。林徽因和梁思成相继去世了，金岳霖居然能活到新时期，并在从诫夫妇的照顾下安度晚年，还是幸福的。

去年8月，我陪萧乾去看望冰心大姐。那是凌叔华去世后头一次见到大姐。话题不知怎的就转到林徽因身上。我想起费正清送给萧乾的《五十年回忆录》中，有一章谈及徐志摩当年在英国怎样热烈追求过林徽因。我对大姐说：“我听说陆小曼抽大烟，挥霍成性。我总觉得徐志摩真正爱的是林徽因。他和陆小曼的那场热恋，很有点做作的味道。”

大姐回答说：“林徽因认识徐志摩的时候，她才十六岁，徐比她大十来岁，而且是个有妇之夫。像林徽因这样一位大家闺秀，是绝不会让他为自己的缘故打离婚的。”

接着，大姐随手在案头的一张白纸上写下这样十个字：

说什么已往，

骷髅的磷光。

大姐回忆说：1931年11月11日，徐志摩因事从北平去上海前，曾来看望过她。这两句话就是徐志摩当时写下来的。他用了“骷髅”、“磷光”这样一些字眼，说明他当时已心灰意冷。19日，徐志摩赶回北平来听林徽因用英文作的有关中国古建筑的报告。当天没有班机，他想方设法搭乘了一架运邮件的飞机。因雾太大，在鲁境失事，不幸遇难身亡。

正写到这里，梁从诫打来电话，由于萧乾适赴文史馆开会，是我接的。他说，15日晚上费慰梅给他挂来长途，告诉他费正清已于14日逝世，委托梁从诫转告在北京的友人。我感到了岁月的无情：又一位了解中国并曾支持过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美国朋友离开了人间。1987年1月我陪萧乾赴港时，曾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教授家里看到一部梁思成的英文遗著《中国建筑史图录》（据梁从诫说，其中“前言”部分，一半出自林徽因的手笔），那就是由于费正清夫妇的无私帮助，才得以在美国出版的。

1988年萧乾的老友、马来西亚槟州首席部长林苍祐携夫人访华，我们到香格里拉饭店去看望他们。他指着周围像雨后春笋般冒起来的新型大厦对我们说：“这些跟任何西欧大城市有什么两样？还有什么民族特色？”

1985年1月我们访问槟州时，曾目睹马来西亚的华族从中国运木材石料，不惜工本盖起富于民族特色的祠堂庙宇和牌楼。在美国、日本、新加坡，凡是有华裔居民的地方，都能看到琉璃瓦、大屋顶的建筑。然而我们却好端端地把城墙、牌楼、三座门等历史悠久的文物群都毁掉了。在《大匠的困惑》一书中，林洙记述了梁思成、林徽因伉俪在保存古迹方面所作的努力（尽管到头来在很大程度上归于徒劳），让后人进一步了解这两位中国知识分子的动人事迹。

放下此书，我不禁黯然想道：林徽因倘非死于1955年，而是奇迹般地活到1966年8月，又当如何？红卫兵绝不会因为她已病危而轻饶了她。在红八月的冲击下，她很可能和梁思成同归于尽。从这一点来说，她的早逝竟是值得庆幸的。她的遗体得以安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那里还为她竖起一块汉白玉墓碑。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在《回忆林徽因》一文中说：“在她身上有着艺术家的全部气质。她能够以其精细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的痕迹。”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曾出现过像达·芬奇那样的多面手。他既是大画家，又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林徽因则是在中国的文艺复兴（五四运动）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位多才多艺的人。她在建筑学方面的功绩，无疑是主要的，然而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方面，也都有所建树。我衷心希望文学研究者在搜集、钻研五四以来的几位大师的鸿著之余，也来顾盼一下这位像彗星般闪现在五四文坛上的才女所留下的珍贵的痕迹，她是不应被遗忘的。

1991年9月16日

（原载于1992年第1期《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