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疆近代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艰难发展道路

一、西方体育的传入与我国民族体育的萎缩

现代体育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近代开始就成为一种具有独立形式和特殊价值的实践活动。19世纪之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肆意扩张，西方体育也随之成为世界各国体育的主体，已经形成了一种比经济和其他社会活动更为明显的全球化趋势。

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20年代，西方体育的扩张和蚕食是史无前例的。由于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使得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不可逆转的巨大变化。作为西方大机器工业的产物，西方体育文化借助强大的经济优势向生产力欠发达地区不断渗透，形成了居高临下、不断倾泻的压迫式“瀑布”传播现象；当其经济势头犹如水银泻地般向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冲击，其体育形式也如洪水般随之而来。因此西方体育成为体育的主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在近代体育文化大规模传播和交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东方各国由于生产力低下，缺乏竞争和抵抗力，只能被动接受。这一点从19世纪下半叶欧洲体育及20世纪20年代美国体育在东亚的大规模传播中便可以找到佐证。

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经历了巨大的震荡。在初始阶段，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对西方体育是抗拒，并企图摆脱征服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引发的“土洋体育”之争和五四运动后民族体育的振兴，为民族体育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很快便湮没在西方体育东渐的巨轮之下。一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随着民族本身的衰落而衰亡，剩余部分也陷入艰难困境之中。西方体育的不断传播，极大地冲击了旧有的思想观念，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方式，西方体育因此长期占据着学校和社会的主要阵地，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民族传统体育却被排斥和忽略。另一方面，文武分途、重文轻武的封建观念空前膨胀，以至于在此时期体育逐渐淡出了教育领域，仅有的体育活动内容也主要是以军事技能培养为主的兵操教育。可以说，近代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存在而游离于学校体育教育领域之外。这也是近代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在学校教育领域中得不到很好开展的原因之一。

西方体育的冲击和胁迫，封建社会的影响和制约，民间体育社团的散乱和无序，使源自于民间的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和发展内忧外患，濒临衰败的边沿。

虽然在20世纪上叶的“土洋体育”之争中，我国传统体育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逐渐萎缩，但也必须清楚地看到，奥林匹克文化本身也需要不断地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作为新鲜营养。二战之后，东亚多个国家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已不再满足于在世界体坛上摘取奖牌，而是想进一步打破西方体育一统天下的局面，对本国的民族体育进行改造和推广。只要看看现在遍布全世界各地的柔道馆、跆拳道馆，我们就可得知柔道和跆拳道进入奥运会绝非偶然。西方现代体育的形成，也来源于丰富多彩的各国民族体育文化。否则，现代体育将变成无源之水，没有厚实的民族体育的基础，就不会有现代体育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二、文化的冲突与变迁

（一）“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的中西文化冲突

“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并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也深深融入了众多社会活动和文化成果之中，成为一种思想特征。

“征服自然”作为西方文化发展中明确的一个思想命题，产生于近代工商业活动中，其思想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西方传统文化中的民族心态、社会运行方式所孕育的西方体育，塑造了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竞争、平等与拼搏，追求成功、冒险与挑战，依靠努力、奋斗赢得胜利并超越现状等人格特点，具有追求形体美，追求快速，强调直观性，强调竞争的文化取向。因此，西方体育的不断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中国旧有的思想观念，同时改变着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方式。

中西体育文化代表着不同的民族精神并充分体现于其中。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以“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观为基础，以“温良恭俭让”为主旋律，洋溢着浓郁的泛道德色彩和中庸气息。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内心的愉悦，同时追求人与自然的平衡，强调对人的德育功能，多以养生功效（重形式而轻内容）为主要特色，活动内容多为非竞技为主体的消闲类游戏活动，追求动作的完美与技巧，轻竞技而注重修身养性。而以“更快、更高、更强”为核心理念的西方体育，则是一种征服型文化，提倡的是不断向自身挑战，挖掘自身潜能，注重彰显个性、挑战极限，强调竞争。

“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这一对文化矛盾，不仅影响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影响着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思维方式的冲突与转变，也由此引发了“土洋体育”之争和我国传统体育何去何从的文化争论。然而在二者长期的碰撞、影响过程中，这一对文化矛盾其含义已经不能简单地从地域上划分了：西方体育文化开始吸收“天人合一”中的合理内容，而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天人合一”观念也在逐渐吸收现代体育基因精华，具备现代形态。

一个民族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具有选择性的，随着物质上的交流，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交流也相互融合，致使在文化发展的同时，各民族传统体育本身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扬弃、融合的过程。

（二）大汉族主义体育与少数民族体育的冲突

中国自古就是一片多民族繁衍生息的疆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居住于适己的地域、气候等自然生态环境中，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各有迥异，因此形成、创造了各自独具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由于各部族之间频繁地迁徙和战争，必然会导致相互之间文化的交流，同时也在此过程中使不同的思想碰撞出火花或者发生尖锐的冲突。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统治过程中，以中原为主的儒家思想和汉族文化得到了空前的推广和普及，并在社会中成为主体文化，因此与边远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尤为频繁。历朝历代封建君主夺取政权后，重文轻武，大力推行孔孟之道和科举制度，“好文者为父兄所爱，好武者为父兄所恶”的现象屡见不鲜。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边疆游牧民族生性粗犷豪爽、不拘小节，且善骑射喜歌舞，居无定所，过着“皆随水草游牧，冬夏迁徙无定”的游牧生活，其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依赖于强健的体魄和勇猛彪悍的马上技能才能得以生存。因此尚武气息浓厚，重武轻文。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和文化长期以来不断发生冲突，且最终以汉文化占据了主导优势为结果，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弱势发展的边缘文化空间。

（三）民族意识、价值观念的固执与转变

民族意识是各民族基于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字、时代生活的地域、生产生活形态、传统文化、人类学特征等方面形成的具有民族特点的心理和观念的总和。民族意识随民族而生，并且在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本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变化、民族间交流的加深以及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变化。作为一把双刃剑的民族意识，既可以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成为团结本民族成员的精神纽带，起到延续、传承民族文化的积极作用；也可以在民族间、民族与社会间发生关系的时候表现出消极的一面，即民族的狭隘性、封闭性、保守性和排他性，把非民族问题当作民族问题对待，从民族利己主义和本位主义出发，把本民族利益最大化，固守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拒绝其他文化（包括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知识），成为本民族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

由于地理位置的闭塞及长期宗教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新疆各少数民族群众多数信教，“不求今生，但求来世”的消极思想依然存在。由于价值观念是心理化和观念化的东西，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稳定性，在与外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排他性。因此，盲目固守本民族文化中的消极落后的价值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本民族的发展，但仍然不能抵挡现代化的巨轮。再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条件的变化直接决定了价值观念的发展和变化，因此新疆各民族旧俗中不合乎社会发展的部分逐渐被淘汰或者被新的风俗所代替。如今的西方体育文化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抹杀，东方各国原本的体育文化作为弱势文化，在如洪水般袭来的西方体育文化的倾轧下，几乎湮没。当西方体育占据主体统治地位，其所代表的欧美价值观念、以发达国家利益为取向的核心内容，使众多民族几乎应接不暇，逐渐淡忘自己的历史和过去。实际调查中，走在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村落问及青少年何为本民族传统体育时，多数只会茫然不知其为何物，使笔者为民族传统体育担忧。

我们应该看到，在民族社会发展、民族文化变迁的漫长过程中，最不易发生变化的就是民族意识，其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因此应认清其特性，掌握其发展规律，从而积极引导各民族共同发展。目前，整体民族意识淡化逐渐成为世界社会发展的趋势，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趋势也是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社会进步的必需。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各少数民族也逐渐认识到：民族要进步和进一步发展，必须转变民族观念和思想，其中，转变和淡化民族意识中守旧、落后的部分尤为重要，否则就会被社会所摒弃，无法融入先进民族的行列。

（四）生存基础的丧失与剥离

经济是包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在内的体育文化现象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某些缺点随着中国社会从古老的时代缓慢步入近现代，从而获得外部文化的参考以后日益暴露出来的。在引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实施，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以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加之新疆多民族宗教信仰影响，移风易俗又总是积重难返，使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步履艰难，目前新疆一些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有些已经逐渐被人们所遗忘，处在濒临消亡的边缘。

随着少数民族间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交往日渐增多、民族文化的日渐融合，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也必须与这一社会发展现实相适应。一些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传统体育项目，失去其生存的社会历史条件，已不再符合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自身发展需要，被少数民族所遗弃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对待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态度应该是不必也不可能人为地再去创造自然环境条件、去刻意恢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而只能是根据现实社会的发展条件，考虑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来寻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空间和复兴繁荣之路。

三、民族传统体育的自我奋争

（一）“土洋体育”之争

19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新思想、新理念层出不穷，同时伴随着工业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使得西方的体育文化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同。追溯真正意义上的竞技体育，其实发源于英国的户外竞技运动，也是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随着帝国主义的对外经济和版图扩张进一步深入，西方逐步将它的价值观和文化强加于别的社会，这些西方体育让那些经济落后、体育文化匮乏国家的少数贵族大为欣赏并追随，且受到政府的许可。从而使现代经济和体育项目逐渐在世界各地开展起来，其传播过程呈现顺向发展趋势，如乒乓球、篮球于19世纪后期相继传入我国。

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的“土洋体育”之争，就是因为争论双方分别就“民族传统体育”和“西方体育”民族性和时代性的一个方面为立足点而构成了对立的体育发展理论。以民族性为基本立足点的“土体育”保守主义和以时代性为唯一价值尺度的“洋体育”西化派都不能将中华民族体育带向繁荣发展的道路。

针对这两种相持不下的学派争论，方万邦先生认为，食“土”不化和食“洋”不化都是错误的，土洋对立的主张均忽略了时间和空间。如果盲目固执地保持“土体育”、拒绝吸收任何新养分或者采用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洋体育”，都很难使我国体育走向新的征程。经过20世纪30年代的“土洋体育”的若干争论，使得当时的体育界初步达成了“建设民族本位体育”的共识，虽然在其含义的认识理解上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也没有形成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后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相对的保护作用。

因此，民族传统体育的综合创新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好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的关系，以开放的胸襟和兼容的态度，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体育健身成果，创造出既充分体现民族特色又充满时代精神的新型体育健身项目，也恰好符合当前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确切需要。

（二）民间体育的收集和整理

辛亥革命之后，民间一些有识之士大力推崇和提倡民族传统体育（主要内容为武术），引起了人们对传统体育的注意。故在当时政府1932年颁布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中规定：“收集民间旧有之体育活动，改良之，推广之。”同年11月，下达各省市教育厅局调查乡村体育活动教材之训令：“我国各地方乡村民众之团体活动，如北方之双石头会、南方之划龙船等；个人活动，如踢毽子、耍石锁等；乡土游戏，如捉迷藏、指星玩月等，均有体育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该阶段政府相关部门对我国传统体育活动的价值认可。

同时，在此阶段涌现了很多相关民族传统体育的调查及论著，更为可喜的是，部分中小学体育教材推陈出新，采用一些整理、改编后的民间游戏作为体育教学内容，如金兆钧所著《中国游戏》、沙涛的《踢毽术》、王怀琪的《正反游戏法》等。不少人对民间的踢毽、滑冰、跳房、打花棍、跳绳、空竹、石锁等传统游戏活动进行了整理并撰文公诸报刊。这些情况表明，人们不再是从练兵、娱乐、礼教等意义上去认识传统体育，而是开始更加注重传统体育同样具有强身健体和教育等功能。但这些措施主要还是停留在收集整理和对项目进行改编上，大多由个人分散、零碎进行，还没有从总体上就民间传统体育活动进行系统的、科学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