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在这个月，希特勒在美泉宫花园散步时遇见斯大林，托马斯·曼差点儿被迫出柜，弗兰茨·卡夫卡几乎为爱疯狂。一只猫爬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长沙发。天很冷，脚踩在雪地上嘎吱作响。埃尔泽·拉斯克—许勒穷困潦倒，她爱上了戈特弗里德·贝恩，从弗兰茨·马尔克那儿得到一张画着马的明信片，却把加布里勒·明特称作废物。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尔希纳描画波茨坦广场上的妓女。首次翻筋斗特技飞行成功了。但一切都是徒劳。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已经在写《西方的没落》。

这是1913年的最初时刻。一声枪响划破漆黑的夜空。人们听到短促的咔嚓一声，扣在扳机上的手指绷紧了，然后是第二声沉闷的枪响。被惊动的警察匆忙赶到，立刻逮捕了射手。他的名字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这位来自新奥尔良的十二岁少年想用一把偷来的手枪迎接新年。警察把他关进牢房，在1月1日一大早就送他进了一家叫作“彩色流浪儿之家”的感化院。在那儿他依旧率性而行，感化院的负责人彼得·戴维斯无计可施，只好随手塞给他一把小号（他本来是想给他一巴掌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却突然沉默了，几近深情地接过乐器，他的手指在前一夜刚刚紧张地搬弄过手枪扳机，现在再度触摸到冰冷的金属，不过，这次不再有枪响。还在负责人的办公室里，他就让小号发出了第一阵温暖而野性的声音。

 

“正是那午夜的枪声。巷子里和桥上的叫喊。钟鼓轰鸣。”来自布拉格的报道：弗兰茨·卡夫卡博士，供职于波西米亚王国工人意外伤害保险公司。他的读者坐在遥远的柏林，在伊马努埃尔大街29号的整层套房里。读者只有一人，然而对他来说却是整个世界：菲丽丝·鲍尔，二十五岁，淡金色头发，身形瘦削，动作有些笨拙，她是卡尔·林德斯特伦有限公司的速记员。8月里下着倾盆大雨的一天，两人匆匆相识，她的双脚湿淋淋的，他的脚也很快冰凉。但是从此以后，他们在深夜里写信，在家人都已入睡的时候，他们写热情如火的、不可思议的、稀奇古怪的、疯狂迷乱的信。经常在午后还追发一封。有一次，菲丽丝连续几天杳无音信，他从惶恐不安的梦中醒来，满心绝望地开始写《变形记》。他曾对她讲过这个故事，稿子在圣诞节来临前夕完成（如今它躺在他的写字桌抽屉里，被菲丽丝寄给他的两张她自己的照片捂热）。不过，从这封除夕夜的信中她才得知，她遥远的、深爱着的弗兰茨何等迅速地变形成了一个可怕的谜。他没来由地问，要是他们约好了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见面，在参观完一场展览之后再去剧院，而他躺在床上不动，她会不会拿伞狠狠地揍他。卡夫卡先是连用三个虚拟式提出这个问题。接着他似乎是毫无恶意地对他们共同的爱情起誓，梦想着菲丽丝和他的手紧紧相牵，永不分开，以便能继续话题：“毕竟有可能的是，一对夫妻以这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被带上绞刑架。”多迷人的情书写法。两人还没有亲吻过，男人就已经在想象一同走向绞刑架的道路。卡夫卡自己一时好像也被他突然冒出来的想法惊到了：“那时候我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啊？”他写道。解释相当简单：“是新的一年的数字里的13造成的。”以此，世界文学史上的1913年开始了：以某种暴力的想象开始。

 

寻物启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不见了。1911年它被人从卢浮宫中偷走，迄今还没有找到可靠线索。巴勃罗·毕加索受到巴黎警方的审讯，不过他有不在场证明，又被释放回家。卢浮宫里，悲伤的法国人把一束束鲜花倚放在光秃秃的墙壁上。

 

在1月的开头几天，确切的日子我们不知道，一个稍有些衣冠不整的三十四岁俄国人从克拉科夫坐火车来到维也纳北站。外面下着暴风雪。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他的头发今年还没有洗过，乱糟糟的小胡子在鼻子下面如同蔓生的矮树丛，却掩盖不了脸上的麻子。他脚穿俄式农民靴，提着一只塞得鼓鼓囊囊的箱子。刚一到站，他就立即上了一辆有轨电车，被带到希青区。他的护照上写的是“斯塔夫罗斯·帕帕佐普洛斯”，听起来像是希腊语和格鲁吉亚语的混合发音，和他的外表一样蓬乱，和当时的天气一样冷，每个海关人员都信了这个名字。在克拉科夫的另一次流亡途中，他在前一夜最后一次和列宁对弈时赢了，他已经赢了七次。他明显更善于下棋，而不是骑自行车。列宁曾经也试图教会他骑自行车，最后失望了。革命家必须行动迅速，他对他灌输道。但是这个男人，这个原名叫作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现在称自己是斯塔夫罗斯·帕帕佐普洛斯的男人，学不会骑车。圣诞节前夕，他狼狈地跌倒在克拉科夫上了冻的鹅卵石路面上。他的腿上还伤痕累累，膝盖扭伤了，好几天后才能出门。当他一瘸一拐地向列宁走去时，列宁微笑着称呼他：我的“华丽的吉奥尔格”。他从列宁那儿拿到了去往维也纳的假护照。旅途愉快，我的同志。

他毫无障碍地通过国境线，像患了热病一般心神不宁地坐在火车上。他的手稿和书籍在椅子下面，是他在换乘时急匆匆地塞进箱子里的。

现在，已经抵达维也纳，他扔掉了那个格鲁吉亚假名。从1913年1月起，他说：我的名字是斯大林，约瑟夫·斯大林。从有轨电车上下来，他看到右手边的美泉宫在冬日灰蒙蒙的天幕下闪亮，后面是花园。他走进美泉宫宫殿路30号，列宁给他的小纸条上是这么写的，以及：“按特罗扬诺夫斯基的门铃。”于是他掸掉鞋子上的雪，用手帕擤了擤鼻涕，有些不安地按下门铃。女仆出来了，他说出约好的暗号。

 

维也纳贝尔格巷19号，一只母猫蹑手蹑脚地溜进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书房，那里正在进行星期三晚间小组的例行集会。它是在短时间内造访此地的第二位令人惊喜的女客：去年深秋，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就已闯入这群绅士们的圆桌会谈，最初她遭遇到猜疑的目光，而今却收获殷勤的敬意。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的吊袜带上挂着一长串精神巨匠，那是她的战利品：她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忏悔室中遇见尼采，和里尔克上床，在俄国跟托尔斯泰在一起，据说弗兰克·韦德金德的《露露》以她命名，理查德·施特劳斯的《莎乐美》亦是如此。现在她的弗洛伊德至少在精神上向她缴械投降了——这年冬天，她甚至可以在他工作的楼层住下来，和他讨论他正在创作的新书《图腾与禁忌》，倾听他抱怨C. G．荣格和苏黎世那帮叛变了的心理学家。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位已经五十二岁的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数本关于精神和性爱的书籍的作者，自己也在精神分析领域受到大师的指导——她将于3月在哥廷根开设自己的诊所。因此她坐在隆重的星期三晚间小组之中，旁边是博学的同事们，右边是那张在当时就已富有传奇色彩的长沙发，到处散落着小雕塑，痴迷于古代的弗洛伊德搜集它们来安慰当代的自己。此刻，在露进门的同时，一只猫也迅速溜进这个庄严的圈子。一开始，弗洛伊德被惹火了，不过当他看到这只猫何等好奇地观察那些希腊花瓶和罗马小雕塑时，他感动了，让人给它奉上一点牛奶。但是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记录道：“尽管他的爱意和惊异升腾，猫却压根没理会他，有着狭长瞳孔的绿色眼珠转向他时，跟看任意一件物品没两样。哪怕他只是想得到比它的自私—自恋的呼噜声多一点的东西，也不得不把脚从舒服的躺椅上放下来，借助鞋尖自创的最迷人的动作来吸引它的注意。”接下来的每一周，这只猫都可以进入小组聚会，后来它生病了，还可以缠着裹布和绷带躺在弗洛伊德的长沙发上。它证明自己是可以被医治的。

 

说到体弱多病，里尔克到底藏哪儿去了？

 

当时的人心怀恐惧，害怕1913年会成为灾难之年。加布里埃尔·邓南遮把他的《圣塞巴斯蒂安的殉难》送给一位朋友，在题词中情愿预见性地把年份标记为“1912+1”。阿诺德·勋伯格面对这个不吉利的数字时不由凝神屏息。他不是凭空发明“十二音音乐”的，作为现代音乐的基础之一，它也是从其创造者对将要到来的事物的恐惧中诞生出来的。理性从迷信的头脑中诞生。在勋伯格的作品中，“13”这个数字从不出现，不会成为节拍数，甚至页码数也回避它。当他惊恐地意识到，他的歌剧《摩西与亚伦》（Moses und Aaron）的标题共有13个字母时，他就画掉了亚伦名字里的第二个a，这部剧自那以后就叫作《摩西与阿伦》（Moses und Aron）。整整一年都笼罩在不吉利的数字的阴影之下。勋伯格是在某一年的9月13日出生的——莫名的惶恐折磨着他：害怕死在某一个13日的星期五。但是一切努力均告徒劳。阿诺德·勋伯格还是死在一个13日的星期五（只不过是在1913+38这一年，即1951年）。1913年也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他在公开场合被扇了耳光。且容稍后再谈。

 

现在先说说托马斯·曼的出场。1月3日一大早，曼在慕尼黑登上火车。他先读了一些报纸和信件，眺望窗外被白雪覆盖的图林根森林的山丘，不一会儿，在不无忧虑地想着他的卡蒂娅的时候，就在温暖过头的车厢里不停地打起瞌睡来。卡蒂娅已经再度启程去往山里的一个疗养地了。夏天时他曾去达沃斯探望过她，在医生的候诊室里他突然有了创作一部伟大小说的灵感，但是现在再想起来，他又觉得这灵感毫无意义。太脱离现实了，这个疗养院里的故事。好吧，眼下他的《死于威尼斯》就要在几周之后出版了。

托马斯·曼坐在火车上，一面担心他的衣服，漫长的火车旅行总是会在衣服上留下这样的压痕，让他很是气恼，到旅馆后他得让人再熨一遍他的大衣。他站起身，把车厢之间的隔门推到旁边，决定来回走动一会儿。其他人的思想总是那么呆板，他们都以为是乘务员来了。窗外飞快地掠过多恩伯格的城堡、巴特克森、萨勒河畔的葡萄藤。一排排的葡萄藤从厚厚的白雪下面沿着架子爬上来，宛似斑马的条纹。原本是相当漂亮的，但托马斯·曼却感觉到内心的恐惧不断膨胀，越接近柏林越明显。

刚下火车，他就让人载去“菩提树下”旅馆，在前台东张西望，看看会不会被跟在他后面挤进电梯的别的客人认出来。然后，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安顿下来，他一直住同一间房。他不嫌麻烦地换了一身衣服，又梳了梳小胡子。

同一时间在柏林城最西边的格鲁内瓦尔德，阿尔弗雷德·克尔正在他位于霍曼街6号的别墅更衣间里给自己打上领带，捻捻两撇小胡子，让它的末端挑衅般地向上翘起来。

他们的决斗将在八点整开始。七点一刻，两人都坐上四轮机动出租车赶往德意志剧院的小型戏剧场。他们同时到达，互相视而不见。外面很冷，两人快步进门。在波罗的海海滨的班辛他们曾经交锋过，不过这事就别外传了。那一次，德国最有名的评论家和最虚荣的花花公子阿尔弗雷德·克尔追求有着猫一样眼睛的富有的女犹太人卡蒂娅·普林斯海姆。然而她拒绝了这个思想狂野的骄傲的布雷斯劳人，却向死板的汉萨同盟人托马斯·曼投怀送抱。确实令人费解。不过，或许今天晚上克尔能够一雪前耻。

托马斯·曼在第一排坐下，试图营造出静穆的气场。今晚他的《菲奥伦扎》在柏林首演，这本书是他在爱上卡蒂娅的时候写的。但是他预感今天可能会遭遇挫败，这部剧长久以来都是个令他担心的孩子。为了避免它成戏，本来就不应该把它写成一部戏的，他想。“我曾经尝试做出一些挽救，但不认为人们会听我的，”在从慕尼黑毛厄基歇尔街13号的家中出发之前，他在给马克西米利安·哈登的信中如此写道。

他痛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陷入不幸，这不是他托马斯·曼该有的。然而他在12月的排演中所看到的一切都不是什么好兆头。他痛苦地关注着这部剧，它本应该生动地再现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但事情没有按照预想的发展，嘘声远多过赞美。

不知何时，曼越过左肩偷瞄了一眼。在那边的第三排，他发现了阿尔弗雷德·克尔，他的铅笔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舞动。观众席间一片黑暗，曼却仿佛从克尔的脸部线条上捕捉到一丝微笑。这是虐待狂的微笑，他很高兴，这场演出给他提供了折磨人的最佳材料。而当他发觉到托马斯·曼不安的目光时，他甚至兴奋得浑身一阵颤抖。托马斯·曼和不幸的《菲奥伦扎》现在落在他手中了，他享受着这种快感。因为他知道：他将会死死握住拳头，一旦他松开手，此剧就会颓然倒地，断无生机。

这时，幕布放下来了，友好的掌声响起，友好到甚至让导演在他唯一一场真正成功的演出中能够两度邀请托马斯·曼走上舞台。在后来几周的无数次通信中，他都没有忘记提起这事。两次！他尽可能郑重地鞠躬，两次！看起来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阿尔弗雷德·克尔坐在第三排，他没有鼓掌。就在当夜，他回到格鲁内瓦尔德的别墅后，叫人送来一杯茶，开始狂书。他庄严地坐到打字机前，第一步，是在纸上打下一个罗马数字“I”。克尔给他的段落单独编号，就好像它们是一部大部头的各卷本一样。首先，他磨一下刀：“作家是一个精致的、略显单薄的小灵魂，它源自于甘于寂寞的屁股。”然后，他就说开了：菲奥伦扎女士，她大约被看作是佛罗伦萨的象征，却完全是一个无血无肉的人，整部剧好像是在图书馆里拼凑起来的一样，僵硬、枯燥、无力、庸俗、啰嗦。以上都是他的原话。

待到克尔把他的第十节也标好序号写完，他心满意足地把最后一张纸从打字机里抽出来。毁灭来了。

第二天早晨，当托马斯·曼登上回慕尼黑的火车时，克尔已让人把稿子送去《白日》报编辑部。1月5日，文章发表了。托马斯·曼读到它就崩溃了。他“不够男人”，克尔这么写道——这点经常在曼的身上得到印证。克尔说这话是影射托马斯·曼隐秘的同性恋倾向呢，抑或曼只是把它理解成一个暗示呢？都是一回事。克尔目光的精准只有克劳斯可以媲美，他用言辞刻下入骨的创伤。无论如何，托马斯·曼都感觉自己被深深地伤害了，正如他所形容的：“深入血”。1913年的整个春天，他都没有从这批评中恢复过来，没有哪封信里不流露出这个迹象，没有哪一天他不对这家伙生气，对这个克尔。曼在给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信里写道：“我那时已经大概知道将要来临的事态，但它仍超出了所有的预期。这样一种恶毒的闲话，再不知情的人也定能从中看出个人的杀意！”

他这么写，只因为他没有得到我，亲爱的托米。从疗养地归来的卡蒂娅安慰他，慈母般温柔地抚过他的头发。

 

两个民族神话诞生了：在纽约，《名利场》的第一期出版；在埃森，卡尔和特奥·阿尔布莱希特的母亲打造出第一家阿尔迪超市的雏形。

 

那么恩斯特·云格尔过得怎样？“良好”。至少，十七岁的云格尔在哈默尔恩的进步主义教育学校里写的一篇关于歌德《赫尔曼和窦绿苔》的作文得到了这样的评分。即便他写下了：“史诗把我们带回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大革命的熊熊火光甚至把在宁静的莱茵河谷和平生活的居民们从柴米油盐中，从怡然自得的瞌睡中吵醒。”但老师还是觉得不够好。他用红色水笔在空白处写道：“该表达过于冷静。”我们知道：在其他所有人还不拿他当回事儿的时候，恩斯特·云格尔已经是个冷静的人了。

 

每天下午，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尔希纳都坐上新建成的地铁，到波茨坦广场站下车。其他一些“桥社”的画家们也刚刚离开他们的建社地德累斯顿，那座被遗忘的美妙的巴洛克夏日之城。他们随同基尔希纳一道迁居柏林：埃里希·赫克尔、奥托·米勒、卡尔·施密特—罗特鲁夫。他们是一个宣誓过的团体，分享色彩和女人；他们的绘画相似，极易混淆——然而柏林，这个令人悸动的严苛之地，这个自称是首都的地方，使他们分裂成个体，不断锯开连接他们的桥梁。当他们在德累斯顿赞美纯粹的色彩、大自然和人类裸体时，所有人都在一起互相支持。在柏林，团体的衰落近在眼前。

但是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尔希纳却是在柏林才回归自我的——那时他已三十出头。他的艺术是城市的，更粗暴，形象被过度拉伸，他的绘画风格如此忙乱且富有攻击性，正如城市本身。他的作品蒙着一层大都市的烟尘，如同额头上的一道清漆。刚一进入地铁车厢，他的目光就已经在贪婪地追踪人群。他在膝上做初步的快速研究，用铅笔涂上两三笔，一个男人、一顶帽子、一把伞。然后他下车，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出去，手里攥着速写本和颜料。阿辛格酒馆吸引了他的脚步，那里只要付上一碗汤的钱就可以坐上一整天。因此基尔希纳窝在酒馆里，看看，画画，看看。冬日的黄昏很快降临，波茨坦广场上的噪音震耳欲聋，这是欧洲最繁忙的广场，在人们眼前纵横交错的不仅是城市的交通干道，还有传统和现代的千丝万缕：从地铁里走上来，踩在融雪的泥泞中，还能看到地面上运输木桶的马车，旁边紧挨着第一批高贵的汽车和四轮机动出租车，正努力绕过马粪。好几辆有轨电车同时穿越宽阔的广场，拐弯的时候，拖曳的金属声充填了广袤的空间。车辆中间：人，人，人，所有人都在奔跑，仿佛追赶不上飞跑的时间，他们头顶上是一幅幅兜售香肠、古龙水和啤酒的广告牌。拱廊下聚集着衣着华美的荡妇、妓女，这广场上唯一极少移动的群体，好似网边的蜘蛛。她们脸上蒙着寡妇的黑面纱以躲避警察的监管，不过人们第一眼看到的是她们硕大的帽子，古怪的塔状结构上镶嵌着羽毛。初冬的夜幕降临，路边的煤气灯亮起了绿色的光。

这映照在波茨坦广场妓女脸上的惨淡绿光和她们身后的大城市喧嚣的噪音，正是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尔希纳想变成艺术的东西。变成画。但是他还不知道如何下手。所以暂且继续画下去吧——“我对我的素描称呼‘你’，”他说，“对我的绘画称呼‘您’。”于是他抓起他以“你”相称的朋友们，他在最后几小时里在桌上画成的一堆密密麻麻的草图，塞进画夹，匆匆赶回家，钻进工作室。在威尔姆斯多夫，杜拉赫大街14号的二楼，基尔希纳给自己搭了个洞：几乎到处都挂满了东方地毯，到处都塞满了非洲和大洋洲的雕像和面具、日本的伞，旁边是自己的雕刻品、自己的家具、自己的画。在基尔希纳这一时期的一些照片上，他要么赤身裸体，要么穿黑西装，打领带，雪白的高领衬衫，指间随意地夹着香烟，好像奥斯卡·王尔德一般。他身边总是有艾尔娜·谢林，他的情人，他在德累斯顿的无私女友朵朵的后继者，一个充满自由思想的现代短发女性，容貌和卡夫卡的菲丽丝·鲍尔惊人地相似。她用基尔希纳和自己设计的刺绣品装饰居室。

一年前，基尔希纳在一家柏林舞场结识了艾尔娜和她的妹妹格尔达·谢林，当时赫克尔的女友西蒂也站在舞台上。他用悲伤的眼神在第一个晚上就把美丽的女舞者吸引进自己的工作室，因为他在看到她们第一眼时就明白：她们富有构造艺术的身体“教育我的审美感受，教会我塑造我们时代身形美丽的女性”。基尔希纳先是和十九岁的格尔达在一起，后来又和二十八岁的艾尔娜，其间还和她们两人共同在一起。荡妇、缪斯、模特、姐妹、圣女、妓女、情人——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很难界定。从几百张素描中，我们知晓这两个女人的每一个细节，格尔达给人感官的刺激，艾尔娜有着小巧坚挺的乳房和宽宽的臀部，聚精会神地陷于感伤的沉默。这一时期有一幅奇妙的画作，左边是三个抓人眼球的裸体女人，右边是画家在他的工作室里，嘴里叼着烟，用行家的目光审视女人们，自鸣得意。“帕里斯的评判，”他用黑色的颜料在画布背后写道，“1913年，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尔希纳。”

只是，当“帕里斯·基尔希纳”在这天夜里从波茨坦广场返回家中时，灯已经灭了，帕里斯没来得及评判，艾尔娜和格尔达已经睡着，身体深深地埋在客厅巨大的软垫里，这客厅由于他们地狱般的三人行后来变成了柏林在全世界最知名的一间屋子。

 

普鲁士公主维多利亚·路易丝和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二世在1月第一次亲吻。

 

在维也纳，卡尔·克劳斯独立支撑的《火炬》在当时就已被视为传奇般的单人杂志。它的新年版上发出了一声呼救：“埃尔泽·拉斯克—许勒为了她儿子的教育需要1000马克。”签名者中有塞尔玛·拉格洛夫、卡尔·克劳斯、阿诺德·勋伯格。这位女作家在和赫尔瓦特·瓦尔登离婚后，再也无力支付她儿子保罗就读的奥登瓦尔德中学的费用。对于是否应该刊登求助启事，克劳斯思想斗争了半年，在此期间，保罗早已转入德累斯顿的寄宿学校。但是在圣诞节时分，即便是他克劳斯，这位刽子手和严格区分情感和理智的人，也被同情心压倒了。于是他真的把这则小小的启事登在《火炬》最后一点空白处。之前克劳斯写过：“我看到一个末日小鬼在为世界的衰败做准备，他是堕落的使者，把尘世的灵薄狱烧得滚烫。”

 

柏林格鲁内瓦尔德区洪堡大街13号，狭小的阁楼房间里寒冷刺骨，埃尔泽·拉斯克—许勒把自己裹在层层叠叠的毯子里，这时刺耳的门铃声响起，打破了她的白日梦。拉斯克—许勒，狂野的黑眼睛，深色毛发，逐爱，厌生，她披上东方晨袍，给邮递员开门，接过邮件：她远在维也纳的严苛朋友卡尔·克劳斯寄给她的鲜红的《火炬》杂志，此外，在它下面，是一个小小的蓝色奇迹：“蓝骑士”艺术家弗兰茨·马尔克的一张明信片。拉斯克—许勒，以及她五颜六色的衣服、咔拉作响的戒指和手镯、狂野而神奇的幻想；她是当时那个急匆匆奔入现代社会内涵的东方的化身，是一个理想的形象，是克劳斯、瓦西里·康定斯基、奥斯卡·柯克西卡、鲁道夫·斯坦纳和阿尔弗雷德·克尔等各个不同类型的男人的欲望对象。但是靠偶像崇拜是没法生活的。埃尔泽·拉斯克—许勒日子过得极糟糕，如今她和大画廊老板兼《风暴》杂志的出版商赫尔瓦特·瓦尔登离婚了，而他又和那个可怕的内尔，他的新妇，出入于多个咖啡馆，致使她没法再走进去。不过，正是在这样一家艺术家咖啡馆，她在去年12月邂逅了弗兰茨和玛利亚·马尔克，他们成为她的保镖，她的守护天使。

埃尔泽·拉斯克—许勒把《火炬》拿在手里，对卡尔·克劳斯发布的感人启事还一无所知，然后她把弗兰茨·马尔克寄来的明信片翻过来。她在无声的欢呼中呆住了。她远方的朋友在狭小的空白处画了一座“蓝马之塔”，那些浑身力量的动物们彼此堆积，直到天际，完全超越时代，却正好切中时代。她感觉她收到了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蓝骑士的第一群蓝马。或许这位总是感觉到一切的特别的女士甚至感觉到了更多的东西——从这张明信片的灵感出发，之后几周在遥远的辛德尔斯多夫将诞生一座更宏伟的“蓝马之塔”，一幅画，一套纲领，一张世纪图景。不久之后，它将燃烧起来；而且独独是这张小小的明信片，上面直到今天仍然保留着弗兰茨·马尔克和埃尔泽·拉斯克—许勒的指纹，它将永恒地叙说蓝骑士开始驰骋的那个时刻。

女诗人感动地看到大画家如何把她的标志，新月和金色的星星，纳入他小小的蓝马画作中。对话开始了，联想、话语、明信片你来我往。她叫他幻想的“迦南王子”，她自己是“底比斯的优素福王子”。1月3日，埃尔泽就回信感谢她所收到的蓝色奇迹：“这张卡片是多么美丽——我一直都期待我的白马能配上这类我最喜爱的颜色。我该如何感谢你！！！”

之后，当马尔克甚至通过明信片邀请她同去辛德尔斯多夫时，已被离婚和柏林折腾得筋疲力尽的她立刻答应下来，和马尔克夫妇一起登上火车。她穿得太过单薄，玛利亚·马尔克把她塞进随身携带的一条毛毯里。很有可能，她和托马斯·曼正坐在同一列火车上，后者刚从搞砸的《菲奥伦扎》首演式回来，匆匆赶往家族城堡。这真是个美妙的设想，德国文化的北极和南极在1913年在同一列火车上。

羸弱的女诗人到达阿尔卑斯山麓的辛德尔斯多夫之后的头一段时间，她确实和弗兰茨·马尔克及其妻子玛利亚住在一起，玛利亚是个长得五大三粗的女人，刮狂风的时候，马尔克会溜到她的翅膀下面去。“画家马尔克和他的母狮子”，埃尔泽这么称呼他们。

她在这对没有孩子的夫妻家中的客房里只忍耐了几天，随后又搬进辛德尔斯多夫的旅店去了，那边的视野开阔，从沼泽地到群山的景色尽收眼底。可是即使在这里她也静不下心来，女店主忧心忡忡地建议她去做克奈普氏水疗，并借给她相应的书籍。但一切都是白忙活。埃尔泽·拉斯克—许勒急匆匆地离开辛德尔斯多夫，启程去慕尼黑，在慕尼黑特蕾莎大街的一家廉价小旅店里找到了一间房。

马尔克一家跟着赶过来，在小旅店的早餐室找到了她，她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整个锡兵军团，大概是给她的儿子保罗买的，人们看到她在蓝白色格子桌布上“浴血奋战——她的生活不断带给她的战斗”。那些天，她沉浸在战斗的情绪中，愤怒，颤抖，丧失理智。1月底，在汤豪泽画廊举办的弗兰茨·马尔克大型作品展的开幕式上，她认识了康定斯基，随后陷入和女画家加布里勒·明特的争执中。后者发表的一些言论被拉斯克—许勒理解为对马尔克的侮辱，紧接着她的喊声贯穿了整个画廊：“我是个艺术家，我受不了这样一个白痴所做的事情。”

玛利亚·马尔克站在破口大骂的两个女人中间，束手无策，只能喊“孩子们，孩子们”。事后她抱怨，埃尔泽·拉斯克—许勒已经过多地以“悲世悯己的女文学家自居”，但是毕竟，“和柏林的那些悲世悯己的年轻人不同，她确实也经历了一些事”。这就是从辛德尔斯多夫的视角所看到的1913年的世界情形。

 

1月20日，在埃及中部的特勒埃尔—阿马尔纳，德国东方学会在柏林人詹姆斯·西蒙赞助下的最新一次文物发掘工作进入到出土物的分配环节：收获的一半被判给开罗博物馆，另一半归德国的博物馆所有，文物中包括“王室公主的彩绘石膏胸像”。在开罗的法国文物委员会主任批准挖掘工作负责人，德国考古学家路德维希·博尔夏特进行分配。当一个兴奋的埃及挖掘助理把这胸像递给博尔夏特时，他立刻就预感到一宗千年文物落在他手中。几天后，胸像就踏上了去柏林的旅程。那时候她还不叫娜芙蒂蒂。那时候她还不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女士胸像。

 

这完全是兴奋过头的一年。难怪俄罗斯飞行员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涅斯捷罗夫在1913年驾驶他的战斗机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翻筋斗特技飞行。也难怪奥地利花样滑冰选手阿洛伊斯·卢茨在寒风刺骨的1月里，在一个冰封的湖面上尽情跳跃旋转，使得这一跳法至今仍以“卢茨”命名。完成这个动作必须先向后滑行，然后用左足后外刃起跳。手臂猛然勾回上身完成旋转。卢茨两周跳当然从逻辑上讲就是把该动作做两遍。

斯大林将在维也纳逗留四个星期。他再也不会离开俄国那么久，下一次在国外的长时间旅行是三十年后在德黑兰，那时候他的谈话对象叫丘吉尔和罗斯福（其中一人在1913年任英国海军部长，另一人作为参议员在华盛顿奋力反对美国的森林砍伐）。斯大林极少离开他位于美泉宫宫殿路30号的特罗扬诺夫斯基家的秘密藏身所，他一心一意地写他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来自列宁的委托。只有个别几次，在午后的较早时段，他会涉足附近的美泉宫公园，在1月的白雪覆盖下，寒冷的公园里秩序井然。每一天，当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离开宫殿，坐着他的马车去霍夫堡执政时，会出现一阵短暂的骚动。真是难以置信，自1848年以来，弗兰茨·约瑟夫已经在位六十五年了。他一直未从心爱的茜茜公主的离世中走出来，她真人大小的画像直到今天仍然悬挂在他的办公桌上方。

白发的君主弓着身子走几步，登上深绿色的马车，他的呼吸在寒冷的空气中留下一朵小小的云，随后一个穿制服的仆人关上车门，马在雪地上一溜小跑。之后，一切重归寂静。

斯大林穿过公园，一边沉思，暮色已经降临。对面走来另一个步行者，二十三岁，一个失败的画家，被学院拒绝接收，现在只好在梅尔德曼街的流浪汉之家里消磨时间。他和斯大林一样，在等待自己的时来运转。他的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或许他们两人——据他们当时的熟人说，两人都喜欢在美泉宫公园里散步—在沿着自己的路线穿过无尽的公园时，还曾礼貌地打过招呼，脱帽致意。

这个极端的时代，可怕的、短短的20世纪，于1913年1月的一个下午在维也纳开始。余下的是沉默。尽管希特勒和斯大林在1939年达成了灾难性的“协定”，彼时他们却没有见面。因此，他们从来没有比在这样一个严寒的1月下午在美泉宫公园里更接近彼此。

 

首次合成毒品亚甲二氧甲基苯丙胺。专利申请跑了整整一个1913年。之后它被遗忘了几十年。

 

现在赖纳·玛利亚·里尔克终于出场了！里尔克正在逃离严冬和他的创作危机，他在西班牙南部城市隆达着陆。西班牙之旅是一个陌生女人在一次晚间集会上向他推荐的，因为里尔克一生都依赖成熟女性的生活指引，当现实中的女金主和情人不知该给他下达什么命令时，他显然必须采纳隐秘的女神仙们的建议。所以现在他下榻在隆达一家名叫雷纳·维多利亚的别致酒店里，那是一座最新的英式房子，不过在当前的淡季里，房子里空空荡荡。他从这酒店楼上每周都乖乖地给“亲爱的好妈妈”写信。给远方的其他女士写信，和她们一同备受思慕之苦，他写给玛丽·冯·图尔恩和塔克西斯，写给爱娃·卡西尔、西迪·纳德赫尔尼，写给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我们还将听到这些女士在这一年里的事情，别着急。

露，这个夺取他的童贞，并劝说他把名字里的勒内（René）更新成赖纳（Rainer）的女人，眼下突然又占据了他的心：“但愿我们能相见，亲爱的露（‘亲爱的’一词下面画了三道线），这是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在纸的边缘他还潦草地加上：“我的支柱，我的一切，一如既往。”信被送上邮政火车，需要三个小时到达直布罗陀，再从那里辗转进入贝尔格巷19号，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教授转交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露写给他“亲爱的、亲爱的男孩”，她觉得现在要和他在一起比以往更难。以及：“我相信，你必须受苦，而且将永远受苦。”这还是在虐恋，抑或已经是爱了呢？

在受苦和写信的同时，日子一天天过去。有时候里尔克继续忙他的《杜伊诺哀歌》，第六歌的前三十一诗行终究是写出来了，但他还是无法完成它，于是他宁愿穿上白西装、戴上浅色的帽子去散步，或者读读《古兰经》（以便之后能立即写出关于天使和圣母升天的令人狂喜的诗句）。在这里，远离灰暗的冬天，人们应该会感觉舒适，起初里尔克也很享受这里的阳光，即便在1月里，太阳也要到五点半才落山，在那之前，它会让骄傲地端坐在岩石高地上的小城隆达再一次闪烁温暖的光辉，“一场无与伦比的奇观”，他写信给他的妈妈。杏树已经开花，紫罗兰也是，甚至酒店花园里亮蓝色的鸢尾也绽放了。里尔克抽出他小小的黑色笔记本，让人送一杯咖啡到露台上去，把本子的封面折到背后，又一次把目光投向太阳，记下：“啊，谁懂得如何绽放：他的心已经克服了/所有虚弱的危险，安详地居于伟大的危险中。”

 

是的，知道如何绽放的人。在慕尼黑，三十三岁的愤世嫉俗者、反社会人士和退职的数学教师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正在写他的不朽著作《西方的没落》的第一个主干部分。他以身作则地走在没落的前头。“我是，”他于1913年在他的自传笔记中写道，“我这类人中的最后一个。”一切行将结束，西方的痛苦在他的心里和他的身体上显现出来。负面的妄自尊大。正在枯萎的花朵。斯宾格勒的原始感觉：害怕。害怕进入商店。害怕亲戚。害怕别人说方言。当然还有：“害怕女人—一旦她们脱掉衣服。”他只有在思想中才不会感到害怕。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他从中认识到了深刻的象征意义。在他同期写下的笔记中，我们看到他深受折磨，悲痛地抱怨艰难的童年和更艰难的当前。他每天都重新指出：一个伟大的时代要结束了，没有人注意到吗？“文化——消亡前最后的深呼吸。”在《西方的没落》中他这样表述：“每种文化都有其新的表达可能，这些新的可能性出现，成熟，枯萎，永不再来。”不过这样一种文化的没落比一艘远洋渡轮来得慢，别担心。

 

自年初以来，杜塞尔多夫的卡尔·西蒙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全新原版幻灯片系列，一个木制的盒子里有72张原版彩色玻璃片，7个卡纸小盒子，以及一本35页的附加说明。主题：“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全国各地都在举办展示幻灯片的讲座。人们先看到船长、船、舱房。然后是即将到来的冰山。灾难，援救艇。沉没的轮船。没错：一艘远洋渡轮的沉没比西方来得快。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还没有出生。

 

顺便说说弗兰茨·卡夫卡，也是极度害怕女人脱衣的人之一，眼下正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烦恼。一些滚热的想法抓住了他。在1月22日到23日的那个晚上，他给菲丽丝·鲍尔写大约第两百封信，问道：“你到底能不能看懂我的字？”

 

你到底能不能看懂世界？巴勃罗·毕加索和乔治·布拉克问自己，不断发明出新的密码让观察者去破译。他们刚刚教会世界多重透视的画法——所谓的立体主义，而今，1913年1月，他们又走了更远的一步。人们后来将之称为综合立体主义，因为他们现在把木纤维箔片贴到画布上，还有其他各种东西，画布变成了冒险乐园。布拉克刚刚搬进位于巴黎科兰古大街的罗马酒店楼上的一间新工作室，在那里他突然拿起梳子梳过他的画《水果碗，梅花A》——线条看起来就像木纹一般。毕加索在当天就接受了这种做法。和往常一样，他很快就会超越发明者本人。艺术的革命家总是如此马不停蹄，他们被一种惊慌失措的恐惧驱动着：害怕被市民观众们理解透彻。要是毕加索知道阿图尔·施尼茨勒在他2月8日的日记中写了什么，或许就可安心了：“毕加索：早期绘画不同凡响；激烈反抗他现在的立体主义。”

 

他活了下来，生活略见窘迫。现在洛维斯·科林特必须为他的毕生之作付出代价了。1月19日将在选帝侯大街208号，柏林“分离派”的基地举办一场壮观的展览，228幅作品，题目是《毕生之作》。今天，一年的第一天，他躺在克洛普施托克街48号寓所的沙发上，宿醉未醒，精疲力竭，对画展心生一丝畏惧。还没有到四点，天已经又黑了，天空下起雨夹雪。

现在，先是来自德尔夫林格街28号的装裱商韦伯要求得到为《毕生之作》裱框的报酬——1632.50马克之多。然后是餐饮备办方，选帝侯大街116号的“阿道夫·克拉夫特的继承人”饭店，要求他预付200马克用于开幕式的接待宴会。他们将相应地提供：“一碗牛舌。一碗科堡坎伯兰酱火腿。一碗坎伯兰酱鹿肉。一碗蛋黄酱烤牛肉。”洛维斯·科林特在读菜单时就已经火大了。蘸坎伯兰酱的毕生之作。前一天晚上烹饪恶劣的波兰鲤鱼还在他胃里翻腾。当他心爱的夏洛特不在的时候，他总是吃得太多，这就是渴望，他已经明白。于是他给正在远方的群山中踏雪漫游的妻子夏洛特写了一封新年邮件：“谁知道这个新的一年将会怎样；旧的一年总归不美好。别提了。”的确如此。科林特，这位总是精力十足的画家，完成了从成熟的巴洛克到20世纪初的柏林的风格剧变，他得了严重的中风，受到妻子的悉心照料。当他规划《毕生之作》的展览时，所有人都担心它将是科林特的绝唱了。但是他又振作起来，重新回归生活。也回到画架前。城市里现在到处悬挂着这场伟大展览的海报，每天从九点到四点，入场券1马克，上面是科林特的像，他也对自己万分惊讶，而此时夏洛特在远离科林特的蒂罗尔州，稍微从照料科林特的重负下缓一缓气。接待会开始时，她及时赶回。您看起来气色不错，夫人，马克斯·利贝曼在1月19日于“分离派”基地里举行的开幕式上对她说，他右手拿着坎伯兰酱鹿肉。看起来不错，我的毕生之作，洛维斯·科林特心想，一边低语着蹒跚穿过展览厅。但现在就这么进行下去。而未来也请继续远离这立体主义。

 

再走进贝尔格巷19号来看一看弗洛伊德。他在1月的这些日子里坐在书房中，《图腾与禁忌》快要完工了。无意识全力挤进这本关于破除禁忌和物神崇拜的人种学原则的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自己似乎还对此一无所知：至少在那一刻，当他的几个门徒，其中首推1875年出生的苏黎世人C. G．荣格，向他发出挑战并强烈指责他的时刻，1856年出生的弗洛伊德发展出了他的“弑父”理论。1912年12月，荣格给弗洛伊德写信道：“然而我想向您指出，您把学生像病人一样对待的方式是完全失败的。”他由此创造出“放肆的捣蛋鬼”和“盲从的儿子”的说法。以及：“同时，作为父亲，您永远美丽，高高在上。出于纯粹的恭顺，没有人会去扯先知的胡子。”

在弗洛伊德的一生中，很少有什么像这次的弑父行为一样伤他至深。他的胡子在那几个月里肯定白了一片。他构思了第一封回信，却没有寄出，直到他去世之后，人们才在他的办公桌抽屉里发现它。不过在1913年1月3日，他凝聚起全部力量，给住在小镇屈斯纳赫特的C. G．荣格写信：“您设定的前提，即我把学生像病人一样对待，是明显不恰当的。”然后：“此外，您的信无从回复。它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口头交流必定困难重重，书面方式也完全无解。我们精神分析师之间已经达成共识，没有人需要为他的神经症感到羞耻。一个在反常行为中不停叫喊的人，他是正常的，却让人怀疑他缺乏对疾病的认识。因此我向您建议完全放弃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我不会从中失去什么，因为我早就惬意地看到，连接您和我的只有一条细线，那是用过去曾经历的对您的诸多失望编成的。”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啊。一个父亲，受到儿子的挑战，愤怒地咬回去。弗洛伊德从来没有像在这些个1月的日子里一般气急败坏，从来没有像在1913这一年里那样被怒气击倒，他心爱的女儿安娜后来讲述道。

C. G．荣格在1月6日回复：“我会顺从您和我断绝私交的愿望。另外您最好知道，这一刻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用墨水写下这几句话。然后又用打字机补充：“余下的是沉默”，看起来像是一段20世纪最伟大的睿智男人间关系的墓碑。这真是绝妙的讽刺，1913年被阐释最多、描写最多、议论最多的分裂之一是以一句对沉默的宣誓开始的。从这一刻起，荣格竭力研究弗洛伊德的方法，而弗洛伊德反过来竭力研究荣格那套。此前，他再次给原始民族中的弑父下了准确的定义：他们戴上被谋杀的父亲的面具——然后尊崇他们的受害者。这几乎就是启蒙辩证法了。

 

我们还是先讲讲启蒙的方言。十岁的特奥多尔·W．阿多诺，外号“泰迪”，住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美景街12号，他受到了启蒙，并学习黑森州方言。他的主要支持者除了妈妈之外，还有法兰克福动物园的黑猩猩巴索。弗兰克·韦德金德，《春之觉醒》和《露露》的作者，在当时和柏林动物园的黑猩猩米西交上了朋友。

 

巴黎奥斯曼大道102号，马塞尔·普鲁斯特坐在书房里，给自己造笼子。无论是阳光、灰尘还是噪音都可能会干扰他的工作。一个非常特殊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他给书房罩上三层窗帘，给墙壁糊上软木纸板。在这间隔音室里，普鲁斯特坐在灯光下，写礼貌过头的新年邮件，和往年一样，迫切地恳求别人之后不要用礼物来打扰他。他虽然多次受到邀请，但是邀请他的人知道这是多么令他紧张的事，因为他之前会一再邮寄通知或便条，说明来或是不来，以及为什么很可能来不了等等。一个太过犹豫不决的人，在这方面实际上只有卡夫卡可以与之媲美。

马塞尔·普鲁斯特坐在这精神的隔音室里，试图着手他那部关于回忆和追寻逝去的时间的小说。它的第一部分应该叫作《斯万之恋》，他用优质的墨水在纸上写下最后一句话：“我曾经知道的事实，不再存在。对一个特定图像的记忆是对一个特定时刻的忧郁念想；房屋，街道，林荫路稍纵即逝，啊！年年岁岁。”

 

记忆只能是忧郁的念想吗？格特鲁德·斯泰因，巴黎伟大的沙龙女主人和先锋派艺术家们的朋友，正在和普鲁斯特隔了几条街的地方受冻。她和哥哥利欧激烈争吵，他们数十年的共同生活面临分裂。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吗？她梦想着春天。一个想法让她温暖。她看着墙上的毕加索、马蒂斯和塞尚的作品。但是一个想法就带来春天了吗？她写了一首小诗，其中有一句话：“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和普鲁斯特一样，她也想抓住一些将要逝去的东西。诗的世界已是如此，1913年1月的想象力已是如此。

 

马克斯·贝克曼完成了他的画《泰坦尼克号的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