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筚路蓝缕（1939—1943）(7)

1917年6月9日，《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 of Far East）创刊号在上海出版。该报老板密勒有丰富的中国经历，曾在1900年作为《纽约先驱报》记者来华采访报道义和团事件，结识有袁世凯、唐绍仪、伍廷芳、孙中山等人，并在中国创办第一家美国报纸《大陆报》（China Press）。其助手鲍威尔被派到上海，负责这份周报创办一应事务。鲍威尔也与孙中山有过交往，并讨论国际局势。

鲍威尔成为《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后，一大手笔是促成斯诺以该报记者作延安之行，并允准发表斯诺记录的延安见闻及《毛泽东访问记》，自1936年11月14日起在该报连载。“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举动，因为这是有关毛泽东身世、言论及照片的首次公开发表，当时在海内外产生了强大震撼。”用胡愈之的话说——“许多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

1937年10月，斯诺这些文章在伦敦结集出版，书名《红星照耀中国》。这是西方读者看到的“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一个月内就重印到第五版。甚至有评论说：此书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

这本书很快就到了中国，但在大部分地区，却属“禁书”。

1937年11月，斯诺在上海见到中国同行胡愈之，以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相赠。

胡愈之早年有过出版编辑专业训练。他十八岁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生，到1930年代中期，已是著译颇丰的作家和翻译家，也是出色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他认真读后，深知其价值，决意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

胡愈之以对汉语翻译出版界的熟知，联络了十一位知识界救亡志士——林淡秋、王厂青、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胡愈之关于集体翻译出版《红星照耀中国》的设想得众人赞同，便将原版书拆开，各取部分章节，分头翻译。未满一月，各人翻译完毕，胡愈之夜以继日认真校阅，对疑难问题及时与斯诺磋商，力求准确达意，又在文句上作了理顺润色，使之风格一致。

为该书出版，胡愈之先后联系日占区和租界中多家出版社，皆因害怕日军残暴镇压和新闻出版检查而不敢接受。胡愈之不甘半途而废，权作变通，瞒天过海，“非法”出版。他在住处福熙路174号挂起有名无实的出版社牌子“复社”，以复社名义将书稿送交熟识的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印刷。翻译此书的十一位同人都表示不要稿酬，斯诺除了对原作修改补充、增加大量照片外，也无偿赠送了版权。他在中译本序言中说：“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关，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希望这一个译本，能够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有广大的销路，值得介绍给一切中国读者，对于中国会有些帮助。承译者们……费了很多气力翻译出来，认为这本书值得介绍给一切中国读者。……谨向英勇的中国致敬，并祝‘最后胜利’！”

出版过程中，为书名之译，胡愈之煞费苦心。考虑到当局对“红”、“赤”的忌讳和贬损，“中译本用了《西行漫记》这个书名，作为掩护。《西行漫记》出版以后，不到几个月，就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华侨所在地。在香港以及海外华人集中的地点，出版了《西行漫记》的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这是胡愈之写在该书中文重译本序言里的话。

——史料见《我在中国二十五年——〈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回忆录》、《西行漫记》

任继愈的沉潜

“诚信不欺，有古人风”——这是熊十力对学生任继愈的褒奖。

“凤毛麟角，人才难得”——这是毛泽东对任继愈的评价。

如此荣誉，出自一段早年人生经历。国学网上有一篇访问记，记述了任继愈的当年——

1938年。当时，二十一岁的任继愈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的学生，“七七事变”爆发，北大被迫南迁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后又迁往昆明。从长沙到昆明，闻一多先生与李继侗、袁复礼等几位教授和两百多名师生选择了徒步前往，称为“湘黔滇旅行团”，任继愈也身在其中。这次“旅行”行程一千多公里，历时两个月。

这是自幼生长于小康之家的任继愈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当时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农民的贫困、农村的破败，让这个年轻人深受震撼；国难当头，生活于困顿之中的民众却能舍生取义，拼死抗敌，中华民族在危难中的不屈精神，令他感动，也让他深思。“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无法解决”，在带有自传性质的《我的追求》一文中，他回忆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把爬着蚂蚁的砖头翻过来，心里会想：“蚂蚁会不会头晕呢？”孩童时代，任继愈就是这样一个凡事都要问“为什么”的孩子；在北平大学附中读高中，在老师的影响下开始读梁启超、胡适、冯友兰他们关于老子生年辩论的文章，引发了研究哲学的念头，最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这个他最想就读的学校和专业。然而，这次“湘黔滇旅行团”的经历，让他的思想完成了一次嬗变，从此，他确立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并将一生托付给这项事业。

当年，同任继愈一同考入北大哲学系的有十几人，最后坚持下来、终身以哲学研究为事业的只有三个，任继愈便是其中之一。至今，老人仍常常回忆起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条件虽然艰苦，但特殊的情势却令师生有机会朝夕相处，任继愈从中受益匪浅。这一时期的学习，奠定了他丰厚的学养基础。

1938年大学毕业后，任继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汤用彤、贺麟先生，从1942年起，他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了二十二年的教学生涯。任继愈将自己的一间书房命名为“潜斋”，“那是要以打持久战的抗战精神潜下心来读书、研究学问”。

后来，任继愈借助多年积累的沉潜之功，主编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成为大陆诸多大学哲学专业教科书的经典。

任继愈成为民盟成员，不知是否与其恩师贺麟是盟员有关。待考。

——史料出自国学网

张澜的担当

在一次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活动中，张澜指责国民党秘密推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措施。有特务当场记录了他的讲话，并要他签名。张澜呵斥道：“签名？用不着签名！我讲的话，我负责，我就怕没有人替我去报告呢。你们来得正好，请顺便再转达一句，说我遗憾的是没有机会能当面奉告这些话。”

蒋介石得知张澜此话，打算拉拢老人家，请他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陈立夫即奉蒋的指示到重庆特园拜访张澜，转达蒋的邀请。张澜说：“我今年已六十有七，老了，不堪重任，万难从命。”

这则史料，见大型画册《张澜》第192—193页。

高崇民的资望

曾经当过民盟中央副主席的高崇民，资格很老，资望很高。

在当年延安，他曾同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中组部长陈云有过长谈，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

“我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搞革命。1924年，国民党改组，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我加入了国民党。‘九·一八’事变后，我弃官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因反蒋三次遭到通缉。1935年，经杜重远介绍结识了地下党员孙达生，他向我传播了一些马列主义知识并介绍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使我初步了解了共产主义、共产党和它肩负的使命，以及中国革命今后应走的道路。自此，我开始学习和信仰马列主义。联想起孙中山过世后，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围剿共产党，扼杀工农革命，实行独裁专制，我毅然撕毁国民党党证与蒋介石反动派彻底决裂。从此，我立志跟着共产党，为中国的前程献出我的后半生。……现在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和陈云听了他的话，表示对他非常信任，入党不成问题，只是履行一下手续就可以了。但是考虑到高崇民正在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又是在国统区工作，可能不入党比入了党更便于工作。

高崇民很理解周、陈所说的道理。1941年民盟成立不久，他就加入了民盟组织。

——参见《高崇民传》第140—141页、184页

吴晗说思想变化

1928年，吴晗的学年论文《西汉经济状况》得胡适赏识，胡适介绍他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处整理历史档案材料。吴晗从此专门研究明史。为挣自己的学费、弟妹的学费，偿还家里的债务，他埋头读书写文章，“白天黑夜都得干”。吴晗说：“一般的学生活动都不参加，进步的我不懂，国民党的那一套我讨厌，成为一个超政治的完全不问世事的书呆子。亲密的朋友们叫我‘腐儒’。”

后来，在云南的时候，“日机常轰炸，成天逃警报。……四大家族发财贪污成为风气，老百姓活不下去，通货无限制地膨胀。昆明这个山城里充斥了美货，蒋介石特务统治，民主自由的影子一点也没有。对外屈辱，对内屠杀。对蒋匪政权的不满日益增强，在文章里，在讲台上，写的说的都是这些。……我的生活思想有了转变。……对蒋介石政权由不满发展到痛恨了，讲历史一抓到题目就指桑骂槐，也开始参加一些政治性的社会活动了，走出书房，进入社会了。……民盟支部办《民主周刊》，联大学生先后办了十几个小报，这个被查禁，那个又出来了。这些刊物我都写过文章。……通过民青组织，搞了一个圆盘机，买和偷了一些铅字（经费向民盟要的），翻印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朱总司令的《论敌后战场》，对处在大后方的我们起了极大的教育指导作用。……在我被指定争取闻一多入盟去访问他那天晚上，谈了几个钟头，最后我们相约将来一定要争取加入共产党”。

——摘自《吴晗自传书信文集》第4—10页

季羡林的博士论文

季羡林是民盟普通一员，据说连中央委员都没有当过。

他写《留德十年》，是为记录“生命中的一个片断”。

当年他出国时，正逢国内“留学热”。依清华大学和德国学术交换处的合同，他在哥廷根主修梵文和巴利文，攻读博士学位。

出国前，季羡林“立下大誓：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原因是鲁迅讽刺过一种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和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季羡林对此表示“鄙薄”，同自己的导师商定的论文题目是《〈大事〉偈陀部分的动词变化》。

《大事》是一部混合梵文佛典。此题离“中国学”十万八千里。

季羡林佩服其导师的学问和慷慨，回忆说：“西克教授真正是诲人不倦，第一次上课他就郑重对我宣布：他要把自己毕生最专长的学问，统统地毫无保留地全部传授给我，一个是《梨俱吠陀》，一个是印度古典语法《大疏》，一个是《十王子传》，最后是吐火罗文，他是读通了吐火罗文的世界大师。”

据说德国大学对论文的要求十分严格。题目一般都不大，“必须有新东西，才能通过。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德国已经呆了六七年，学位始终拿不到，关键就在于论文”。

1941年2月19日，季羡林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一共得到了四个“优”。他说：“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我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了。”

季羡林的论文“优”点颇多，且引起轰动。“轰动主要来自克劳泽教授。他是一位蜚声世界的比较语言学家，是一位非凡的人物，自幼双目失明，但有惊人的记忆力，过耳不忘，像照相机那样准确无误。他能掌握几十种古今的语言……”他对季羡林博士论文中一个语尾词的附录给予高度评价。

大师级学者的褒奖没有让季羡林飘飘然。他说——

中国近代大学者，比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郭沫若、鲁迅等等，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都会在学术史上有地位的。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可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天才，博士头衔对他们毫无用处。但我扪心自问自己并不是这种人，我从不把自己估计过高，我甘愿当一个平凡的人，而一个平凡的人，如果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头衔，则在抢夺饭碗的搏斗中必然是个失败者。……多少年来，博士头衔就像一个幻影，飞翔在我的眼前……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有时候又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即。有时候熠熠闪光，有时候又晦暗不明。这使我时而兴会淋漓，时而又垂头丧气。一个平凡人的心情，就是如此。

现在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我立即又想到自己的国和家。山川信美非吾土，漂泊天涯胡不归。

——史料见《旅德追忆——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留德学者回忆录》

刘海粟说气节

刘海粟是盟员中的绘画大师之一。他于1912年创办的上海图画美术院，是中国第一所正规美术院校。后来，刘海粟又首倡男女同学，开中国教育界风气之先，更因在课堂引进人体模特引发社会轩然大波，并终获社会认可。

据其年谱记载，民盟成立当年当月，刘海粟在新加坡青年励志社演讲，题目是《文化问题》。刘海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