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筚路蓝缕（1939—1943）(5)

华罗庚自学成才

华罗庚在家乡江苏金坛读小学时，成绩不好，但喜欢思考。初中时表现出数学天赋，但因家境清寒，读不起高中。恰逢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开设职业学校，他于1925年考取该校。读了不到一年，一来数学课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二来学费难支，于是辍学回到家乡，成了店铺小伙计。他一边工作，一边业余读《大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等书，走上自学之路。

1929年前后，华罗庚写出专业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投寄给上海《科学》杂志。这是熊庆来、竺可桢两位名教授创办的刊物。华罗庚的文章发表于该刊第15卷第2期，得到名师欣赏，由此得以进入清华大学数学系，任助理员。此后数年里，他在工作之余修完数学系全部课程，并学会了英语、德语、法语，在国际专业杂志发表文章，被清华大学推荐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开始进入堆垒素数论领域，用一年时间写出《论高斯的完整三角合估计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华氏定理”，从此名扬天下。

抗战爆发，华罗庚渴望回国参加救亡。1938年，他谢绝苏联科学院邀请，应聘于西南联大，为国家培养英才。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华罗庚白天教学，晚上著述，写出二十多篇论文，完成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

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闻一多得知华罗庚一家没有合适住处，便邀请华罗庚到自己家，两家合住。闻家八口，华家六人，共度艰危。由于空间狭仄，两家之间用一块布帘隔开，如此数年。华罗庚后来写诗回忆当年——“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上述史料见《贴近人民的数学大师——华罗庚诞辰百年纪念文集》。

罗隆基的《人权论集》

1930年1月，新月书店出版了《人权论集》一书。

罗隆基在书中说，1929年，胡适写《知难，行亦不易》、《人权约法》等文章，批评党义，触犯党讳，被党员认为侮辱总理，大逆不道，有反革命罪。其实，“孙中山先生是拥护言论自由的。……党义上确有证据”。他举例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真解决》一文中列“禁止言论自由”为晚清罪状，可见他主张言论自由。另，国民党1924年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内政策第六项说：“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

接下来，罗隆基挥洒开其言论——

……言论自由，是有什么言，出什么言；有什么论，发什么论。无事不可言，无事不可论。天下事没有绝对的自由，就成为绝对的不自由。

……真正好的主张及学说，不怕对方的攻击，不怕批评和讨论，取缔他人的言论自由，适见庸人自扰。对方的攻击，果能中的，取缔他人的言论自由，是见敌而怯，适足以示弱，适足以速亡。本身真有好的主张和学说，对方攻不倒。对方真有好的主张和学说，我亦压迫不住。自由批评，自由讨论，绝对的言论自由，固然是危险，实际上压迫言论自由的危险，比言论自由的危险更危险。

人类史上，压迫言论自由的经验举不胜举，有哪次，在压迫者的方面，没有弄到极凄惨的结果？

罗隆基在该书中还借一个美国记者的演说表明自己的立场——本晚我是被请来讲言论自由的价值及危险。人世最大的危险，就是从“压迫”上发生出来。……记到，人民不属于政府，政府属于人民；记到，没有充分的且极自由的讨论，在代议的民治国家，没有一件可以得到合理性的解决的。最后，记到，政治及经济的安定，社会制度的稳固，不靠法官及狱吏的本事，实赖人民的自治能力。后者是民主政治的本质及灵魂。

1930年5月，《人权论集》被密令查禁。新月书店接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公函。该函说——

径启者：本部顷奉中央宣传部密令，内开“查最近在上海出版之《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载有胡适作之《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及罗隆基作之《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二文，诋諆本党，肆行反动，应由该部密查当地各书店有无该书出售，若有发现，即行设法没收焚毁。除分行外，合亟密令，仰该部遵照严密执行具复为要”，等因，奉此。查该刊累载反动文字，早经本部查禁有案，兹奉前因，相应备函转达，即希贵局勿为代售，致干禁令，为要。此致新月书店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民国一九年]二月五日

1930年11月，作者罗隆基被抓捕。随即，教育部饬令光华大学撤销罗隆基教授职务。

1931年1月19日，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致信蒋介石说——

今有一事上陈，即教育部饬令光华大学撤去罗隆基教员职务是也。罗隆基在《新月》杂志发表言论，意在主张人权，间有批评党治之语，其措词容有未当。唯其言论均由个人负责署名，纯粹以公民资格发抒意见，并非以光华教员资格教授学生。今旬奉部电遵照公布后，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将从此打破，议论稍有不合，必将蹈此覆辙，人人自危，此非国家福也。钧座宽容为怀，提议赦免政治犯……夫因政治而着于行为者，尚且可以赦免，今罗隆基仅以文字发表意见……略迹原心，意在匡救缺失，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拟请免于撤换处分，以示包容。……

张寿镛致蒋信函前一天，胡适致函陈布雷，“为罗隆基被捕申辩”说——

……托井羊先生带上《新月》二卷全部及三卷已出之三期各两份，一份赠与先生，一份乞先生转赠介石先生。《新月》谈政治起于二卷四期，甚盼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浏览这几期的言论。该“没收焚毁”（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但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

史料记载：罗隆基“经胡适活动后被释放，随后胡适离开上海，避走北京；1931年7月底，新月书店被查抄，没收《人权论集》及《新月》杂志”。

——史料见《人权论集》

沈钧儒的救国情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日军进攻沈阳，东北三省迅速沦陷。

是年沈钧儒五十六岁。他奋起投身社会活动。《沈钧儒》一书说——

沈钧儒明确地认识到，救国和民主是不可分的，要动员群众起来救国，就必须保障人民大众的民主自由权利。他在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时，总是把争取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联系在一起。为了保障人权，他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保护和营救爱国志士；他倡导和推动冤狱赔偿运动；他组织救国会，领导了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主张全国各党派团结一致，消除内争，联合抗日。终因救国获罪，被捕入狱。

面对当局的阻挠、破坏和迫害，沈钧儒的救国意志始终不渝，为了抗日救亡进行着不屈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思想和抗日举动，给沈钧儒以鼓舞、鞭策和激励，他和共产党的关系日益亲近。

……

1932年，沈钧儒开始参加全国律师协会工作，1934年当选为该协会常务执监委员，还先后担任修改刑法、刑诉法典修改委员会委员，统一法权运动委员会召集人，宪草审查委员会委员，修改刑法专门委员会委员，冤狱赔偿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发起在全国组织“平民法律扶助会”，号召全国律师义务为平民提供法律服务，以法律武器为人民大众争取自由民主的权利。

……

1935年12月12日，沈钧儒和马相伯、陶行知、邹韬奋等人，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号召，发起救国运动，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并进一步发起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1月28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沈钧儒与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等41人被选为执行委员，沈钧儒还当选为常务委员。

——史料摘自《沈钧儒》第53、60、62、63图说文字

费孝通早期社会调查

《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香港文化传播事务所有限公司1996年9月出版）一书取编年体，每年之中以月份为单位，逐月记录当月大事。其中，对1935年12月的“国事记述”有“社会学者遇险于桂”一则，近二百字，占当月事件文字版面的十分之一。

说到的“社会学者”，指的是费孝通和王同惠。所说“遇险于桂”，是费孝通在广西大瑶山调查途中遇到了危险，身负重伤。王同惠为救他，下山找人过程中坠崖落水，不幸身亡。

费孝通和王同惠都是著名学者吴文藻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得意弟子。

瑶山调查是吴文藻特意为他俩接触中国社会实际安排的研究课题。当时，费孝通从清华研究院毕业，王同惠在燕园社会学系读大三。此前，他俩成为恋人，共同翻译一位瑞士神甫所著《甘肃土人的婚姻》。王同惠曾问费孝通：“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

他们为此而结婚，走进了瑶山。白天，费孝通作人体测量，王同惠调查社会生活。晚上，他们讨论当天搜集到的资料和第二天的调查内容。

实地调查中，对瑶民的风俗习惯，他俩充分尊重。每天同瑶民一同聊天、做活，为瑶民看病治病，很受瑶民信任与喜爱。

几个月里，费孝通和王同惠日餐淡饭，夜卧土屋，艰辛、快乐地推进调查日程，并向《北平晨报》发回“桂行通讯”。

带着田野清新气息的实地调查报告，讲述着当时中国人类学学者在前沿地带的新发现，吸引了师友、同人们的浓厚兴趣。

他们的老师吴文藻写道：“常常得到他们的‘桂行通讯’和报告，字里行间充满了快乐，勇敢，新颖，惊奇的印象，读完了总使我兴奋。社会人类学在中国还是一门正在萌芽的学问，一向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我自己数年来在悄悄地埋头研究，常有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感。这一对‘能说能做’的小夫妻，真鼓起了我不少勇气。”

但是，瑶山里的一场意外，致使这对夫妻天人永隔。

费孝通被村民救出后，送到广州疗伤。他要完成亡妻遗愿，在病房里整理田野笔记。在广州到上海的船上，仍不辍笔。回到北平后，他终于把全部笔记整理完毕，署上夫妻两人的名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

书名：《花蓝瑶社会组织》。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出版的第二本书。

1935年底，他在瑶山调查中受重伤，被救出后，回到家乡江苏吴江养伤。

当时，他姐姐费达生利用留学日本学到的先进缫丝技术，在开弦弓村帮助农民办起一个蚕丝生产运销合作社。合作社在农民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作用吸引了费孝通。他一边养伤，一边“在村子里顺便访问了老乡们的生活”，对村民生产中的农田安排、种稻、渔业、运输和生活中的住房、衣着、营养、娱乐、礼仪开支等，都做了很细的观察和记录。

地处江南水乡，蚕桑是村里农事与生活的重要内容。费孝通养伤这两个月，正好是一年里蚕丝业和农业活动的关键阶段，对了解村民的生产与生活至关重要。他觉得，这段时间搜集到的村里经济、生活与制度的材料，已足够进行初步分析。他希望自己的调查结果能实现“对人民实际情况的系统反映”。

1936年夏，费孝通去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留学。在其导师马林诺斯基指导下，他用这些调查资料做基础，写出了博士论文。在论文中，开弦弓村被命名“江村”。论文出版时，中文名为《江村经济》。

此前的所有人类学著述，都是作者研究其他民族的结果。《江村经济》开始了人类学者研究本民族的进程，推动人类学研究进了一大步，得马林诺斯基激赏，誉之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

这本书1939年在英国伦敦出版。

王小波在其《诚实与浮嚣》一文说到这本书。他读本科时，请研究逻辑学的哥哥推荐“中国人写的科学著作”看。他哥哥推荐了《江村经济》。王小波看过，认为“《江村经济》的价值就在于它把事实写到了纸上”，“像这样的诚实在中国人写的书里还未曾有过”。

陆诒说沈钧儒

说到民盟成立的话题，绕不开救国会和沈钧儒。

要了解救国会和沈钧儒，书刊资料不少，不难找。这里借盟内名记者陆诒的文字呈现片段。

抗战前后，陆诒曾任重庆《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重庆《大公报》记者，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以及许多国民党的高层政要和高级将领。他热心新闻教育，兼任过重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代理校长，以及达德学院新闻专修班主任、教授。

著名作家夏衍说：“抗日战争时期有三位出色的新闻记者，这就是范长江、孟秋江和陆诒。”

在《抗战前夕的救国会》一文中，陆诒回忆沈钧儒当年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乃至全国救国会成立过程中的经历，有如下记载：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后，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金仲华、钱俊瑞等二百八十多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举行成立大会，选举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江问渔、沈兹九等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讨论救国会名称时，沈钧儒提出，为避免日方干扰和捣乱，名称上不提“抗日”或“反日”等词汇，得众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