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们爱我”

特蕾莎·卡比度（Teresa Cabiddu）的一生十分悠长，可能是天赐的祝福，也可能是妄加的诅咒。这位仪态优雅、满头银发的百岁老人生于1912年，她在同一栋房子里生活了整整75年。10在我们登门拜访的那天早晨，维拉格兰德下了一场小雨，周围的群山云遮雾罩，一片朦胧。特蕾莎阿姨的房子夹在两座新建成的大房子中间，看上去有点儿像个娃娃屋，带有典型的撒丁岛村落风格：黑色木框百叶窗，砂岩色的墙壁，再加上一个红瓦屋顶。

我们去的时候，石板路特别湿滑。我们抖掉雨伞上的水滴，低头穿过低矮的门洞，来到了她家的饭厅。我仿佛忽然走进了安徒生笔下的童话世界。这里的一切都像小孩子拿着一张生活必需品清单画出来的一样。房间虽小，但是什么都不缺：一张圆木桌和四张梯式靠背椅、一个壁炉、一个紧挨着水池的小型煤气炉和一个冰箱、一张摆在壁炉旁边的小沙发、一个玻璃瓷器柜，还有一盘放在台子上的饼干——这是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刚刚烤出来的。

特蕾莎阿姨坐在壁炉边的粉色双人座沙发上，旁边坐着她的邻居——82岁的玛丽埃塔·蒙尼（Marietta Monni）。玛丽埃塔比她年轻了将近20岁。两个老妇人身上穿着一模一样的黑色线衣和黑色针织披肩，腿上盖着黑色短裙和色彩柔和的花围裙，特蕾莎的围裙是浅白色的，玛丽埃塔的围裙是灰绿色的。两位女性都是出类拔萃的美人，颧骨饱满，一头银发在脖子后面紧紧扎成一个发髻，一双黑目炯炯有神。虽然特蕾莎的前额上有几点雀斑——这是她在田间劳碌一生的纪念，但是老年人常有的干巴巴的皱纹和褶子在这两位女性的脸上都看不到多少。房间里飘荡着令人愉悦的木炭和饼干的芳香。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里，高龄老人都只能待在养老院。跟那里挥之不去的抗菌剂味比起来，这里的香气简直妙不可言。

虽然房子看起来不太大，但是这里曾经生活着一个有6个孩子的大家庭。其中一个孩子名叫安吉拉，现在大约50岁了，正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她最近为了照顾母亲，特意搬回来一起住。特蕾莎阿姨、她的女儿安吉拉、她的朋友玛丽埃塔、我的女儿、我的翻译，还有我，我们6个人坐在小巧的饭厅里，聊着特蕾莎阿姨的一生。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在撒丁岛腹地颐养天年是一件相当“公众”的事情。我们遇到的每一个百岁老人，周围都有一张由朋友和亲属组成的关系紧密的网络。

我并不是说我不想见到百岁老人的家人和邻居，但是我更希望把这些百岁老人视为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我希望能在不被人打断的情况下，听他们讲述自己的人生。但是，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人却把他们视为公共财产，一心想保护他们的“珍宝”——一位女士曾经用这个词来形容她102岁的叔叔。这些百岁老人完全不会感觉到社交孤立。正如撒丁岛的人口统计学家路易莎·萨拉里斯（Luisa Salaris）在一次关于长寿的国际会议中所说的那样：“所有百岁老人都生活在孩子的家里，都会和其他亲属频繁往来，包括孙辈和曾孙辈。他们最喜欢跟这些孩子闲聊。”见到谁，就跟谁闲聊一番，这就是生活在撒丁岛腹地的老人们消遣岁月的方式。11

特蕾莎阿姨最早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她在读完小学三年级以后就离开了学校，她的毕业礼物就是一把锄头。她出生在阿尔扎纳，一个位于维拉格兰德南边大约18公里的村落。她从离开学校的那一天开始就帮家里人“种小麦、在花园里种土豆、做面包”，直到她25岁结婚。在她结婚之后，农活、做饭和家务活只比以前有增无减。对于一个年轻的妻子来说，一天往往是这样过去的：她需要在凌晨两点钟摸黑爬起来，步行前往位于努奥罗附近的家庭农田。（她的女儿安吉拉突然插话说：“单程就有30公里远！”）特蕾莎最年长的孩子茱莉亚，一到能帮家里做事的年纪就离开了学校，帮助母亲照顾更年幼的弟弟妹妹。

我问她，作为一个来自其他村落的年轻女子，她在维拉格兰德的务农和家居生活会不会孤独寂寞？特蕾莎阿姨摇摇头，说：“我会帮助我的邻居，而邻居也会来帮我。到现在也一样，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我们都会聚在一起做面包——‘su pani pistoccu’。”这个撒丁岛词语指的是一种在本地很常见的食物：羊皮纸状的大饼。安吉拉补充道：“我、我的姐姐、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弟媳，我们现在仍然这么做，在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于是，我们的谈话内容就变成了如何制作“culurgiones”——本地特色美食：意大利面饺。

它大约有小孩子的拳头那么大，里面塞满了意大利乳清干酪、土豆和薄荷。每一只都经由纯手工处理，先填满馅料，然后包起来。坐在长沙发上的两位年岁较长的女士，开始有节奏地揉搓起拇指和食指，给我们演示意大利面饺的做法。要想让面饺的封口结结实实，你必须要用点儿劲。安吉拉说：“我们为整个大家族制作意大利面饺——一次要做三四百只，然后我们会把饺子分给每个人。”只要在滚开的水里煮上几分钟，就可以捞出来，蘸上自制的番茄酱，享用这道本地美食了。

有那么一瞬间，我感到有点儿嫉妒。并不仅仅因为特蕾莎阿姨的孩子们在玛塞拉·哈赞（Marcella Hazan）和马雷欧·巴塔利（Mario Batali）这两位大厨告诉其他人之前，就已掌握了意大利乡村菜肴的奥妙，还因为他们拥有“理所当然”的社交纽带。这似乎是健康长寿的科学配方中最关键的一味材料。在这里，社交纽带显得如此轻松随意，似乎不需要刻意地经营。

但是，在过去的70年里，特蕾莎阿姨每天都要辛勤工作16个小时，每天下来都筋疲力竭。就算这有助于解答撒丁岛人的长寿之谜，可对于我来说已毫无吸引力了。即使到了现在，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数居民每天仍然需要长途跋涉，翻越崇山峻岭去田里辛勤劳作。还有些专家说，如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争结束之后，本地都出现过的一样，食物匮乏也能增加一个人的寿数。但是，热量限制到底会对寿命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争议。不过，已经有研究者发现，饥荒（当然是在一段有限的时间里）确实可以延缓或者暂时抑制某些跟衰老有关的细胞走向死亡。12

认知神经学家丽萨·巴恩斯（Lisa Barnes）最近通过一项研究证明，如果人在年幼时曾经挨过饿，那么他们在年老时认知衰退的速度就会比别人慢。她和她的研究团队追踪调查了6000多名美国老年人，结果发现，如果被试报告自己在孩提时代没有足够的食物果腹，那么他们罹患严重失忆或痴呆的概率就会减少1/3。13特蕾莎阿姨曾经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缘故，经历过食物短缺的岁月。她在前半生经历过短暂的热量限制，这可能给她带来了一定的好处。

但是，我对这些一点儿兴趣也没有。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她不得不牺牲自己最年长的女儿，让她在8岁的童稚之龄就变成了一个被关在家里的奴隶。我的女儿当时24岁了，她正在积极地规划着自己的未来。她并不那么憧憬自制意大利面饺之类的美味佳肴，她更渴望接受10年以上的学术训练，或许在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我的丈夫和我自己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独立做出决定，就算这意味着他们会离开我们去到数千公里之外的地方，只是我们也不太乐意就是了。14

在北美洲，我们并不是一对特立独行的父母。培养子女的独立性，其实是大多数父母的目标。但是在这里，几代人分开居住的现象并不普遍。在撒丁岛的村落里，孩子们往往会在原来的家庭附近开始自己的成年生活。那天，特蕾莎阿姨和她的两个女儿以及她的邻居玛丽埃塔一起度过了整个上午。如果安吉拉去当地的面包店值早班，这三位女士就会过来和她做伴。

在采访中，我们知道了特蕾莎阿姨以前是个任性的孩子，她在年轻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唱歌。知道了几十年前的一个手风琴师的名字——所有人都跟着他的音乐翩翩起舞；我们还知道在手风琴破了的时候，他如何用面粉和水把它补好。我们知道了她最喜欢的食物（通心粉）和她最不喜欢的食物（披萨），还知道了她给住在村子里的另一个百岁老人起的昵称（“克拉比图”﹝Crabittu﹞）。我们了解到她的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都非常流畅：她能一一说出自己的父母和7个兄弟姐妹的名字、生日和去世的日期。他们都在快90岁或者100岁的年纪先于她离开人世。

她在见到我的翻译迪莉娅时，这样跟她打招呼：“Figlia di chi sei（你是谁的女儿）？”一旦她得到了答案，她就能道出迪莉娅复杂的家族历史。已经100多岁的特蕾莎阿姨是一位热爱社交的女性，拥有为数众多的朋友、亲戚和邻居——就像她一生中的任何时候一样。他们会定期前来拜访，跟她闲话家常。长此以往，她在别人生活中的地位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她在社区里也越来越受人尊崇。

要想像特蕾莎阿姨一样长寿，你不必非得生活在一个真正的村落里不可。你只需要跟一群想法相近，彼此可以产生亲近之感的人住在一起就行了。哈佛大学教授苏布·萨布拉马尼安（Subu Subramanian）、菲利克斯·艾尔维特（Felix Elwert）和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中文名为古乐朋）的研究发现，如果寡妇（和鳏夫）选择居住在许多其他寡居者聚居的社区，他们就能更长寿。至于社区的条件有多好，或者社区的居民一开始有多健康，这些因素对结果都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在长寿的问题上，邻里的年龄和婚姻状态才是更主要的影响因素。丧偶之人往往会在他们失去配偶之后不久也随之死去——这种全球性的普遍现象，被称作“寡居效应”（widowhood effect）。但是，如果悲伤的寡居者周围有其他许多丧偶之人，特别是女性，寡居效应就会相对减弱。

这也是女性效应的另一个例子，作用原理可能是这样的：如果你因为配偶离世而产生了难以忍受的孤独之感，那么住在附近且拥有同样生活经历的女性朋友，更有可能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也更有可能伸手相助，帮助你填补感情的缺口——就像玛丽埃塔帮助特蕾莎阿姨那样。

特蕾莎阿姨让我想起了我的祖母。有一次，她跟我一起研究我的俄语课作业。当时她已经80多岁了。她告诉我，虽然在其他人眼里她可能已经是一个垂垂老矣的老妇人，但是她却仍然把自己看作曾经的那个年轻人，习惯用年轻人的眼光来打量这个世界。特蕾莎也能发现年轻的自我。她周围的亲戚和朋友都是她认识了几十年的故交，她仍然生活在她养大了6个孩子的房子里。她的孩子们也生活在这里，或者住在附近的村镇。他们不会通过电子媒介跟她互动，他们会亲自过来，陪她聊天，给她送食物，请求她像过去的每个星期一样，为他们做一次饭。在特蕾莎阿姨的社交网络里，没有陌生人，没有受雇的护理人员，也没有患上同样疾病的病友组成的支持小组。

我们的身体竟然知道，什么是熟人提供的真正的社会支持，什么是人为的社会支持——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支持来源于何方，确实事关重大。”美国杨百翰大学健康心理学家朱利安娜·霍尔特-伦斯塔德（Julianne Holt-Lunstad）告诉我，“不同的社交关系不能一概而论。你眼中的社会支持，未必能代表真正的社交关系。”每个经历过感情破裂，或者体验过敌对关系的人一定都深有体会：跟错误的人交往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护理学教授南希·弗雷泽尔-史密斯（Nancy Frasure-Smith）领导了一项设计精妙的研究：研究人员安排心脏病专科的护士多次致电和探访大约1000名刚刚经历心脏病发作、心理非常脆弱的男性。但不幸的是，陌生人的电话问候和亲身探访，对这些男性的康复率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后续的研究发现，护士的探访对罹患心脏病的高危女性也没有任何帮助，甚至还会让她们更有可能在当年死亡——概率增加了整整一倍。17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作者推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心脏病疗法就已经大大地提升了男性患者的康复概率，所以护士的支援探访很难让男性患者的康复率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但是在所谓的支援电话和支援探访之后，女性的死亡率不降反升——有朋如此，谁还需要敌人？虽然弱纽带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但是它却不能在我们心脏病发之后提高我们的康复概率。

当我向特蕾莎阿姨讨教长寿的秘密时，她的邻居玛丽埃塔抢着回答：“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愿！”

但是特蕾莎阿姨轻轻地拍了拍玛丽埃塔的膝盖，让她不要说话。她温柔地说：“不，这是因为他们爱我。”

“好吧，我会去教堂为此而感谢上帝。”玛丽埃塔说。

“好，那就请你替我们所有人祈祷吧。”特蕾莎笑着回答道，“你去那儿的时候，记得别让牧师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