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每个人都有一个“村落”

How Face-to-Face Contact Can Make Us Healthier,

Happier, and Smarter

2009年6月的一天，一位名叫约翰·麦科根（John McColgan）的摇滚乐手被告知，他需要一颗新的肾脏，而且要尽快拿到。在美国，每天都有12个人在等待肾源的过程中死去。当约翰的名字被加到肾脏移植等候名单中时，他前面已经有86218个人了。不过当时他住在加拿大，那里的等候名单比较短，“只有”2941人。1尽管如此，这个消息仍然令他倍感沮丧。

约翰是一名鼓手，一个充满活力、肌肉发达的男人，剃着大光头。虽然他在25岁左右就被诊断出患有进行性肾脏疾病，但他几乎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在噩耗传来之前，他没怎么担心过自己的健康。他在48岁时还经常跟比自己年轻10岁的男人打篮球。而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自己17岁的儿子打上几个回合。约翰夏天会滑滑板，冬天会去滑雪。他每天都会在自家客厅的地板上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更不用说击鼓了，那本身就是一种锻炼。

他在30岁前，就跟琳达·朗丝黛（Linda Ronstadt）、凯特和安娜·麦加里格尔（Kate and Anna McGarrigle）一起演奏过。后来，他还给“大妈妈桑顿”（Big Mama Thornton）合过音，为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和史蒂威·雷·沃恩（Stevie Ray Vaughan）等超级巨星暖过场。不过他的收入不多，比挖灌溉渠和翻新房屋的工人多不了多少。约翰的车，油箱常常空着，他的房租也时常因无钱而过期未缴。但是他在舞台上的活跃形象和在舞台下的轻松随性，赋予他一种校园男孩般的永恒魅力：他总能从朋友那里得到帮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约翰是富有的：他拥有一群固定的朋友，其中大多数人都彼此认识，经常往来——这是最为强大、有力的社交网络所应具备的特征之一。就约翰当时面对的困难来说，就算他有大笔银行存款，其实也无济于事——因为，除了伊朗和新加坡以外，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买卖器官进行移植都属于非法行为。2在危机面前，他的家人也无能为力——他的父亲在50岁时就因为多囊性肾病去世了，把这种遗传性疾病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他的母亲则在几年之前因为癌症去世。诊断出来的几个月后，约翰终于意识到，不能一味等待父母的命运降临到自己的身上。他得自己去寻找肾源。

不到18个月后，我见到了约翰。肾脏移植的严峻考验已经过去。我认识他至少已经有20个年头了，我能看出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看上去非常虚弱，光秃秃的后脑勺上有些头发茬，就像一天没刮的胡子那么长；我们坐在蒙特利尔的一间咖啡馆里，借着从积满污垢的窗户投射进来的微光，我发现他的皮肤看起来就像透明的一样。他告诉我，在他认识的人里有4位都愿意捐给他一个肾脏。

第一位是他的前妻艾米。但是她的毒瘾不仅破坏了他们的婚姻，也损害了她自己的健康。虽然她最近已经戒掉毒瘾，但是她的器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妻子的姐姐也愿意为他捐献肾脏，但是约翰觉得，这会把事情搞得太过复杂。杰西现在是三个年幼孩子的母亲，也是一名职业舞蹈演员。当我问她为什么愿意承担如此巨大的风险时，她大吃一惊，惊异于我为何有此一问：“怎么说呢？你也是认识约翰的。你知道所有人都喜欢他。我怎么会不愿意把自己的肾脏给他呢？”

后来又有一位名叫凯特的老朋友。她在一间画廊的开幕式上走到约翰面前，不假思索地提出她愿意帮忙。她后来告诉我，在她提出要捐献肾脏之后，她自己也开始害怕起来。后来她咨询了负责器官移植的护士，如果她捐献肾脏，那么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护士告诉她，平均每3000人里有1人会在手术过程中死亡，而且外科医生可能会不小心刺破她的脾脏。“然后我想，我是不会死的。这事儿肯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但是，术前检查也十分辛苦。虽然她的血型和组织与约翰十分匹配，但医生们仍然没有结束检查的意思。“仅仅在那一年里，我就被检查过至少5次，被抽了16瓶血样。他们提取了各种细胞，检测我们的匹配度。然后他们又检查了我的整体健康状况，做了超声波和电脑断层扫描，还做了一次乳房投影检查，结果发现了一处囊肿，所以他们给我做了活检。然后我还做了24小时泌尿测试，两次。”

她还接受了一次漫长的询问，移植小组对她的动机进行了百般探查。“我看得出他们心存疑虑，因为我并不是约翰的家人。”由于强效抗排斥药物已经临床使用了10年之久，所以捐赠者和受赠人之间是否有血缘关系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尽管如此，医学专家们也需要知道：到底为什么会有人自愿去承担这一切风险和痛苦？

但后来还是出了问题——虽然凯特已经做好了接受手术的准备，但是约翰没有。最后因为时间不合，她没能成为约翰的肾脏捐献者。约翰最终得到的肾脏，来自多年的老友弗雷德。他在少年时代就跟弗雷德一起听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和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当年这两个15岁的孩子还试着在弗雷德家的地下室里拿吉他即兴演奏。30年过去了，现在他们每年可能只会见上一两次面。但当约翰需要肾脏时，弗雷德义无反顾地伸出了援手。

一个与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愿意为你捐献肾脏的概率非常小——大约只有3/1000。而有两个人愿意这么做的概率，更是微乎其微。3但是，约翰却得到了4个人的捐赠。他凭借着培养了数十年的坚实的人际关系，最终战胜了病魔——这疾病曾经夺走了他父亲的生命。

约翰的故事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真实案例，它告诉我们，强大的社交纽带可以延长我们的生命。我会在接下来的章节里陆续证明，投资于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经常进行真实的社交接触的人，比习惯于独处、大部分时间都徜徉于网络世界里的人，身体更加强壮健康，生理防御机制也更好。电子网络和屏幕媒体拥有缩小世界的力量，但是当我们遭遇改变人生的重大转折时，它们与面对面的接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面对面的互动，不仅能激发人们的利他之心，让他们像约翰的朋友那样做出无私的善举。它还会影响我们学习阅读的能力，影响我们抗击感染的能力，甚至影响我们的寿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也想点他们那道菜”

在西方世界的总人口中，只有不足0.01%的人需要一个新的肾脏。4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和周围的朋友、家人保持密切的联系，不能只在紧要关头才想起他们。如果我们不经常进行面对面的人际互动，我们就有可能活不长，记忆力不会那么好，幸福感也可能会比原先逊色一大截。这里说的“经常”，到底有多经常？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我儿子艾瑞克小时候去上小提琴课，他在第一堂课上问音乐老师：“真的必须每天练习吗？”这位据说来自贝尔格莱德的德拉甘先生喜欢开玩笑。他蹲下身来，望着艾瑞克的眼睛，用修长的手指摸了摸下巴，装出一副思考的样子：“并不是每天都需要练习，只需要在你吃饭的那天练习就好了。”

社交接触也同样如此。它是一种生理上的驱动力。这是我经过三年的研究后学到的东西。我钻研的是一个十分新锐的领域——社会神经科学。在我刚刚接受心理学训练时，这个领域还不存在。那时，大脑扫描仪就像私人飞机一样罕见且昂贵。5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大脑扫描仪就比较常见了。大多数大型医院和大学都设置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那里摆了一台笨重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大脑扫描仪（fMRI）。研究型心理学家开始利用它们来研究人际关系背后的科学基础，或者探究人际关系会对我们的身体（比如激素和神经回路）产生怎样的影响。当然，他们也会用到其他人口学和生物化学工具。

我对这一切产生了深深的迷恋。虽然大脑里的社会性结构已经越来越易于观察，但是“社交网络”这个词的意思却发生了变化。它指的不再是你认识的人和你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它现在指的是我们的电子设备之间的联系。我注意到，问起我正在写的这本书的人几乎都会有同样的反应：他们会以为我写的是Facebook和Twitter。

他们把计算机网络和面对面的接触搞混了。这反映出了一种社会趋势。最近新出版的关于社交互动的书籍，往往把这两样东西混为一谈。就连可敬的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美国人时间使用调查”，也把网络活动和面对面的活动放在了一起。这项调查追踪了美国人每天在各项活动上花费的时间，比如个人护理（9.6小时）和吃喝（1.2小时）。但是，去农产品柜台购买当季的哈密瓜，居然和通过克雷格列表网站（Craigslist）安排伴游服务属于同一类活动——也就是“购物”。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玩大规模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比如《魔兽世界》），居然和我童年时代最喜欢的活动之一——跟祖父玩金罗美纸牌游戏被划归到了同一个类别。6

但是，我们真的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电子虚拟人像和此时此刻真实地站在我们面前的另一个人吗？社会神经科学能否告诉我们，这二者之间到底有何分别？现在，美国人每天在网上花掉的时间加起来达到了5200亿分钟——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居民也大致等比相同。那么，我又为什么要特意强调面对面的关系呢？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7

本书要探讨的，就是对于我们的生存和幸福来说必不可少的社交接触。我在为自己的上一本书《性别悖论》（The Sexual Paradox）做研究时发现，女性更看重自己的社交关系，这是她们比男性更长寿的主要原因之一。这让我灵机一动。我忽然意识到，我们过去一直轻视的消遣时光——比如跟朋友们在门廊或者餐桌边谈天说地并非毫无价值，它其实具有极其重要的生理功能。这很可能就是我们人类进化至今依然无法摆脱它的原因。

但是，那道菜到底是什么？我打算从长寿的问题入手来寻找答案，因为我偶然听说，在撒丁岛一些偏远的村落里，男性的寿命几乎和女性一样长——这样的地方整个世界都不多。在其他任何地方，男性和女性的寿命都存在着大约5～7年的鸿沟。虽然近些年来，两性的寿命差异略有缩减，但是仍然不能相提并论，而且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普世的现象。

但是，在那些意大利山村里住着为数众多的百岁老人里，女性和男性都有，其数量之多，简直令人惊异：那里的百岁老人是任何现代城市的6倍之多（某些村落的比例甚至高达10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出生于20世纪初的撒丁岛人仍然活在世上？我将在本书的第2章里详细探讨这个问题。读者诸君将会看到，撒丁岛上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不过，我发现了长寿之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长寿现象一定与村落生活中如环氧树脂般胶着黏合的社交纽带有关。

我本来打算给这本书起名叫《面对面》（Face-to-Face）——我差一点儿就这么干了。但后来我选择了《村落效应》这个名字，因为它能唤起一种归属感。“村落效应”当然是一个比喻。你不需要经历约翰·麦科根的健康危机，也不需要去一个偏远的意大利村落生活，就可以感觉到自己身边有一群亲密的伙伴。过去许多年来，你已经在他们身上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情感——而他们也回报给你同样的关切。你可以与你认识的人在你生活的地方一起创造出“村落效应”。

本书要探讨的就是面对面的互动会带来哪些长期的影响。就算现在的电子通信技术可以加强人和人之间的联系，但是我也将向读者诸君证明，跟亲近之人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可以让你拥有更强的身体免疫力、学习力和生理上的恢复力。这本《村落效应》不仅能帮助你活得更久，还能让你享受生活。

想健康？多跟人面对面交流

人类对关系和归属的渴求，可以解释我们从出生到死亡这一生之中的很多行为。我们的生存完全仰赖于此。用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在《万物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中的话说：“那些跟你有关的祖先，一个都没有被压扁、饿死、卡死、身体受伤，或因为其他原因而不能在恰当的时候把一小堆遗传物质传递给恰当的伴侣，从而使得那唯一可能的遗传组合延续下来——简单来说，最终以令人惊异的方式造就了你。”8如果这样而来的你此时正在阅读本书，那么你大可感谢人类强大的社交纽带。

但是最近许多年来，科学家在研究什么能给我们带来健康和幸福时，大多着眼于具体的事物：食物、赚钱的能力、锻炼和药物。比如我们已经发现，香烟、盐、动物脂肪和肥胖都会缩短我们的寿命，抗生素、身体锻炼和合理饮食都能延长我们的生命。不过现在，新的证据告诉我们，人际关系——我们认识且关心的人，对于我们的生存来说同样至关重要。但是，我想提醒读者诸君注意，并不是任何一种社交接触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只有实时的、面对面的社交接触才有效。

既然人际互动可以让我们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我们很难否认，人类已经离不开面对面的社交接触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和同事以及英国研究者凯瑟琳和亚历克斯·哈斯拉姆（Catherine and Alex Haslam）发现，与孤僻的人相比，社交生活活跃的人在患病之后可以更快康复。还有几十项新近的研究告诉我们，亲密的社交接触可以影响我们的生理恢复能力，也就是身体在受到创伤之后能以多快的速度恢复健康。磁共振成像扫描显示，亲密的社交接触可以使身体组织更快得到修复。200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了3000名罹患乳腺癌的女性，结果发现，朋友众多的女性比社交关系稀疏的女性更有可能活下来，而且前者的生存概率是后者的4倍之高。200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第一次揭露了社交互动和身体康复之间的隐藏机制：史蒂夫·科尔（Steve Cole）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团队发现，社交接触会启动和关闭一些特殊的基因，这些基因会控制身体对癌症的免疫反应和肿瘤的生长速度。10

这并不是北美洲独有的现象。在法国，研究者细致地观察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将近17000名工人的生活习惯。他们发现，这些工人的社会参与度可以很好地预测他们在90年代末是否仍然在世。偶尔为之的社交互动、比较疏远的朋友和同事组成的弱网络，还有我们和亲近之人共处的时间，虽然看似转瞬即逝，却会对我们的大脑和心智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你周围有一群亲密的好友，你们经常一起聚餐，分享八卦，那么你不仅能从中得到许多乐趣，还有可能比孤独的人多活15年。

一项覆盖了近3000名美国人的研究发现，拥有亲密友谊的人远比其他人更不可能英年早逝。一位瑞典流行病学家在2004年发现，拥有广泛社交网络的人最不可能患上老年痴呆症。与朋友往来频繁的50岁男性更不可能患上心脏病。关系紧密、互相支持的社交网络，比医药更能有效地保护中过风的人免受致命并发症的威胁。11

虽然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坚实有力的明证，但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正让我们变得越发孤独。20世纪80年代末，《科学》杂志上的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首次把“社交孤立”认定为过早死亡的原因之一。在那以后，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人口调查纷纷显示，越来越多的人表示他们深感被孤立和孤独。孤独无友的人到底增加了多少？又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和公众的热议。有些人说，我们现在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互联网；但也有些人说，我们的联系变少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互联网。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

孤独是有害的

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里，读者诸君将会遇到一个贯穿始终的问题，那就是数量与质量究竟孰轻孰重。为什么这个问题特别重要？研究表明，我们现在的社交圈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庞大，也更加丰富多彩。但是有12%～23%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没有人可以倾诉衷肠（1985年，这一比例仅为8%）。他们并不是整天一个人坐在公园长椅上向鸽子抛撒面包屑的孤独的退休人士。

在美国，中年人其实才是最孤独的一群人。在年龄介于45～49岁之间的中年人士里，有1/3的人表示他们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倾吐心事。而在英国，年龄介乎18～34岁之间的年轻人最为孤独。12如果这样的事实还不能发人深思，那么英国人要特别注意了：英国精神健康基金会在2010年委托进行了一项全国性调查，结果发现，在所有年龄段中，有1/4的英国人都觉得自己与他人感情疏远，还有1/3认为自己和社区没有任何关系。13

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在2000年出版了一本名为《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的著作，第一次针对不断加剧的社会冷漠发出警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美国人和他们的社区是否正变得越来越脱节？14不管我们能不能把桥牌俱乐部和保龄球联合会的减少当作社会参与度下滑的标志，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孤独并不是美国人的专利。在欧盟，虽然不同成员国的孤独人群的比例不尽相同，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乌克兰、俄罗斯、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拉脱维亚等国家，有强烈失落感的成年人的比例已经达到了34%左右，简直触目惊心。15

这也是我特别感谢祖父母离开那里来到加拿大的原因之一。在65岁以上的加拿大人里，至少有80%表示他们可以经常见到家人、朋友和志愿者，也会经常去听音乐会，或者观看体育比赛（很有可能是冰球）。16我不确定那19%表示自己感到孤独的人是不是经常出门，但是数据告诉我们，人际接触的质量远比数量更加重要。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美国人。这很可能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的“村落”正在不断缩小。

综合社会调查的研究者们采访了各个年龄段的美国人，他们总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过去的6个月里，你曾经和谁讨论过重要的事情？”他们发现，美国人高质量的社交关系在过去的20年里不断减少。在1985年，每个美国人平均拥有3位密友；到了2004年，密友的数量已经小于2了。而在这仅存的一两位密友里，还包括他们的家人。简单来说，他们可以依靠的人变得比以前更少了。“我们会和许多人建立各式各样的关系，”研究者之一、美国康奈尔大学社会学教授马修·布拉希尔斯（Matthew Brashears）介绍说，“但是这个问题只能筛选出对我们来说特别亲密的关系——我们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可以向他们求助，他们会借给你大笔金钱，他们会真正帮上你的忙。他们是你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所以数量一般都很少。”

飓风桑迪、卡特里娜和海燕，还有芝加哥和巴黎的酷暑热浪告诉我们，你的生存往往取决于是否有人足够关心你、时刻关注你的情况。谁会过来载你一程，带给你日常用品，或者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提供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研究证明，在这些突发性灾难事件中，最有可能死亡的是那些周围无人可以求助的人。17但是大多数美国人都觉得他们可以指望的人不到两个啊！这令我深感震惊。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温文尔雅、谈吐温和的布拉希尔斯，他提出了异议：“或许亲近的人确实变少了，但是我们的社交网络并没有缩小啊。”

我问：“你指的是我们的虚拟网络？”他没有给出完全肯定的答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该如何衡量人际关系与互联网。但是，如果人们已经在网络上交流过了，他们就不太可能当面进行重要的谈话。”布拉希尔斯认为，从广义上来说，我们的交谈对象并没有减少。但是在几十年前，大部分的社交互动都是面对面进行的。放眼现在，社交互动都“被Facebook吸走了”。正如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写到的那样，我们的社交关系“难以胜数，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亲近的，也没有一个疏远的”。18

当然，可以交流和谈论大事的人变少了，跟孤独并不是一回事。孤独是一种失落的感觉，感到自己缺少了亲密的情谊，并渴望得到他人的陪伴。它和物理状态的“一个人独处”不一样。苏珊·凯恩（Susan Cain）和安东尼·斯托尔（Anthony Storr）分别在他们的著作《内向性格的竞争力》（Quiet）和《孤独》（Solitude）中准确地指出，很多人都渴望独立自主的生活，由自己来管理自己。19在思考和工作时，我们不希望被人打扰，这段神圣的时间与孤独没有关系。

孤独是一种痛苦的心理状态。科学研究的证据告诉我们，大约1/3的人现在正承受着孤独的痛苦，有些人的痛苦还特别强烈。“大多数与孤独有关的研究都是在西方国家进行的。研究发现，在无论什么时候，都有20%～40%的年长人士报告他们此时此刻感到孤独；更有5%～7%的人报告说，他们有强烈或者长期持续的孤独感。”约翰·卡乔波和芝加哥大学的同事们如是写道。20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3位女性——一位30余岁，一位50余岁，另一位60余岁告诉我，她们在工作日里独自生活没什么问题，因为那时她们都忙于工作，但是周末就苦不堪言了。“我每个星期六都会哭，”我在体育馆的更衣室里碰到37岁的维罗纳卡时，她这样告诉我，“孤独感实在太难以承受了。”

如果亲密的面对面互动可以保护我们——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和免疫系统，甚至提升我们一生的智力水平，那么孤独的影响就刚好相反。根据英国流行病学家安德鲁·斯特普托（Andrew Steptoe）的研究，孤独感会加剧与心脏疾病有关的炎症和应激反应，干扰我们记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1孤独感对于女性的威胁尤其严重。在一项针对日本中年人进行的大规模人口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很少跟亲人团聚的女性最容易死亡。22女性还更有可能受到孤独的朋友的影响，因为心理感受更容易在女性的社交网络中散播开来。23但是也有一些研究指出，亲密感的缺失对于两性的影响其实没有什么不同。约翰·卡乔波和同事们发现，孤独感会刺激皮质醇的分泌，提升血压水平，破坏内脏器官——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年龄如何，也无论处于何种人生阶段。24

不管你是在校大学生还是退休人士，数据告诉我们，慢性孤独并不是一种高贵的存在状态，而是一个公共的健康威胁。不过在流行文化中，人们似乎总对孤独抱有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克服你的孤独恐惧症》（Get Over Your Loner Phobia）和《为“推”而食》（Eat to the Tweet）之类的标题似乎在暗示我们，如果你因为独自生活而承认自己可能会感到孤独，或者认为其他人也会这么想，那么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25

皮尤互联网计划的李·雷尼（Lee Rainie）和电子社交网络的资深用户、加拿大社会学家巴里·威尔曼（Barry Wellman）在他们的著作《超越孤独》（Networked）中摘录了一段《埃莉诺·里格比》（Eleanor Rigby）里的歌词：所有那些孤独的人们，他们来自何方？他们不相信面对屏幕可能会助长孤独感。他们认为，“网络接触包含的社会信息和人际互动比较少，可能会导致人际关系萎缩”的假说是一个陷阱。他们写道：“网络互动的对象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个人印象，网络媒体并不是单纯的信息流。”他们还提到了一个老生常谈：“人们很少会在互联网上和陌生人互动。”26

不过，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由于互联网的便利和强大，很多人现在一个人都能过得很好，生活、购物、上学和工作全都不成问题。很多课程都会发布在网络上，大规模网络公开课也在不断激增，许多大学生甚至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房间。这不禁让我想到，在20世纪中叶，随着汽车逐渐成为交通运输的主流形式，街边人行道也在美国的很多城市规划方案中失去了踪迹。就像消失了的人行道一样，邮局、报刊亭、书店和音像出租商店也渐渐变得过时了。就在几年之前，我们还有可能在这些地方碰到我们的朋友，跟别人寒暄几句。

互联网上确实有很多互动工具和应用程序，可以帮助人们保持联系。不过，互联网也会让我们变得更挑剔。在互联网上，你不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撞见邻居或者一位疏远的朋友。互联网让我们掌握了主动权。有些研究发现，联网设备可以让我们减少自我中心主义思想，更关注外部世界的活动。威尔曼和雷尼写道：“互联网不会促使人们离开公共场所。使用互联网的人反而会频繁地造访公园、咖啡馆和餐厅之类的地方。”27但是《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专栏作家艾伦·古德曼（Ellen Goodman）也提醒我们：“一走进星巴克，你就会发现1/3的顾客都在和他们的笔记本电脑约会。”28

我并不是说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只不过网络接触很难被视为一种亲密关系。尽管如此，正如“贝尔妈妈”当年预见的那样，在不可能跟朋友和所爱之人进行面对面接触的时候，电话、手机和Skype就成了最佳选择。我也改变了自己过去的看法。最近，我们在Skype的帮助下，邀请一位近邻的儿子参加了我们的逾越节家宴。虽然伊桑当时还在军队里服役，但是我们在饭桌上给他的笔记本电脑留了个位置。还有一位曾经住在街对面的朋友，也通过她父亲的iPad参加了我们的中国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客人们就像传递婚礼摄影师的麦克风一样，把iPad传来传去，每个人都能跟她说上几句话。

似乎一直以来，我们家族的女性都保持着电话联谊的悠久传统。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我的祖母都会拿起那个黑色拨盘式电话的听筒，一一致电她的女性朋友，问候她们健康快乐。虽然她们的谈话非常亲密，但是她叫起她们的名字来依然一板一眼：杜波夫人、西尔维夫人、库珀夫人、达达夫人和泰特尔鲍姆夫人。当年我的母亲在家照顾孩子时，她在饭厅里拉了一根3米长的电话线，继续和她的社交圈保持联络。现在轮到我了。如果我见不到自己的朋友和所爱之人，我就会通过无绳电话、手机、电子邮件、短信和Skype，跟我的社交网络保持联系。我的社交网络画出来大概是图0-1的样子：

圆点代表女性，三角形点代表男性。

皮尤互联网计划的一项研究证明，手机用户的个人网络大于数目稀少的非手机用户——准确来说，大了12%。29但是在另一组研究中，同一群科学家也证明，社交网站的活跃用户虽然拥有更多样化的电子网络，但是他们认识的邻居却少于很少用社交媒体的人，他们也更难融入本地的社区。30爱默生在1857年写道：“人必须被社会包裹其中，否则我们必将感到赤裸和贫穷。”爱默生说这句话的时代，确实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现在的我们，真的和过去那么不一样吗？

拥有强大功能和即时特性的电子媒体，似乎可以替代一切社交接触。但是，我将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向读者诸君证明，最新的证据已经颠覆了这种看法。电子媒体确实可以左右选民的意愿，推翻报纸的言论，但是就人类的认知和健康而言，它们和面对面的互动无法画上等号。

当然，你也可能会发现一个悖论。你活得越久——一般而言这总是好事，你的配偶、伴侣和亲密朋友就越有可能先你而去，把你独自一个人留在世上。除非你拥有丰富的资源，而且在一生之中不断打理自己的社交网络，否则独自生活就有可能意味着你会慢慢失去与他人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家克劳德·费舍尔（Claude Fischer）在过去30年中一直研究社交网络和城市生活。他指出：“很多美国人都独自生活。”在不断激增的独居人群中，丧偶和离婚人士又占了主要比例。31在年龄超过75岁的美国男性中，有1/4现在正过着独居生活。而在同年龄段的女性中，有整整一半都过着独居生活。其中很多人都已经离婚，或者他们比自己的配偶更长寿。

在英国，独居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两倍之多。根据《每日邮报》的调查，单人厨具的销售量在2010年间增长了140%。《每日邮报》称：“只够煎一只鸡蛋的小煎锅、只够放一片吐司面包的小盘子、只够装一杯茶的小茶壶，现在都已经成了厨具界最热销的商品。”而在20世纪后半叶，大蒸锅才是家家必备的厨房用具。文章还写道：“就连中式炒菜锅，现在都为了适应单身市场的需求而缩小了尺寸。”在超过85岁的英国居民里，现在有80%的人都过上了独居的生活，所以拿一个鸡蛋做煎蛋饼的很有可能就是老年人。32

我们也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理解这些令人惊异的统计数据。好消息是，北美、日本和欧洲居民——特别是女性的寿命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长度。另外，如果独居生活是他们出于自愿的选择，那么大多数人现在也有足够的能力照顾自己的生活。但是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面：如果他们拥有合适的伴侣，那么他们有可能活得更久。芬兰的流行病学家曾经研究了将近7000位老年人，结果发现，预测孤独的最佳指标之一就是老年人能否独自生活。

4年之后的后续研究发现，孤独的老者——不管他们在上次调查时的健康状态如何，更有可能在这4年中撒手人寰，他们的死亡风险比别人高了31%。33还有一项由东京流行病学家岩崎基（Motoki Iwasaki）领导的大规模研究，调查了11500位日本中年居民。研究发现，很少有机会和亲戚面对面互动的城市女性最容易死亡。34研究者追踪了年龄介于40～69岁之间的所有群马县女性。她们的年龄不算太大，私人财产也不算太少。不过，她们的身体恢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与亲戚的面对面接触。

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我将会探讨某些与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息息相关的问题。在儿童发展新技能时，在成年人谈恋爱时，在我们商讨商业问题时，或者在我们年岁渐高时，面对面的互动对我们来说到底有多重要？35为什么人类进化出了如此精妙的“信任-背叛晴雨表”？如果失去了和伴侣的面对面互动，这些机制是否仍然能正常运作？为什么女性的社交网络比男性更加紧密？这对于他们本人和周围其他人的健康来说，到底又意味着什么？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汤姆·瓦伦特（Tom Valente）证明，最受欢迎的孩子就像各个小集团中最有影响力的中转站，吸烟、饮酒和滥用药物的行为更有可能通过他们在青少年中传播开来（或者得到抑制）。36如果不懂得利用青少年的社交网络，那么代价高昂的公众健康项目很有可能付诸流水——就算它们用上了Twitter和Facebook。

这项研究告诉我们，物理上的靠近非常重要。让-保罗·萨特在60年前写下了“他人即地狱”的名句。在接下来的几章里，你会发现他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