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豪放词派

轼一生的政治道路很坎坷。在朝任官期间,正值王安石变法,他要求改革弊政,但主张变法不宜过于激烈,反对急于求成,由于建议未被皇帝采纳而请求外调。苏轼在外任官期间,一些官僚趁机从苏轼诗文中罗织罪状,将他逮捕入狱,酿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王安石变法失败后,苏轼被重新起用,因反对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完全废除新法,先后被迁到杭州、颍州、扬州等地任官,任职期间曾减赋赈灾,抗洪保堤,整饬军纪,加强边防,政绩很突出。绍圣元年(1094年),新党得势,苏轼再次成为新贵打击的对象,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州)。直到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苏轼才遇赦北归,一年后在常州逝世。

苏轼是豪放词派的创始人。豪放作为文学风格,始见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杨廷芝在《诗品浅解》中将“豪放”解释为“豪迈放纵”,“豪以内言,放以外言,豪则我有可盖于世,放则无物可羁乎我”。可见豪放词气度超拔,不受拘束。豪放派的特点,大体上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来写词,善于运用典故,不受音律束缚,气势恢弘雄放。作为豪放派的始创者,苏轼突破了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现存的作品来看,苏轼对词的革新是多方面的。

有词以来,文人多用它来描写男女恋情,渲染离情别绪,“词为艳科”是人们的固定观念。苏轼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等传统题材,而且还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的意境,增强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他以雄健的笔力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如《沁园春·孤馆灯青》写青年时代的政治抱负;《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写贬谪后孤高自赏不肯随波逐流的情绪;《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借用祢衡的遭遇来暗喻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这些词作都很有个性。在徐州写的五首《浣溪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描绘了农村生活的景象,刻画了黄童、白叟、采桑姑、卖瓜人等各式各样的人物,描绘了一组富有生活气息的农村风俗画。

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都有所创新。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雄健激昂,达观潇洒。咏史时长啸“大江东去”,抒怀则沉吟“鬓微霜,又何妨”,怀友时放歌“有情万里卷潮来”,写景则渲染“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饮酒时高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轼的词集中表现了豪放派的特点,王士祯评价苏词“挟海上风涛之气”(《花草蒙拾》);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辛稼轩词序》)苏轼还把陶渊明《归去来辞》改写成《哨遍》,将韩愈《听颖师琴诗》改写成《水调歌头》,在词体上堪称创制。

在语言和音律上,苏词也有新意。苏词语言大多吸收诗赋词汇,并把口语融会其中,不仅激扬顿挫,而且清新质朴,改变了以往词人镂金错采的风格。苏词还时常突破声律的限制,追求自由无拘的形式。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说:“居士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豪放杰出,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复斋漫录》)李清照说苏词“皆句读不协之诗耳”。实际上苏轼的《蝶恋花》《贺新凉》等在当时都广为传唱,宋代词评家也赞赏《水龙吟》“声韵皆婉”(《曲洧旧闻》)、“全章妥溜”(《词源》),这些都说明苏词并不忽视音律,只是更重视词的文学价值。

豪放派主要作家除苏轼外,同时代的还有王安石、贺铸等。宋朝南渡之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得到发展,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孝祥、张元干、陈亮、刘过等人都写豪放词,豪放词派蔚然成风。南宋词人辛弃疾直接从苏词中得到启发,用词抒发爱国之思,提升了词的思想高度,形成苏辛词派。豪放派的出现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结束了婉约派风靡词坛的局面,开创了新的天地,把词从柳荫花下带到了山川河流、农舍阡陌的广阔天地,战士、郡守、渔夫、浣衣女、莲娃等各类人物形象也进入了词的描写范围。这些都大大拓展了词的表现空间,加强了词反映生活的功能。由于内容的扩大,带来了形式上的变化,豪放词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声律的限制。在词的文学性和音乐性上,豪放派词家更重视其文学性,为了达到文学上的效果,他们“不善剪裁以就声律”(陆游《老学庵笔记》)。因此,也出现了一些过于平直甚至粗糙的作品。但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派别,豪放词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宋、金直到清代,写作豪放词的作家历来都大有人在。由于苏轼等人的倡导,豪放派形成一个巨大的流派,与被视为正宗的婉约派“并行而不能偏废”(《四库提要·东坡词》),成为古代词坛的两座奇峰。

(卢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