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序曲(2)

拉着马车的一匹马抽搐了一下，又活了过来。正当革命者们冲向马车试图夺取装在后面的钱袋时，这匹马冲出混乱，朝着山下的士兵集市（Soldiers Bazaar）奔了过去。它带着的钱是斯大林答应列宁要夺来用以革命的。

在接下来的整整一个世纪中，斯大林在此次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长期受到质疑，却也无法得到证实。不过，现在，莫斯科和第比利斯新近公开的档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就是整起事件的主谋，早在几个月之前，他便开始招募行动的“内应”。格鲁吉亚的档案中有一份他妻子的姐姐萨什克·斯瓦尼泽留下的回忆录，据其记叙，斯大林曾公开承认自己是行动的指挥。[3]银行攻袭事件发生一个世纪后，真相终于被揭露了。

斯大林对“政治的脏活”颇为享受，他喜欢在革命的“阴谋剧”中扮演关键性角色。在他成为苏联的领袖之后，他曾隐晦甚至感怀地提起过那些“哥萨克和匪徒”——Kazaki i razboyniki，俄语中的“警察与强盗”——的游戏，可他从来没谈起过细节，因为这将损害他作为国家元首的形象。

1907年的斯大林是个瘦小而又神秘的年轻人，有很多化名。他经常穿红缎子的衬衣、灰色的外套，戴着标志性的黑色软呢帽。有些时候，他会穿格鲁吉亚传统的乔卡，还会戴上白色的高加索头巾，让它花哨地垂在肩上。他总是在搬家和逃亡，所以他有很多沙皇贵族穿的制服。他会用它们乔装打扮。他甚至会为了逃跑乔装成女人。

他很受女性欢迎。他会唱格鲁吉亚的民谣，会大声朗读诗歌。虽然他颇有魅力且富有幽默感，但他依然是个阴郁的人，带着格鲁吉亚北方人奇怪的冷酷感。他那“灼人的”眼睛会在表示友好的时候变得迷人可爱，却也会在愤怒时变成黄色。他还没有蓄上后来在他执政时期标志性的胡须和向后梳起的头发——这时的他有时以一脸大胡子和长发示人，头发是褐色的，并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变成黑色。他满脸雀斑和痘子，走起路来很快却有点跛。他总是别扭地举着左臂，那是他在儿时受伤落下的病根。

他不知疲倦，满脑子的主意和想法。他很好学，同时也是天生的老师。他爱好小说和诗歌，但他对文学的喜爱却永远不及他对指挥和领导、消灭敌人和报复小人的欲望那么强烈。他很有耐心，冷静而又谦逊，可又会在突然之间变得自负、固执而又敏感，一不小心，他那根狠毒的雷管就会被点燃。

他从小浸淫在崇尚尊严和忠诚的格鲁吉亚文化中，他是个勇敢的现实主义者、爱挖苦人的犬儒主义者和冷酷无情的武装革命者：正是他一手策划了银行攻袭，正是他缔造了“组织”这一武装团体，而他则像黑手党首领一般在暗处指挥着“组织”。他故意让自己显得像农民一样粗俗，这使得他的同志们对他敬而远之，但他也不会向任何恃才傲物的对手显露自己敏感的一面。

他幸福地娶了卡托，却无情地选择了居无定所的生活。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让他超越常人的道德观和责任感，不受爱的羁绊。可是，当他对他人的狂妄自大说三道四时，他却对自己对权力的渴望毫无意识。他珍惜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当他敲响朋友家的大门而他的朋友问门外是谁时，他会用一种半带自嘲的狂妄口吻说：“穿灰衣服的人。”

他是历史上最早的职业革命家之一。“地下”是他天然的庇护所，他以猫一般的优雅，带着他的破坏性秘密地穿梭于其中。“穿灰衣服的人”是个天生的极端主义者和阴谋策划者，而他同样也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者，“他自青年时期便是个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起发生在高加索的街头武装行动是他暴力的狂欢，而他对暴力狂欢的喜好会渐渐膨胀，最终融入到苏联怪诞的政治文化中。

“斯大林开启了一个持械剥夺的时代。”约瑟夫·达夫里舍维——这次攻袭银行的主谋之一，斯大林家乡的伙伴——说道。我们曾经以为，斯大林会组织行动，却不会亲自参与。他或许没有亲身参与1907年的事件，然而，可以明确的是，经常带着毛瑟枪的他与其他几起剥夺事件的关系更加密切。

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引起关注的机会。而他也知道，攻袭银行要想成功，“内应”不可或缺。具体到1907年的事件，他确实招募了两个“内应”。其一是个银行职员，斯大林富有耐心地感召了他。而后，他偶遇了一个同学，那人恰好为银行邮局工作。斯大林对其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说服，最终此人透露，有一笔巨资——可能多达100万卢布——将于1907年6月13日抵达第比利斯。

在此之后，这位关键性的“内应”说，自己之所以愿意协助这次影响巨大的剥夺事件，只是因为他欣赏斯大林在诗歌方面的天赋。也只有在格鲁吉亚这种地方，作为诗人的斯大林才能成就实施武装剥夺的斯大林。

马拖着马车和钱袋冲过广场。有些革命者慌了，可三位枪手立刻行动了起来。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一马当先冲向马匹。他不顾生命危险地把另一个“苹果”扔到马肚子下面。手榴弹瞬间爆炸，马的内脏横飞四溅，它的腿也被炸飞了。巴楚亚本人也被炸到天上，然后一头砸在马车上，晕了过去。

马车倾倒，终于停了下来。巴楚亚不能动弹了，但达提科·加布鲁阿什维利赶紧跳上马车，提起钱袋，摇摇摆摆地在浓雾中向韦利亚米诺夫街跑去。可是，他们早已陷入了混乱。达提科不可能提着那么多钞票跑那么远，他必须把钱袋交给别人——可是，他能交给谁呢？

烟雾渐渐消散开来。广场犹如刚刚经历了一场小型战役，尖叫声和枪声依然不绝于耳，马车倾倒在地，尸体散落在四周，血渐渐弥漫开来。没死的哥萨克人和士兵们跑了出来，捡起地上的武器。支援部队正在赶过来的路上。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回忆道：“所有同志都出色地执行了任务——除了3个胆小的逃跑了。”然而，此时此刻，达提科却发现自己孤立无援。他停下了脚步，刹那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行动的成败命悬一线。

那么，斯大林真的在萨姆巴托夫王子宫殿的屋顶上扔下了第一颗炸弹吗？有另一种说法。P.A.甫连科是斯大林欣赏的作家，据他说，斯大林亲自袭击了马车，并被一块炸弹碎片所伤。不过，这不太可能是真的。斯大林习惯出于安全考虑和所有人“保持距离”，而他也总是把自己看得很特殊。

据格鲁吉亚的档案记载，在20世纪20年代，卡莫曾在一次醉酒后声称斯大林根本没有参与行动，而只是旁观过。这一说法被另一个源自于警察的消息所印证，虽然这一消息源本身是否可靠值得商榷。据此消息源说，斯大林是在果洛文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道“一幢宅邸的院子里，抽着烟观望了整场血腥杀戮”。而那幢“宅邸”的的确确是萨姆巴托夫王子宫殿。那条大道上的牛奶吧[4]、酒馆、修鞋铺、理发店、裁缝店里全都是奥克瑞纳的告密者。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斯大林，这位擅长突然遁匿的幕后指挥早在枪声响起前便已经离开了。事实上，据最可靠的消息称，他那天早上便已在火车站现身。

他完全可以从容地在火车站里通过搬运工和乞丐遥控埃里温广场的情况。如果这些充满民间智慧的无产者带来了坏消息，他可以立马跳上火车，消失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