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饮食文化中的主食及其他

中国是最讲究吃喝的国度,有极其悠久的吃喝历史。孔子后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夫子就非常明确地说:“食色,性也。”把吃排在人本性需要的第一位,先是“吃”,然后才是“色”。细一思来,这真是一个古今中外永恒的颠覆不破的真理,因为只有吃饱肚子才能去考虑其他需要。不论那些宣扬“爱情至上”的人如何信誓旦旦,若饿上几天,恐怕就不会顾及什么“色”了。“低标准”那几年,不用搞什么计划生育,人口的出生率也极低,便是先有食后有色的最有力的证明。圣人就是圣人,说的话就是对。不过,说研究探讨“吃喝”又太俗气,于是人们便美其名曰“饮食”,如果再加上“文化”二字,就显得更高雅,所以笔者也附庸风雅一把,称之为“饮食文化”。

一、各类面食

唐人所吃主食与今天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从原料上分,也是面食和米食两类。从史料出现的频率来看,饼最多,馒头未见,饭、粥、糕也有一些。

“饼”是会意字,“并”在一起而可吃之物,即指用水和面后做成的食品。开始时它指所有的经过加工后的面食。在唐代依然是一个类概念,包括许多样式的面食,其中还包括我们现代的馒头、面条之类。单就“饼”来说,就有胡饼、蒸饼、煎饼、环饼、汤饼、薄饼、齑饼、烧饼、笼饼等。

“胡饼”是从少数民族传入的,个儿大,每个用面半升,是隋唐时期最流行的食品之一。据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行礼记》载,会昌元年(841年)“立春节,赐胡饼和寺粥。时行胡饼,俗家亦然”。转引自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在立春时,朝廷向文武百官中够品级的大臣和皇亲国戚赐胡饼,而普通百姓家也喜欢吃这种玩意儿。时至今日,依旧流行“立春”吃春饼的习俗,很可能是发源于此。

胡饼中有一种胡麻饼,类似今天的芝麻烧饼。白居易《寄胡麻饼与杨万州》诗道:“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于饥谗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第1098页.此诗为我们了解当时胡麻饼的常识提供了文字资料。可知这种饼是用炉火烤出来的,表面一定很脆,京师中最有名的胡麻饼是辅兴坊烤的。辅兴坊在宫城和皇城中间的安福门到西面的开远门大街的北面,是贵族居住区,也是非常繁华的地区。196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个直径19.5厘米的大饼,即唐代胡饼之实物,类似如今依然在新疆地区流行的素馕。

胡饼还可做成一种叫作“古楼子”的食物。据《唐语林》卷六说:“时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层布于巨胡饼,隔中以椒豉,润以酥入炉。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为‘古楼子’。”(《说库》上册)根据这几句话,可知其做法当是这样的:先切一斤羊肉,均匀地分布在一张大胡饼中间,在饼和羊肉中间加入调味品胡椒和豆豉。再用油酥滋润,然后用炉火烤,待羊肉半熟时,出炉食用。这种食品便是现代“夹肉大饼”的祖先。

蒸饼从字面看好像是蒸的饼,但据史料记载分析,当是今天的馒头之类。《朝野佥载》卷五载,长安有个专门经营蒸饼的专业户叫邹骆驼,经常推小车在街市上卖蒸饼。一个卖蒸饼的人能够被人们记下名字,一定是当时的名牌风味小吃制造家。也可以想象当时在街头巷尾都有出摊卖食品的,也有推车到处流动的。

武则天时,四品官张衡正将要被提拔,在吏部对其进行考核时,他的仕途却因为一件不能再小的小事而受到阻碍。他上街时,“路旁见蒸饼新熟,遂市其一,马上食之,被御史弹劾。”(《酉阳杂俎》前集卷四)一个官员公然在路边买吃的,又骑着马边走边吃,确实有点不文明。但因这点事就不提拔,也有些过分。

唐代还有一种叫“”的食品,也属于饼类,是唐代新引进的。有人考证说是一种带馅的面点,可能类似今天的馅饼。李匡乂在《资暇录》中说:“毕罗者,蕃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今字从食,非也。”指出这一食品的发明人是姓毕的和姓罗的两个人,从“毕罗店”的名称看,有可能是一对夫妻。在长安很流行,有许多专卖的铺子和专门经营此物的店,也算是当时的特色风味店,生意一定很火。

据段成式《支诺皋》载,柳璟知贡举那一年(魁按:柳璟知贡举在武宗会昌元年和二年,公元841年和公元842年),一位国子监明经大白天做了个梦,梦到有人访问他,问他姓名,他以实相告。那人笑着说:“君来春及第。”此人一高兴,便邀邻屋的几个举子共同到长兴里店吃饭,那是他经常去的地方,几个人美美地吃了一顿。忽然梦醒,见长兴里店的一个伙计背着钱褡子进门道:“郎君与客食,计二斤,何不计直而去也?”此人非常惊讶,连忙解开衣襟掏钱付账。他将此事告诉几位朋友,共同去长兴里店看,里面的摆设与梦中完全一样。来年春,他果然明经及第。(见《说库》上册)

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当时长兴里的店是个有名的风味饭店,举子们经常光顾,有时请客也去那里。这个举子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完客没买单就走了,让人追到住处来要钱。而且,当时,这种也是按斤来卖。不仅有专门的店,许多士大夫家里也爱好这种东西,当时以美食家著称的韩约自家所做的“樱桃”竟能在熟后,馅里的樱桃“其色不变”(《酉阳杂俎》前集卷七)水平确实非同一般。也可见在当时普遍食用的情况。

汤饼顾名思义是下在汤里煮的,形一拉长便成了条状,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面条。夏天吃的叫“冷淘”,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冷面。杜甫在夔州时写《槐叶冷淘》诗道:“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新面来近世,汁滓宛相俱。入鼎资过熟,加餐愁欲无。碧鲜俱照箸,香饭兼苞芦。经齿冷于雪,劝人投此珠。”《杜诗镜铨》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66页.诗从原料写起,从高高槐树上采下的嫩叶,新买来的面粉,是主料。张潜注曰:“槐叶味凉苦,冷淘,已熟面名,以槐叶汁和面为之。”可知这种冷面是用嫩槐树叶挤压出的汁和面而成,一定别有风味。擀成面条后用鼎煮熟,再过水使之凉透,放入调好佐料的器皿中,便可吃了。从“碧鲜俱照箸”一句来看,这种冷面很有光泽,玲珑剔透,一看就会增加食欲。

《唐六典》卷十五载,光禄寺供应百官膳食中云:“冬月则加造汤饼及黍臛,夏月加冷淘、粉粥。”从两个加字体会,这种玩意儿似乎不是主要充饥的食品,而是一种添加的小吃。上述杜甫诗中,在吃冷淘时,还要吃“香饭”,也说明这个问题。

与现代一样,有的旅店也靠吃的特色盈利。如在潼关之西便有一个著名的冷面店。《南部新书》戊卷载:“野狐泉店,在潼关之西。泉在道南店后坡下。旧传云:‘野狐掊而泉涌,店人改为冷淘,过者行旅止焉。’法馔中有野狐泉者,以菉粉为之,亦像此也。”(《说库》上册)潼关路是当时最主要的东西大动脉,这家旅店又如此知名,经济效益一定非常好。

与现代一样,在大城市的许多街道和一些交通要道的路边几乎都有卖小吃的,给顾客带来很大方便,同时,这种行业也养活了一批人。《南部新书》庚卷载:

房光庭尝送亲故葬,出定鼎门,际晚且饥,会鬻蒸饼者与同行,数人食之。素不持钱,无以酬直。鬻者逼之。房命就我取直,鬻者不从。房曰:“与尔头衔,我右台御史也。可随取直。”时人赏其放逸。(《说库》上册)

定鼎门是东都洛阳外郭城三个南门的中门,出此门便已出城,卖食品的当然少了。天晚而且又饿,幸亏有一个卖蒸饼的与他们同道。此人很可能是看他们人多,或者还有其他送葬者,所以一路随行。果然有效益,卖出一些蒸饼。但这位裴大人平常口袋里没有带钱的习惯,而同行人中他最有地位,当然应当他掏腰包。可腰包里却空空如也,便要赊账。卖饼者不答应,他便把“头衔”给了那人。“头衔”可能是现代“工作证”之类的东西。这么贵重的东西随便给一个卖饼的,是够随便的。故时人“赏其放逸”。

二、各种饭食

“饭”包括的概念也很广泛,如果从原料分,主要有粟米饭、稻米饭和麦饭。粟米饭就是黄米饭,北方多食之。稻米则是糯米,带黏性的是大米,南方人多食之。其实这与当时粮食作物生产的分布情况有关,北方盛产谷子,旱谷子即是小米,黏谷子则是黄米。南方多水田,盛产水稻。故南北人各喜欢吃当地的产品。此外,还有一种用菰米的果实,俗称茭白的东西做的“雕胡饭”,为文士和诗人所喜欢。如李白《宿五松山下荀媪家》诗便说:“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那位姓荀的老妈妈给李白做的便是雕胡饭。

饭中加进一些别的佐料便可做成名目繁多的饭。如将肉丝蛋黄等做成的美味浇在黄米饭上,便叫“御黄王母饭”(《清异录》卷下),这是韦巨源“烧尾宴”中的一道主食。把饭做稀了便是粥,其做法和今天大致相同,也有很多名目,如后唐宰相上朝前厨房给准备的小吃中,即有“粟粥、乳粥、豆沙加糖粥”(《清异录》卷下)。

“糕”在主食中属于点心类的深加工食品,其原料米面都有,但当时不叫点心而叫“果子”。如,来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日本僧人圆仁在长安过新年时,“众僧上堂,吃粥、馄饨、杂果子”(《入唐求法行礼记》卷三)。馄饨即今天的馄饨,“杂果子”三字说明当时的点心样式还不少。1966~1972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墓葬中曾发现许多精美的花式点心,证明那时制作点心的工艺水平已相当高,且有相当的审美价值。另外,“包子”一词最早见于《清异录》,饺子在唐代已普遍食用。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唐代墓葬中发现饺子的实物,其形状与今天完全一样。

三、饮食习俗种种

饮食作为一种文化,也形成许多风俗。如流传至今的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除夕吃饺子等,都有很悠久的历史。下面,将唐代有关于此的一些风俗做一下简单介绍。

“长安市里风俗,每至元日以后,递相饮食相邀,号为传座。”(《南部新书》乙卷,《说库》上册)这种风俗,至今也有余习。正月过年后,亲戚朋友轮流坐庄请客。只要不过分铺张,对于融洽感情还是有好处的。

到寒食节时,则讲究吃粥。《南部新书》乙卷载:“每岁寒食,荐饧粥鸡球等。又荐雷子车。至清明,尚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火者进,上赐绢三匹,碗一口。都人并在延恩门看人出城洒扫。车马喧阗。新进士则于月灯阁置打球之宴。或赐宰臣以下酴醚酒。”(《说库》上册)“长安四月以后,自堂厨至百司,通谓之樱笋厨。公之盛,常日不同。”(《南部新书》乙卷,《说库》上册)这很明显是在四月初一宫中赐樱桃宴的影响下而形成的风俗。总之,每到一种节日,便有吃的名目。但这是贵族圈子里的事,而一般贫苦百姓是没份的。

开元天宝盛世,贵族的饮食也很盛。《开元天宝遗事》载:“杨国忠子弟,以奸媚结识朝士。每至伏日,取坚冰令工人镂为凤兽之形,或饰以金环彩带,置之雕盘中,送与王公大臣。唯张九龄不受此惠。”(《说库》上册)夏天用冰雕刻成的带有工艺性质的玩意儿,是用来防暑降温的,虽算不上什么主食,但可看出杨国忠挺会笼络人心。

当时以吃著称的要数韦陟,“其于馔羞,犹为精洁,仍以鸟羽择米。每食毕,视厨中所委弃,不啻万钱之直。若宴于公卿,虽水陆具陈,曾不下箸。”(《酉阳杂俎》续集卷三)唐人冯贽《云仙杂记》卷三说得更明白:“韦陟厨中,饮食之香错杂,人入其中,多多饱饫而归。语曰:‘人欲不饭筋骨舒,夤缘须入郇公厨’。”(《说库》上册)韦陟被封为郇(xún)国公,从此便留下“郇厨”“郇公厨”这一名词。他在当时肯定是知名度非常高的美食家,否则不会有此殊荣。

唐人普遍爱吃羊肉,有时吃得还非常讲究。“熊翻每会客至酒半,阶前旋杀羊,令众客自割,随所好者。彩绵系之。记号毕,蒸之各自认取。以刚竹刀切食。一时盛行,号‘过厅羊’。”(《云仙杂记》,《说库》上册)客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随意割新鲜肉,系上彩绳做记号,然后马上蒸熟便吃,味道一定非常鲜美。李令问的吃法则有点残忍。“李令问开元中为殿中监,馔尤酷,罂鹅、笼驴皆有之。”(《南部新书》丙卷,《说库》上册)从“酷”字看,鹅和驴可能是整个活烤。

另外,还有一种“烧尾宴”,在初唐、盛唐之交也流行了一段时间。“景龙以来,初拜官者例许献食,谓之烧尾宴。开元后亦有不烧尾者,渐而还止。”(《南部新书》丁卷,《说库》上册)

唐代大城市置办酒筵的能力是相当强的。请看这条材料:

德宗非时召拜吴凑为京兆尹,便令赴上,凑疾驱,诸客至府,已列筵矣。或问曰:“何速?”吏对曰:“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金釜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常可立办也。”(李肇《唐国史补》卷中,《唐语林》卷六也有此条,字句稍有不同)

几百人的高级筵席,随时可办,表明人们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力气,吃的水平和能力相当高。

当然,不是所有的贵族或官僚都奢侈,也有个别清廉俭朴的。曾两任宰相的郑余庆“廉俭。一旦,书请两省家膳。至则脱粟蒸胡芦而已。”(《南部新书》丙卷,《说库》上册)两省指中书省和门下省。把自己的下属请到家中做客,结果吃的就是小米饭和蒸胡芦条。作为高官,能如此清廉俭朴,确实难能可贵。也正因如此,他的这种美德才被记录下来。

一般百姓的饮食则不能如此讲究了,只要能填饱肚子就可以了。最下层的奴仆则连这点也达不到。唐人张鷟在《朝野佥载》中记了这两件小事,于此可见一斑。

广州录事参军柳庆独居一室,器用事物并致卧内。奴有私取盐一撮者,庆鞭之见血。

夏候彪夏月食饮,生虫在下,未曾沥口。尝送客出门,奴盗食脔肉。彪还觉之,大怒,乃捉蝇与食,令呕出之。(《说库》上册)

两个故事中的主人都有点不正常,但两个奴仆的遭遇也太惨了。一个因为私下里取了一撮盐,便被打得出血;一个因为主人出门送客偷吃了一小块肉,便被硬逼着吃苍蝇将其吐出来。试想,如果不是实在太缺咸味,谁能去拿一撮盐?如果不是实在太馋,怎能趁主人送客的一点时间偷块肉吃?于此可见奴仆们饮食生活境遇之一斑。

四、千里送荔枝与樱桃宴

唐代人所吃的水果与前代和今天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在享用水果方面却有值得一说的地方。因为杨贵妃爱吃荔枝,唐玄宗爱杨贵妃,便不惜花费大量财力、民力而用快马千里送荔枝,成为千古口实。后人以此为题材创作诗文者不胜枚举,于是荔枝的身价也就高了许多,成为许多人都愿意品尝一下的著名水果。杜牧《华清官绝句》中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是妇孺皆知的名句,苏东坡的《荔枝叹》也是人人爱读的名篇。此事人们太熟悉,故不浪费笔墨。

樱桃在今天并不受重视,而在唐代则是每年皇帝都要向够级别的大臣赐的水果,名曰“樱桃宴”,在《全唐诗》中如果统计水果名称出现频率的话,樱桃大概可以坐第一把交椅。关于皇帝赐樱桃宴的情况,王维的《敕赐百官樱桃》一诗为我们提供了文字资料:

芙蓉阙下会千官,紫禁朱樱出上阑。才是寝园春荐后,非关御苑鸟衔残。归鞍竞带青丝笼,中使频倾赤玉盘。饱食不须愁内热,大官还有蔗浆寒。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卷四,中华书局版,第303页.

王维之诗是在天宝十一年写的,据该诗注解和其他资料可知,樱桃宴是在四月初一举行,因为此时当年的水果均未成熟,皇帝先用樱桃给祖先上供,即所谓的荐祖庙和陵寝,然后就遍赐群臣,规模很大,九品以上的朝官都享受这种待遇,故诗中的“千官”非夸大之词,即使没有一千,也在几百人以上。樱桃是从禁苑(即皇家园林)中采摘来的。那些采摘樱桃的宦官或宫女骑马把刚刚摘下的新鲜樱桃用竹笼送来,负责服侍宴会的宦官把樱桃装到紫色的玉盘中奉送到官员们的座前。没有限量,可以尽情吃,吃完后还有甘蔗浆供应。这大概就是樱桃宴的大致情况。这里提到“蔗浆”一词,我们有必要说一下甘蔗糖技术的引进。

甘蔗糖的制作方法是从印度引进的。唐太宗贞观年间曾派人到印度去学习这种技术,后来唐高宗再派人前去,学会了从甘蔗中提炼制作红糖和白砂糖的技术。这两种糖的制作成功,促进了各式甜食食品的发展。王维诗中写的蔗浆,可能是制作甘蔗糖的原浆,当是极其爽口的饮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