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文化

秦汉三国两晋，美食与养生并重

一日之中有三餐

现代人看来，一日三餐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在先秦时期，古人都是一日两餐的。按照当时人们的解释，叫作“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古代朝食称饔，晚饭称飧。意思是说，人们生活中，只要是一日用过两餐，便意味着一天的时间过去了。而一日两餐的形成，与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动制度是相关的；其次，就是经济不发达，农业生产力低，人们被迫少吃。

从汉代开始，原来的一日两餐开始变成一日三餐，当时称之为“三食”。所谓的“三食”，第一顿饭为早饭，时间大概在黎明之后，称为“寒具”。在《礼记·内则》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当时未成年的少男少女，在天亮之后要向父母请安，问候父母的饮食情况。如果父母吃过早饭，就可告退做其他事情；如果没有，就要在旁边侍奉着。第二顿饭是午饭，一般是在正午时刻，人们称之为“中饭”或“过中”，现在华北地区一带还称午饭为“晌午饭”。第三顿饭就是晚饭，在《说文解字句读》中，晚饭解释为“日加申之时而食谓之晡也”，这里的“晡”就是晚饭的意思。而“申之时”就是说时间在下午三点到五点。

而在上层社会，“三食”的时间和民间差不多。在《汉书·淮南厉王传》中，汉文帝时期淮南王刘长谋反，虽然最后汉文帝下诏废除了刘长的爵位，把他发配到蜀地，但是基本的饮食并没有变化，“准请供给刘长每日食肉五斤，酒二斗”，每天可以吃上三顿饭。

但是，同现代人相比，除了午饭之外，古人早晚两顿饭的时间起码提前了两个小时。原因之一是勤劳是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人黎明吃早饭，可以在天亮之后下地干活，天黑之后，又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电灯之类的照明工具，所以养成了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一方面有利于身体健康；另一方面第二天有充足的精神干活。

虽然汉代三餐制度就出现了，但是并不代表就在全社会普及了，有一些穷苦人家依旧保持着一日两餐的制度。与此同时，一些贵族上层和另外的特殊人物采用的则是四餐制，即在原来的基础上，多加了一个饭点，相当于现在人们所说的“消夜”。在《白虎通义·礼乐》中记载：天子平旦食，少阳之始也；昼食，太阳之始也；晡食，少阴之始也；暮食，太阴之始也。由此可见，三餐制度虽然出现，但是餐次的多少，决定因素在于身份地位和贫富贵贱。

面食为主，粒食为辅

从新石器时代到殷商时期，我国古代先民对谷物的加工一直非常简单，一般都是先烤后蒸。由于石磨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所以无论是蒸着吃还是烤着吃，吃的都是粗糙的粒食，没有经过进一步加工。

我国气候和水土关系南北分明，南方气候湿润，温度适中，适宜种植水稻；北方则相对寒冷一些。因此，水稻在南方长势喜人，而小麦则比较抗寒，在北方生长旺盛，所以，南方大米成为主食，北方主食则是小麦、小米。我国的粒食岁月悠久漫长，蒸熟的大米远远好过小米、小麦的味道，尤其是小麦，无论是蒸还是煮，做出来的饭食都是难以下咽、不易消化的。所以，由于这些原因，大米被公认为上等细粮。而被视为粗粝之食的小麦，由于易于烹制，便于携带，吃后还能增强体质，因此常常成为士兵的重要干粮。

小麦的身价倍增是由于石磨的出现。石磨最早出现在商朝末年，制作简陋，而且面粉产量也相当低。因此，面粉虽然出现，却只供上层贵族享用，普通老百姓依然是以“粒食”为主。直到秦汉时期，公输班发明改进石磨之后，这种工具才很快普及开来。人们发现用小麦磨出的面粉洁白细腻，非常好吃，慢慢就改“粒食”为“面食”。可以说，石磨的出现，开创了面食的新时代。

随着面粉进入到千家万户，面食的做法也变得多种多样，饼就是其中之一。古代的饼是各种面粉制成的食品的统称，分为蒸饼、烧饼、汤饼等。据《缃素杂记》记载：“凡以面为食者，皆谓之饼。故火烧而食者，谓之烧饼；水瀹而食者，呼为汤饼；笼蒸而食者，呼为蒸饼。”这里的汤饼和蒸饼，类似于现在的面条和馒头。

烧饼的前身则是当时风靡一时的“胡饼”。根据《续汉书》记载：“灵帝好胡饼，京城皆食胡饼。”这里所说的“胡饼”，就是今天人们说的“芝麻烧饼”。因为当时少数民族不受人们尊重，所以按照他们传统风俗制作的烧饼，也被轻蔑地叫作“胡饼”。

当时的胡饼和现在的烧饼唯一的区别就是，现在的烧饼是没有馅的，这在《齐民要术》中可以找到答案：“面一斗，羊肉二斤，葱白一合，豉汁及盐，熬令熟。炙之，面当合起。”由此可见，当时的胡饼是带馅的。

筷子普及，讲究甚多

筷子，可谓是中国的国粹。它既轻巧又灵活，在世界各国的餐具中独树一帜，被西方人誉为“东方的文明”。但是在筷子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同样经历了一个用手抓饭的过程。冷饭食还行，热食往往烫手，所以我们聪明的祖先就用竹枝和树枝夹取食物，慢慢地经过改造之后，筷子就产生了。

到了殷商时期，筷子的材质发生了变化。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商纣王用的就是象牙筷子。《韩非子·喻老》中记载：“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可见，在殷商时期已经出现了精工制作的筷子，据说象牙筷子还可以辨别食物的毒性，如果食物有毒，象牙筷子就会变黑。除了象牙筷子，之后又出现了其他牙角类筷子，以及玉石类与金属类的筷子。但是这个时期，筷子并没有普及，很多地方还是习惯用手抓饭吃。

时间推移到秦朝，在秦朝末年，筷子的使用已经不新鲜了。筷子除了彰显贵族的身份之外，又多了一重文化的意味。我们所熟知的“借箸代筹”，说的就是张良用筷子作比喻，反驳酒徒郦食其“强汉弱秦”的荒谬计谋。在《老残游记》第七回，就这件事起了一个标题“借箸代筹一县计，纳楹闲访百城书”。

筷子真正的普及是在汉代，当时用筷子进餐已经成为固定习俗。饭桌上如果不放筷子，被视为不正常现象。《汉书·周亚夫传》记载：“上居禁中，召亚夫赐食。独置大胾，无切肉，又不置箸。亚夫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从这里可以看出，酒席上摆放筷子已经成为习俗。

古人关于筷子的禁忌也颇多，举几个典型的例子，第一就是忌讳筷子长短不齐地摆放，因为这意味着“三长两短”，在古代是死亡的代名词；第二就是禁忌把筷子颠倒使用，这是被人看不起的，所谓饥不择食、不顾脸面；第三就是拿筷子不停在盘子中划拉，这是缺乏家教的表现，是令人反感的；第四就是忌讳拿筷子敲打盘碗，因为这是乞丐要饭的表现。

生姜的妙用

俗话说“冬有生姜，不怕风霜”，“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一直以来，生姜因为其祛病养生的功效，得到人们的青睐。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有一年四季不离姜的习惯，在《论语乡党》中有“不撤姜食，不多食”之说。根据医书的记载，生姜确实有很多令人称奇的妙用。

在调味品中，生姜的地位非常重要，民间自古就有“饭不香，吃生姜”的俗谚。因为它的味道辛辣芳香，如果溶解到菜肴中，可以使原料更加鲜美可口。在《本草纲目》中，就有关于生姜的描述：“辛而不荤，去邪辟恶，生唤熟食，醋、酱、糟、盐、蜜煎调和，无不宜之。可疏可和，可果可药，其利博矣。”所以，在烹制鸡、鸭、鱼、肉时，如果在其中放些姜的话，可以使得菜品味道更加醇厚馥郁，芳香宜人。比如说做糖醋鱼，用姜末调汁，可以得到一种特殊的酸甜味。不仅如此，生姜还可以去除螃蟹的寒性与腥味，便于人们去腥尝鲜。

作为一种典型的药、食同源植物，生姜另外一个妙用就是可以做药。关于姜的药用，古代很多医学著作都有记载。药用的姜可分为鲜姜、干姜和泡姜，在《五十二病方》中，可以看到姜、干姜、枯姜的记载。在《神农百草经》中，说干姜“辛、温、无毒”，“温中、止血”，“久服去臭气，通神明”。而有关干姜的炮制方法，在《图经本草》中有详细说明，就是“采根于长流水洗过，日晒为干姜”。

在古代，使用生姜的医药学家很多，但是其中深得生姜药理者首推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中，使用生姜的药方有很多，对于外感邪气、营卫不和者，他用生姜配大枣以调和营卫，配以桂枝汤服用。另外，还有温中祛寒、补益脾胃的理中汤；以及发汗解表，清热除烦的大青龙汤；等等。这些药方之中都有生姜或者干姜，而且临床研究表明这些药方在现在效果非常显著。

张仲景的用姜医理，涵盖了生姜温胃、散寒、止呕、降逆、温肺止咳等功效，是中医药学临床用姜的法则。

大蒜受青睐，开胃提神

大蒜原产自大宛、乌孙等西域地区，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引进了很多域外的农作物品种，大蒜就是其中之一。关于大蒜名字的由来，因为北方少数民族被称作“胡”，所以大蒜传入之初，是叫“胡蒜”的，而当时汉地也生长着一种本土蒜，相对胡蒜而言体积较小，后来人们就把胡蒜叫作“大蒜”。

在大蒜传入中国以后，因为其独特的口味与作用，很快受到了人们的青睐，作为蔬菜可与大葱、韭菜媲美，作为调料与盐齐名，食用方法也多种多样，实乃居家之必备。

大蒜种植规模扩大，是在魏晋时期。世人吃蒜已经成为风气，甚至皇帝也不例外。据《太平御览》记载，晋惠帝逃难期间，曾在民间吃过大蒜。“成都王颖奉惠帝还洛阳，道中于客舍作食，宫人持斗余粳米饭以供至尊，大蒜、盐、豉到，获嘉；市粗米饭，瓦盂盛之。天子啖两盂，燥蒜数枚，盐豉而已。”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吃蒜的习俗更加普遍，而关于蒜的食用方法也多了起来，在《齐民要术》中记载的一种“八和齑”重要的材料就是大蒜，是八和齑的主味之一。

由于大蒜每一株都是九片叶子，所以云贵一带把它叫作“韭叶云香”。据说诸葛亮在七擒孟获时，曾被孟获将主力部队引诱到秃龙洞，那里环境恶劣，瘴气弥漫，很多人染上了瘟疫，诸葛亮一筹莫展。后来得到老者相告，向一位隐士借来了大量的大蒜，众将士这才转危为安。从那以后，诸葛亮就每天坚持吃大蒜。

由于大蒜不仅香辣可口，开胃提神，而且在做菜的时候，如果炖鱼、肉加上它，又可以去除腥味，因此很受人们欢迎。后来，医生发现它还是解毒、杀虫、下气、祛痰止咳的良药。比如，大蒜切成片敷在脚心，可以有效治疗百日咳和鼻出血；蒜汁涂抹可有效防止毒虫咬伤化脓。种种功效，使得大蒜身价倍增，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豆腐诞生，时人高度重视

在中国的民俗中，流传着不少与豆腐有关的俗语，如“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既可形容做事，又可形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刀子嘴，豆腐心”则形容一个人嘴硬心软，既表现豆腐的特性，又一语双关，形容十分贴切。这些富有文学性的民俗几乎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说明豆腐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它表现出非常浓烈的民族特性。

据资料显示，豆腐是在西汉时诞生的，它的创始人是淮南王刘安。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受袭父亲爵位被封为淮南王，豆腐的产生与他的爱好是分不开的。西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刘安一生喜好黄白之术，认为儒家为“俗世之学”，修习道家思想，经常召集方士炼丹制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制成了豆腐。由于当年刘安制成豆腐的地方是八公山，所以后人称八公山是豆腐的故乡。

豆腐这个称谓，开始于北宋《本草衍义》，书中记载：“生大豆炒熟……可硙为腐食之。”就是说豆碾为腐食的意思，起初有人把它叫作“椒乳”，也有叫“甘脂”、“黎祁”、“小宰羊”、“软玉”的，它的产生，很快就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

在《本草求真》这本书中，认为豆腐能够“祛火除热，调和脾胃”；《食物本草》则说它可以防止水土不服；《世鉴本草》又说它能消胀满，去浊气。凡此种种功效，豆腐由此一度被炒到天价，曾卖到一两银子才一小碗。一些文人雅客自然不甘寂寞，豆腐也由此登上大雅之堂，甚至有人说它有“十德”，还有人写诗歌赞叹：“瓦缶浸来蟾有影，金刀剖破玉无暇。”

在古代，用豆腐做的食物最有名的要数“菠菜豆腐羹”。据说，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过镇江时，有一位民女跑过来献给他一碗菠菜炖豆腐，自称这菜名为“金镶白玉嵌，红嘴绿鹦哥”。乾隆尝过后极为赞赏，当即封她为皇姑，这道菜也被人们称作“皇姑菜”。

注重食养食疗，自然身强体健

历代医学家普遍认为：药物用于治病，食物用于调补。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药食同源”之说，认为食物也可以治病。时至秦汉，这一说法被大多数人接受，他们认为药补不如食补，由此可知，这时候食养食疗已经被更多的人所重视。

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人们对于“五行”和“五味”的关系更加重视，这两个说法来源于《周礼·天官·食医》。世人注重适时选味，并用甜品调剂。生病之后一般用食物来治疗，进行饮食疗法。在如今出土的古文物当中，就有记载食养食疗的药方。西汉时期成书的《盐铁论》，有些也成为后世经常使用的膳方，比如韭菜炒蛋、枸杞猪肉等。

到了东汉时期，名医张仲景更是食养食疗的大家，他治病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病人能够“存津液，保胃气”。在《伤寒杂病论》的诸多药方中，第一个桂枝汤就是利用大枣、生姜、桂枝、甘草等食物成分，服药之后用热稀粥帮助药力吸收的。而医书《神农本草经》收录的三百六十五种药物当中，也有蜂蜜、核桃、芝麻、龙眼、山药等众多食品。书中把蜂蜜列为上品，认为它“益气补中，解毒止疼，安五脏，和百药，久服强志轻身，不饥不老”。书中对于服药和吃饭的时间顺序也有介绍，根据病情的不同情况，时间顺序也不相同。书中记载：“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后服药；病在心腹以下者，先服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在夜。”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对于食养食疗的研究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从现代医学角度讲，也是完全符合科学道理的。

所谓食养食疗并不是食品越贵越好，而要根据个人体质特点来进行选择。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药物只有通过人体的运送吸收才能达到效果。保健的根本是保护脾胃，因为脾胃乃是后天之本，就此而言食疗就变得极其重要。人的脏腑有阴阳之分，阴性体质就吃温性食物，阳性体质吃凉性食物，如果食物吃得不恰当，比如阳性体质的人吃温性食物甚至热性食物，就会上火、便秘乃至发烧。

而在盛行食养食疗的时代，“辟谷”也成为一些人追求的方法。所谓“辟谷”，意思就是不吃饭、不进食。辟谷之术的由来非常久远，根据传说这是由神农时期雨师赤松子发明的，后来他成为神仙后经常下凡显圣。在道家方术记载中，也有辟谷之说，被认为是修道成仙的步骤之一。秦汉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张良，在吕后执政期间曾经学习辟谷之术，幸被吕后及时发现并劝阻，这才不得不进食。而这些辟谷之人，并不是什么都不吃，而是以其他东西代替食物的，比如大枣、蜂蜜、肉芝之类的。

但是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只吃一类食物太过单调，不利于身体健康，有时甚至会危及生命。汉武帝刘彻显然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他追求长生之术，听信术士饮露餐玉，结果食物中毒，很快结束了他的生命。

诸肉没有羊肉香——羊肉备受青睐

中国北方许多地区在数百年来一直流传着一句话，“百菜没有白菜好，诸肉没有猪肉香”，所以猪肉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占据了肉类市场的首位。但是，在秦汉时期，这句话应该改成“诸肉没有羊肉香”才合适，羊肉才是当时备受青睐的肉类食品。

在秦汉时期，人们的肉食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家养的动物；另一个就是野生动物。家养动物主要是牛、马、羊、猪、犬、鸡等，有些地区还饲养驴、骆驼等大型动物，也有鹅、鸽子等小型禽类。野生动物则主要是通过打猎获得，兽类有鹿、野猪等，禽类有野鸭、野鸡，还有特殊的比如蛇、蟒、蛙等，肉类品种十分丰富。

但是，牛、马在那个时候是不允许被宰杀食用的，那是因为牛、马肩负着耕田、运输的任务，所以统治者下达了禁杀令。在《后汉书·光武帝纪》中，记载着刘秀在光武四年，明令禁止屠杀马牛的硬性命令。因此，这样一来，人们便把目光投向了猪、狗、羊等家畜，以及鸡、鸭、鹅等家禽。

而羊肉向来被视为肉中上品，这一说由来已久。在人类造字时，羊便被列为重要牲畜。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说：“羊，祥也，像四足、角、尾之形。”说这是一个象形字，四足、角、尾巴的样子。羊还被古人视为美的象征，“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义。执之不鸣，杀之不号，类死义者。羔饮其母必跪，类知理者。”这段话出自董仲舒《春秋繁露》。充分概括了羊的美好品德，以羊引申为美，美的本义为味美，这也说明了羊肉滋味的鲜美。

羊肉价值倍增是在秦汉时期，统治者赏赐功臣的时候，往往把羊作为赏赐物品，以显示对于臣子的恩宠。随着羊的价值升高带动了当时畜牧业的发展，很多人成为养羊的“专业户”。有羊百多只，便可比千户侯。《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一件事：在河南地区有个叫卜士的人，和弟弟分家时，什么都没要，只要了一百只羊进山放牧，经过苦心经营，终于羊群规模扩大到一千多只。当时朝廷连年对匈奴用兵，耗资巨大，于是他主动请求捐献自己的五百只羊，但是被拒绝了。因为他不为功名利禄。后来匈奴降汉，国库空虚，他又主动捐出二十万钱，汉武帝知道后，被深深感动，就赏他中郎将，然而卜士不愿为官，于是汉武帝就御命亲封他来京郊牧羊，他这才愉快接受了这一“美差”。

除此之外，狗肉也成为当时人们普遍食用的肉类产品，因此衍生了不少“以屠狗为事”的人。但是由于当时羊肉价格高过狗肉，于是不少奸商投机，在肉铺上挂起羊头做幌子，卖的却是狗肉。于是“挂羊头卖狗肉”作为一个俗语，也被流传下来沿用至今。

布施变成习俗，腊八粥产生

在中国传统节日当中，每月的农历十二月初八，无论是寺院还是民间，都极为重视，并且都要喝腊八粥。它是用江米、红豆、红枣、桂圆、花生、莲子熬制而成。这个传统由来已久，而且还和两个传说有关。

一种传说是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为求无上大道，刻苦修行无果，后来遇上一位牧羊女赐粥使他恢复了健康。为纪念这件事，在佛教兴盛以后，就规定这个日子为古印度斋僧和救济穷人的日子。汉明帝时期，著名的“永平求法”之后，佛教大师来到中国，带来了大量佛经，汉明帝非常高兴，从国库拨钱修庙宇、造佛像，修建了中国第一所佛寺，命名白马寺。佛教在中国流传的同时，关于佛门的典故和习俗也被流传开来，于是腊月初八这天就变成了熬制腊八粥的日子。

还有一种传说是从周代开始，我国就叫十二月为腊月了。这是因为十二月举行庆祝大丰收的祭祀活动，于是人们便渐渐将十二月称为“腊月”。在祭祀的神灵之中，有风、雨、水、火等八位神灵，因此称为“腊八”。而祭祀的具体时间并不固定，后来人们为了便于记忆，也为了表示自己对于八位神灵的虔诚，便定腊月第八天为祭祀节日，这也就是“腊八”的来历。

在腊月初八那天为什么要吃腊八粥，这个最初起源于传说，本来是喝红豆粥避瘟疫的。据说上古颛顼帝三个儿子死后变成鬼，专门吓唬小孩，人们为了防止这件事发生，抓住鬼怕赤豆的弱点，于是在腊八节用赤豆煮粥驱鬼。随着时间的推移，腊八粥又被引申为既可驱鬼避邪，驱除瘟疫，又可庆祝五谷丰登的习俗。

在有的地方，人们为了显示自己敬神祭祖，吃腊八粥之前都要先盛上几碗摆在供桌上，祭祀后再分给亲友家人讨个吉利，然后全家老小才围坐在一起吃。若有人外出还没有回来，就将他的那份单独留出来。有的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还将粥撒在车、磨、碾上，让牲畜吃，表示丰收也有它们的功劳，并期盼来年五谷丰登，寄托着百姓期望幸福生活的淳朴愿望。

腊八粥作为一种调剂口味的传统节日粥品，依旧受到世人的青睐，许多地方依旧延续着传承下来的节日习俗，在一碗粥中，寄托着期盼美好生活的愿望。

起源于汉朝的元宵节

每一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是我国传统节日——元宵佳节，在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吃元宵。元宵节的本意是“上元节的晚上”，由于这天晚上主要活动就是吃元宵、赏月，于是后来连节日名称也改变成为“元宵”了。

关于元宵节的起源，一直是众说纷纭，有这样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元宵节是汉文帝为了纪念平定“诸吕之乱”而设定的。汉高祖刘邦死后，大权旁落吕后之手，吕后心狠手辣，朝臣敢怒不敢言。吕后死后，诸吕怕被杀害，密谋造反。齐王刘襄为保刘氏江山，和开国元老周勃、陈平联合起来，铲除了诸吕。刘邦第二子刘恒登基为汉文帝。他深知江山不易，因为平定“诸吕之乱”是在正月十五这一天，汉文帝就定这一天为与民同乐日，家家张灯结彩。从此，正月十五就成了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元宵节。

第二种说法是汉武帝时期有个足智多谋的东方朔，他深受皇上信任。有天他看见一个宫女泪流满面地朝井口走去，于是就问她怎么回事。原来宫女叫元宵，因思念家人过度，以致产生轻生之念。东方朔就说他来想办法让宫女一家团圆。东方朔长于占卜，他在长安城乔装一番，大肆宣扬火德星君要火烧长安城。汉武帝大惊，忙问计于东方朔，东方朔就说要在正月十五这天做汤圆吃，并且家家户户点火把、挂红灯，以便瞒过火德星君。于是，汉武帝下令闹一夜灯火，这天果然平安无事，元宵和其他宫女也得以和家人团聚。次年这一天，汉武帝依旧让做汤圆，供奉神明，照样放灯，以示庆祝。后来为了纪念这一习俗，人们把这天称为元宵节。

而关于元宵节吃汤圆，这是“团团圆圆”的意思，所以汤圆是圆球形状，反映了人们对于吉祥如意的期盼。

关于元宵节吃汤圆还有一个传说：据说嫦娥吃仙丹飞升到广寒宫之后，后羿相思成疾。有一天一个童子求见，说他是嫦娥的使者，嫦娥知道后羿思念她，但是苦于没有方法下凡。等到月圆之夜，用米粉做丸，团团如月，把它放在西北方，叫嫦娥的名字，她就能下来团聚了。后羿这样做了，到了月圆之夜嫦娥果然下凡回来了，夫妻团聚。人们听说善良的嫦娥回来了，纷纷效仿，用米粉做丸，团团如月，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元宵节吃汤圆的习俗。

关于元宵的名字，南方叫汤圆，北方称元宵。由于后来道家提出正月十五是天官赐福之日，人们更加重视起来。元宵节吃元宵也代代相传，直到如今，虽然名称有别，但是寄托的意义都是全家团团圆圆、和和美美。

富人食稻梁，穷人食糟糠

不同的时代，都有人奢靡浪费，也有人食不果腹，秦汉时期这样，三国两晋时期也是这样，社会各阶层人士饮食水平简直就是云泥之别。

根据史料记载，秦汉时期皇帝用膳必须有“八珍八味”。所谓的“八珍八味”，涵盖了天上地下所有珍贵物种，所以后来成了珍贵食品的代名词。皇帝一年用餐费用相当于普通人家两万户的家产总和，这样的奢靡可见一斑。上至帝王，下达群臣，还有一些诸侯王、大臣之类的贵族，饮食生活极其奢侈。“肉放到臭不可食，酒多到腐败不可饮”，这只是其一。有的人荒淫无度，吃饭时候甚至以歌女取乐。那些中级官员俸禄收入可观，再加上或明或暗的贿赂收取，也能享受高水平的饮食生活。而那些低级官员，再到下面的普通老百姓，官员由于俸禄不足以支撑生活，以致生活拮据，普通百姓更不用提了，都难以吃饱。

如此巨大的饮食差异，使得有些贵族都看不下去了。曹丕曾写过一首诗，其中“富人食稻与粮，贫子食糟与糠”就是说这种饮食差异的。秦汉时期还经常发生自然灾害，导致饥荒，再加上全国范围的动乱，百姓饿死、战死的不计其数，灭户者也有。“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由此可见一斑。更有甚者，据史料记载，东汉时期经常出现“人吃人”的惨剧。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阶层已经形成，享有各种特权，由于政权更替频繁，天灾人祸不断，及时享乐成为主流。贵族阶层侵吞财物，收受贿赂，囤积大量财物，饮食方面力求奢华。

最高统治者是这一风气的主脑，有名昏君司马衷，在天下慌乱、百姓饿死的情形之下，竟然问出了“何不食肉糜？”的愚蠢问题。在这白痴皇帝看来，肉糜最难吃，可见他的食物都是珍馐美味，极其罕见。

皇室其他成员也非常奢靡，不仅食物“异于常味”，而且掀起了一股比富炫富的不良风气。如西晋太傅何曾“日食万钱，犹无下箸处”，尚书任恺每顿饭都要花上一万钱。不过相比北魏高阳王元雍则是小巫见大巫，王元雍每食必以数万钱为限。而秦州刺史元琛为了和王元雍比阔气，建文柏台，其间奢华不一而足。王元雍得知后，竟大病一场，富人之间的攀比之风已经浓烈到这种程度。

奢华之风，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社会带来了极其不良的后果。一些正义之士力图扭转这种荒唐局面，冒死上书，指出“奢侈之害，甚于天灾”，可是，昏庸的皇帝本就是奢侈风气的带头人，这种劝谏当然起不到作用。不过也有令人钦佩的人，有的大臣、将军勤俭节约，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宴饮礼仪繁复

秦汉时期的人际交流，无论是过节、结婚生子、迎客送行、诀别送葬，都有不同规格的宴饮，可以说宴饮成为了联系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而随着不同的宴饮活动产生的就是不同的宴饮礼节。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礼仪制度并未确立，皇帝和群臣的等级界限不是很明确，再加上许多跟随刘邦打天下的人，出身低下，素质并不高。因此，宴会上经常出现喧宾夺主，甚至危及王权尊严的事情。在《汉书·叔孙通传》中记载，刘邦平定天下之后，废除了秦朝的礼仪制度，结果出现“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上患之。”这时候叔孙通就提出要制定礼法的建议，刘邦就让他和他的弟子去办这件事。长乐宫建成后，叔孙通在刘邦面前展示了自己的成果，“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戟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至礼毕，尽伏，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大概意思就是说群臣经过一系列繁文缛节，既显示了等级观念，又彰显了皇帝的至高无上。结果刘邦非常高兴，并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意思是现在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后来提拔叔孙通为太常，此后的百官朝宴都用这个礼仪。

在同僚之间饮酒也有讲究，比如对方给你倒满酒，你要一饮而尽；如果不喝，就会令对方非常生气。历史上著名的“灌夫骂座”就是这样的。灌夫参加田蚡宴会时，给田蚡倒满酒但对方却不喝，而且表现得十分高傲，令灌夫非常生气，于是大发雷霆，结果被田蚡当众扣押，判处死刑，全族被屠杀殆尽。窦婴拼死营救，最后也落得身首异处。

而在一些酒会中，宴会高潮时还会“以舞助兴”，主人跳舞之后，会邀请一个宾客跳舞，宾客跳完再邀请另一个，如此循环，如果宾客不从，就会被视为失礼，甚至导致不幸发生。大文学家蔡邕就是因为在酒席上不跳舞，被太守王智诬告为“怨于囚放，谤讪朝廷”，最后不得不“亡命吴地”。

寻常百姓虽然不是那么等级森严，但也有不少讲究。比如只来一个客人的话，就是主宾相对而坐，如果来的是一群人，那就要主人坐在中间，来宾分列两侧。对于来宾座位也有尊卑之分，面东为尊，面北为卑。在宴席上吃饭不能发出很大的声音，不能啃骨头，不能当众剔牙等。宴后为了表示感谢，有时也要回请等。

水果品种多样，李子誉冠群果

在《诗经》中有句诗“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这指的是朋友之间礼尚往来，互相赠送东西，后来演变成成语“投桃报李”。如果哪位老先生教书育人，品行高尚，弟子门生众多，我们就说他“桃李满天下”。桃李指代的都是美好的事物，它的由来已久，不过相对来讲，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李”比“桃”要好一些。

作为李子的原产地，我国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实践过程当中，发现李子有三大特点：第一，对环境的适应性强，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栽种李树都可成活，而且长势可人；第二，李子品种多样。汉武帝时期，在上林苑中就种有李子树，其品种竟达到十五种之多，枣和桃才有十个品种，李子是上林苑品种最多的水果。而最负盛名的，当属“安阳李”“黄建”“膘青”，当时西晋傅玄还专门写了篇《李赋》，盛赞“黄建”“膘青”的名不虚传。而种植“膘青”最为出名的地方就是房陵。李子从颜色上区分，分为朱、黄两种，其中“安阳李”就是朱李的一种；第三，李子一年四季都有成熟，耐寒耐旱。夏天的时候，用深井中的冰水来泡李子吃，既清爽可口，又消暑去火。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水果种类繁多，唯独李子一枝独秀，受到世人的青睐，因为它“甘酸得适，美逾蜜房。……见之则心悦，含之则神安”。

而正因李子如此受人喜爱，于是种植李树的人遍布社会各阶层。比如西晋重臣王戎，他家就种了很多李树。说起王戎，他本是“竹林七贤”的名士之一，投靠司马集团后，官位节节攀升，一直到宰相。从当官那天开始，他变得极为吝啬，一改名士与贤人的风范，对于蝇头小利也是能贪就贪。甚至于女儿出嫁问他借了几万钱，因为没还清，回娘家之后王戎一直冷面相对。儿子生了肥胖病也不请医生救治。他还常常对着自家一大片李子树傻笑，为了不让李子的良种传出去，他真是煞费苦心，把李子核一个个钻破，这个损招，受到了当时人们的耻笑。

李子吃多了会闹病，也许是人们太过钟情于李子，久而久之，李子的坏处就显示出来了，相反桃子吃了之后有益身体健康。于是传出一句民谚“桃养人，杏伤人，李树底下抬死人”，代代相传，直到如今。

食物原料增多，茶乳成为珍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南方多水，盛产水稻，北方相对干旱，盛产小麦。因此，南方人多“食鱼与稻”，北方人则多食肉和粟麦。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南北方食物原料较之以往都大有增加。

南方的稻不但分水稻、旱稻，还有特定月份成熟的品种，比如七月成熟的蝉鸣稻，素有“香闻七里”之称。北方的粟，在西晋时期早已经培育出新的品种，到北魏时已经达到八十六个品种，魏武帝甚至把赤粱熬的粥封为御粥。其实除了原料增多之外，南北方食物原料也有一些交融。比如南方人食物原料中，并不是只有水稻，还吃粟、麦，除此之外，还有甘薯、桄榔面等，北方人则喜爱吃大豆和黍稷，其中用黍末做的“黍臛”是饭桌上必备的主食。相传三国名士祢衡去见黄祖，吃饭期间，见上的第一道菜就是黍臛，于是自己先吃了个饱，让黄祖很是恼火。后来因为抓住祢衡对自己进行人身攻击，就把祢衡宰了。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祢衡的行为有失偏颇，不讨人喜欢。

在水产品和肉食方面，海带、螃蟹普遍进入南方人家，而猪肉、羊肉也在北方进一步普及，蔬菜中的韭菜、大头菜更是遍布大江南北。尤其是产自印度的茄子，更是深受老百姓喜爱。《南齐书》中记载人们嘲笑一个老人素以蔬菜为食，就说他吃“二十七种”，由此可见当时蔬菜种类的繁多。

少数民族与汉人、南方人与北方人饮食相互影响，也增加了当地的食品原料。比如狗肉传到南方，就与北方人有关。史料记载的“屠狗之辈，遍于三吴”，就是这个现象的最好解释。与此同时，北方人也渐渐开始接触饮茶，不过，这个过程是曲折而艰辛的。南齐名士王肃降魏后，仍然保持自己在南方的饮茶习惯。北魏刘缟向来敬重王肃，也学着他饮茶，此事却被权臣元勰讥讽为“学颦之妇”。后来人们都不敢公开饮茶，直到元勰被赐死，饮茶的人才越来越多。

乳传入中原，就更是一件大事了。匈奴人主食之一就是乳，乳传入中原的时候，一度被人们视为珍品。曹操杀杨修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杨修破解了自己写在盒子上的字谜。那个盒子里面装的就是乳酪，曹操写了个“合”字，杨修于是就和众人分开吃了，并解释为“一人一口”。曹操知道后，心里很恼火，因为他自己舍不得吃，本意是放两天自己吃的。由此可见当时乳的价值。

在乳传入之后，中原食品又衍生出了酪以及酥，后来又产生了醍醐。食品种类的增多也提高了人们的饮食质量，而乳制品也成了美好事物的象征，比如把人称作酪，是指这个人品行优良，比如成语“醍醐灌顶”，就是将醍醐指代贤明的思想。

水煮火烤没落，炒菜迅速兴起

“炒菜”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在热锅中倒入油，然后放入肉和蔬菜翻炒，并加入合适的调味品，直到菜肴变熟。在这个过程当中，菜肴受到锅和油的双重热量，同时，由于热量很足，调味品的滋味也能够进入菜品当中。

其实，在炒菜发明之前，传统的烹饪方法，除了水煮，就是火烧，或者是油煎。但是这三种方法对于肉制品的烹制，效果尚可，对于蔬菜来讲，油煎、火烧不切实际，水煮的滋味太过清淡，而且蔬菜的营养成分流失太快，无法被人体更多地吸收。而炒菜作为新的烹饪方法，可荤可素，鸡鸭鱼肉、蔬菜根茎，无一不可作为炒菜的原料。而且它的配伍非常多，加工时间短，各种菜品营养流失也少，做出的饭菜鲜美可口，因此，它刚一出现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炒菜的问世，无疑是烹饪技术的一项革命，但是当时并没有以“炒”命名，而是被叫作“煎菜”。在《齐民要术》中记载着“鸭煎法”，大意就是：把肥鸭子洗剥干净，切成碎肉，加入调味品，翻炒到熟透就可以吃了。可能有人会说，这里根本没有放油，其实不然，肥鸭子本身就出油，还有这道菜名字叫“鸭煎法”，如果没放油，怎么能叫“煎”呢？

因为炒菜大多是用急火翻炒，所以对于刀工、选料和火候十分讲究。对于选料来说，比如想吃炒羊肉，那就要选羊里脊和鲜嫩蔬菜；如果选错了料，菜往往不熟。对于刀工也十分讲究，民谚里有句“横切牛肉顺切鸡”，指的就是牛肉横着切，顺着纹理，这样容易熟；而鸡肉，则要顺着切，这样不容易炒碎。对于火候的掌握，有很多名厨典故。在《厨者王小余传》中，描写著名厨师王小余炒菜的时候，是这样的：他倚在灶边，斜着身子，一条腿站在地上，一条腿抬起来，全神贯注观察着火候。别人给他打招呼，他也听不见。只见他一会儿手一挥，说声“要猛火！”一会儿又一摆手，说声“要撤火！”负责烧火的人根据他的命令添柴减火，他的神情俨然像一位在前线打战的将军。

大量炒菜的出现是在隋唐时期，但当时人们依然不叫“炒”，还叫“煎”，有的地方也把它叫作“熬”。以“炒”命名是在宋代，比如炒蛤蜊、炒生肺等。明清时期更是达到了炒菜的高峰，各种各样的炒菜被记录在文学著作当中。比如《红楼梦》中王熙凤给刘姥姥介绍一种茄子的不同做法，刘姥姥听完之后，感觉自己肯定是做不来的，因为用料太过浪费。

饮酒之风盛行，切莫贪杯误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饮酒之风，堪称我国古代的奇葩，这是一个盛产酒鬼的时代。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是有事没事喝两杯，甚至有人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作为封建阶层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如果嗜酒如命，那群臣也不好过。东吴末代皇帝孙皓，是孙权的孙子，这个人每天无酒不欢，整日沉溺酒宴。不仅如此，他还要求臣下也要尽醉才行。“每飧宴，无不尽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这段话出自《三国志》，描写的就是孙皓设宴群臣，从早喝到晚，不管他们酒量多大，每个人七升为限，结果好多人因为酒量偏小被杀头。但也有例外，他对韦曜网开一面，“以茶代酒”就这么来的。

魏晋风骨，飘逸倜傥，酒是少不了的。著名的“竹林七贤”，更是一个比一个能喝。对于名士来说，酒不但是消磨时间，增加自己名士风度的产物，更是避祸的工具，比如阮籍。在西晋那个黑暗的年代，社会上流传一句俗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昭基于阮籍的大名，想和他联姻，但阮籍不愿意，于是整日饮得酩酊大醉，致使媒人无法开口。司马昭得力助手想要陷害阮籍，但都被以酒醉搪塞过去了。人们知道他不修边幅、嗜酒如命，但却敬仰他的为人而不加以苛责。

相比而言，刘伶比之阮籍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饮酒过量被家人误以为死了，给他准备后事，却闹了个大笑话。夫人劝他戒酒，他说要在神灵面前发誓，需要置办酒肉。不料，酒肉摆好了，却说自己天生以酒为名，妇人之言不可听，一口气把酒肉吃喝光了。

东晋陶渊明把喝酒看得比吃饭都重要。当时酿酒的农作物是秫谷，他任彭泽令时，让人在自己全部的田地里种植秫谷，由于妻子坚决反对，认为应该种点吃饭的粮食，这才不得不把四分之一的田地种上粮食。

在南北朝时期，南朝亡国皇帝陈叔宝和北齐的齐宣帝高洋，也都是天天醉生梦死，而陈叔宝即使做了隋朝俘虏也依旧不改嗜酒本色。有次隋文帝问看守陈叔宝的人，说说他在狱中的表现。那个人说就是和他的子弟日夜饮酒，一天能喝一石，大概十斗。这样的君主和臣下，国家怎能不亡啊！至于齐宣帝高洋则更是荒唐，有次喝醉之后想起自己嫔妃和别人有染，心生妒意，于是就把妃子一刀杀了，把尸体抱在怀里，自己和别人接着饮酒。

饮酒之风盛行，使得整个社会呈现一种迷醉的病态。一些有识之士看到这样的现象，纷纷身体力行，不但自己适量饮酒，而且在家书中教导自己的后人也要适量。名士王肃留给后人的《家诫》中就这样强调：喝酒要有个度，喝多了就会闯祸。宴席上如果对方稍有醉意就不要再劝酒了，而那些行酒令之类的，则更容易出事闯大祸。

传统礼仪，食德令人注目

中国的传统礼仪，讲究温良恭俭让，而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样的道德观念更是贯穿到了饮食生活的方方面面。

根据史料记载，东晋第一位皇帝司马睿移都建邺的时候，由于缺乏声望，当地人都不理他。他的至交好友王导就为他想了一些办法，通过巧妙安排终于让他登上了皇位。为了进一步提高司马睿的威望，于是制定了很多突出“君臣有别”的硬性规定。这其中也涉及吃肉的问题。《晋书》记载：项上一脔尤美，辄以荐帝。群下未尝敢食，于是呼为禁脔。这里所说的“禁脔”，指的是猪脖子下方最为鲜美的那部分肉，由于当时战乱，偶尔得到一头猪，就算是极大的佳肴。当然，最好吃的部位是要留给皇上享用的。

在《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东晋太尉记事参军褚裒到钱塘县视察，住进钱塘驿亭，正好钱塘县令沈充也住进了这里。于是亭长就把褚裒打发到了牛屋下，以此来讨好沈充。酒足饭饱之后，沈充半夜睡觉被海潮惊醒，就问牛屋下是何物。亭长说是来了位老人，为给您腾地方，被我打发到那里住了。然后姓甚名谁一说，沈充当即吓得酒醒了一半，赶紧隆重地把褚裒请到上座，又命人把亭长打了一顿。得知褚裒回京，还亲自送到了钱塘边界。由此可以看出沈充的小人嘴脸，让人厌烦。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敬老孝亲的传统美德。可是，有些孝敬的方法，用现在话说简直令人不敢想象。比如在《陈书》中记载的徐孝克孝顺母亲的故事：梁末侯景之乱，发生大饥荒，饿死者不计其数。徐孝克为了供养老母，就把老婆嫁给了富人孔景行。后来自己出家当和尚，将乞讨来的东西都用来供养老母。后来徐孝克发迹了，当上了国子监祭酒，出席宴会的时候，经常自己不吃，把好吃的都揣进衣服里边，带回家给母亲吃。陈高宗知道后，专门吩咐有关人员，单独给徐孝克留一份，让他带给母亲。在当时，徐孝克孝敬母亲的故事被传为美谈。

而兄弟情深也被演绎得活灵活现，《魏书》记载裴安祖小时候读《诗经·鹿鸣》很受启发，认为鹿都可以得到食物和同伴一起吃，何况人类呢？于是从此以后，就和兄弟们一起吃饭。杨椿也和裴安祖一样，“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盘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还；亦有过中不食，忍饥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故不忍食也”。这段话出自《魏书·杨椿传》。

而朋友之间的尊重，有时候并不是表现在发达了就铺张浪费，而是在于心与心的交流。显然《晋书》记载的皇甫谧和梁柳的故事就是这方面的表率：贫穷的时候，不以酒食为理；富贵的时候，也依旧还是和以前一样相处。如果破例，便是轻贱了。

为延年益寿，创保健食品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对提高了，这时候，人们开始注意研究一些保健类的食品，来帮助自己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代名家特别注意养生，保健食品也开始问世。

今天驰名世界的“古井贡酒”的前身就是“九酿春”。都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可是这个“九酿春”确实是曹操发明的。曹操的故乡是安徽亳县，拥有悠久的酿酒历史。适当地饮酒，不但可以增加食欲，滋补身体，而且还能活血化瘀，对人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于是曹操在百忙之中认真总结家乡制酒经验，终于制出了名酒“九酿春”。

东晋葛洪是著名的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术家，他一生痴迷于成仙求道，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养生健体。他认为，一个人即使身居高位，拥有黄金无数，也比不上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晋书》记载，葛洪隐居南方的时候，经常采食念珠藻。他发现念珠藻有益于身体健康，于是食用起来。念珠藻学名又叫“水耳子”，湿润时为绿色，干燥时为深绿，形如圆珠，阳光照射之下闪闪发光，犹如颗颗珍珠。人们发现，它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也含有淀粉和各类糖分，而且还有益气明目的药用价值，对于烧伤、烫伤等还有治疗作用。由于葛洪经常食用念珠藻，大大增强了他的体质，因此被人们称作“葛仙”，念珠藻也被人们称为“葛仙米”。

南朝齐梁时代的陶弘景是一位著名的美食大家，出任过齐朝左卫殿中将军，到了梁朝的时候，隐居在今天茅山这个地方。国家大事，很多都要去询问他，所以被时人称为“山中宰相”。他经过多年苦心研究，发现食物也有“寒热温良四气”以及“辛甘酸苦甜五味”。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摄入不同的食物，就会对相应的肌体产生作用。尤其是在生病的时候，不但要对症下药，而且在平时也要注意饮食的合理搭配。比如热性体质的人一般要吃凉性食物，反过来，凉性体质的人就要吃热性食物。他经常将几种同性食材放在一起做羹或者菜肴，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疾病的发生。

北齐太守颜之推，在教导子孙的时候，就把当时士大夫的养生方法告诉了他们。比如有的人吃槐子，年过古稀依然可以看到很小的字迹；有人经常吃枸杞、杏仁，年岁大了依旧身体健康。但是物极必反，吃东西也应该适量，不应该过度食用导致不良后果，甚至危及生命。

除了这些人之外，神医华佗以及嵇康等人，也各自研发了自己的保健产品。

守杀生戒，僧尼戒荤食素

汉族佛教徒一向吃素不吃荤，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僧尼都是这样，除了汉族佛教徒外，其他地方的佛教徒还都是吃荤的，这个规矩来源于南朝。

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之后，戒律之中并没有不许吃肉这一条。只是规定“不许杀生”，而僧尼们在化斋途中，也是荤素都吃。只要是自己不杀生、不叫别人杀生、自己没看见杀生，这样的肉都可以吃。但是到了南北朝，僧尼就开始一律只吃素食，而这一切的创始人就是南朝梁武帝萧衍。

萧衍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受戒皇帝”，曾经四次舍身佛门，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他每天只吃素食，不沾荤腥，不喝酒，断绝房事，同时著书数百卷，创“三教同源”说。后来以大教主自居，弘扬大乘佛教经典，大肆宣扬吃肉喝酒带来的种种罪过。为了统治佛教信徒，他曾经一连写了四篇《断酒肉文》，号召僧尼不许吃肉。为了守杀生戒，又诏令全国祭祀用品一律不能用肉类食品。由于这个命令触及天下人食肉的问题，因此遭到了强烈反对。后来就把诏令改成：僧尼吃素，衣服上不能出现鸟兽纹饰，祭祀用品以面制品代替。并且他以身作则，每天粗茶淡饭，不沾肉腥。

僧尼禁止吃荤在开始实行的时候有些困难，很多寺庙里都是一些酒肉和尚，他们认为戒律里并没有这样的规定，于是就和梁武帝唱对台戏。但是后来经过多次辩论，这些人也不得不吃素，僧尼吃素就在全国推行开来，而梁武帝弘扬大乘教义的目的也达成了。

佛教由于梁武帝萧衍的大力提倡，天下佛教信众一度达到百万人之多，而寺院更是达到两千八百多所。因此，有人感叹：天下人口，几去其半。由于食素的大力推行，使得素菜在寺庙中得到大力发展，曾经有一位僧厨，就因为其高超的技艺，被人们誉为“天厨”。

虽然素食主义大力推行开来，但是偶尔也有僧人留恋肉的滋味而偷偷犯戒。对于这样的现象，唐太宗李世民在《禁僧道不守戒律诏》特地指出：“迩闻道僧，不守戒律，或公送私竞，或饮食酒肉……宜令州县官，严加捉溺禁止。”由于政府的强力措施，终生吃素成为佛门弟子的一条严格戒律。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传说嵩山少林寺武僧在唐朝初年，十三位武僧立下了大功。李世民登基后，为了表彰他们，特地允许少林寺养僧兵五百人，并且扩建少林寺，赐予财产，少林武僧可以在寺外吃肉。如今在少林寺中还绘有“十三棍僧救唐王”的壁画呢。

研究烹饪之道，饮食专著众多

对于“吃”的研究，历朝历代都有不少的名家，虽然战争频繁，但也不能阻止人们对于基本生存需求的研究。战乱频繁的三国两晋南北朝，也一样如此，有很多名家留下了自己对于“吃”的心得，并且著书立说，泽被后人。

有很多具有研究价值的食书都已亡佚，比如曹操所著的《四时食制》，我们只能从其他书籍所引用的部分来进行考察。比如《太平御览》《初学记》中引用的十四条。记载了各种鱼的名称、产地、食法以及滋味等。除此之外，还记载着鲸鱼和梳齿鱼等海鱼。而在《北堂书钞》中，还详细记载了九酿春酒的制作方法，曹操亲自动手，“得法酿之，常善”。为了保证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曹操规定军队不能饮山水，因为喝了可能感染痢疾。

有些人做出的菜肴胜过皇亲贵族吃的山珍海味。皇帝为了讨一个秘方，往往要费尽心思。在南朝就有一个叫虞悰的人，这个人极善烹饪之道，是当时大家公认的美食大家，他做的菜肴“太官鼎味不及也”。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守口如瓶，自己做饭的秘方从不外传。于是就有人想办法去获取，有天齐武帝让他陪同自己游玩，并让他做菜给自己吃，虞悰就做了些“栅及杂肴”。没想到齐武帝吃过之后便向他要秘方，他没答应，直到齐武帝醉酒才不得已献出一个醒酒的方子。虞悰后来著有《食珍录》，记载着六朝帝王名门中最珍贵的烹饪名物，不过烹饪方法记录的就很少了。

有的人专门从自己的家族方面下功夫，记录自己家族从日常到宴会，以及祭祀用的食物和烹饪方法。比如北魏人崔浩写的《食经》一书。不过并不是所有人写的家族菜谱都可以成为代表的。因为崔浩家族是一个高门大族，他本人又是北魏道武帝的开国功臣，官至宰相，位极人臣。他的母亲卢氏也是出身高门大户人家；妻子郭氏是太原大户人家的千金，他自己也与当时的贵族姓氏人家保持着长期的婚姻关系。如此种种，他的这本《食经》可以说总结了北方高门大族的烹饪经验。而食材来源则是他的母亲以及“诸母诸姑”，她们为了垂示后人往往亲自下厨，因此留下《食经》传世。

除此以外，其他人还从其他不同角度记录时人的饮食情况。如万震的《南方异物志》、嵇含的《南方草木状》等。但是，这其中有一个人的著作举足轻重，就是伟大科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这本书从植物、禽类的种植饲养以及各类食材的加工、烹饪方面，做了详尽介绍，共十卷、九十二篇，不但是一部重要的农书，也是一部经典的饮食学著作。它鲜明生动地介绍了早期人民的饮食文化，堪称古代饮食学集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