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门房的死标志着一个令人困惑的迹象丛生的时期已经结束，另一个更为艰难的时期业已开始，在这之后一个时期，起初的惊异正在逐渐变成恐慌。我们的同胞先前从未想到我们这个小城会特别选定为老鼠死在阳光下、门房得怪病送命的地方，今日伊始，他们对此不再怀疑了。从这个观点看，他们过去总归是错了，他们的想法有待纠正。倘若一切到此为止，那么习惯成自然的势力无疑会占上风。然而，我们同胞中的其他一些人，他们既非门房，也非穷人，却接连走上了米歇尔先生带头走过的路。就从这一刻起，人们开始感到恐惧，同时也开始思考。
不过，在详细叙述那些新近发生的事件之前，笔者认为提供另一位见证人对适才描绘过的那一时期的看法大有裨益。在本故事开始时与读者见过面的让·塔鲁是在几个星期之前定居阿赫兰的，从那时起，他一直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大旅馆里。从表面看，他靠自己的收入生活似乎相当宽裕，但市民们虽然渐渐习惯了跟他相处，却谁也说不清他来自何处，他为什么来到此地。大家在所有的公共场合都能碰到他。早春一开始，就有人看见他经常出现在海滩上，游泳时他总显得很快活。他淳朴善良，面带笑容，看上去对所有的正常娱乐都很感兴趣，但又从不盲目受娱乐支配。实际上，他最为大家所熟悉的习惯是经常造访一些在本城为数不少的西班牙籍舞蹈家和音乐家。
他那些笔记本里的记事无论如何也应当算是这段艰难时期的一种编年史。但那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编年史，它似乎格外偏爱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乍一看，人们会认为塔鲁在想方设法用放大镜观察人和事。在全城居民惶惶不可终日之际，他却总以史学家的眼光竭力记述一些算不上历史的琐事。大家无疑会对他这种偏爱感到惋惜，并怀疑他冷酷无情。然而，他那些笔记本仍然可以为这个时期的历史提供大量的次要细节，而这些细节不但有它本身的重要性，其中的怪异性甚至还会阻止大家对这位有趣的人物过早地作出判断。
让·塔鲁写下的首批记录始于他到达阿赫兰那天。那些记录一开始便显示出作者对居住在如此丑陋的城市感到异常满意。读者可以看到他对市政厅门前那一对铜狮子的详细描述，还有他对城市无树、房舍不雅和城市布局荒唐所进行的宽厚的评论。记录里还掺杂了在电车和大街上听到的对话，除了在稍晚些时候记录的一次有关一个名叫康的人的交谈外，其余都未加评论。塔鲁在一旁听到两位电车售票员的谈话：
“你认识康吗？”一个说。
“康？是那个蓄了黑色小胡子的大高个儿吗？”
“不错，他过去在铁路上扳道岔。”
“正是。”
“嘿！他死了。”
“哦！什么时候死的？”
“就在闹老鼠之后。”
“呀！他得的什么病？”
“我不知道，他发高烧。再说，他原本身体就不壮。他胳肢窝下面长了脓肿块。他没能顶住。”
“可是看他外表和大家没什么两样。”
“不对，他的肺不好，而且还在市军乐队搞音乐。他一直吹短号，那家伙可伤身体啦。”
“噢！”第二位最后说，“人有病时可别吹短号。”
在记录完这些现象后，塔鲁思忖，为什么康违背自己明显的利益进入军乐队？什么深层次的理由促使他冒险去参加主日游行演奏？
后来，塔鲁似乎对他窗户对面阳台上经常出现的场面印象很深，而且十分赞许。原来他的房间正对着一条窄窄的横街，街上老有几只猫在墙角阴凉处睡觉。每天吃过午饭之后，在全城的人都热得昏昏欲睡时，一位矮小的老人便出现在街对面的一个阳台上。他长着满头梳得很整齐的银发，穿一身军装式的衣裳，显得挺拔而又朴实无华。他用冷淡然而温和的声音呼唤那些小猫：“猫咪，猫咪！”那些小猫抬一抬淡色的睡眼，仍旧不动弹。老人撕一些白纸碎片扔在路上，小猫们被雨点似的白蝴蝶吸引，便往街道中央走去，同时迟迟疑疑地朝飘下的最后几片白纸伸出爪子。于是，矮小老头开始往畜生们身上吐口水，吐得用力而又准确。假如吐到猫身上了，他就笑起来。
最后，塔鲁似乎终于被这个城市的商业性质迷住了，此城的外观，它的繁忙，甚至它的娱乐都仿佛取决于贸易的需要。此种独特性（这是那些笔记本的用语）得到了塔鲁的赞许，他的颂扬性评语中的一段竟以这样一个感叹词结束：“终于！”这位旅行者在这段时间写的笔记里，似乎只有这些地方显露了笔者的个性。不过单单赏识这些地方的意义和严肃性是困难的，比如，在描述了发现一只死老鼠促使旅馆的出纳员写错了一笔账之后，塔鲁用不如平常那么清晰的字加上这些话：“问题：怎样做才能不浪费时间？答案：在时间的漫长中体验时间。方式：在牙医的候诊室里，坐在不舒服的椅子上度过几天；在自己的阳台上度过周日的下午；听别人用自己不懂的语言作报告；选择最长的路程和最不方便的铁路线旅行，当然还必须站着旅行；去剧院的售票窗口前排队却买不到票，等等。”但是紧接着这些东跳西跳的语言和思考之后，笔记又开始详细描写我们这个城市的电车，写它们小船一般的外形，模模糊糊的颜色，习以为常的肮脏，最后用什么也说明不了的“这引人注目”几个字结束他的评论。
不管怎样，塔鲁还是就老鼠乱子提供了下面这些情况：
今天，对面那矮小老头不知所措了。猫咪不知去向。原来是马路上发现的大量死老鼠刺激它们失踪了。依我看，猫是绝对不会吃死老鼠的。记得我自己的猫就非常厌恶死老鼠。尽管如此，那些猫仍有可能去各个地窖瞎跑，而小个子老头也因此张皇失措。他的头发已梳得不像过去整齐，精力也不那么充沛了。看得出来，他很着急。过了不久他就回去了。不过在回去之前他还盲目地吐了一次口水。
今天，城里有一辆电车被迫停了下来，因为乘客发现一只死老鼠不知怎么来到了车上。两三个妇女下了车。把死老鼠丢掉之后，车又开了。
在旅馆里，一个值得信赖的夜间值班人告诉我，他预计这些老鼠会带来灾难。“老鼠一离开轮船……”我对他说，如果是在船上，情况的确如此，但还从未有人证实在都市里也一样。可他却深信不疑。我问他，依他之见，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他说他不知道，因为灾难是不可预测的。但如果发生地震，他不会感到惊异。我承认这有可能，于是他问我是否为此而感到忧虑。
“我惟一感兴趣的事，”我对他说，“是求得内心的安宁。”
他对此表示完全理解。
在旅馆餐厅里，有一家人非常有趣。父亲又高又瘦，穿一身硬领黑衣服。他已经谢顶，只在头的左右两边还剩下两绺灰发。他的一双小圆眼睛显得很严厉，他的鼻子细长，嘴唇宽阔，使他看上去活像一只驯养的猫头鹰。他总是头一个来到餐厅门前，然后退到一边，让他的妻子先进去。于是，他那像小黑老鼠一般瘦小的妻子便走进来，后面紧跟着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打扮得像两条受过训练的狗。父亲来到自己的餐桌前，先等他的妻子坐下，然后自己入座，最后才轮到两条卷毛狗坐上高高的椅子。他用“您”称呼妻子和孩子，但却老对妻子讲些礼貌的刻薄话，他对儿女则是说一不二的：
“尼科尔，您的表现让人反感到极点！”
小女孩快哭出来了，这正中他的下怀。
今天早上，小男孩为老鼠乱子兴奋不已。他想在吃饭时说说此事。
“在饭桌上不谈老鼠，菲利普。我不准您今后再提这个词。”
“您父亲说得对。”小黑鼠说。
两只卷毛狗把头埋到狗食上，猫头鹰点点头表示感谢，其实这种表示毫无意义。
尽管猫头鹰作了示范，城里仍然大谈特谈老鼠造成的乱子。报纸已经介入。本地报纸专栏的内容通常十分丰富，如今却整栏都在抨击市政府：“我们的市政官员是否考虑了那些腐烂的老鼠尸体可能造成的弊害？”旅馆经理除了此事再也不谈别的了，因为他也非常恼火。在一家体面旅馆的电梯上发现老鼠，他认为这简直不可思议。我安慰他说：“大家都有这个麻烦呀！”
他回答我说：“正是这样，如今我们同大家没什么两样了。”
是他对我谈到那出人意外的高烧引起的最初几个病例，大家为此已开始感到忧虑了。旅馆里收拾房间的女佣，有一个已得了这种怪病。
他连忙明确说道：“但这种病肯定不会传染。”
我对他说，我无所谓。
“噢！我明白，先生跟我一样，是个宿命论者。”
我过去从未提出过类似的问题，而且我也不是宿命论者。我把这点告诉他……
就从这一刻起，塔鲁在笔记里开始较详尽地谈到这种从未见过的高烧，公众那里已经有人为此担心了。塔鲁在笔记里记述说，在老鼠绝迹之后，矮小老头终于找到了那几只猫，而且耐心地校正他吐口水的位置。塔鲁还补充说，已经可以举出十来例这种高烧病，其中大多数人都必死无疑。
最后，我们可以把塔鲁对里厄大夫的描绘转载于此作为资料。据笔者判断，他的描绘相当真实：
看上去有三十五岁，中等身材，宽肩，接近于长方脸，率直的深色眼睛，但下颌突出，鼻子高而端正，剪得很短的黑头发，嘴形微弯，丰满的双唇几乎时刻紧闭着。他晒黑的皮肤、黑色的汗毛以及他常穿的十分合身的深色衣服使他看上去有些像西西里农夫。
他走路步履敏捷。他走下人行道步伐不变，但踏上对面人行道时大都轻轻一跳。他驾驶自己的汽车总是走神，而且常常让方向箭头竖在那里，甚至已经转了弯也是如此。从不戴帽子。胸有成竹的神气。
塔鲁记载的数字是准确的。里厄大夫也了解一些情况。门房的尸体被隔离起来之后，他曾打电话给里沙尔询问有关腹股沟淋巴结引起高烧的事。
当时，里沙尔说：“我真不明白，两人死亡，一个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断气，另一个拖了三天。那天早上，我离开后面这一位时，从哪方面看上去他都在康复。”
“如有别的病例，请通知我。”
他还给几位大夫打了电话。这样的调查表明，几天之内大约有二十个类似的病例，几乎全是致命的。于是他要求阿赫兰医师联合会书记里沙尔，把新发现的病人隔离起来。
“我可没办法，”里沙尔说，“这事儿应该由省里采取措施。再说，谁告诉您这病有传染的危险？”
“谁也没有告诉我，但这些症状令人担忧。”
里沙尔却认为他没有“资格”办此事。他惟一能做的，是把情况报告省长。
但说话间，天气变坏了。在门房死后的第二天，浓雾弥漫。短暂的暴雨往城里倾泻而下，随后酷热跟踪而至。连海水都失去了它的深蓝色；在雾蒙蒙的天空下，海水发出一片银色或铁灰色的闪光，非常刺眼。又湿又热的春天倒让人宁愿忍受夏日的暑热。在这座像蜗牛一般耸立在高原上几乎不朝向大海的城市，气氛阴郁，死气沉沉。在一堵堵粗糙的灰泥墙之间，在两旁的玻璃橱窗都积满灰尘的街道当中，在肮脏发黄的电车里，人人都感到自己被天气禁锢得动弹不得。惟有里厄的那位哮喘老病人得其所哉，没有发病，因而为这样的气候欢欣鼓舞。
“热得像蒸笼，”他说，“但这对支气管有好处。”
的确热得像蒸笼，不多不少恰如发一次高烧。全城都在发高烧，起码这是里厄大夫一大早摆脱不掉的印象，原来在那天早晨，他是去菲代尔勃街参加柯塔尔自杀未遂事件的调查。但他认为这个印象似乎并不合理。他把这样的事归咎于他紧张的神经和一直纠缠着他的一桩桩心事，因此他认为整理自己的思想迫在眉睫。
他到达那里时，派出所所长还没有到。格朗在楼道上等他，他们决定先去格朗家，让门开着。这位市府职员住两间房，房内陈设十分简单。不过有点儿醒目的是，一个白木书架上面放了两三本词典，还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花径》两字，字迹模糊，但还看得出来。据格朗说，柯塔尔昨夜睡得不错。不过今天清晨醒来时，他感到头疼，而且没有任何反应能力。格朗显得疲倦而焦躁，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把放在桌上的一个装满手稿的大文件夹打开后又合上。
与此同时，他告诉大夫，他并不熟悉柯塔尔，不过猜想他有一笔小小的财产。柯塔尔是个怪人，长期以来，他们俩的关系仅仅是在楼梯上碰面时互相打个招呼。
“我同他只谈过两次话。几天前，我在楼道上打翻了我带回来的一盒粉笔。有红粉笔，也有蓝粉笔。柯塔尔正好在那一刻从他家来到楼道上，他帮我把粉笔拾起来。他问我这些颜色不同的粉笔有什么用。”
于是，格朗对他解释说，他想尝试再学学拉丁文。从离开中学到现在，他的知识越来越不可靠了。
“不错，”他对大夫说，“有人向我保证，学拉丁文有助于更好地掌握法语的词义。”
因此，他把拉丁文的单词写在黑板上，再用蓝粉笔抄下有性、数、格变化和动词变位的那部分词，再用红粉笔抄下没有变化的词。
“我不知道柯塔尔是否真正理解了，但他似乎很感兴趣，还要我给他一支红粉笔。我当时有点吃惊，但无论如何……当然，在那时我不可能猜到，他会把粉笔用来实现他的计划。”
里厄正在问他第二次谈话是什么内容时，派出所所长带着他的秘书来到了。他想先听听格朗的陈述。大夫注意到，每当格朗谈到柯塔尔时，总管他叫“绝望的人”。他甚至一度用了“致命的决定”这样的熟语。他们在讨论自杀的原因，而格朗却在选词用句上显得吹毛求疵。最后大家决定用“内心抑郁”几个字。所长询问，当时从柯塔尔的态度上是否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所谓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