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幅员

14世纪，欧洲人对元朝的了解，远甚于他们对中国悠久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朝代的了解。他们有关元朝的知识来自当时的一本畅销书《寰宇记》（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书上说，这个国度的幅员、人口和繁荣程度胜过欧洲的任何地方，她的统治者，“无论是从臣民、领土还是财富的角度衡量，都堪称当今世界乃至从人类初祖亚当以降，最强大的人”。[1]这本书的作者当然就是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而他所奉承的那位统治者就是忽必烈汗。[2]

波罗家族来自亚得里亚海边的科尔丘拉岛（今属克罗地亚），当马可出生时已成为威尼斯人。1260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哥罗（Ni c co lò）和叔父玛菲（Ma f feo）挣脱了地中海贸易圈的强大引力，一路向东而去。是年，忽必烈成为统率全体蒙古部落的蒙古大汗。经过五年的长途跋涉和买卖，波罗兄弟抵达了忽必烈汗的首都——位于蒙古草原上的哈拉和林（Karakorum）。随后，他们返回欧洲，于1271年再度东游。是年，忽必烈建立元朝。这次，他们带上了尼哥罗17岁的儿子马可。他们一去就是24年。这次旅行的最大遗产就是马可·波罗的《寰宇记》。对于欧洲人来说，一个人在元朝的经历成为他们认识亚洲的一扇窗户，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书里的中国就是他们头脑中的中国。[3]

如果说《寰宇记》有一位主角的话，那就是忽必烈。马可在核心章节的一开始写道：“每个人都应知晓，这位大汗是最强大的人。”与这位统治者有关的一切事物都被夸得天上有地上无。他的宫殿是“我所见过最大的”；宫殿所在城市的人口如此稠密，简直是“数不胜数”；“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城市”像这里一般物阜民丰。[4]难怪马可·波罗得到了“百万先生”（Il Milione, the Man of a Million Tales）的诨名。这就是欧洲人所相信的元朝的样子——美好得像尘世间的一个梦，后世作家如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者则期待通过置身于马可·波罗笔下的这片仙境，以激起自己想象的闪光。[5]

已经有人指出马可·波罗的失误在于，遗漏了我们认为最能反映中华帝国幅员辽阔、国力强盛的标志——长城。吴芳思（Frances Wood）甚至大胆地怀疑，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无论是阅读当代中国地图，乘飞机俯瞰华北，还是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除非是有严重视力问题，否则没有人会忽略长城；而看到长城后，没有人能轻易忘怀。”[6]我们望着这个伟大的人工奇迹，看到的是一个在地理和政治规模上令欧洲人望尘莫及的国家。马可·波罗在至元十一年（1274）来到忽必烈的王国时没有提到长城，这使一些读者怀疑其整个故事的真实性。这种质疑看似有理，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回到13世纪，就会发现，他遗漏某些重要事物并非那么显而易见的失误。马可·波罗说，他沿着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进入沙州境内［“所有拜偶像者（穆斯林），除了一些信景教的突厥人”］，又南下甘州（“一座辉煌的大城市……三座建筑精美的教堂……许多修道院和大教堂”），接着“往东南行，去大秦人（Cathay）的国家”。[7]他在河西走廊一带没有注意到长城，原因很简单，因为长城不在那里。直到明朝后半期，可以被称作“长城”的东西才在这一地区出现。[8]

并没有一道城墙可以为马可·波罗抵挡对其捏造游记的指责。有趣的是，当时的长城尚未如后世那般成为中华权力的象征。忽必烈的帝国横跨于中原扎根土地的世界和蒙古草原逐草而居的世界，他对这些城墙必然毫不在意。明初的皇帝大概亦复如是，因为他们还在想象，有朝一日能收复忽必烈曾经统治的大草原。后来的皇帝放弃了这个念头，于是开始在北方边境修筑一段段城墙，在游牧与农耕、蒙古与明朝、“中华”（Chinese）与“异族”（foreign）间划下防线。明末时，原本数百公里的城墙已绵延至数千公里。但是，事与愿违，城墙没有挡住游牧者（1644年，他们变身为满族人再次逐鹿中原）的铁骑，事情也并非大家传说的那样，长城没有长到在外太空也能看到的地步。

一统

蒙古人的生活方式是游牧，征服是其生活习惯的逻辑。如果一个部落停留在一个地方，一直在同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中狩猎，那么将逐渐衰落，最终臣服在别的部落脚下。生存的唯一方法是不断迁徙。因此，头领如果能够带领自己的族人不断寻找更好的居所，就具备了特殊的人格魅力。直到1227年逝世为止，成吉思汗遵循的一直是这一逻辑。因此，他南进华北平原。一个世纪前，属于通古斯人种一支的女真人征服了那里并建立金朝。七年后，蒙古人踏平金朝，开始盘算南征宋朝。

蒙古人在长江流域的西北门户襄阳和樊城陷入五年的苦战，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即南宋咸淳九年），襄阳陷落。这次蒙古人是得益于回人攻城技术的大力协助。[9]两年后，杭州的南宋朝廷被攻克。不过蒙古人又花了四年时间，才将进一步南逃的南宋小朝廷完全击溃。

忽必烈在攻陷襄阳后，将注意力转向援宋的日本。至元五年（1268，即咸淳四年），他初次遣使日本，劝说后者终止与宋朝的结盟，但未被理会。他派出的第二、三次使团也同样无功而返。蒙古人先礼后兵。于是，至元十一年七月（1274年10月，即咸淳十年七月），一支由水师6700人、步兵23 000人组成的蒙古——高丽联军驾900艘军舰穿越朝鲜海峡向日本而去。蒙古人可谓心狠手辣，他们将赤裸的日本妇女的尸体钉在船舷上，作为示威的手段。日本人亦顽强抵抗，终于等到一场台风，使三分之一的敌舰和半数敌军葬身大海。蒙古人只能收拾残部撤离。

忽必烈尚未降服日本，就将大宋江山收入囊中。至元十八年（1281），他又纠集了一支更强大的军队，二度伐日。漏船、断粮、仓促成军、再遇风暴，导致了又一次的失败。于是，自19世纪起，便出现了这样一种神话——日本是被“神风”（kamikaze）所救。“神风”一词在1945年又复现于历史舞台，这次是被用来形容“二战”末对美国海军实施自杀性空袭的日本神风特攻队队员。[10]

在征服宋朝以后，忽必烈急需寻找一种理念来支持蒙古统治的合法性。他找到了这样一种论调，即蒙古人有权统治这块次大陆，因为他们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宋、辽、金鼎立的分裂局面。把四分五裂的领土一统于一个名为大元王朝的政治体之下，很可能是出自忽必烈最信任的汉人幕僚子聪的谏言。子聪原为僧人，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即南宋淳祐二年）曾为大汗延揽，海迷失后元年（1249年，即淳祐九年）又再度入幕，成为忽必烈的主要谋臣。[11]子聪明白，如果忽必烈不设法归依汉族传统，就无法成为令汉人心悦诚服的皇帝。一种方法是使这个政权具备华夏王朝的身份，将其置于自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北方算起的漫长的王朝系列。忽必烈自称为大元的创立者，将自己打扮为辽、金、宋朝的合法继承者。为了完全奠立自己的正统地位，他召集了一批学者，并任命脱脱（Toghtō）为都总裁官，为前三个朝代修官史。这一举措抹杀了长久以来汉人对“华”（文明的——也是“中华”的“华”）和“胡”（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区分。如果汉人把蒙古人视为“胡”，那蒙古人就不可能使臣民相信他们能自称为“华”。因此，最好是找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概念，也就是“一统”。忽必烈把许多民族聚集在自己的统治之下，使他们融为一体，因此，他当得起天子之名。

辽、金、宋三代的历史是把元朝嵌入中国朝代序列的参照坐标。又是在汉人智士的谏言下，忽必烈如法炮制，下令编撰全国性方志——即一部囊括各省地理、行政区划、人物传记的志书。这是史无前例的。以往各朝方志都是地方性的，到了元朝发生了变化。至元二十八年（1291），《大元一统志》修成，12年后重修扩版。这部全国性的出版物为以后的朝代树立了典范。洪武三年（1370），明朝的创立者也下令编纂本朝的一统志，但是在数十年后才正式启动。永乐十六年（1418）和景泰五年（1454），又先后两次申令修志，后一次更是催迫甚严。七年后，《大明一统志》终于问世。

朱元璋治下的疆域并不等同于忽必烈“统一”的疆域。朱元璋被迫放弃了元代统治下的蒙古和西伯利亚，即传统上所说的胡人区。然而，既然元朝声称统一了天下，则明朝必不能稍逊于彼。自朱元璋以后，明代的国家话语中始终充斥着“天下一统”“国朝一统”和“一统万方”这样的说法。[12]洪武三年，朱元璋命人创作了一首比打油诗好不了多少的《大一统颂》，从中可以看出他有多么在乎这一点。

明朝疆域辽阔，但东西南北四面都不及元朝版图大，甚至与唐帝国也无法相比。[14]永乐皇帝（1403—1424年在位）意图恢复至元朝边界，故北进草原，南征安南（现越南），但明朝的武威在两面都未能维持太久。成书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类书《三才图会》中有关朝代赓续的条目中竟然宣称“元氏以夷狄入主华夏”，而疆域却较以往的汉人王朝缩小了，“其地西北锥过于前”暗指有另一支蒙古部落控制着中亚，“而东南岛夷则未尽附”指的是日本两次击退蒙古人的进攻。按照该书编者的说法，这些局面随着明朝的建立而改观。“唯我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15]

这只是反元的修辞策略。到明代中期为止，疆域已较元代大幅缩减。根据地理学家王士性的说法，北面回缩了500公里，东北面回缩了250公里，西北面回缩了1000公里，而西南面也回缩了1000公里。[16]在这些区域中，最易被明朝侵蚀的是西南。有明一代，乃至入清以后，通过不断移民开垦和设立行政机构，汉族势力有条不紊地侵入西南——这是一个在大范围内“吸收、取代和消灭”的进程，用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说法就是“内部的殖民主义”。[17]最易拓边的区域是北方边境，明朝最终在那里建起了一个缓冲地带，史称“九边”，并在其最外围筑起了长城，以区隔中外。[18]而且如王士性所言：“若元人兼有沙漠……其广狭又不在此内。”[19]

通衢

一个幅员广袤的帝国必须面对的潜在问题是如何不变成一盘散沙，因为过于星散的人口分布往往阻隔了有效的通信。对于自秦以降的中华帝国而言，如何建筑起一个纵横境内的水陆交通网络，既能便于驿卒、官员、军队、邮差经济又迅速地移动，又能方便平民百姓的出行，是个不小的挑战。

在元朝建立之前，蒙古帝国就已发展出了令人震惊的通信网络，更不用说那之后了。这种网络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长距离通信的手段，蒙古人就无法控制边疆地区。马可·波罗就曾为元代的陆路通信系统而深深折服。他写道：“当大汗的信使沿着任何一条驿道出发，每40公里就有一个驿站。你要知道，在通往各个行省的每条驿道上，每隔40或50公里就有一个这样的驿站。”传送紧急公文的马递，一日之内可行400公里。马可·波罗向读者保证说：“无论是对国王、皇帝还是你能想到的任何人来说，这是他们活在世上能够享受到的最伟大的资源。”作为一个来自中世纪欧洲小城邦的人，马可·波罗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他说：“这套制度实在太了不起了，但是耗费的代价也太高，因此它反而妨碍了谈话和书写的传递。”

在这套驿传制度中，与之并行的是兵部用以传递日常公文的独立系统。这套系统依靠的是“急脚递”而非马递。马可·波罗是这样描述这些“急脚递”的装扮的：“（他们）身缠宽大的腰带，腰带上悬数个小铃，一跑起来，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他们的铃声。他们总是全力奔跑，且最多跑5公里路。在5公里外的下一个递送铺，听到他们铃声由远及近的下一个役夫便早早地做好了准备。”通过接力的方式，这些“急脚递”可在一日之内跑完普通旅行者10日的脚程。[20]马可·波罗当然会对此印象深刻。16世纪末，从伦敦送信去400公里外的巴黎要10天时间。而在13世纪，信能不能送到还成问题呢。

明朝沿用了元朝的通信体系，尽管裁减了部分消耗马匹过巨的陆上线路。[21]根据晚明某笔记的记载，明代驿道系统，东西长10900里（约合5450公里，3386英里），南北长11750里（约合6768公里，3650英里）。[22]据某位现代学者的估算，明代水陆驿道的总长度达到了143700里（约合71850公里，44645英里）。[23]各地驿道的修筑质量天差地别，而养路的责任自然落到地方官和地方财政的头上。明初，皇帝为尽量减少重修南京驿道的成本，曾下旨用元代碑石为铺路的材料。[24]佛寺中镌刻供养纪录的石碑数不胜数，因此需要闯入城市周围的寺庙把石碑搬运出来，许多地方官员发现，这项严苛的政策执行起来政治阻力不小。然而，如果不能做好辖区内驿道的养护工作，则会招来降级甚至革职的处分，在这种威慑下，一些地方官员不得不兢兢业业地修护驿道。时间是至关重要的。按规定，“急脚递”一日需行300里（约合150公里，93英里），如公文递送延迟，每延迟三刻，则笞二十。[25]驿使跑的距离更长，速度也要更快。因此对于他们稽程的处罚是按日计算的，每耽搁一日则笞二十。[26]

官员出公差时允许乘驿。驿递系统虽然是免费使用的，但对于驿使的行程以及在递运所和驿馆的待遇等级都有相当严格的规定。譬如，在元代，诸驿使日行不过三驿，以免马疲致死。这些规定被写入元代法规大全——《元典章》，载明官员乘驿的各项限制。至元二十四年（1287）的一个律例规定，官员投驿止宿时，需将驿马交由驿卒饲以草料后才可自去饮酒，而不是下马后就任由驿马在驿馆外自生自灭。还有一项律例告诫驿使，不得向驿官索要妓女。起因是至元二十一年（1284），有人状告一名小官员贿赂驿馆，为其差拨三名妓女赴驿馆内伴宿，次夜又复提出同样要求。[27]

明代驿制，隶属兵部，用军士代民役。为了方便驿使，还编制了一本参考手册，名为《寰宇通衢》。这本印制粗劣的手册，首印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其中罗列了全国所有驿道里程及1706个驿站。发驿遣使，必须持有注明时日和出行方式的牌符。如果是准给驿马的话，牌符上会印上马匹的图样。如果使臣逾制索要驿马，则会受到笞八十的刑罚。与“急脚递”一样，身负公差的官员也有行程的限制。每条线路都按照所需时日计算了里程。[28]

譬如，一个官员坐船从北京去南京需40日，到扬州则少一日，多一日则可抵苏州。从北京到陕西省北部的延安、河南省西南部的南阳，也都是40天的路程。到边疆地区的城市的路程则要长得多。从北京到四川省首府成都需145天，到广西省首府南宁需147天，里程数之最要数到广东省沿海城市潮州，需149天。首先从北京出发，行走113天后抵达省会广州，此后还要往东进入丘陵地带，经过36天的跋涉，穿越1155里（约578公里）的崎岖山路。[29]如果使臣走海路的话，行程可大大缩短，不过朝廷不允许这样。

南北

宋朝时的一场全国性危机导致了南北分裂的局面。随着北方女真人的入侵，宋朝被逐出中原，被迫接受与金朝分立的局面。双方以淮河为界。淮河是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一条东西向河流。元朝统一南北后，就消灭了这一内部屏障。不过从地文学的角度来说，南北界线依然存在。南北方不仅存在气候、地貌、饮食、建筑和文化上的差异，人们甚至相信，南人与北人的思想与性格也有所不同。北方以干燥、贫穷、文化落后为特征，南方则完全相反。当时的人就已知道，淮河流域是农业上的生态过渡区。淮河以南地区降雨充沛，适宜水稻生长（年平均降雨量不少于80厘米），淮河以北只能种植小麦、高粱和其他旱地粮食作物。早在14世纪，元人王祯在《王祯农书》中就已阐明这一点，他宣称淮河是水稻和小米种植区的分界线。两个世纪后的一本笔记中提到，淮河流域的部分地区适宜种植水稻，“谷价亦廉”，而其他地区则不产水稻，因此推断“此南北之交也”。[30]降水充沛和气候温暖是南方独有的资产，因此，这里的农业产量更高，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更大，教育和文化产业也更发达，而这一切便铸造了南方的领先优势。

不过，在一般人的眼中，南北的分界线是长江，而非淮河。所谓“江北”指的是长江以北，而“江南”指的是长江以南，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甄别江南、江北，是明代文人笔记乐此不疲的话题。福建谢肇淛的《五杂俎》中是这样区分南北的：

地理学家王士性则详述南北自然环境的差异，论述更见细致入微：

发达的南方的核心区域是长江下游的冲积平原，它的西北面是明代的第一个首都南京，东面以海港上海为限，西南面则是南宋首都杭州（地图1）。这个区域亦称江南，我在书中将称其为长江三角洲。元代在江南设行省，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则将其分为南直隶和浙江两个省。朱元璋出于自己的政治直觉和社会保守主义（social conservatism），[34]对这一地区并不信任。他更倾向于分化、征服的做法。他崛起于淮河流域的凤阳府，那里正是南北的分界线，因此他始终与江南精英圈格格不入。尽管如此，与以往朝代的开创者相比，朱元璋还算不上是个北方人，当时与后世的观察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明代颇负文名的汪道昆（1525—1593）就曾说过：“畴昔圣帝明王，率由北产。帝臣王佐，亦以类从。……迄我太祖，中天而兴，挺生南国，向明而治，此其向方。”[35]

在寻找中国文化的源头时，人们也许还会引颈北望，但宋代以后，随着南方的兴起，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文化潮流的风向标已经南移。从长时段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新的变化。正如地理学家王士性乐于指出的那样，“江南佳丽不及千年”，到王士性所处的16世纪，这个地区才“正当全盛之日”，他进而猜想：“未知何日转而黔、粤也。”[36]

元代的统治范围尽管跨越了南北的分界线，但元代统治者尽可能重用北人而提防曾经反元的南人的做法，却使南北隔阂的观念常驻人心。元朝统治下的宋金遗民发现自己并未如朝廷曾许诺的那样重新联合起来，而是要在偏见的隔阂下交涉。这种差异反映在北人与南人之间在政治、文化上的紧张关系，前者被派遣南下，治理南宋的旧江山，后者则无缘服务于新政权，还不得不与新来的领主谈判。南人指责北人没教养、没文化，而北人则认为南人心胸狭隘、自以为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达成政治上的调和。

蒙古人采用举荐而非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官员，在被元廷严重排挤的南人心中播下了怨恨的种子。元朝覆灭后，他们为了扭转这种不平衡的态势，便寄希望于恢复科举制度。科举制度，通过每三年一轮的考试，在全国的青年中选拔人才，为政府效力。第一关是县一级的童试，第二关是省一级的乡试，第三关是在首都举行的会试。通过县一级考试者，被授予“生员”的头衔；通过乡试者，称为“举人”；通过全国性的、在京城举行的考试者，则是“进士”。[37]因为科考范围是通行的教材，所以这种制度有助于在士绅中培养一种统一的国家文化。不过，人们也普遍认为科举制度更有利于南人，因为历来南人通过科举的人数要比北人多。王士性曾试图用地理的原因来解释这一现象：长江以北，地方广大而缺少变化，人们可以甘于千篇一律而不求在文化上独树一帜；长江以南，地形更为复杂，人们被迫聚居在一起，相互间的竞争自然增多。不过，王士性坦承，并非所有文人学士都出自江南，但他也不得不指出，嘉靖（1522—1566）以后，“则江南彬彬乎盛矣”。[38]

不唯嘉靖之后，南北间的这种不平衡，实在由来已久。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恢复科举，就是意识到了元朝南人无由晋升之苦，但他本人更欣赏北人的坦率，因此也不愿过多地矫正重北轻南的局面。南方在文化上具有优势——教育资源更多，文学更典雅，赞助和繁荣学术的社会网络更发达，因此，洪武四年（1371），明代首次科举产生的进士中，有3/4是南人。朱元璋对这一结果很不高兴，一度暂停了科举。洪武十八年（1385），他重开科举，南人与北人的中试比例还是如此。

在洪武三十年（1397）的殿试中，这一问题终于酿成了一场危机。这一次，52名进士全部是南人。朱元璋叫主考官刘三吾重新审阅落榜的试卷，希望重新发现被埋没的优秀北方举子。但令皇帝失望的是，刘三吾再次呈上的排名仍复如是。他向皇帝解释说：“礼闱取士，向无南北之分，大江以南本多佳士，北士自不及南。”朱元璋大为震怒，处决了两名考官（刘被豁免），并重新举行殿试。这一次，61名进士自然都来自北方。

洪熙元年（1425），终于在制度安排上解决了这一问题：35%的进士席位留给北人，55%留给南人，余下的10%则留给来自南北交界的淮河流域的人。不过，这一配额方案并不适用于进士的排名，而进士排名决定了官职的安排，因此，这项关于官僚职业生涯的改革并不彻底。洪武三年到崇祯十六年（1643），殿试第一名者（被称为“状元”或“魁元”），有80%来自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四个南方省份。从统计结果上看，省籍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你来自以上这些省份，那你晋升的机会将比来自诸如山西等北方省份，或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省份的人要大得多（上述三个西南省份，在明代没有出过一个状元）。[39]出身地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也决定了士子所能获得资源的多寡。

为了增加北人科举成功的机会，北京的国子监只录取北人。而南京的国子监则面向所有非北方人，这就意味着更为激烈的竞争。就学于北方的国子监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方便走吏部的门路，而吏部是决定官员任命的部门。罗（？——1519）——上一章提到过，弘治皇帝曾向数位臣子询问有关龙的事情，他便是其中之一——是个南人。罗玘出身于江西与福建交界处的某县，为人好标新立异，也许是因为他对经典之外事物的浓厚兴趣，所以屡次在乡试中落榜。罗在39岁时，放弃科举，为自己捐了一个监生的头衔，即在北监中谋得了一席之地。当时的国子监祭酒是长于经世之学的著名学者丘（1420—1495），他反对南人留在北监。罗玘固请不已，终于惹得丘怒骂：“若识几字，倔强乃尔！”罗玘则回答：“唯中秘书未读耳。”

本来这就足以把罗玘打发回老家了，但丘壑却因为他的不羁言论而另眼相看，特地留他下来考试，并惊异于他的才华。成化二十二年（1486），罗玘被准许参加京闱乡试，从而跳过了在南京参加考试的一长串南人，取得了第一名。[40]有些讽刺意味的是，北监祭酒本人来自海南，也就是说，他出身自大明帝国里南到不能再南的地方。

政区

蒙古人将原来金、宋两朝的领土分为九个行政单位，另外还有三个涵盖了大草原及同纬度的北方地区。[41]元朝统治的核心区域是北京及其周边，称为中书省。这沿袭了前朝的称法，同时也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行政机构的名称。其余的领土被分为八个区域，由八个行中书省管辖，它们分别是中部的河南江北，西部的四川，东南的江浙，西南的云南，西北的陕西、甘肃，还有南部的江西、湖广。

明初沿用元制，近10年后才有所改变。洪武九年（1376），废除行省制度，将地方权力一分为三，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其管辖范围一般比行中书省要小一些。有三个省（陕西、四川和云南）仍维持元朝时的边界。甘肃省消失了，因为它的大部分地区已不是汉人的领土，而处于蒙古人的控制之下。明代仍控制着甘肃的西南走廊，并将之并入陕西。其余各省都被划分为更小的单位。中书省被分割为山东、山西和北平（后改称北直隶，今为河北），江西行省被分成江西和广东，江浙行省被分成浙江和福建，湖广行省被分成广西和贵州。此外，在合并不同行省的基础上成立了两个新的行政区域：南直隶（今天的江苏和安徽），即原江浙行省的北部和原河南江北行省的东部；新的湖广，即原河南江北行省的西部与原湖广行省的北部。这些新的行政区域仍称为“省”（secretariats），今天在英语中用“province”一词表示。[42]

将行省分为三使司，是一种预防省一级的官员形成地方割据势力的分权策略（a divide-and-rule tactic）。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一新制度实际上加强了省一级的行政能力，因为它把三个反馈系统汇总到一个结点上。与元代行省制度相比，明代增加省的数量，削弱了政府进行跨区域协调的能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代增设了巡抚和总督。这两个职官初设于宣德五年（1430），原本是临时性的，为的是应付诸如洪水等由环境恶化引起的、需要跨省协力解决的突发问题。因此，巡抚和总督是明朝“排除环境问题的专家”（environmental trouble shooters）。[43]

省下面一级的行政单位（在元代是路和府，明代是府和州）再划分为县，就是国家行政体系中的最基本单位。元代一度有过1127个县，明代1173个，当然这些数字会随着疆域变化而浮动。县是中央政府任命官员的最基层单位。每个县有一个县官，根据省籍回避制度，必须由非本省出身者担任，这是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从而削弱中央的权力。县官要负责辖区内的治安和财政，小的县有5万人，大的县有50万人。如果县官感到职责不堪负荷，可将该县进一步划分，从而成立新的县。

新县似乎是分批设立的：15世纪70年代有14个，16世纪10年代有9个，60年代有8个。许多新设县是在管理松懈的边远地区，往往是为了应对当地的盗匪问题。[44]在发达地区，设县则是因应经济增长的需要。例如，太湖南岸的桐乡在宣德五年（1430）被提升为县，就是为了改进这一人口稠密地区的赋税而进行重大调整的结果。桐乡周边市镇的纺织贸易量增长惊人，因此在16世纪30年代，当地的士绅领袖奏请分立县治。当时的一个青镇人提出的理由是，作为一个商业市镇，青镇地处水陆要道，就其规模和繁荣程度而言，分立县治乃势所必然。他说道：“本镇……居民不下四五千家。丛塔宫观周布森列（佛寺道观仰赖民间捐助，因此是衡量地方贫富的晴雨表），桥梁，不烦改拓。”由此可见，立县尚不足以符合青镇的实际地位，难怪他要暗示说，“已宛然府城气象”。[45]但是他的上疏未被批准。

福建沿海的海澄县，则是为了应对以上两种需求而设。月港位于海澄县，是漳州地区中国与东南亚海上贸易的主要港口。第一次要求置县是在16世纪20年代初期，但因为嘉靖四年（1525）的海禁，遂无疾而终。嘉靖二十八年（1549），二度议立县治，又因为朝廷围绕中央对沿海赋税控制权的复杂斗争而未果。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度附议立县的问题，次年又有邑人正式上疏。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上疏中，把立县称为救生灵而弭寇乱的根本办法。立县意味着能够加强应对倭寇的军事投入，从而促进海澄的进出口贸易。上疏中批评该地民众顽劣奸猾，目无法纪，又有私通倭寇之便，因此设立县治能加强地方控制。“市贾船舶往往有税皆归于捕盗牙家”，而非地方政府，“当即布告，令其输税于官”。如此一来，设立新县的费用就绰绰有余了。[46]

该项建议被朝廷采纳了。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567年1月17日），福建设立了两个新县，其中一个就是海澄。是年，弛禁开海，贩私的转为合法贸易，倭寇变身商贾，而月港则成了海澄县。

人口

元明统治时期究竟有多少人口？这两个王朝都遵循着户籍统计的传统，以此掌握可服徭役的人丁数量。今天，这些档案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这一时期经济与社会状况的信息。因此，我们有厚厚一沓人口统计数字，但是这些数字常常是不准确的。

12世纪的宋代人口超过了1亿。而据至元二十七年（1290）元朝第一次人口统计显示，仅有58834711人。统计者知道，实际的总人口数应该更高，因为“山泽溪洞之民不与焉”。[47]天历三年（1330）调整后的数字有所上升，但也仅为59746433人。难道宋元易代的过程中竟损失了4000万生命？元人入主中国是否引起人口锐减？历史学家对此莫衷一是。有人提出，应该把至元二十六年的统计数字提高20%——50%，从而得到的假设数字在7000万——9000万人。这组数字似乎比较符合人们对元朝统治规模和疆域的认识，但是元代发生的诸多灾祸应该也造成了某些地区人口的下降。我们还知道，在一些地区，作为蒙古人家奴的人口是不入籍的，这也是造成这部分人口从统计数字中消失的原因。

明太祖急于知道自己统治着多少臣民。洪武三年十一月十七日（1370年12月14日），他下旨户部：“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俚。”他要求重籍天下户口，写明各户性别、年龄（为了区分中青年人和老幼，因为只有中青年人要负担徭役），以及房屋、田产数量。这些信息被编制成户帖，一份给民，另一份令有司造册，藏于县衙（即县官的府署和公堂所在地）。[48]这些统计材料称为“黄册”。曾有人说，这是得名于书册的封面颜色。但实际上，封面并非黄色。3岁是孩童，15岁是少年，20岁起为丁，59岁步入老年。3岁以下尚未断奶的小孩儿称为“黄口”。[49]早期的官方户籍统计并不涉及幼童，因为考虑到儿童的自然死亡率颇高，许多孩子无法长大成人，进入赋税体系。统计儿童人口被认为是徒劳之举。明代则不然，故而户籍名册才有此名。因此，“黄册”之“黄”的确切意思是“亦自男女之始生登籍而名之耳”。也就是说，婴儿也不能逃脱户籍编审。[50]

明代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是洪武四年（1371），不过当时有些地区并不在普查之列。天下并非皇帝说的那样都太平了，至少有些地方不是。10年后，朝廷下令进行了第二次普查——此后，每10年造册一次，除少数几次中断外，该制度与明朝相始终。根据洪武十四年（1381）上呈的数据，明代共有1064362户，总人口为59873305人。10年后，总户数增加约1万户，但是总人口却减少了300万人。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统计结果被重新核算，洪武二十六年（1393）给出的修正人口数量为60545812人。经过调整后，这些数据已与至元二十六年和天历三年的数据非常接近了。

明朝规定，户口每年勘核一次，人口普查则每10年进行一次。每10年一次的统计称为“大造”，地方官往往嫌麻烦，或是填报10年前的数字，或是调整几个数据，敷衍了事。结果，明代的人口统计数字几乎与元代一致，有明一代的官方人口数字始终在6000万上下浮动。

对于明代的官员来说，“夫户口之增损，国势之强弱，于是乎在”是不言而喻的。[51]人口增加意味着地方繁荣，地方繁荣意味着治理有方，这是任何一个朝代都希望实现的图景。这一信念也许会诱使县官们多报人口数字，但这样做也势必导致本县赋税的提升，这又是县官们所不乐见的，因此，他们又有把数字报得越低越好的动机。对于纳税人来说，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他们会尽量把大户分成更多的小户，以逃避徭役。因此，通过拆分户口的手法，表面上，户口的数字增加，并造成人口增长的假象；同时，实际负担徭役的人丁数量却减少了。黄河流域曾流传着一首绝句，讽刺的正是上述这种情形：

如果地方上的百姓能够哄骗官员的话，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些数据？怀疑派学者都认为，洪武二十六年（1393）以后的统计数字皆属地方官员虚报，掩盖了人口增长的真实情况，但对于实际人口增长的多寡，他们却莫衷一是。首先，他们假设这些统计数据最多不到实际人口数量的90%，因此倾向于将起始数字提高10%。其次，他们假设每年的人口增长率为3‰，由此得出，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人口数量为1.5亿人，几乎是万历三十年（1602）“大造”所呈报的5600万人的3倍。极端怀疑派设定的起始数字和年均增长率（5‰——6‰）更高，因此，他们推算出的1600年的人口数量高达2.3亿人。[53]这些假说，引起了我们称之为“统计基要派”（statistical fundamentalists）学者的反弹。他们质疑这种抛弃已有数据而采信自己所需数据的做法。他们尽可能严格地采用这两百年间的官方人口统计数据，并按照一个远低于怀疑派的年均增长率（0.4‰）进行推算，最终得出1600年的人口数量接近6600万人。

由此，怀疑派、极端怀疑派和基要派为我们提供了3个1600年的人口数字——6600万、1.5亿和2.3亿。这些数字造成的结果十分有趣，因为每种推算都暗示了一种不同的历史发展。根据清代的记录，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人口数量为3.13亿人，道光二十年（1840）为4.3亿人。我们所认定的1600年的人口数量，影响到我们对后来这些数据的解读。如果我们采取基要派推算的人口数6600万，则会发现18世纪的人口增长惊人，其年均增长率将接近8‰；而按照极端怀疑派推算的2.3亿，则在统计上，所谓18世纪人口暴增就变成了一种假象；采取折中的数据1.5亿，则得出一条平滑的长期增长曲线，即明清两代的年均人口增长率约3‰，这个数字较为合理。我个人倾向于采纳折中的推算。

移民

在元明两代，许多人并不待在自己的原籍。一些人因为做生意或别的原因，总是居无定所。有些人则是迫于国家政令而不得不迁移。朱元璋抄没江南巨室田地时，就把部分富户迁到首都南京，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一些迁到他在淮河流域的老家凤阳府，另一些则迁到人口减少的华北平原。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又带起了数波向华北平原的强制移民，有些达到数万户之多。整个15世纪，畿辅省份北直隶所占全国人口的比率，从3%升至7%。

一些移民是迫于政令，而大多数则是出于经济原因，移民渠道多通过私人网络而非政府计划。有一批北方移民就聚集到了山西洪洞县的老槐树下。该地是这个（基本未受元明易代影响的）人口大省内为寻找土地而漂泊的人们的一个集合点。洪洞，横跨于晋中地震带上的汾河走廊，是迁徙路途上一个理想的集合点，因为它是出省的必经之地。许多人专程到此，加入出省的移民团体。一位热心的乡土历史学家考证出，全国40%的县有移民家庭，一些来自洪洞本地，更多的来自山陕地区的其他地方。五分之四的移民往东进入华北平原，其余则分散在全国其他省份。[54]

这些移民一直保留着他们来自山西洪洞的记忆。菏泽王氏的家谱就记载着，先祖名王伯圣，王氏乃迁徙至菏泽：

王氏“爰居”[56]之地名叫粪堆村，也就意味着他们从此变成了“粪堆王氏”。后来，他们选取了一个更为文雅的“郡望”——菏泽，意为荷花之泽，因此，到清光绪十三年（1887）他们编纂家谱的时候，他们就自称为“菏泽王氏”了。

就全国范围而言，明代迁出人口最多的是江南。洪武二十六年（1393），江南三大省——南直隶、浙江、江西拥有全国半数人口；而到了明中叶，已不足三分之一。[57]这一大规模的人口分布调整，固然与各省人口的实际增长有关，也得力于始及江西，次至湖广，直迨四川、云南的西进移民潮的推助。早在15世纪20年代，就有大量来自东部省份、因经济压力迁移的人口（economic refugees）[58]涌入湖广南部，他们中的一些人私自削发，伪装成游方僧人。[59]正德四年（1509）湖广饥荒，[60]前来署理救荒的钦差惊讶地发现，该省聚集了大量“外省、外府、外州、外县流来寄住游食种田度荒人民”，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东部省份、迫于经济压力迁移的人口。[61]自宋代起，江南已成为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并且塑造了整个宋代的社会规范、经济运作模式和文化潮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南的人口不断迁移到全国各地：有时他们为了糊口而不得不在丘陵山地上开垦梯田，他们每迁移到一处，往往能发挥江南人的巧思和才智，从而成为地方社会中的显赫角色。

经野

人口统计和赋税定额，编户和移民，族群聚合和分离，这些都显示出，国家通过设计各种程序和机制来登记和控制国境内的每一个臣民。这种控制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一套自上而下、各行政单位彼此勾连的体系，其触角一直延伸到乡村，深入每一户家庭，最底层单位的官员亦由中央任命。没有哪个人的生活能超然于国家单位之外——至少这是该体系的目的。

元代承继了宋代的一整套地方政区单位，明代又进一步简化并固定下来。明代县以下分6个以上的乡，乡以下分为约12个都，都以下再分为数十个图（北方称社、屯），另外，根据不同地区人口密度大小，在这些层级间还会设立其他的区划单位，从而形成了一个更为精细的体系。[62]图已是一个足够小的单位了——元代50户为1图，明代百户为1图——基本相当于一个自然村的规模，至少在理想情况上如此。在这一空间结构的基础上，洪武十四年（1381），明代政府推行了一套名为“里甲”的户口登记制度。10户为1甲，10甲为1里。在1里之内，选出10户最殷实的人家，负责主持各种活动、收缴赋税，这10户便是所谓的图，至少在理论上如此。这一由国家主持的体系遍及帝国上下。没有一户人家可以豁免于这一体系之外，并且在明初时确实如此。

国家将每户家庭、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年男子、每一块可以征税的田地都登记在册。登记户口的是黄册，登记田地的是流水簿——顾名思义，没有一寸田地能逃脱登记。[63]

正如明代政府希望将每个人都落实在自己的行政体系中，它也同样希望丈量清楚每一块可耕种的土地。如陆容在自己的笔记中所言，丈量出准确的田地数据，“最是善政”。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公正，端看赋税是否合理；而赋税是否合理，端看赋税标准是否一视同仁。“若委托得人，奉公丈量，见顷亩实数，使多余亏欠各得明白，则余者不至暗损贫寒，欠者不至虚陪粮税。”[64]实际上，丈量田地并非易事。以刚正不阿闻名于世的官员海瑞（1514—1587）曾据自己在嘉靖三十七年到三十九年（1558—1560）任县官时的经历写成一部官箴书，在其中明白开列出丈田则例。第一，在测绘丈田地图时，应首先依据日升日落的方位，在纸上标定东西南北坐标，切不可采用旧时图画；第二，丈量务求精确，在阴天方向不明时测量的数据，一定要在日出之日再行勘合；第三，测量的方法必须前后一致。海瑞还提供了许多其他方面的实用建议，比如，量山时要如何从不同视角画清山界。均平丈量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如此则经界正、苦乐均，而争讼息矣”。[65]

但是人们在现实中常常有意回避海瑞所树立的典范，出现有田者无税，无田者反当重差的现象，尤其是在负责量田的官吏可以被收买的时候。万历八年（1580），兢兢业业的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决心彻底整顿这一弊政。他下令各县重新丈量田地。此举恐怕并非出于正义感，而是为了增加岁赋，但两者的效果是相同的。他下令“天下清丈田粮，寸土不遗”。[66]在下一个大造之年——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还没来得及亲眼看到自己所求的信息就溘然辞世，他梦寐以求的覆盖明朝全舆、寸土不遗漏的行政网络也未能完成。

幅员仍然是个问题。国家是这样大，不可能将每个地方置于中央的直接监管之下。然而，中央集权又势在必行，断不会容许皇权旁落或地方政府便宜行事。但实际上，恐怕不唯如此，且绝非特例。[67]饶是如此，明代官员还是在重重矛盾中理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设计出了一个前工业化国家所能获得的最彻底的行政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