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曾国藩，人们很自然地会将他与太平天国运动联系在一起。的确，曾国藩的声名与威望与太平天国运动息息相关。
咸丰元年（1851年）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席卷天下之势沉重地打击了腐朽不堪的清王朝。当时，清王朝的八旗兵已由当初的锐不可当蜕变为不堪一击，在与太平天国的屡次较量中都是败得一塌糊涂。在无兵可用的情况下，清王朝只得下旨鼓励创建“团练”这种地方武装，希望以此来对抗蓬勃发展的太平天国，消灭他们。湘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曾国藩创建起来的。最终，在曾国藩的领导下，湘军成了清王朝对抗太平天国运动最为倚仗的力量。随着太平天国运动被湘军镇压，曾国藩本人也因此事功成名就，走上了人生巅峰。
平时，人们总喜欢将曾国藩与太平天国运动相提并论。人们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褒贬不一，对曾国藩本人的评价也是不一致的：“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支持太平天国运动的人士认为，他是一位以血腥手段屠杀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是历史的罪人。反对太平天国运动的人士认为，他是一位安邦定国的奇才：“戡定粤逆之功，惟曾国藩实倡于始，实总其成。其沉毅之气，坚卓之力，深远之谋，即求之往古名臣，亦所罕见也。”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此，我们不妨这样想，曾国藩之所以能矢志效忠于清王朝并誓死与太平天国起义人士拼战到底，实与其人生选择有关。这种人生选择就是投身仕途，践行儒家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主张，实现他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其实，多读一点关于曾国藩的史料我们会发现，曾国藩的仕途生涯并非仅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他的为官履历异常丰富多彩。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以朝考列一等第三名被道光皇帝选为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任兵部右侍郎。十年内他获得了七次升迁，从无丝毫名气的书生一跃成为官居二品的朝廷大员。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后的同治七年（1868年），他终于登上了仕途生涯的顶峰，成为京畿重地的重臣——直隶总督。在漫长的仕途生涯中，他的个人活动所涉及的领域是多方面的，有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经济活动和文化教育活动等。在这些活动中，他充分地将自己在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和思想认知等诸方面的造诣融入到实践中，从而形成了有别于他人且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从政心得。
从人生选择的角度来看，曾国藩无疑是一位人生赢家、大成功者。正因如此，一些后人在深入研究了他的言行和经历后由衷地感叹：“为官当学曾国藩！”他的仕途经历能给后人带来一定的启迪。
曾国藩的从政心得，涵盖了吏治、法治、廉政、求学、修身、自律、舆情、用人、决策和勤政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求学、修身看上去似乎与为官从政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恰是他从政心得的理念之源。因此，他的从政心得，不仅仅是一些为政技巧，也是他一生做人、做事、做官的智慧总结。他把那些智慧用在了实践中，取得了令人敬佩的非凡成就。
以吏治来说，曾国藩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综合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在看到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时，他指出：“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在当时的官僚队伍中，能有这种认识的人也许不在少数，但能够像他那样看透问题的人不是很多。例如，针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他指出其根源就在于官吏腐败：“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这种能从自身出发去发现问题并大胆指出来的人在历史上也不多见。在发现问题的同时，他还能发现问题的实质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针对当时的吏治腐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
就用人来说，曾国藩在那个时代已经认识到了政治人才的重要性。他为此提出了“行政之要，首在得人”的观点。为了挽救自己的国家，他采取了大力举荐人才、招一些年轻的学生赴美留学之类的举措，而创办湘军这一事最值得为后人称道。后来，他将思想教育融入到治军的过程中，这一做法除了起到了以“礼”治军的作用外，还让将士们能够不断地提升自己，成为不断进步的成长型人才。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爱才、惜才的体现，与他在长期的从政过程中明白人才难得、人才可贵的道理有关。
曾国藩是文人出身，能创建湘军并成为湘军的统帅实在难得。在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斗过程中，湘军最开始屡战屡败，后来逐渐强大并最终打败了太平天国的军队。这离不开曾国藩的领导。此外，他本人并没有落得历史上“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下场，而是成功地做到了功成身退。这一切都显得神奇而不可思议，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个谜团。要破解这些谜团，就需要清楚他的从政心得。如果能理解他的从政理念，我们就会觉得一切都是那么地顺理成章、那么地合乎天道人情。无论是在做人还是处世方面，曾国藩的仕途心得都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意义，成为我们前行的指明灯。这也是本书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