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一九六三年 记录第一次与俄罗斯的相遇(1)

尽管地址不完全正确，那封信还是被投进了我的信箱：Budal Gar， Tome，挪威。意大利人对他们的文字中没有的字母使用起来总是有困难。我无法立即搞清楚信封上的寄信人，因为那是一个缩写：Comes。信上写着：“亲爱的朋友”，那位友善地给我写信的人叫吉安卡洛·维戈雷利[1]，署名是罗马《欧洲文学》的杂志出版人和主编。这时我才想起，我与他是一年多前结识的。在意大利像他这样有才华的人并不少。他的抱负、智慧，以及与各党派间的良好关系帮助他赚到了钱，当然，这些钱的来路并不十分清楚。他用这些钱成立了一个协会，取名为“欧洲作家协会”。不怀好意的人将他与黑帮老大或马戏团团长作比，但这并不十分合情合理，因为他的举措是很有功绩的。在冷战期间，周围并没有人像他一般如此积极和愉快地跨越敌对双方的障碍，尤其是在文化领域的鸿沟。为此，他曾经组织过一些“西方”和“东方”作家的交流会。

现在我的手中拿着他给我的邀请信，这是一场将在列宁格勒举行的见面会。我并不清楚我怎么会在维戈雷利的邀请名单上。因为，这份名单给我的感觉是，作家们来自许多国家，他们中还有好几位名人。维戈雷利能想到西德人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列宁格勒这个并不在附近，而是在很远的东方的城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如果我们不把它看作是禁区的话。原因之一是曾经有一支德国军队在20年前包围、占领了这个地区，并造成极大的饥荒；原因之二是雅尔塔会议[2]给这座城市拉上了一层幕布，且不能被轻易地揭开。柏林墙两侧的情绪是敌对的，而且被抹上了一层对两大阵营对峙升级而恐惧的毒药。

德国，当时是两个被保护的国家，一边是温吞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另一边是“地区”[3]。我对这个地区并不抱什么幻想，给我打预防针的是我的所见所闻和我早期读过的文献：汉娜·阿伦特[4]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奥威尔[5]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以及切斯瓦夫·米沃什[6]的《被禁锢的头脑》。还有就是在弗莱堡耶稣会成员的帮助下，我也了解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那就是古斯塔夫·维特[7]，他像食人者吃婴儿那样仔细研究了两册《辩证唯物主义》。在冷战期间，是他的“活体解剖”出来的东西给了我启发，但我缺少的是书中也没有完成的“验尸”。我想通过自己的眼睛看一看，那边到底是怎样的情况，不是在卫星国，而是在俄罗斯，那个很长时间以来只被称作CCCP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

于是就有了八月的某个下午——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乘坐苏联的飞机并降落在列宁格勒。让-保罗·萨特[8]、西蒙·波伏娃[9]、娜塔丽·萨洛特[10]、安格斯·威尔逊[11]、威廉·戈尔丁[12]、朱塞培·翁加雷蒂[13]和汉斯·维尔纳·里希特[14]已经到达。东方的客人有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15]、伊利亚·爱伦堡[16]、康斯坦丁·亚历山大罗维奇·费定[17]、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18]、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19]、波兰的耶日·波特曼[20]和匈牙利的提波尔·戴瑞[21]。东德当时也有人参加，汉斯·科赫，据说他是东德作家协会的秘书。英格博格·巴赫曼[22]在最后一刻取消了她的行程，而乌韦·约翰逊[23]坚决不愿与东德和俄罗斯的官员在一起。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希望能够有那么几个联邦德国的人参加会议，因为外部世界对我们在政治上的隔离正在逐渐消失。但是请哪位德国人呢？马克斯·弗里施[24]或许是合适的人选，但他是瑞士人。不是还有已经出名了的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吗？四七社的奇迹已经在莫斯科传开。官方讨论会的论题：“当代小说的问题”并不使人感到为难。但为什么是我，这个从未写过一本小说的人呢？我想，对我有利的重要因素是我的出生日期。人们估计不会碰到在纳粹时期的一些让人不舒服的细节，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左派”，无论这意味着什么。

在此之前，我没有去过俄罗斯。我也从来没有了解过那里的风俗习气。因为这次会议的主办方是苏联作协，所以我们被视为代表团成员，也就可以算作是国家贵宾。我们被安排在这座城市最高级的酒店：欧洲大酒店。酒店坐落在涅瓦大街。大堂铺着真正的高加索、布哈拉和波斯的地毯。暖气烧得过于热的浴室中，托着庞大的浴缸的是狮爪形状的铸铁底足。甚至还有摆放着棕榈树的玻璃温室。房间内陈旧的华丽装潢，吊灯和沉重的书桌，已经不再是给像屠格涅夫[25]和柴可夫斯基[26]，或是后来的高尔基[27]，或马雅可夫斯基[28]等这样的人使用，而是迎来了一批新阶层的客人。

有一个小报亭出售各种语言的报纸，但我只能读懂《新德国报》《团结报》[29]和《人道报》。而其他报纸，我连它们的名字都无法识别。那是蒙古语、亚美尼亚语和塔吉克斯坦语吗？我还是信赖《真理报》吧，因为，尽管我的俄文很糟糕，但我还是能读懂头条新闻，而且也能猜到会有什么报道：产量的喜报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坏消息。我想要一份地图的愿望根本没有人能理解。实际上也没有人对地图感兴趣。提出这样的问题已经使得他们感到惊讶了。只有间谍才会寻找这类国家机密。

为了由领队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和我组成的这个“代表团”，他们委派了两位陪同，这在后来被证明是一件幸运的事。尽管这样的向导主要工作是翻译，为外国人提供帮助，但他们还有另外的任务。他们不仅要保护客人，甚至还要保护国家，防止不必要的事情发生。上头当然期待着他们关于这些外国人的行为和思想的报告。列夫·金兹堡是一位沉着冷静、学识渊博的德国文学学者和翻译家，他只是临时接受了这项工作。另一位，他的名字是康斯坦丁·波加特叶夫，似乎也不热衷于执行公务。意识形态词汇被他像讨厌的苍蝇一样赶走。他甚至很快就表示出对他的政党和领导人的鄙视，而我却在想，是否他们给我们安插了奸细。在现实中无所不在的监视下得出这个结论也是必然的。但很快我意识到，我的揣测是错误的。

克斯特亚，康斯坦丁这样称呼自己，是一位身材修长，似乎有些营养不良的30或35岁的男人，可以看出他经历过艰苦的岁月。他对秘密机构十分熟悉，而且知道我们有怎样的限制和特权，哪些店是为特权阶层准备的和有什么样的优惠。当我问他，他的牙齿为什么已经坏了的时候，他冷冰冰地回答说，这是劳教所的纪念品。他断断续续地、不带任何表情地给我讲那些犯人——他也是其中之一——在比乌拉尔还要远的地方度过的几年。从那以后，他就对牙科非常熟悉了。这也被证明是有用的，因为有一天的半夜，汉斯·维尔纳突然牙痛，两天都不能参加活动。

克斯特亚的爱好从来不是政治，而是诗歌。或许是他的这种态度招致了厄运，或许是他抄写了被禁的诗句并转给了别人。依据是他会背诵并摘录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30]的诗句，同样还有里尔克[31]的《杜伊诺挽歌》——甚至是用德语。

像这样的例子在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中屡屡可见。克斯特亚体现了一群人的精神，他们视诗歌为生命，而这种崇拜在我们中早就不存在了。

有些事情我也是知道的，在圣彼得堡，或者称彼得格勒、列宁格勒，这被遗忘的美丽地方，每隔两条街道就会有文学家的灵魂出现。然而在会议日程安排上，普希金[32]、果戈里[33]、陀思妥耶夫斯基[34]、谢拉皮翁兄弟[35]，而诗人像克列宁可夫[36]和卡姆斯[37]并没有被提及。

康斯坦丁·费定，他是一位相当有影响的人，可以说他是最有威望的作家协会主席。他指责乔伊斯[38]、普鲁斯特[39]和卡夫卡[40]，法国人捍卫新小说[41]，官员赞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42]。唯有虽然没有被正式任命，精神上却相当于苏联代表团团长的伊利亚·爱伦堡给会场带来了一些活力。这也不奇怪，1954年出版的他的小说《解冻》可以说是第一部在谨慎时期批评斯大林的“教父”级作品。作家协会的老兵们都讨厌他。“我们的作家，”他说，“并不是因为他们主张社会主义而写不好小说，而是因为上帝没有赋予他们才华。在苏联，已经看不到托尔斯泰[43]、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44]了。但是我们有许许多多没有才华的作家。”尽管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作家，他们为成千上万的人写作，但也会有其他的人需要俄罗斯文学，我们也有必要仅仅为5000人写作。即使新小说在这个场合被赞扬，他个人也还是不喜欢新小说，但他认为我们大家要尊重尝试的权利。这就是这场争论的最高点。

再没有人回到他的话题上，他自己也不再继续下去。这位见多识广的人更喜欢与汉斯·维尔纳·里希特谈论德国，甚至愿意花时间与我这个在俄罗斯完全没有名气的人交谈。

但是，会议终究还是会议。因此我们，克斯特亚和我，只要有可能就逃离会场。当然时间很有限。我们参观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45]。1904年到1905年，这艘军舰参加了日俄战争。红色的旗帜疲惫地挂在桅杆上。我觉得军舰很小，而且已经生锈了。然后我们又去参观冬宫，那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起义的地方，或者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政变。我们还去看了海军部的金尖塔。当然我们也没有更多的选择性。

应该是在……，也许是第二天吧，有一个大型招待会，我记得自己是坐在一位身材魁梧的人旁边，他穿着气派的红色舰队海军上将的制服，戴着一只大戒指，戒指上有白色的浮雕。当我问他这个浮雕的意义时，他大声笑着说，这是他崇拜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头像。交谈间，宴会在许多贺词中开始了。伏特加酒没有被倒满到杯口上是绝对不可能的。萨特坐在贵宾位置上，他似乎不能应付这种酒。席间，他不得不放弃品尝还将被源源不断送上来的菜，一位谨慎的保镖把他带到了安全的地方。后来听说急诊医生都被找来了，但对这些人们在过道上说的悄悄话我们也不必相信。

最后一天的晚上比较轻松。我记得是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安排的，他比我小三岁，相当清楚在列宁格勒的夜晚可以去哪里玩。他带我们去的地方是由废弃的厂房改建而成的小剧场。那里有一支小乐队，他们不仅演奏摇滚乐，还懂得西方最新的时尚。他们骄傲地展示他们的皮夹克和或真或假的蓝色牛仔裤。那些年纪大的人很安静，显然已经喝得很醉，而年轻人则跳着扭摆舞直到凌晨。后来我才明白，那些青年是如何掌握最新消息的：自由电台或BBC对苏联的广播，他们从那里听到猫王和披头士的歌。他们很了解怎样避开苏联的干扰电波而接收到短波。

第二天晚上，我们乘坐红箭火车去莫斯科。这种有卧铺的火车有这样的名气要感谢那些没有自己的家的情人们，因为他们在狭窄的居室中找不到幸福，而火车车轮的间距很大，有两张床的小包厢显得很舒适和温馨，还可以不受干扰地接待客人，甚至出售车票时都不需要考察购买者的家庭状况，因此并没有人抱怨旅程长达十个小时。

同样，在莫斯科，没有领队的“代表团”也立即受到了接待。我们被安排在位于红场边上、克里姆林宫对面的莫斯科酒店。酒店是一个盒子形状的高楼，客人进入一个虽然巨大，但灯光昏暗的大厅，大厅内还闲散地摆放着几张躺椅。大厅的墙角还装着扩音喇叭，里面日夜播放着严肃的合唱。沉重轰鸣而且满员的电梯将酒店的客人送到九楼，那里有一位胖胖的女管理员做着记录，以免人走错房间。

我们的节目中还有一个在工会礼堂举办的“国际诗歌朗诵会”。这个朗诵会的语言如此丰富，而观众却很少能理解。有趣的要数伊利亚·爱伦堡的一个私人邀请。坐落在高尔基街上的他的公寓很宽敞，我感觉好像是到了住在公园大道或是凡尔纳街道的人家的家中。墙壁是用经典的现代艺术品装饰的：这儿一幅马蒂斯[46]，那儿一幅布拉克[47]或一幅弗拉芒克[48]。送上香槟酒的是戴着白色帽子、穿着黑衬衣和系着绣花边围裙的女服务员。主人很成功地做到了以假乱真，试图回到已经成为过去的小资产阶级时期。我用法语询问他那些惊心动魄的巴黎时光。那时，他与毕加索[49]、莫迪里阿尼[50]和阿波利奈尔[51]在蒙帕纳斯地区，与迭戈·里维拉[52]在圆亭咖啡馆吃饭。我还问起他在西班牙内战时的历险记。他是一位经历了许多磨难的人，经常跌倒。我必须说，我很喜欢他，是比喜欢康斯坦丁·西蒙诺夫[53]更多的喜欢。西蒙诺夫也在客人之中。他看上去像是驾着私人飞机在西伯利亚狩猎场飞行的人。相比之下，爱伦堡显得更机智，因为他有一些有趣的动机和想法，并且追求相当明确的政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