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第一阵声响总是工厂女工们踩着石子路前行的笨重木屐声。在那之前，我想应该还有过工厂里汽笛的鸣叫声，但彼时我还在酣睡，从来也没听见过。
我的床在靠门一侧右手边的角落里。床尾还有一张床横跨在我的床上，和我的床紧紧贴在一起（必须摆成这个样子，不然没法开门），所以我不得不蜷着腿睡觉，一旦伸直就会踢到那张床上睡客的腰背。他是位名叫赖利的老先生，精通机械，供职于一家煤矿且“职位很高”。好在他必须早上五点就去上班，这样在他走后我就能够伸展双腿，舒舒服服地睡上几个小时。对面那张床上睡着一个苏格兰矿工，他在一次煤矿事故中受了伤（一块巨大的石头把他压倒在地，过了几个小时其他人才把石头撬开），得了五百英镑的补偿金。他已年届不惑，还是魁梧英俊，头发染上了灰白，胡须修剪得整齐，看起来不像矿工，倒像个军队里的军士长。他总躺在床上抽着烟斗直到日薄西山。另一张床上睡的是各式各样的贩夫走卒，一般待几个晚上就走了。那是张双人床，是这间房里最好的一张。我自己第一晚也睡过那儿，但为了给另一位住客腾地方，被人挪了出来。我估计所有新来的人第一个晚上都睡那张双人床，也就是所谓的当“诱饵”的床。所有的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底部塞着一个红色的沙包，早上的时候这房里臭不可闻，简直跟猪圈一样。你起床的时候还注意不到，但等你出去一趟再回来时，那股恶臭就扑鼻而来，能熏得你晕头转向。
我一直没搞清楚这栋房子里究竟有多少间卧室，但奇怪的是，居然有一间浴室，而且在布鲁克时代之前就有了。楼下是那种常见的和厨房连通的客厅，巨大的壁炉夜以继日地燃烧着炉火。头顶的天窗是房间里唯一的照明来源，因为左右分别是商店和食品室。食品室通往漆黑的地下室，那里存放着动物内脏。一张变了形的沙发半挡住食品室的门，布鲁克太太——我们的女房东，永远都病恹恹地、盖着脏兮兮的毯子躺在沙发上。她面色暗黄，大大的脸盘上总是带着焦虑。没人清楚她到底得了什么病，而我怀疑她唯一的毛病其实就是吃多了。火炉前面几乎总是有一溜儿洗得湿淋淋的衣服。房间中央是一张大餐桌，房东一家和房客们都在这里吃饭。我从没见过桌面真实的样子，只是时不时看到换了不同样子的桌布。最下面垫着一层旧报纸，上面沾着伍斯特辣酱油；报纸上面有一块黏糊糊的白色油布，油布上又有一张绿色的哔叽呢，再上面又有一块从未更换过也很少取下来的粗糙的亚麻布。一般说来，吃早餐掉下的面包屑到晚饭的时候都还在桌上。我以前甚至能用肉眼分辨每一块面包屑，看着它们一天天在桌上桌下渐渐变质。
商店店面狭小，气氛冷清。窗户外面有几个白色字母，都是猴年马月的巧克力广告留下来的“遗迹”，像星星般各自零落一隅。屋里搭了一块桌面，上面搁着一大堆动物内脏，有毛茸茸的灰色物品，叫作“黑猪肚”，还有已经煮好的、诡异透明的猪蹄。这是一家普通的“肉食蔬菜”店，除了面包、香烟和一些罐头之类的玩意，就没什么东西了。窗户上倒是贴了卖“茶”的广告，但要真有客人说要喝杯茶，八成也会被找个借口打发了。布鲁克先生已经失业两年了，本来是个矿工，不过他们夫妻俩一直都在经营各类店铺作为副业。他们一度还开了个酒吧，但因为对店内赌博坐视不理而被吊销了执照。我怀疑他们干的工作可能就没有赚钱的，他们就是那种随便做个生意好以此来诉苦的人。布鲁克先生皮肤黝黑，骨架矮小，一副爱尔兰人的长相，满脸的酸楚，还脏得要死。我觉得我就没见过他双手干净的时候。由于布鲁克太太现在缠绵病榻，所以主要是他做饭。和所有双手永远脏兮兮的家伙一样，他拿东西也会留下特有的痕迹。如果他递给你一片抹了黄油的面包，上面准有一个黑黑的拇指印儿。即使大清早刚去布鲁克太太沙发后面那个神秘的小房间里取内脏时，他手上就已经黑乎乎的了。我听其他的房客说过关于放内脏那里的恐怖故事。据说那里蟑螂成群。我不知道他们具体多久订一次新鲜的内脏，但确实相隔时间不短，因为布鲁克先生以前靠这个来记日子。“让我想想看，自那件事发生以来我已经进了三次冻货（冷冻的内脏）。”等等。他们从来不给我们这些房客吃内脏。当时我以为这是因为内脏太贵了，后来我想那只是因为我们对此知道得太多了。我还注意到，布鲁克一家自己也从不吃内脏。
仅有的几位长期住客就是那个苏格兰矿工、赖利先生、两个领养老金的老人家和一个领公共援助[1]的失业人员，名字叫乔——他是那种姓氏不详的人。和苏格兰矿工熟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他是个烦人的家伙。和广大失业人员一样，他大把时间都在看报纸，要是由着他，他能就“黄祸”问题、衣箱谋杀案[2]、占星术、科学和宗教之争等等高谈阔论几小时。那两个领养老金的老人，照例是被收入调查赶出家门的。他们每周给布鲁克家交十先令[3]来换取食宿，十先令的食宿什么样子你也料想得到，那就是，阁楼上的一张床和主要由面包、黄油组成的一日三餐。其中一个算是“高年”范畴，患了绝症——我想是癌症，命不久矣，只有领养老金的时候他才会下床。另一个，人称老杰克，以前是个矿工，现年七十八岁，在矿井里干了五十多年。他心智机敏，但十分奇怪的是，他似乎只记得自己少年时代的经历，而把现代采矿机械及矿业的发展忘得一干二净。他以前常常跟我讲在狭窄的地下矿道中大战野马的故事。听说我打算下几个煤矿走走时，他鄙夷地说，我这个头儿（一米九）的人绝对没法“走矿”，就算跟他说现在“走矿”比以前容易了，也没有用。但他对每个人都挺友善，他的床位在顶楼某处，他以前常常在爬上楼睡觉前，对我们大吼一嗓子：“晚安啦，小子们！”我最佩服老杰克的就是他从不吃白食，一般快到周末时，他都没烟抽了，但他总是拒绝抽别人的烟。布鲁克家在一家一周六便士的公司，给两个领养老金的老人家都投了人寿保险。据说，有人听见他们紧张兮兮地问保险推销员：“人得了癌症还能活多久？”
乔和那个苏格兰人一样，是个报纸迷，几乎一整天都待在公共图书馆里。他是那种典型的没家室又没工作的男人，一个外形落拓、衣衫褴褛的家伙，长着一张圆圆的、十分孩子气的脸，顶着天真的淘气表情。他不像个成年男人，更像一个被人忽视的小男孩。我想正是因为完全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才使得那么多男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吧。看乔的外表，我以为他大约二十八岁，后来惊讶地发现他其实四十三了。他爱说大话，且对自己狡猾地躲过了婚姻而自鸣得意。他常常跟我说：“婚姻的枷锁是个巨大的问题。”这显然是一句精妙非常而惊世骇俗的评论。他全部的收入为每星期十五先令，但要付六七先令床位费给布鲁克家。我有时看见他在炉火上给自己烹茶，但其余时候，他都是在外面吃饭，我估计主要是面包片配人造黄油，还有袋装的鱼和薯条。
此外还有一群流动客户，包括盘缠不多的旅行推销员、走穴演员——北方很常见，因为大多数大型酒馆都会在周末时雇用各类演艺人员——还有报纸推销员。报纸推销员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一类。他们的工作在我看来是如此无望，如此可怕，我都奇怪，在可以选择吃牢饭的时候，怎么会有人能忍受这样的事情？他们主要受雇于周报或周日报纸，奉命在各个城镇间奔波。报社发给他们一张地图和一个单子，写着他们每天要去“工作”的街道。如果未能保证每天二十份的最小订阅量，他们就会被炒鱿鱼。只要他们维持住每天二十份的订阅量，就能获得一份微薄的工资，我猜一星期两英镑[4]吧，此外每多订一份，他们就抽取一份小小的提成。这事听起来难如登天，其实还好，因为在工人阶级的街区，每家都会订一份一星期两便士的周报，每隔几周换一份，可我怀疑能否有人能长期干这样的工作。报社雇用的都是走投无路的穷苦人、丢了工作的小职员、旅行推销员之类的，一段时间内他们会拼命努力，使销量达到最低标准；然后，当这要命的工作拖垮了他们时，报社就把他们炒掉，再招新人。我认识两个人，受雇于一家臭名昭著的周报社。两人都是拖家带口的中年男人，其中一个都当爷爷了。他们一天十小时来回奔波，在自己负责的街道上“工作”，然后深更半夜忙着填表，服务于报社设计的某个骗局——比如那种你订阅六个星期的报纸，并寄一张两先令的邮政汇票，就可以“获赠”一套碗盘的活动。那个胖子，也就是当爷爷的那人，常常头枕着一堆表格就睡着了。布鲁克家食宿全包，一星期收费一英镑，两个人都出不起。他们就只付一点床位钱，然后在厨房角落里，用自己行李箱里储存的熏肉和面包配着人造黄油弄点粗茶淡饭吃。
布鲁克家儿女众多，大部分早已远遁他乡。有些在加拿大，用布鲁克太太的话说：“混加拿大呢。”只有一个儿子住在附近，是个体形大得像猪一样的年轻人，在一家汽修厂上班，常常来这房子里吃饭。他老婆成天带着两个孩子待在这儿，洗衣做饭的活儿主要都是她和艾米干，艾米是布鲁克太太另一个在伦敦的儿子的未婚妻。她是个浅色头发、鼻子尖尖、郁郁寡欢的姑娘，在一家磨坊工作，工资不够果腹，但每个晚上都还在布鲁克家当牛做马。我了解到，婚事在不断推迟，很可能永远也办不了，但布鲁克太太已经把艾米认作自己的儿媳，用病人特有的那种关切爱怜对她唠叨了。剩下的家务活由布鲁克先生干，或者没人干。布鲁克太太很少从她厨房里的那张沙发上起身（她白天黑夜都在那里度过），病得厉害，什么也干不了，偏偏食量惊人。一直是布鲁克先生在照看商店，给房客做饭，“打扫”卧室。他总是动作慢得令人难以置信，慢吞吞地从一个讨厌的工作做到下一个。经常到晚上六点了床还没铺，而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你都可能在楼梯上碰到布鲁克先生端着一个夜壶，捏壶的大拇指大大伸进了壶沿。早上，他坐在炉火边，旁边一盆污水，用慢动作电影的速度削着土豆。我从没见过谁能用这样一种怨愤难平的样子削土豆。他称其为“该死的娘儿们的活儿”，你可以看到，他对此的怨恨在他体内发酵，酿成了一种苦涩的汁液。他是那种能反刍一般反复咀嚼自己委屈的人。
当然，由于我老在家里，便听到了布鲁克家所有的怨言，听到人们都如何欺骗他们，对他们忘恩负义，商店如何挣不了钱，旅馆也没挣多少之类。按照当地标准，他们不算特别困难，因为我不知道布鲁克先生用了什么办法躲过了收入调查，从公援委领着一份补贴，但他们的主要乐趣就在于对任何愿听的人大倒苦水。布鲁克太太以前常常几小时几小时地诉苦，躺在沙发上，化身一堆自伤自怜的柔软脂肪，一遍又一遍说着同样的事情。“我们近来似乎没有生意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内脏就在那儿一天天放着——那内脏卖相也挺好的啊！这年头真是不容易啊，是不是？”等等等等，没完没了。布鲁克太太所有的诉苦都以“这年头真是不容易啊，是不是？”结尾，就像歌谣里的副歌[5]一样。商店肯定确实没赚钱。这整个地方都有那种明显的生意衰败时灰尘扑面、蚊蝇聚集的气氛。但就算有人能好意思说，给他们解释为什么没人来店里也是毫无用处的。他们也无法理解，去年死的绿头苍蝇趴在商店的窗户上会妨碍生意。
但真正折磨他们的事情是，那两个领养老金的老头住在他们的房子里，霸占了一层楼的空间，消耗着大量的食物，却一星期只付十先令。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在两个老头身上亏了钱，尽管一星期十先令利润肯定很少。但在他们眼中，两位老人像是一种可怕的寄生虫赖上了他们，在靠他们的施舍过活。对老杰克他们还勉强可以忍受，因为他白天基本都待在外面，但他们实在讨厌卧床不起、名叫胡克的那个。布鲁克先生把他的名字念得很奇怪，不发那个“H”，而把“U”拖长，发音就变成了“乌克”。我听了好些老胡克的故事，说他脾气暴躁，整理他的床多么恶心，他怎么“这不吃”“那不吃”，他总是忘恩负义，最要紧的，他多么自私顽固，老不肯死！布鲁克家公然盼着他死，那样一来，他们至少能领到保险金。他们似乎觉得他在那儿日复一日蚕食着他们的资产，好像他是他们肠子里一条活生生的蛔虫。有时布鲁克先生会在削土豆时抬起头来，与我对视一眼，然后带着无法言说的苦涩表情，冲天花板、胡克的房间甩甩脑袋。“是个混蛋，不是吗？”他会说。无须多说了，我已经听过了老胡克的所有劣迹。但布鲁克家对他们的所有房客都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毫无疑问也包括我自己。乔，是吃救济金的，和领养老金的老不死们差不多属于同一范畴。苏格兰人虽然一星期能付一英镑，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家，而用他们的话说，他们“不喜欢他老在这里晃悠”。报纸推销员全天都在外面，但布鲁克家怨他们自带食物。甚至赖利先生——他们的最佳房客——也遭嫌弃，因为布鲁克太太说他早上下楼时会吵醒她。他们始终在抱怨，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房客——食宿都肯花钱、全天都会外出的好阶层的“商务绅士”。他们理想的房客是每周付三十先令，除了睡觉从不进门的人。我发现几乎经营旅馆的人都会讨厌他们的房客。他们又想要他们的钱，但又把他们看成入侵者，有一种奇怪的警惕而猜忌的态度，说到底是铁了心不让房客过得太舒服。房客必须住在别人家里，而又非那家的成员，这糟糕的体制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布鲁克家的饭食一成不变，叫人恶心。早餐你吃的是两片薄薄的熏肉和一个苍白的煎蛋，还有面包配黄油，常常是昨天晚上切好的，而且总有个拇指印儿在上面。不管我如何想方设法，都从来没能说服布鲁克先生允许我自己切面包和黄油，他总是一片一片地递给我，每片都在那根宽大的黑拇指下捏得紧紧的。午餐通常是三便士的牛排布丁，是现成的罐头食品——我想这是商店的存货——和煮土豆、米饭布丁。下午茶还是面包黄油和歪瓜裂枣的甜蛋糕，八成是从蛋糕房买的“陈货”。晚饭是软塌塌的兰开夏奶酪和饼干。布鲁克家从来不把这些饼干叫饼干。他们总尊称其为“奶油脆饼”——“再来一块奶油脆饼吧，赖利先生。奶油脆饼配奶酪，你会喜欢的。”——以此掩盖晚餐只有奶酪的事实。几瓶伍斯特辣酱油和一罐半满的果酱是餐桌上的常驻嘉宾。大家通常都会把每一样东西，甚至一片奶酪都抹上伍斯特辣酱油，但我从没见过谁敢碰果酱罐，它外面裹着一团说不清的黏糊糊的东西，沾满了灰尘。布鲁克太太单独在一边吃饭，但碰巧赶上大家吃饭，也必定会小吃几口，并且用高超的技巧刮走她所说的“锅底”，也就是最浓的那杯茶。她有个习惯，喜欢不断地用一条毯子擦嘴巴。到我快离开时，她学会了撕报纸条来擦嘴，于是，早晨的地板上常常丢着些皱巴巴、黏糊糊的纸球，在地上一躺就是几小时。厨房里味道可怕，但是，和卧室里的味道一样，过一段时间你就注意不到了。
我突然想到，在工业地区，这样的旅馆应该相当正常，因为整体来说房客们并无怨言。据我所知，唯一一个抱怨过的是个黑头发、尖鼻子的小个子伦敦人，一家香烟公司的旅行推销员。他以前从没来过北方，我想，估计他直到最近都一直干着更好的工作，习惯了住商业旅馆。这是他第一次见识真正的下层旅店，那种给那帮穷困的贩夫走卒在无尽的旅途中落脚的地方。早上我们穿衣服的时候（当然，他睡的是那张双人床），我看见他环顾凄凉的房间，透着一种惊诧的厌恶。他捕捉到了我的视线，突然猜到我是个南方老乡。“这帮肮脏的该死的杂种！”他由衷说道。然后他打包好自己的行李，下楼去，万分坚决地告诉布鲁克家的人，这不是他习惯住的那种房子，他要马上离开。布鲁克家的人永远也不能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他们惊讶而伤心。真是忘恩负义！住了一个晚上就那样无缘无故地离开了他们！后来他们反反复复地议论此事，挖掘它的意义。这又为他们的“苦水库”增添了新成分。
当有一天，早餐桌下出现了一个满当当的便壶时，我决定离开了。这地方开始让我沮丧。不仅是因为这灰尘、这气味、这恶劣的食物，更是因为这凝滞而无意义的腐化的感觉，如同堕入了某个地下世界，那里的人们就像蟑螂一样爬来爬去，陷在苟且偷生和怨天尤人的无边泥淖之中。布鲁克家这样的人最可怕的一点在于，他们一遍遍说着同样的事情，让你感到他们根本不是真正的人，而是一群幽灵，永远排练着同一段无用的废话。终于，布鲁克太太自伤自怜的话语——总是同样的抱怨，一遍又一遍，总是以“这年头真是不容易啊，是不是？”的颤抖的哀叹结尾——比她用报纸片儿擦嘴巴的习惯更让我恶心了。但仅仅把布鲁克家这样的人视为恶心，努力把他们赶出脑海是没用的。因为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他们是现代世界一种标志性的副产品。只要你接受他们的文明，你就无法无视他们，因为这至少是工业化成果的一部分。哥伦布穿越大西洋，第一台蒸汽机腾腾发动，英国的军队在滑铁卢顶住了法国的炮火，十九世纪的独眼恶棍赞美上帝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而这就是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密密麻麻的贫民窟，幽暗漆黑的厨房，在这周围像蟑螂一样爬来爬去的、病弱衰老的人们。时不时来看一看、闻一闻这样的地方是一种责任，尤其是要闻，免得你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尽管最好不要待得太久。
火车载我离开，穿过烟囱，矿渣堆，铁屑堆，肮脏的运河，煤泥满地、鞋印纵横的小路。时值三月，但天气冷得可怕，到处可见乌黑的雪堆。当我们缓缓穿过城镇郊野时，我们路过了一排又一排小小的灰色贫民房，垂直于大堤一字排开。在一所房子后面，一个年轻女人跪在石头上，用棍子向屋内水池牵出来的污水管里捅，我估计是管子堵了。我有时间看清她的每个细节——她的麻布围裙、她笨重的木鞋、她冻得通红的胳膊。火车经过时她抬头一看，我近得几乎可以捕捉到她的眼神。她长着一张苍白的圆脸，是贫民窟姑娘常见的那种疲惫的脸庞，托流产和劳作的福，二十五岁的年纪看来就像四十岁；在我看到这张脸的那一秒，它带着我所见过的最凄惨、最绝望的表情。我猛然明白了，我们说“这对他们来说和对我们不一样”，说生长于贫民窟的人除了贫民窟以外想象不出别的东西，是不对的。因为我在她脸上看到的，不是动物那种懵懂的受苦。她非常清楚自己身上在发生什么——她和我一样明白，天寒地冻之中，跪在贫民窟后院黏滑的石头上，往肮脏的排污管里捅棍子是多么残酷的命运。
但是火车很快开走了，驶入了空旷的乡野。这有些奇怪，几近反常，旷野好像公园似的，因为在工业地区人们总是觉得烟尘和脏污一定是连绵不绝、无边无际的，地球表面没有任何地方能逃得过。在我们这样拥挤脏乱的小村庄，人们几乎把肮脏当成理所当然。矿渣堆和烟囱似乎是比青草绿树更为正常更有可能的风景，就算在穷乡僻壤，你把犁耙插进土地，也还以为会翻出一个破瓶子或一个锈蚀的罐头盒。但在这里，雪上杳无人迹，雪积得厚厚的，石头围墙刚刚露个头，如同黑色的小径蜿蜒着绕过群山。我记得D.H.劳伦斯写过同样的或者附近的另外一片风景，说白雪皑皑的群山“像肌肉似的”起起伏伏没入远方。我可不会想到这样的比喻。在我眼中，白雪和黑墙更像一条镶着黑色滚边的白裙子。
尽管雪几乎完好未化，太阳却光芒万丈，车厢窗户外似乎很温暖。根据日历，现在已是春天，似乎有几只鸟相信这真是春天。我人生中第一次在铁路旁裸露的地面上，看见了乌鸦交尾。它们是在地上交尾的，而不是如我预想的那样在树上。它们求爱的样子很奇怪。雌鸦站着，张开喙，雄鸦绕着它走，似乎在喂它食物。我在火车上还没待到半个小时，但从布鲁克家的后厨到空茫的雪山、明媚的阳光和大大的闪闪发光的鸟之间，似乎是十分漫长的一段路。
整个工业区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城镇，大约和大伦敦区的人口一样，但幸运的是，面积大得多，于是，即使在市中心也仍然有空间容得下一方干净与体面。这是个鼓舞人心的想法。尽管十分努力，人类总算还没能把自己的污物弄得到处都是。地球如此广袤，而又如此空旷，即使在文明肮脏的中心，你也能找到长着青草而不是灰草的原野。也许，如果你着意寻找的话，甚至能找到有活鱼而不是鲑鱼罐头的溪流。很长一段时间，火车都在旷野间穿行，或许又过了二十分钟，别墅文明才又开始向我们逼近，然后是外围的贫民窟，然后是矿渣堆、冒烟的烟囱、高炉、运河、气量计。另一个工业城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