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家争鸣　儒道胜出

西周初年所制定的礼乐制度，经过几百年的运行，到了东周已经难以为继，出现了礼坏乐崩、天下大乱的局面。面对天下失序的社会乱局，有志之士无不积极探索挽救时局、拯救苍生的出路。他们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由于观点的不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秦朝统一才宣告结束。在此期间，涌现出许多有代表性的学派，学派之间的互相争论与辩难被称为“百家争鸣”。其实，“百家”只是极言其多而已，参加辩论的学派并未达到一百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一文中只提到六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汉书·艺文志》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四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并且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小说家以闲事听闻娱乐于人，没有自己的独立主张，故而被认为“不入流”，所以只剩九家。

农家的代表人物是许行，主张君民同耕，所述多为务农种地之术，而非治国安邦之道，其学说后世不传。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著《吕氏春秋》，因为它“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因此被称为杂家。严格讲，杂家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派。纵横家的创始人是鬼谷子，代表人物是苏秦和张仪，他们的主要言论见于《战国策》。苏秦主张燕、赵、韩、魏、齐、楚纵向联合以拒秦，张仪则极力破坏六国的纵向联合，拉拢六国以事秦，纵横家由此而得名。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与外交活动，尽管他们的活动对战国政治格局和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影响，但他们还称不上思想家。名家以“论辩名实”为主要学术活动而得名，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著作有《公孙龙子》。名家主要以逻辑原理来分析事物，虽然可以称得上是一门学问，但他们所思辨的逻辑或哲学，对政务与时事没有直接补益，也与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不合拍，因此被淘汰出局。阴阳家因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宇宙万物和社会人事而得名，代表人物为邹衍。阴阳家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对立统一的力量，五行（木、火、土、金、水）是构成万物的五种元素。阴阳五行的变化，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与动力。邹衍还把五行的属性引申到人事，将五行与“五德”相对应，提出“五德终始说”，并以此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阴阳学理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虽然深远，但是它在政治伦理上“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的主张与儒家相近，因而无法得到彰显；而它在解释宇宙万物运行规律方面的优势又被天文、历法、气象、地理、医学所分解，所以它的人文影响力相对较弱。于是十家之中就剩下儒、道、墨、法影响较大。

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显学，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可见墨家学派在当时的影响力。墨家各种主张明确：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内部组织严密：成员地位卑微，能够吃苦耐劳，不怕牺牲，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社会分工明晰：“墨辩”从事谈辩，“墨侠”从事武侠，“巨（钜）子”统领全局。组织纪律严明：“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这个既有组织又有主张的学派发展到秦代就瓦解了。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墨家学派是一个社团组织，在秦朝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体制内，这种组织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第二，墨家学说本身也存在问题。比如，它一方面强调“非命”，一方面又主张“明鬼”，两者之间的冲突难以协调，无法形成统一的理论；另外墨家的“兼爱”理论跟儒家的“仁爱”理论相比，显得有些粗疏。第三，墨家弟子的生活非常艰苦，有才华的士人不愿意加入，导致后继无人。墨翟死后，墨家学派很快分裂为三。至战国后期，只剩下两支：一支注重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科学研究，称为“墨家后学”；另一支则在社会上做游侠。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其先驱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和郑国的子产。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创立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把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结合起来加以提炼总结，成为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法家主张，经济上废井田，重农业，抑商贾，奖励耕战；政治上废分封，设郡县，立专制，以法治国；教育上，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制度上，反对儒家的“礼治”，强调“法治”，反对儒家的复古，主张改革。法家实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目的只有一个：富国强兵，一统天下。法家为“以法治国”提出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不但为建立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为后代王朝提供了集权体制和法律体系，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法家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对我国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秦朝统一以后，由于实行严刑峻法，过度使用民力，导致秦朝很快土崩瓦解，因此以后历代王朝虽然都在借鉴法家思想的合理内核治国，但在表面上还是把实现王道乐土作为治国理政的目标，推行仁政，施惠于民。这就是所谓的“阳儒阴法”。另外，我国古代人民历来对法家没有好感，加之法家学说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国家制度建设层面，而不是体现在文化价值层面，所以法家思想也无法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文化基础。

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文化基础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充满诗意的生活憧憬，二是自在逍遥的心灵体验。儒家与道家恰好分别满足这两个条件。于是，儒道两家在百家争鸣中夺路而出，一举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魂灵，几千年来，绵延不绝，以至于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