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偏向导致城市化滞后】
说来不易相信，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居然与一套“城市偏向”的观念、制度和政策有关。真可谓“不是冤家不聚头”：原来重工轻城并不是“轻视城市”的产物，恰恰相反，是“维护城市”的偏向主导了体制与政策，才强力阻挠了人们择城而入、择地而居的自发倾向。
容我从较远的地方说起。1991年我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后，选过一门讲英国人口的课程。老师是剑桥来的斯科菲尔德（R. S. Schofield）教授，曾多年主持颇有声望的“历史人口小组”的工作，利用散见于英国各地教区的洗礼、婚礼、葬礼登记资料，还原了工业革命前几百年英国经济社会人口的变迁。就在那门课上，我才知晓早在出国前就自以为耳熟能详的城市化，从观察到概念的形成别有一番来历。
最早是人口统计方面的发现。例如17世纪的人口统计学先驱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1620—1674），在分析当时伦敦的洗礼与殡葬数据时，发现本地的殡葬数远远大于本地出生的人数。他估算，从乡村和小城镇到伦敦的净迁入人口，平均每年高达6000人。作为交叉检验，他又分析靠近南安普敦一个小镇的数据，发现90年间这个小镇共增加了1059人，其中300人留在原地，400人移民美洲，300～400人迁入伦敦。这就是说，伦敦城从一开始就是人口迁徙的产物。更一般地说，城市是城市化的结果——居民从聚集程度很低的乡村流动到密度较高的城市。
是城市的热闹与收入机会等把人口“拉”上了城市化之路吗？至少开头不是。不少乡村人口是被“赶”出来的。哪些人呢？那些没有权利继承家庭农地或手工作坊的年轻人。儿子也无权平分家产吗？是的。原来那里的传统，家产是家长的财产，要按家长的意愿交给后代继承。没有老子的意愿表达即遗嘱，儿子无权染指家产。从收集到的遗嘱看，多数给了长子，但也不是铁定的长子继承制，因为传给女儿、亲戚、家仆甚至外人的，也都有记录。比较可靠的准则只有一条，就是家产按家长意愿传给后代。
无权继承农庄的后代，只好走人。那天然牢不可破的血缘、地缘关系网，就这样被无情地撕开了一道口子。从这里跑出来的，注定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之辈，同是天涯沦落人，谁与谁也没个宗法纽带，只好发展陌生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合作讨生活。后来所说的“自由民”“市民”或“市民社会”，就是这样来的；以市立城、作为自治体的“城市”，也是这样来的。
与行政中心或军事重镇之“城”不同，“城市”在很长时间里可不是锦上添花的繁华之地。也是这位老师在课上讲到的，包括伦敦城在内的诸多英国城市，多少年来的人口死亡率要远高于乡村地区，预期寿命则远低于乡村地区。原因简单，密度达到临界点就要基础设施建设的跟进，但早期多数自治城市满足不了，建筑通风、道路、上下水管道、防火等等，一律乏善可陈。就是新鲜食物的大批供应，也谈不到。简言之，生活质量城不如乡，这似乎是英国早期城市化的常态。那里的上流社会推崇田园生活，是不是也由此而来？《英国女王》说伊丽莎白得空就下乡，《凯恩斯传》说这位经济学的天之骄子隔三岔五去伦敦郊外休闲，怕都是在那个时代城乡差距过大之下趋利避害的行为吧。
人们为什么还要在如此糟糕的城市里凑合着过？农庄之不容和不留是推力，向城镇聚集、需求集中刺激出来的分工细化，无意中创造更高收入，就是拉力了。费雪讲得好，收入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经济学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既然都没有继承到土地，谋生当然以创造新收入为要。人口聚集带来经济聚集，经济聚集又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城市的能耐”终于开始发力，这是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讲过的。
把以上讨论抽象出来，最重要的法则是一条：社会总要承认——至少不禁止——人口在空间移动、聚集的权利，才有城市，才有城市化。其实，城市化的“推力”和“拉力”都是动力，重要的是城市化的动力要大于禁止人们择城而入、择地而居的阻力。很明白，恰好17世纪英国的习俗和法律，并不禁止人们从农村移入城镇，否则根本不会有“1800年英国城市化率达到25%”这回事。
深究下去，自由移民的权利常常在无足轻重的时候才容易被承认。不是吗？中世纪西欧的经济、财富、高品质生活的重点不在城市，而在乡村庄园。相比之下，“城市”反倒成为“没法子之人”的一个去处。所以打从一开始，很多“城镇”差不多就是“贫民窟”的同义词，脏乱差并举，绝不是世袭特权家庭的安身立命之处。也正因为如此，城市才与普通人的自由相连。至于日后的城市成为文明和财富极其耀眼的中心，那应该不是上层等级谋划的产物，而是自发的自由经济活动的意外结晶。
容忍向城市流动的自由，在中国遇到一个困难，那就是早在工业化之前，我们这个悠久而庞大的农业文明，国家权力、财富和文明都集中于城。说起来，农业文明并不需要空间上的高度集中，可是据一些学者之见，大规模的治水事业和面向骑兵的国防，离不开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大一统中国应运而生，而国家运转的重心早就集结于城市。
远的不提，现代史上的“农村包围城市”，并不是说中国的城市不重要，而是很重要、太重要，只无奈敌强我弱，不可能在几个中心城市“一声炮响”就取得革命胜利，才下决心迂回曲折，先在农村搞几十年根据地，直到具备了实力，才把战略重点转向城市。电影《开国大典》里，毛泽东豪情万丈地说这是进京赶考，可见早知道城市重要。
城市被看明白绝非无足轻重之地，搞建设的时候开放自由流入就不容易。就当下讨论中国城市化滞后而言，不少意见指向一个关键的制度变量，即公民有没有宪法保障的“迁徙自由权”。据查，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规定了公民自由迁徙权。后来此项宪法权利被删，且再也没有写回来。不少人大代表、专家和公众意见领袖，因此主张“迁徙自由权”重新入宪，以此指导、规范相应的法律和政策。
研读了有关材料，有三点印象。一是1954年宪法写入“迁徙自由权”时，本身就不那么顺畅；二是宪法写入“迁徙自由权”之后，实际执行中很快打了折扣；三是1975年“文革”高潮中从宪法里拿下了“迁徙自由”，后来再要求重新写入，困难重重。
这段公案，对理解中国城市化问题大有意义。我的解读，恰恰是对城市地位的看重和偏爱，才引致观念、制度和政策限制人们择城而入、择地而居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