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攻

自从7世纪后阿拉伯沙漠的伊斯兰教的崛起，东西方之间的冲突便不曾中断过。穆罕穆德的追随者与耶稣信徒打起了圣战，而基督教也以牙还牙，开始了对圣地的东征行动，在1095～1272年一共进行了9次东征，并再次征服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过去300年的大多数时间中，除去一些零星的、暂时性的挫折，西方在这两种文明冲突中一直是赢家。此中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方科技占优势地位。然而，这种优势并不是历来都存在。

宗教的狂热成就了先知穆罕默德的事业，使其创建的哈里发王朝在8世纪中期扩展到西班牙，正好横跨北非，越过其阿拉伯中心地带，北经叙利亚，突进高加索地区，随后又向东穿越波斯湾，深入阿富汗，从托莱多一直延伸至喀布尔。阿拔斯哈里发王朝居于科技领先地位。9世纪时，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在巴格达创建了智慧宫，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学者的希腊读本被翻译成阿拉伯文。伊斯兰帝国也出现了某些人认为的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医院，比如707年由哈里发瓦利德（阿卜杜勒马利克之子）在大马士革所创设的旨在治疗而非仅仅收容病人的机构。有人认为，859年在非斯创立的Al-Karaounine大学是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希腊尤其是印度科学的基础上，穆斯林数学家创设了与算术和几何学截然不同的代数学（英语“algebra”源于阿拉伯语“al-jabr”，是“还原”、“恢复”的意思）学科。第一本代数学课本大约成于820年，是波斯学者穆罕默德·伊本·穆萨·花拉子密用阿拉伯语写成的，叫做《积分和方程计算法》。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实验科学家是穆斯林海什木（965～约1039年），其写成的七卷本《光学书》（Book of Optics）推翻了古代极多的错误观念，尤其是指出了我们能看见物体是因为眼睛能发光的错误观念。也是海什木最早弄清抛射物更容易穿透墙体（如果击发角度合适）的原因，是他最早意识到天体并非都是固体，是他最早发明了暗箱——如今仍在使用的针孔照相机帮助学生了解光学知识。在他之后，13世纪晚期研究彩虹的波斯学者卡马尔继承、发扬了前辈的研究。因为中世界的伊斯兰世界坚守着古典智慧，并在除了数学和光学之外的地图学、医学、哲学领域积累、发展了新知识，所以西方受益无穷。英国思想家罗杰·培根曾认同过这一点：“哲学吸收了穆斯林的思想。”

那么，伊斯兰世界在科技领域又是如何逐渐落后于西方的呢？科学革命又是如何推动西方文明既在学术又在军事领域里傲视全球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退后三个多世纪的时间，回到伊斯兰帝国最后一次严重威胁西方安全之时。

那是1683年，正如1529年发生的大事一样，奥斯曼帝国又一次进逼维也纳城门，其统帅是卡拉·穆斯塔法·科普律鲁，即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的大维齐尔。

在拜占庭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安纳托利亚王朝奥斯曼帝国，自从1453年征服康士坦丁堡后，便一直是伊斯兰教的标准传播使者。他们的帝国没有向阿拔斯哈里发王朝那样一路大步东进，不过奥斯曼却成功地将伊斯兰疆域扩展到迄今的基督教领土，这不仅包括过去拜占庭在黑海海峡两岸的疆域，还包括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贝尔格莱德在1521年被奥斯曼攻破，布达在1541年沦陷。奥斯曼海军也使罗德岛就范（1522年）。维也纳侥幸存活下来，但是，奥斯曼的统治同样从巴格达延伸到巴士拉，从高加索的凡湖到红海入口的亚丁，沿着巴巴里海岸的阿尔及尔直达的黎波里，苏莱曼大帝（1520～1566年）完全有理由宣称：“我是苏丹的苏丹，帝王的帝王，是赐予全球君王王冠的授予者，是上帝在地球上的影子……”伊斯坦布尔清真寺上铭刻着他的名字，可以永久证明他自己宣称的伟大成就。较广为人知的一个事实是，苏莱曼也创建了一所医学院。既是立法人，又天资过人的诗人苏莱曼，集宗教、政治和经济大权（包括设定价格）于一身。在他看来，强大的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不过相当于“维也纳国王”罢了，而葡萄牙的商业冒险家也比海盗强不了多少。有苏莱曼大帝掌权，奥斯曼帝国敢于在印度洋上与葡萄牙人叫板并击溃他们，就显得十分自然了。

在16世纪晚期的奥地利驻伊斯坦布尔大使比斯贝克看来，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差别之大，确实令人震惊：

一想到这两种不同的体系一定会造成的后果，我就不寒而栗；我们中的一个必将获胜，另一个必将被摧毁，至少我们两者没法和平共处。在他们那一边，帝国财力充盈，资源强大，军队实战经验丰富，士兵身经百战，连续打了一系列胜仗，随时准备忍受困苦，团结一致，服从命令，勤俭节约，警惕性高。在我们这边，国库亏空，生活习惯奢靡，资源耗竭，士气不振，士兵缺乏经验，难以驯服，好斗，毫无组织纪律可言，行为放纵毫无约束，酗酒，纵情声色，而最糟糕的是，他们的敌人往往战无不胜，而我们却总是打败仗。两军相遇其结局如何，我们还用怀疑吗？

17世纪，奥斯曼帝国势力更加强大：1669年攻陷克里特岛。苏丹的势力范围扩展至西方的乌克兰地区。作为海军强国，奥斯曼也始终令对手畏惧。所以，1683年的大事早就令西方惊恐了。神圣罗马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坚持遵守1664年在瓦斯瓦所签订的条约是徒劳的。他自言自语地说路易十四是他面临的更为严重的威胁，也是自欺欺人的。1682年夏，苏莱曼开始采取行动，首先承认匈牙利叛军伊姆尔·托科利为匈牙利的国王，作为回报则获得了匈牙利的宗主国（领主）地位。在随后的那个冬天，苏莱曼在阿德里安堡集结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后又部署在贝尔格莱德。1683年6月，土耳其人已挺进哈布斯堡所属领土。到7月初，他们攻陷了久尔。与此同时，维也纳的利奥德波惊魂未定，不知所措。此前不久，维也纳的卫戍部队刚刚遭遇了瘟疫，人员大批死亡，因此，该城的卫戍部队力量严重匮乏。洛林的查尔斯统帅下的脆弱的哈布斯堡军队似乎难以阻止奥斯曼的攻击。而驻伊斯坦布尔的特使告诉利奥德波说，土耳其军队“不过如此”，这为他注入了不切实际的希望，起到了安慰的作用。

1683年7月13日，由6万多奥斯曼禁卫步兵和西帕希骑兵，外加8万巴尔干援军和令人闻之色变的鞑靼骑兵构成的，被认为“不过如此”的这支军队，兵临维也纳城下。总指挥为大维齐尔卡拉·穆斯塔法·科普律鲁，绰号“黑人”——不仅描述了其肤色，也反映了其个性。在1674年攻占波兰城后，命令活剥战俘的皮的人就是他。在离维也纳城450步处，军队安营扎寨，穆斯塔法给守城部队提供了选择：接受伊斯兰教，在苏丹的统治下和平生活！或交出要塞，以基督徒在苏丹的统治下生活；如果有人选择离开，则可以带上他的东西安全离开！但是，如果拒不投降，坚持抵抗，那么所有人面临的将是死亡、被掠夺或被奴役的命运。

当征服了拜占庭的穆斯林人与罗马的基督教继承人遭遇时，整个中欧处于告急状态，各国纷纷号召忠实信徒向上帝祈祷，希望能化解危机。圣斯蒂芬教堂墙壁上涂满的反奥斯曼的标语，反映了当时维也纳的这种危机气氛。然而，利奥德波对抗奥斯曼的策略也就限于这些手段了。尽管逃跑的想法侮辱了他的“尊严”，别人还是劝说他溜之大吉，保命要紧。

奥斯曼就地扎营本身就是一种自信的体现。穆斯塔法在他自己宫殿般的帐篷前面还开垦了一处花园。这传达的信号是明确的：如有必要，土耳其有的是时间，可使维也纳城弹尽粮绝，打出白旗。在奥斯曼人击打其硕大的科斯鼓时，那怪异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音乐从扎营地穿城而去。这种噪声也淹没了铁锹的声音，因为土耳其人正在挖地道。7月25日，一个巨型地雷被引爆，成功地炸开了城市周围的加固栅栏，也就是该城的第一道防线。接着又是一声巨大的爆炸，于是通往奥地利驻防的半月形堡垒阵地的障碍被扫除了。9月24日，土耳其军队攻克了维也纳的关键要塞。

但随后，穆斯塔法致命性地犹豫了。此时秋风瑟瑟，他与奥斯曼领土之间的交通线太长了。他的士兵供应物资逐渐匮乏。而且，即使他真的成功攻陷维也纳城，他也不能肯定接下来该实施什么行动。土耳其人的犹豫不决给了利奥德波赢得了至关重要的时间，因而能集结一支救援部队。奥斯曼入侵维也纳之前，利奥德波曾与波兰国王签署了一纸共同防御条约，所以，新就任的波兰国王约翰三世索比爱斯基率领6万多波兰—德国联军开赴维也纳。索比爱斯基已过壮年时期，但决意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事实上，他统帅的是一支杂牌军：除了哈布斯堡军队外，还有波兰人、巴伐利亚人、法兰克人、撒克逊人。而且，他们向维也纳进展的速度十分缓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其统帅对奥地利的地貌知识十分有限。在1683年9月12日的凌晨，随着一阵猛烈的火箭发射，反击战终于打响了。奥斯曼军队被分割，有些士兵仍然在全力设法突入城内，其他军队则面对紧逼的波兰步兵殿后。穆斯塔法此前几乎没有作敌人进攻的防御准备。下午5时，索比爱斯基发出命令，他的骑兵从俯视维也纳的卡伦堡山上，向奥斯曼的扎营地发起了规模庞大的猛烈进攻。一位土耳其目击者曾描述过当时的情形：波兰的轻骑兵像“从大山上铺天盖地涌来的黑色沥青，要将沿途一切毁灭殆尽一般”。最后阶段的战斗极为惨烈，但结局立见分晓。索比爱斯基进入穆斯塔法的帐篷，发现空无一人。维也纳之围结束了。

索比爱斯基赢得了保卫战的胜利，被捧为维也纳的大救星，他自己也喜不自胜，把恺撒的名言作了个修改：“我们来了，我们看见了，上帝赢了。”被缴获的奥斯曼大炮被融化，为圣斯蒂芬教堂浇铸了一个以6颗土耳其人头浮雕装饰的大钟。败退的穆斯塔法最终为他的失败付出了代价。土耳其人在艾斯特根遭遇到了如此严重的打击，结果苏莱曼大帝下令立即处死穆斯塔法。他被以奥斯曼古老的传统方式处以极刑：用丝带绞索勒死。

维也纳得救之后，各种传闻随之出现：有人说土耳其旗帜上的月形标志催生了羊角面包的诞生；有人说奥斯曼人所抛弃的咖啡成为后来维也纳人开设的第一家咖啡馆的原料，并据此首次煮成了卡布基诺咖啡；也有人说，从土耳其人手中缴获的打击乐器（钹、三角铁和低音鼓）则被奥地利为数众多的军乐队所采用。这次胜利真正的历史意义要比上述大得多。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夺取维也纳的又一次失败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开始走向衰亡，给这个版图过大的帝国带来了长期性的灾难性影响。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役后，直到萨瓦公国王子尤金最终于1697年在津塔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奥斯曼帝国几乎从苏莱曼大帝所征服的全部欧洲领土上败退。根据《卡洛维茨和约》，奥斯曼帝国苏丹宣布放弃对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主张，这是奥斯曼帝国的耻辱。

维也纳之围的解除不仅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长达数世纪的战争中的转折点，也是西方崛起的关键时刻。在战场上，双方于1683年遭遇时几乎是势均力敌，难分伯仲，这是事实。严格地说，从很多方面看，几乎没法在这两者间选出强者的一方。鞑靼士兵双方都有。来自土耳其控制下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基督徒士兵，被迫为奥斯曼帝国效力。很多描述这场战役的绘画和浮雕清楚地说明了一个事实：两支军队之间的差异与其说是科技或战术，不如说只是所着军装不同。不过，维也纳之围发生的时间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17世纪晚期是欧洲在两大关键领域——自然哲学（这是“科学”当时的叫法）和政治理论出现疾速变革的时期。1683年之后的数年中，西方人对自然和政府的看法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1687年，艾萨克·牛顿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3年后，他的朋友约翰·洛克出版了《政府论》（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如果说有什么因素导致了西方和东方之间的差别的话，那就是此类深奥的新知识被系统研习和应用的差别。

奥斯曼帝国在1683年的长期败退并不是经济原因所导致的。与欧洲相邻的城市比较，伊斯坦布尔城并不穷。奥斯曼帝国积极支持全球贸易及后来进行工业化的步伐也并不比欧洲的很多地区慢。前面所述的有关中华帝国衰落的原因在此并不适用，因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领土上，经济竞争和诸如行业工会的自治实体并不缺乏。此外，在奥斯曼帝国、萨法维帝国和蒙古帝国之间还存在极强的相互较量。奥斯曼帝国的式微也不能仅仅被认为是西方军事优势逐渐上升所导致的。如果更仔细地分析，我们会发现，军事优势本身是建构在将科技应用于战争、将理性赋予政府基础之上的。15世纪时，正如我们在前文读到的，政治和经济竞争赋予了西方相对中国的优势。到18世纪时，西方相对东方的优势，既是因为军事优势，也是人力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