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无知与知识共同体

三名士兵坐在一个三英尺 1英尺=0.304 8米。——编者注厚的混凝土掩体中,聊着各自的家乡。突然,谈话随着水泥墙体的剧烈摇动而中断,接着停止,地面晃得简直像抖动的杰乐果冻(Jell-O,美国果冻食品品牌)一般。此刻,在他们头顶上方三万英尺处的一架B-36轰炸机上,机组成员因机舱中充斥的热流与浓烟而咳嗽不停,并因为几十个闪光灯和警报器同时启动而争吵不休。与此同时,在向东80英里 1英里=1.609 3千米。——编者注的海面上,不幸的“幸运龙五号”渔船(第五福龙丸)全体船员站在甲板上,惶恐而惊愕地盯着海天之际。

这是1954年的3月1日,身处太平洋远洋海域的他们都见证了这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爆炸事件:绰号为“虾”,代号为“喝彩堡垒” Castle Bravo: A complete recounting of the Castle Bravo accident is provided in C. Hansen, ed. (2007). The Swords of Armageddon. Chukelea Publications. Also see B. J. O’Keefe (1983). Nuclear Hostag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的氢弹爆炸。不过,好像哪里不对劲儿,而且错得很离谱。那些置身比基尼环礁掩体中的军人们接近核弹的爆心投影点。他们曾目睹过以往的核弹爆炸,这不像地震那样不可预期,他们应该能够预知爆炸发生45秒后袭来的冲击波。再说B-36的机组人员,他们进行的是一次载有科学使命——放射性沉降云采样与放射性测量的飞行任务,理应在安全高度内航行,而这架飞机却被烧得都要起泡了。

这些人都比第五福龙丸上的船员要幸运得多。爆炸发生两小时后,一片放射性沉降云笼罩在渔船上空,使船员们暴露在放射性碎片下长达数小时之久。他们几乎立即出现了辐射综合征的急性症状——牙龈出血、恶心、灼烧感——其中一人在送至东京医院后几天内就死亡了。爆炸发生前,美国海军曾护送几艘渔船离开危险海域。而第五福龙丸早已在美国海军划定的危险海域以外了。更令人痛心的是,几小时后,放射性沉降云随即飘过了朗格拉普环礁和乌蒂里克环礁,使本地居民都受到了辐射。这是居民们从未经历过的。他们在罹患急性辐射综合征三天后被疏散撤离,并暂居于另一个岛上。他们于三年后返回环礁,但又因癌症发病率激增而被再次疏散。最为悲惨的是孩子们,他们始终眼巴巴地盼着回家之日的到来。

爆炸的威力远远大于预期,这是灾难发生的原因。TNT当量是用于衡量核武器威力的指标。1945年于广岛 Hiroshima: An excellent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omic bomb up to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is provided in R. Rhodes (1986).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爆炸的代号为“小男孩”的裂变式原子弹,其当量为16 000吨TNT(三硝基甲苯,常用于制造炸药),足以让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彻底变为废墟并夺走10万人的生命。研制“虾”的科学家们对其威力的期待大约是“小男孩”的300倍,即6兆吨。然而,“虾”实际释放了15兆吨的爆炸威力,几乎相当于“小男孩”的3 000倍。科学家们预见了这次爆炸会威力惊人,却没想到低估了那么多。

这一错误源于对该炸弹主要成分之一锂–7的误解。在“喝彩堡垒”事件前,锂–7被认为是相对惰性的。事实上,锂–7在受到中子轰击时会发生强烈反应,通常衰变为氢的不稳定同位素,然后与氢原子结合,释放出更多中子的同时也释放巨大的能量。此外,负责评估风向的团队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未能预测较高海拔的东风将推动放射性沉降云飘向有居民的环礁。

这个故事诠释了人类的心智是一个矛盾体,即人类心智是天资与悲怆、聪慧与愚昧的合体。人类能力最极致的展现莫过于对神力(超自然力)的藐视与反抗。我们从1911年首次发现原子核到有能力制造兆吨级的核武器不过用了40年的时间。我们学会使用火,创建了民主制度,登上了月球,并培育出转基因番茄。然而,正是这样的我们,也有着傲慢、愚勇的一面。我们不仅会犯错,有时还会失去理智,常常表现得很无知。实在难以想象,会产生核聚变反应的氢弹竟出自人类之手。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居然真的造出来了(尽管直到它腾空爆炸之时,我们也没有完全掌握其背后的反应原理)。同样让人出乎意料的是,我们早已发展出精密的政府机制与经济体系,然而大多数人在享受其带来的有序现代生活的同时,却并不了解它们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不过,人类社会目前似乎一切如常,至少核辐射不会在下一秒降临到你我身上。

人类何以能够兼具创意与无知,时而把大家哄得团团转,时而又被自己气得捶胸顿足?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如此有限,又何以掌握如此多的技术与能力?以上问题你都将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找到答案。

思考是种集体行为

20世纪50年代,认知科学开始成为一门学科,研究人类已知领域中最非凡的特质:我们的心智是如何运作的。思考是如何实现的?究竟是什么在人类大脑中,使我们对数字敏感,用数学去计算和理解死亡率,让行为符合道德却有时又很自私,或让我们做出哪怕只是用刀叉吃东西这种最简单的行为?做出以上这些行为的能力都是人类独有的,你无法在机器或其他动物身上找到。

研究人类心智已成为一项志业。史蒂文作为一位认知科学教授已从事此课题超过25年。拥有认知科学博士学位的菲尔精通市场营销,他致力于了解人们是如何进行决策的。纵观认知科学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的并不是逐步探明人类心智如何不断撷取惊人成就,相反地,多年来认知科学总是告诉我们“人类不能做什么”——我们的局限在哪里。

认知科学更令人沮丧的一面是,其一系列关于人类能力的启示虽不是针对所有人,但对大部分人而言,都表明我们的工作方式及成就都高度受限。每个个体能够处理的信息量是非常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听完自我介绍的下一秒可能就忘记了对方的名字)。人们常常缺乏看似最基本的技能,比如评估某一行动可能存在的风险,甚至好像永远也不会从中学到教训(因此绝大多数人,包括本书的作者之一,总是可笑地恐惧于搭乘最安全的现代交通工具之一——飞机)。或许更重要的是,个人所涉及的知识十分浅薄,与世界真实的复杂性相比不过皮毛而已,更何况我们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的无知。其结果是,人类对目前已知事物的了解少得可怜,却常常自负地认为自己无所不知。

我们的故事将会带你进入一次跨学科之旅,涵盖了心理学、计算机科学、机器人技术、演化理论、政治学以及教育学,这一切都旨在引领我们探索心智是如何运作的以及思维到底是什么。并且,你也会明白,为何回答以上问题对于解释人类心智之浅薄与强大并存至关重要。

人类的心智并不是一台计算机,生来就是用于储藏海量信息的。我们的心智经过演化成为一个懂得灵活变通的问题解决专家,学会只提取最有用的信息并举一反三地应用于新情势,引导我们做出决定。于是,个体极少耗费大脑资源储存细枝末节的信息。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社会更像蜜蜂和它们的蜂巢:我们的智慧是集体式的而非个体式的。当这种智慧发挥作用时,个体不仅仅依赖各自脑中的知识储备,还需要那些存在于我们身体、周遭环境,尤其是他人头脑中的信息。当我们把这些信息加在一起,便会发现人类的思想是多么令人震撼。但别忘了,这是群体的产物,而非个人所能及。

“喝彩堡垒”核试验计划是蜂群思维的一个极端案例。这一复杂项目需要约一万人直接参与其中,更别提那些必要的数不胜数的间接参与者,譬如募资的政客和营建基地与实验室的承包商。在这个项目中,数百名科学家负责炸弹的各个不同组件,数十人负责监控气象,还有研究放射性危害的医疗团队。此外,反间谍部门确保通信加密,并确保俄罗斯潜艇不能足够接近比基尼环礁以窃取秘密情报。这一项目还需要厨师负责伙食,清洁人员负责后勤卫生,以及水管工人保障厕所下水道畅通。没有任何人能完全掌握这当中所需知识的千分之一。我们通力合作,为了共同追寻的艰难事业,集众人心智,化不可能为可能。

这固然是积极美好的一面。而躲在“喝彩堡垒”阴影下的是核军备竞赛与冷战氛围。下面我们要关注的是这种极具代表性的狂妄自大:引爆一个15兆吨级炸弹的背后动因。这至今也未被全部理解。

无知与错觉

事物总是比其看上去要复杂得多。你不会惊讶于现代汽车结构、计算机系统或空中交管制度的复杂性。但,马桶呢?

我们的生活中有奢侈品,有实用品,更有那些“没你不行”的必备品。冲水马桶无疑被归在最后一类。我们对如厕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发达国家每家每户至少有一个卫生间,餐厅基于法律的规定也必须设立盥洗室,还有,谢天谢地,你通常也能在加油站和星巴克咖啡馆找到它们。它们的实用与简便程度简直是奇迹,让人人都觉得其工作原理简单易懂。无疑,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想的,不是吗?

让我们花一点时间,试着解释按下冲水按钮的瞬间发生了什么。你真的了解冲水马桶运作的一般原理吗?事实证明,多数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马桶其实是个简单的设备,其基本设计原则已存在数百年之久。(与坊间传说不同,托马斯·克拉普并不是冲水马桶的发明者,他只是对设计进行改良并因此狠赚了一笔而已。)在北美地区,最流行的冲水马桶是虹吸式马桶。其主要的部件包括一个水箱、一个水盆和一个排污通道。排污通道通常为S形或U形,向上隆起且高于水盆的排出口,下接排水管并最终引入下水道。水箱最开始是装满水的。

当我们冲厕所时,水从水箱迅速流入水盆中,使得水盆的水位高度高于排污通道的倒U形最高点。这时排污通道中的空气被挤出,水流涌进。一旦排污通道被水填满,奇迹便发生了:虹吸效应使得水流出水盆,经过排污管并从下水道彻底消失。你甚至可以用虹吸效应来窃取汽油,只需将管子一端接在油箱上,即可从另一端吸走。当水盆中的水位低于排污道的第一个折弯处(U形最低点)时,虹吸停止,使空气流入。一旦水盆中的水被吸走,水将再次被泵入水箱中等待下一次虹吸发生。这是一个精巧的机械设计,对使用者而言简直轻而易举。那么,它真的很简单吗?或许它的确简单到只需一段话便可描述清楚,却又并不那么显而易见、尽人皆知。事实上,现在你正属于那为数不多知道其中奥秘的人之一。

若要完全了解马桶,一个简短的机械装置描述是远远不够的。你需要具备陶瓷、金属及塑料的相关知识,以便理解马桶的材质构成;还有化学知识,以便了解如何做好密封,使马桶水不会漏到浴室地面上;更有人体工学知识,以便确保马桶的大小和形状符合人体需求。或有观点认为,若要全方位地了解马桶,还需要经济学知识来为马桶合理定价以及选择原配件进行制造。这些原配件的质量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及购买意愿。这时,掌握心理学知识对于理解为什么消费者更青睐某一颜色的马桶来说至关重要。

没有人能对哪怕一项事物面面精通。即使制造和使用最简单的东西也需要复杂的知识体系。我们甚至还没提到自然界中真正复杂的事物,如细菌、树木、飓风、爱情以及繁殖的过程。它们都是如何运作的?恐怕大多数人都说不出咖啡机的工作原理,胶水如何把纸张粘在一起,或照相机如何对焦,更别提如爱情这般令人费解的难题了。

我们并非认为人们是无知的。只是人们比他们认为的自己要无知得多。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着一种错觉:我们认为自己了解世间万物,而事实上我们的理解是何等微不足道。

有些人可能会想,“嗯,虽然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如何运作,但我也并不是生活在幻象里。我既不是科学家也非工程师,但这不妨碍我了解事物,至少我明白哪些东西必须懂得以及如何做出正确的决策”。那么,哪个领域是你有深入研究的?历史?政治?经济政策?你真的对自己擅长的每一件事物了如指掌吗?

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袭击珍珠港。当日本与德国结盟,世界身陷战火之时,仍未参战的美国很显然是站在同盟国而非轴心国一边。上述众人皆知的事实已为我们如何理解珍珠港事件定下基调。但是,你真正了解日本为何发起攻击吗?具体而言,为什么日本选择攻击夏威夷群岛的海军基地呢?你能解释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吗?

事实证明,袭击珍珠港事件爆发之时,美日战争可谓一触即发。日本正陷入远征的泥淖,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发动南京大屠杀,以及1940年侵略法属中南半岛。夏威夷海军基地存在的原因即防范日本蠢蠢欲动的侵略企图。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41年将原驻圣地亚哥基地的太平洋舰队移防夏威夷。由此而见,日本的攻击行动对美国而言并非意料之外。攻击发生前的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2%的美国人预计美国将在一周内与日本开战。

故此,袭击珍珠港事件与其说是欧洲战场的后续,倒不如说是东南亚矛盾长期胶着的结果。即使希特勒并未于1939年发起闪电战入侵波兰,袭击珍珠港事件依然有可能发生。袭击珍珠港事件无疑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战事,但它并非由此而起。

此类事件在历史中屡见不鲜,人们对看起来众所周知的事件形成了刻板印象,但其真正的历史脉络却与我们想象中的情况大相径庭。随着各利益集团简化故事、编造传言以为己服务,复杂的细节也随着时间而消散。

当然,如果你仔细研究过针对珍珠港的袭击事件,你会发现我们大错特错,其中有太多问题仍待讨论。但这种例子并不多见。因为没人有时间去一一理清多如牛毛的历史事件。我们打个赌,除了你精通的几个专业领域,你对某一事物机制层面的了解是相对浅薄的。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懂得操作设备、器械,而是对某事物之起源、开展及后续影响都了然于胸。但在你驻足反省自己究竟了解多少之前,你可能很难意识到自己对某一领域的认识有多浅薄。

样样精通是不可能的,理智让我们甚至不曾动过这样的念头。我们依靠的是抽象化的知识,它们模棱两可又未经推敲。但我们都见过例外情况——总有人钟爱深究事件细节且乐于滔滔不绝地讨论它们,有时这一讨论方式令人神往。况且,我们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对其了如指掌。但对大多数事物而言,我们不过浅尝辄止,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事实上,绝大多数知识无非就是一堆联结物,是物或人之间的高度相关,而非支离破碎的细枝末节。

那么,为何我们意识不到自己如此无知呢?为何我们自认为对事物有深刻的理解,拥有足以解释一切的系统化的知识网络,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何我们身陷一种对理解力的错觉之中?

我们为何而思考

为什么这种错觉对我们的思考来说极为重要,更好地了解这一点有助于理解我们为何而思考。思维为服务不同的职能而演化。思维的功能可以是对世界的表征——在我们的脑中构建一个按要素对应现实世界的模型。思维还赋予我们语言能力,使人际沟通成为可能。解决问题与做出决策的能力也是思维的产物。或许,思维还能朝着特定的意图演化,例如发明工具或求偶时的炫耀行为。上述概念对于理解思维都有所助益,但思维的演化无疑有更大的目标——一个集合了上述所有意图的远大目标:思维是为了行动。思维的演化首先是将其作为有效行动能力的延伸,此外,它使我们更善于开展那些有助于目标达成的行动。思维使我们能够预测每项行动的后果或设想采取不同行动导致的结局,并据此在一系列备选方案中做出选择。

我们有理由相信行动是先于思维而存在的。即使是最原始的有机生物体也具备行动能力。在演化早期出现的单细胞生物也会进食、移动和繁殖。它们有所行动;它们用行动改变世界。演化筛选出那些最善于用行动求生者,以及那些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能最有效调节其状态者。假使你依靠吸取路过的动物的血液为生,那么接近任何与你擦肩而过的东西就显得至关重要。但它最好是一只美味的啮齿动物或禽类,不是一片随风飘落的枯叶。

用于鉴别规定情境下之行动是否合宜的最佳方法,是评估能够处理信息的心智能力。其中,视觉系统必须能够执行大量而复杂的处理程序,以辨别靠近我们的是老鼠还是树叶。其他心理过程也对选择适当的行动至关重要。记忆有助于提示我们哪些行动在过去的类似情境下最有效,推理能够帮助我们预见在新情境中可能会发生什么。思维能力大大提高了行动的有效性。从这一角度来看,思维乃行动之延伸。

要理解思维如何运转并非易事。人们是如何为了行为而思考的?哪些心智能力能够使人们运用记忆和推理追寻其目标?我们将会发现,人类是推论世界运行规则,即因果关系的行家。对行为之后果的预测要求由因至果的推理,而想要弄清楚为什么有些事情会发生,则需要由果溯因的推理。心智便是为此而设计的。无论我们思考的是具象的物体、社会系统、其他人、我们的宠物狗,还是其他任何事物,我们的专长就是挖掘出行为及其他因素是如何引发结果的。我们知道踢球一脚能把它送上天,但踢狗一脚会让你疼上半天。我们的思维过程、语言以及情绪是用来进行因果推理,帮助我们采取合理行动的。

这使人类的无知显得更加匪夷所思。如果因果关系对择取最佳行动方案如此重要,为什么人类个体对于世界运行规则的所知少得可怜?这源于思维的强大驾驭能力,能够取其所需,去其无用。当你听到一整句话时,你的语音识别系统会提取句中核心意思、潜台词或引申义,但不会逐字记住原句的措辞。同理,当你面对一个复杂的因果系统时,你也会提取主旨并遗忘细节。假如你是一位修理巧匠,有时你可能会拆开一件旧电器,比如一台咖啡机,当你进行此项操作时,你不会记得咖啡机的形状、颜色或每个部件装配于何处。相反地,你会关注那些主要的组件,并尝试理清它们与其他组件如何相接,以便解决核心问题,比如怎样让咖啡机内的水被加热。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对咖啡机的内部结构兴味索然,那么你对它的工作原理也只是略知一二。此时,你的因果理解只限于使用须知:怎么用它做出一杯咖啡(所幸,在这方面你已经是行家了)。

心智不是为了获取每一个个体或情境的细节而存在的。我们从经验中学习,进而能够举一反三,以应对新的个体或情境。想要在新环境中有行动能力,需要具备对世界运行规则深层次、规律性的理解,而非拘泥于表面的细节。

我们生活于知识共同体中

如果只靠头脑中有限的知识储量和因果推理的天赋,我们还不足以成为称职的思想者。成功的秘诀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知识团团包围的世界中。知识体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里,游走在我们的身体和工作场所内,也同样存在于其他人身上。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知识构成的共同体当中。

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大量知识储存于他人脑中:我们的亲朋好友谁没有自己专精的一方小天地呢。我们可以打电话给专业人士说,请帮我修好这个已经罢工无数次的洗碗机吧。电视上正在播放教授和发言人对事件进行的预告或分析。我们还有浩瀚书海,以及最丰富而即时的信息宝库——互联网,它就在我们指尖。

除此之外,我们也从事物本身获得启迪。有时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台家用电器或自行车的工作方式来修理它。当我们留意查看时,毛病出在哪儿往往显而易见(只要是常见问题!)。你或许不知道吉他的发声原理,但只消拿起一把吉他拨弄几分钟,试试和弦、调调音高,便足以让你对怎么弹吉他有基本概念。由此来看,关于吉他的知识可以直接通过吉他自身习得。若想探索一座城市,亲身游历一番绝对是上上策。城市本身即展现了它的布局:风景名胜分布何处,不同制高点上可览何等风光。

如今,我们所能接触的知识库空前庞大。这不仅仅指的是电视节目里教你怎么做东西或解释宇宙如何诞生,而是我们只要打开搜索引擎,在键盘上敲几个字母便可以回答任何事实性的问题。我们常常通过维基百科或其他网站获取我们需要的信息。然而,获取外界知识的能力并非当今世界的不二真理。

认知劳动的分化 division of cognitive labor: P. Kitcher (1990). “The Division of Cognitive Labor.”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87(1): 5–22.乃认知科学家们的惯用称呼。自文明诞生之初,人类在其团体、氏族或社会内部已发展出了各有特色的专职领域。他们成为族人当中的农人、医者、匠人、向导、乐师、诗人、厨子、猎人、斗士,或拥有其他专长的一员。每个人可能在多种专业上都有所建树而非只有一项技能,但从未有人在所有行当的方方面面都是全能手。就像厨师不可能会做所有的菜肴,再令人钦佩的音乐家,也无法对每件乐器或每种类型的音乐都手到擒来,没有人能独揽一切。

合作由此而生。社会性、群体化生活的主要好处便是易于分享我们的技能和知识。如此说来,我们难以分清知识是已内在掌握还是取自他人智慧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我们常常,或可以说总是,在具体行事时二者都会涉及。比如,每当我们洗碗时,我们一边感谢上天有人发明了洗洁精,一边感谢另一个聪明的家伙能够让热水从水龙头中流出。而我们对其中的运作原理一无所知。

技能和知识的共享比人们认为的复杂多了。人类不是流水线上的机器,并非个体的单纯叠加。相反,我们能与他人共事,也能意识到其他人的存在以及他们做出的努力。我们励精图治为的是共同的愿景。这一点用认知科学的语言可以表达为,我们共享意向性。这是一种人类独有的合作模式。实际上,我们乐于同他人彼此分享心智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可以被称为一种游戏。

我们的颅骨或许能划定大脑的边界,但知识是无边界的。心智的延伸已超越大脑,囊括了身体、环境和他人,因此对心智的研究绝不能只局限于脑部。这便是认知科学迥异于神经科学之处。

知识的表征不易,但表征一个你不了解的概念则是难上加难。加入知识共同体,换句话说,加入一个每个人脑内只存有部分知识的社会,你需要甄别哪些信息是有效的,无论它们是否储存在你的记忆里。对有效性的辨别绝非易事,脑中内在信息与外在信息是没有清晰界限的。我们心智的设计要能够连续处理外部环境中资讯与脑内已储存的信息。人类有时低估了自己的无知,但总体而言,我们还是干得相当漂亮。这便是进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了。

现在,关于理解什么是知识的错觉,你已具备基本的背景常识。思维的本质是缜密地使用无论源自内在还是外在的知识。由于无法精确地划分知识来自内在还是外在,我们便生活于知识的错觉之中。我们败就败在,这本来就不是泾渭分明的。所以我们常常对自己不知道什么一无所知。

知识的错觉

这种理解心智的方式可以为我们探讨最复杂的问题提供改进方案。对理解力局限性的认识应使我们更加谦卑,以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他人的想法和思维方式。它教我们如何避免失误,例如糟糕的财务决策。它使我们得以改善政治制度,并帮助我们评估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仰赖精英,有多少决策权应赋予一般选民。

这本书写于美国政治两极分化空前严重的情势之下。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观点对立、彼此厌恶,结果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找不到任何共同点或可妥协之处。美国国会甚至无法通过哪怕良性的立法;参议院阻止重要的司法和行政任命,只因其来自对立党派。

导致这种僵局的原因之一,是政治家和选民没有意识到他们对问题理解得多么浅薄。每当一个问题重要到值得开展公开辩论时,它也必是复杂难懂的,只靠读一两篇报纸上的文章是不够的。社会问题有复杂的因和难以预测的果,我们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才能真正了解某一情势的内在含义,甚至连专家的意见都显得微不足道。当双方对立时,比如警察和少数族裔,我们不能武断地用恐惧或者种族主义,或两者兼备来解释其关系。因为伴随着恐惧与种族主义的个人经验与期望,由于误导与误解,加之充满变数的特定情况,矛盾反而升级。复杂性无处不在。倘若大家都能理解这一点,我们社会的两极分化或将减弱。

相较于欣然接受复杂性的存在,人们更倾向于跟从一个或另一个社会信条而人云亦云。因为我们的知识是与他人缠绕在一起的,知识共同体塑造着我们的信念和态度。同侪之间分享的观点着实难以抗拒,这种分享太频繁以至我们不再基于观点本身的价值进行评估。我们用集体意见代替个人思考。认识到知识的公共性这一本质应使我们在决定信念和价值观上更加务实。

这将改善我们的决策过程。我们都会做出一些羞于承认的决定,其中包括失误,如没储备好养老金,也包括遗憾,如本该克制自己却沉沦于诱惑之中。我们将看到,知识共同体可以被用来辅助人们克服与生俱来的限制以大幅增加这一共同体的福祉。

了解“知识是公共性的”这一本质得以揭示出我们看待世界时的偏见。我们崇拜英雄。我们颂扬个人的力量、天资与美貌。我们的电影和书籍将人物偶像化,例如超人可凭一己之力拯救地球。精彩的电视剧剧情也总是让某个低调的神探在灵光一现之后破解案情并将罪犯绳之以法。个人总被赋予创造壮举的重任。玛丽·居里获得的推崇之高就像她独自发现了放射性元素,牛顿则是仿佛凭空想出了三大运动定律。蒙古人在12—13世纪所取得的成就皆被归功于成吉思汗,而罗马帝国对犹太行省所做之恶行也都怪罪于本丢·彼拉多一人。

事实上,在现实世界,没人活在真空里。侦探们也有其团队,可以一起开会、思考和行动。科学家们不仅有实验室和在其中工作、提供批判性想法的学生,也有同事、朋友和死对头,他们的所做所想都与科学家们无异,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所谓的科学家。此外,还有更多的科学家致力于研究不同的问题,身处不同的领域,但他们仍在为彼此的想法与探索铺路。一旦我们开始意识到知识并非全部储存在某人的脑袋里,而是在一个共同体中被共享,我们心中的英雄们也将改头换面。我们开始关注一个更大的群体,而非聚焦于个人作为。

知识的错觉对社会的演进和技术的未来走向也影响深远。随着技术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个人已无法完全理解。现代化的飞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目前,在大多数情况下,飞行由飞行员与可控的自动化系统协力完成。关于操纵飞机的知识储存于飞行员、仪器设备和系统设计师身上。知识的共享是如此天衣无缝,以致飞行员或许根本意识不到他们彼此间理解上的差异。这也会使灾患不易被察觉,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不幸的后果了。更好地了解自我将有助于更好地进行安全防范。知识的错觉也影响着我们对当代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互联网的认知。随着互联网空前紧密地与我们的生活融为一体,知识共同体也前所未有地丰富、分布广泛、触手可及。

影响远不止于此。由于集体性的思考模式,我们倾向于团队合作。这意味着个体的贡献取决于团队合作能力而非你的脑子转得多快。个人智慧被高估了。这也意味着,当我们和他人一起思考时更容易学有所成。在每一个教育阶段,最好的教学策略都会让学生进行团体学习。对教育研究者而言这早已不是新招数,但其普及和落实程度仍不甚理想。

我们希望这本书能让你更全面地了解心智,更深刻地认识到,你自己的许多知识和思想取决于这大千世界的人、事、物。我们的大脑已乃至奇之物,而左右它的还有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