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颁奖辞

诺贝尔基金会主席 亨里克·舒克

瑞典学院将19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意大利作家格拉齐娅·黛莱达女士。

格拉齐娅·黛莱达出生在意大利的撒丁岛一个名叫努奥罗的小镇子里。她在未受工业社会沾染的原始环境中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的时光，粗犷的大自然和独特的民俗给予她与众不同的灵感，让她日后写出了世间难得的佳作。

从她家的窗口向外望，全是连绵不断的山脉，从近到远依次是覆盖着黑森林的奥索班尼山，在阳光下不断变幻色彩，时而发紫、时而发黄、时而发蓝的灰石山和远处时隐时现的金纳根山。

努奥罗镇就像一个世外桃源，平时非常安静，很少受到外面人的打扰。偶尔来人，也不是开着庞大的汽车轰隆作响地驶入，而只是一两个男人女人骑着马，无声无息地走到镇子的某个地方。只有到了节庆狂欢的时候，镇上的人们才开始在大街上载歌载舞，这时，努奥罗镇才像在沉睡中苏醒了一样，过几天热闹非凡的日子。旋即，又陷入平静。

因为生长在这样一个地方，黛莱达培养出一种简单、直率、朴实的性格。努奥罗人有一个观点在外面人看来难以理解，但在这里却是如此自然的事，那就是崇尚力量。无论什么形式的力量，只要你能以力量在人群中占上风，你就是值得尊敬的。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做强盗并不可耻，一个是复仇已经成了一种习俗。

黛莱达借自己小说中一位农妇之口，曾经这样表达努奥罗人对做强盗的看法：“强盗可不是什么坏人，他们是有能力的男人。男人靠什么显示自己的能力？过去靠打仗，现在没有战争了，那股子男人的狠劲怎么显摆？就靠打劫偷盗，连一头牛都偷不来的话算什么男人？他们要的不是那头牛，要的是面子。”在这种逻辑下，偷盗成了合理的事，如果一个人因此被送进监狱，别人也不会在道德上谴责他，而是同情他，觉得他是不凑巧才被逮住的。出狱后，这人更不会因此抬不起头来，周围的人会为他欢呼庆祝，鼓励他，说他仍然是个强者。

对于努奥罗的人来说，复仇一向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如果一个人为了给自己的族人报仇而去杀人，在族人看来是崇高的事。而如果族里有知情者将这人出卖了，对于族人来说，那就是犯罪了。曾经有作家写道：“对于努奥罗地区的人来说，即使拿三倍于仇人头颅大小的金块交给他，他都不会出卖复仇的人。在努奥罗，力气是第一位的，强有力的人才受到尊敬，至于正义不正义，没人放在眼里。”

努奥罗远离尘嚣，几乎不受意大利本土影响，被粗犷的大自然包围着，人们信仰某些崇高神秘的事物。黛莱达就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她有一个朴实的家庭，严格遵循圣经的道德标准。黛莱达在书里介绍自己的生活，说：“姑娘们更没有机会远足，顶多能去教堂里做弥撒，或顺便到田野上散散步。”所以，想要在这种环境里成长的女孩接受高等教育，在当时是不可能的。黛莱达的家境相当不错，她在当地学校念书，不过，很难接触到意大利本土的东西，连意大利语都不会，学校里教学用的也是撒丁语。她的意大利语和法语都是另外请家庭教师教的。得此之机，她开始涉猎本国和国外的文学作品，限于当时条件，她没有机会读别的书，但仅仅是这些小说，就已经在小女孩心目中埋下了一颗不安分的种子，她开始尝试着自己写故事。她的第一篇故事《撒丁人的血》（1888年）情节诡异又悲壮，发表在了罗马的一家报纸上。这件事让传统的努奥罗人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女人管好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才是正经事，心思花在别处，就不是努奥罗人心目中的好女子。但是，黛莱达如果也像别的努奥罗人那样想，就不会有她第一篇小说问世了。很快，她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撒丁岛的精华》，并于1892年出版了。佳作接踵而至，《邪恶之路》（1896年）、《深山中老人》（1900年）、《埃里亚斯·波尔托卢》（1903年）和许多别的作品陆续出版，这位女作家的名字也从不知名的努奥罗小镇飞遍了整个意大利，成了意大利年轻一代里最优秀的女作家。

黛莱达的贡献在于，她让撒丁岛走入了人们的视野。18世纪中叶，欧洲文坛的文学风格是延续已久的希腊和罗马式，作家们逐渐把风格偏向一种新的形式，就是卢梭所倡导的自然主义。卢梭推崇朴实原始、未被世俗沾染的风格。就在自然主义发展到浪漫主义鼎盛时，这时，黛莱达出现了，她的作品符合自然主义，她是自然主义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描写自然风物方面，在她之前，已经有不少优秀的意大利作家了，比如地方主义派的代表人物韦尔加，他擅长描写西西里的风物，还有佛加萨洛·隆巴度——范尼图地区在他的笔下，就像一幅素描的画一样简洁生动。但是撒丁岛地区之前鲜有人在作品中提及，所以我们可以说，是黛莱达发现了撒丁岛。这是她生活了25年的土地，她闭着眼睛都能分辨出它的气息，25岁之前，她甚至没有离开过生长的小村子。直到后来，她才试着走出努奥罗，走到撒丁岛的都城卡利亚里，遇到了自己一生的爱人，并和他结婚。婚后，夫妻俩便前往罗马定居，黛莱达开始一边做家务，一边写作。在这之后的作品里，撒丁岛仍是她写作的主要题材，1908年，发表了小说《常春藤》。不过，也许是生活环境的改变，《常春藤》之后的作品，撒丁岛的地方特色有所削弱，比如《逃往埃及》（1925年）。《逃往埃及》曾被作为诺奖参选的作品接受瑞典学院的审查，并得到一定好评。虽然写作方向有所转变，但是，撒丁岛带给她的人和自然的概念，已经深深地根植在黛莱达的脑中，在她的作品中始终萦绕着。现在，她在艺术上的造诣已经远非当日可比，但通过她的《邪恶之路》《埃里亚斯·波尔托卢》等作品，我们看到，她依然像一个真正的撒丁岛人那样，真实大胆、不矫揉造作。

限于文化及语言的阻隔，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对她的写作风格无法细述，这很遗憾。但是，一位著名的意大利评论家或许可以，他说：“在讲述故事情节方面，和所有的优秀小说家一样，她非常擅长。”黛莱达是现在意大利最好的小说家，在日复一日的写作中，她能一直保持着故事的生动和活力，这是别人很难做到的。她晚期的作品《母亲》（1920年）和《孤独人的秘密》（1921年）仍饱含激情，就像她当年在努奥罗镇写作时一样，并且多了许多成熟的技巧。偶尔，她的小说在情节衔接上有所欠缺，有些段落比较唐突，但这完全不影响小说的整体，因为抛开情节这一点，她的作品有太多优点。对于自然环境的描写，整个欧洲怕都找不到比她写得更好的了。她并不多费笔墨在大自然的色彩上，她运用的更多的是白描手法，线条简洁，寥寥几笔就勾勒得栩栩如生。她不仅描写出自然的形，更写出了它的意，作品中场景的气氛、人物的心境，都通过她手中的风景体现了出来，如此的和谐、朴实和庄严。我们回顾一下她的这种高明的能力吧。在《埃里亚斯·波尔托卢》一书中，对到鲁拉山头朝圣的信徒，她这样描写：“在五月的一个早晨，他们统一起程。有的家庭骑马，有的家庭则驾着古老的四轮马车，一家紧跟着另一家，开始向着朝拜的教堂爬上去。他们都随身带着食物，保证一个星期的口粮。教堂旁边有一些可以暂时让一家人住宿的地方，但只有有钱人才能负担得起，这些人都是教堂创办人的子孙。毕竟要待一个星期，所以每家都有自己的地盘，他们在墙上挂起串穗子，在地盘上搭起座灶台来明示，严格把外人拦在外面。到了晚上，每家人都生起火，在自己的地盘中举行祭典。大家围着灶台，聊天、载歌载舞，愉快地度过漫漫夏夜。”

同样，《邪恶之路》中，黛莱达对撒丁岛当地丧礼的描写也非常传神。丧礼举行前，所有的门窗必须关好，亮着的烛火都要吹灭掉，谁都不许做饭，这个时候，聘请来的职业哭丧者要开始声泪俱下地号哭了。对于这传统又奇异的风俗的描写她采用一贯的简洁手法，却能真实地表达当时的场景。这种真实自然的作品几乎可以和荷马史诗相类比了。黛莱达作品一个最重要的属性就是自然主义，里面的人物就像从大地上长出来的一棵树一样的天然，没受过现代文明的熏染，几乎可以说，具有刚从伊甸园里诞生的人物的特点，原始又真实。与众不同的是，他们都是撒丁岛特色的庄严、伟岸却又朴实的农民。也许我们一生中从未见过这种人物，但却会相信他们是真实存在的。黛莱达把理想和现实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做得天衣无缝，在这方面，她堪称大师。

黛莱达从来不喜欢在理论上争来争去，像很多别的作家那样。她讨厌这个现实社会中的你争我夺。艾伦·凯曾邀请她参加一个文学评论沙龙，但她拒绝了。她说：“我是一个保守的人，不喜欢参与现今的文学辩论会。”她说得很坦诚，也许，她这么做是不合适的，但她确实受古老的撒丁岛文化影响太深，青少年在故乡的生活已经在她灵魂上打下了烙印。不过，她并不是完全脱离时代的，她懂得与时俱进。在理论上，她没什么兴趣，她只是把自己生活的重点放在享受生活上，她热爱生活中的一切。她曾说：“无所事事地度过每一天，在混沌中等待死亡的到来，这对于我来说是最痛苦的事了。我们应该让生活尽量充实起来，让每天都有意义，品读每一天的欢愉。我们应该像天上的云一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在黛莱达眼里，人生是如此的丰富多彩，有太多美好的体验等着人们，所以把时间花在政治、社会和文学争论上是最没必要的，她压根不会把派系之争放在心上，所以也无所谓偏袒哪一方。正因如此，她可以远离各种纷争之扰，平静地过自己的日子。她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人生上天已经注定了，我就是最纯正的撒丁岛人，过的就是波澜不惊的日子。”随后她又在别的信中写道：“其实，就算我是罗马人或斯德哥尔摩人，也是和现在一样的。我本质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着迷般探索着人生的诸多问题，我已经对人类的本质有深刻的了解。我相信，人可以更加完美。但是，人类不可能完美到像上帝一样，没有杀戮、没有争夺。但是，很久以后的未来，或许有一天能够，用我们的善良和理性。”

最后几句话表达了她对人类世界的希冀。听起来就像宗教中的观点似的，简单、深奥。她对人生经常感到哀伤，但是不是悲观，她哀叹人们现今生活的不圆满，却始终相信未来。她相信善的力量，可以超越一切。在她的小说《灰烬》（1904年）中，安纳尼亚的母亲自杀了，做母亲的有着见不得人的一生，为了儿子的名誉和前程，她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安纳尼亚拿出了母亲给他的护身符，那是他刚出生时母亲就戴在他身上的。他打开了，发现里面原来只是灰烬。“是的，一切都是灰烬，生命是，死亡也是；人类是，创造出人类的——命运，也是灰烬。现在，他站在这里，面前是他母亲的尸体，她做尽了邪恶之事，也尝尽了人生的苦难，但是她却是为他而死的。他看着手里的护身符，这是她给他的，是她挂在他身上的一颗心，这颗心却经常闪烁出最亮、最纯洁的光辉。他心里有希望了，他依然爱着生活。”

阿弗列德·诺贝尔的遗愿就是，文学奖要颁给这样一位作家：他关注一个正直、有道德的生命，他鼓励这个生命，使这个生命保持健康和充沛的精力。所以，瑞典学院把奖颁给了黛莱达，她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她那为理想鼓舞的创作以明晰的造型手法描绘故乡海岛上的生活；而且用深刻又充满同情心的态度对待人类一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