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临危受命：我来组成新的内阁

在短暂的挪威战役[30]中，许多令人失望的不幸事件发生了。英国国内因此引发了骚动，甚至连那些战前若干年间一直都不活动的迟钝者，他们的情绪也变得愈来愈激昂。为此，反对党要求对战争的走势进行辩论。经过安排，会议决定在5月7日举行。

那一天，随处可见神情激动而悲愤的下院议员，张伯伦先生的开场声明在来势汹汹的敌意浪潮前显得那样的软弱。在一片嘲笑声中，他的发言被打断了……坐在政府席后面的艾默里先生，在响彻下院的一片欢呼声中，引用克伦威尔[31]向长期议会所说的：“走吧！你们坐得太久了！再也干不出什么好事了。我说，你们走开！让我们从此一刀两断。看在上帝的面上，走吧！”一位多年的朋友和同僚，一位同是代表伯明翰区的议员，一位声名卓著、经验丰富的枢密顾问官，竟然说出了这样一番令人痛心的话。

5月8日，人们看到劳合-乔治先生在下院做最后一次决定性的演说。在一次不超过20分钟的演说中，他对政府首脑进行了充满恶意的抨击，并打算替我开脱：“我并不认为海军大臣对于在挪威发生的一切，应负全部的责任”。我立即插话道：“我对海军部所做的一切负全责，我也愿意接受我应承担的全部责任。”

劳合-乔治警告我不要为了同僚而把自己变成一个防空洞，以使其免于被流弹击中。接着，他把目标转向张伯伦先生：“现在不是谁是首相朋友的问题。问题远比想象的要严重。首相曾吁请大家作出牺牲。全国都准备作出各种牺牲，但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国家必须有人领导，政府必须明确需要达到的目标，而全国必须充分相信领导他们的人尽了最大的努力。”

劳合-乔治最后说：“我庄重地声明，首相应该以身作则，首先作出牺牲，而在这次战争中，没有比牺牲自己的职位，更能对胜利作出贡献的了。”

在辩论结束以后，张伯伦首相请我到他的房间去。我立刻看出，他对于下院的情绪持有极严重的看法。他认为自己已经无法继续执政，而应该成立一个联合政府……5月9日下午，我有种预感，自己可能会奉命担起领导的责任。对此，我既没有紧张激动，也没有惊慌失措。我认为，这是当前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于是，我平心静气地等待形势的发展。

5月10日天亮后，马上有重大消息传了过来。封装着最新电报的信盒经由海军部、陆军部和外交部发出，络绎不绝地送到我手里。德国人发动了他们等待已久的袭击。荷兰和比利时同时遭到入侵，两国边界多处被突破，德军已经开始了入侵低地国家和法国的整个行动。

大约10时，金斯利·伍德爵士来看我。他刚从首相那儿来，张伯伦先生鉴于大战临头的现状，感到自己有必要继续留任。但金斯利·伍德告诉张伯伦，由于新的危机，只有上下一致才能应付自如，成立联合政府更为重要。他还说，张伯伦先生已经接受了这个观点。

11时，我再一次受到首相召见，要到唐宁街去。我与哈利法克斯勋爵在那里又一次见了面。我们俩坐在桌子这头，与张伯伦先生相对而坐。张伯伦先生告诉我们，他深知组织联合政府，已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事。他从工党领袖方面所获得的反响，已使他对于这一点毫无怀疑。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在他本人辞职获准后，应该向国王推荐谁来组阁。他隔着桌子望着我们，态度冷静，不慌不忙，就事论事，似乎完全不考虑个人的成分。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曾有过许多次重要的谈话，而这次确实是最重要的一次。通常我滔滔不绝地谈论，但这次却缄默不语。张伯伦先生显然心中记着两个夜晚以前下院纷扰的景象，当时我和工党人士舌剑唇枪，争执得似乎非常激烈。虽然我这样做，是为了给他支持并且为他辩护，但他觉得这可能妨碍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取得工党的拥护。我不记得他当时说了些什么话，但含义就是如此。他的传记作者法伊林先生，明确地说他宁愿要哈利法克斯勋爵组阁。因为我继续沉默，所以，我们的谈话中断了很长时间。这段时间似乎确实比纪念休战日静默两分钟的时间还要长。

过了一会儿，哈利法克斯终于发言了。他说由于他的上院议员身份，他在下院没有席位，在当前这种性质的战争期间，将很难执行首相这一职务。如果出任首相，他将对一切负责，但他缺乏领导下院的权力，而任何政府的存在，都全靠下院的信任。他发表这类意见的时间，有几分钟之久。等他把话说完时，显然这个责任就将落在我的身上——事实上，也真的落在我的身上了。

于是我才第一次发言。我说在国王命令我组阁以前，不准备和两个反对党中的任何一党交换意见。这次重要的谈话到此结束，然后我们又恢复了通常那种轻松而随便的态度。我们共事多年，无论在朝在野，都在英国政治舞台的友好气氛之中消磨时光，平日相处都是轻松而随便的。后来，我回到了海军部，也许不难想象，那里正有许多事等着我呢。

荷兰的阁员们正在我的办公室里。他们刚从阿姆斯特丹飞抵此间。他们形容枯槁，精疲力竭，眼中流露出恐怖的神色。他们的国家，突然遭到袭击，而且事先敌人既无任何借口，也未提出任何警告。大炮、坦克排山倒海似的越过边界，战火遍地燃烧。当敌人遭到抵抗，荷兰边防部队开枪反击时，大规模的空中袭击接踵而至。

荷兰全国都陷入纷扰混乱的状态中。准备已久的防御计划立即付诸实施，堤岸已经掘溃，洪水遍地泛滥。但德国人早已越过外部的防线，沿莱茵河堤岸长驱直入，并进一步突破内部的格拉夫林防线，同时也威胁到了围绕须德海的堤道。

我们能有什么方法来加以制止呢？所幸我们在不远的地点有一支小舰队。它立即奉命轰击堤道，给蜂拥而来的侵略者以最大的损伤。荷兰女王仍在荷兰境内，不过，她似乎已无法在当地久留了。

这些讨论得出的一个结果，就是海军部对我们在附近的所有舰只，发出了大量的命令，并和荷兰皇家海军建立了密切联系。荷兰的阁员们，虽然对最近挪威与丹麦被征服的事例记忆犹新，但似乎仍无法理解，那个伟大的德国，直至头天晚上还对荷兰一味表示友谊，竟然会突然发动这种可怕而残酷的袭击。为了处理这些问题，一两个小时便消磨过去了。

从受到德军推进影响的各个边境方面，电报如潮水般地纷至沓来。德国旧有的施利芬计划[32]，为了配合新的形势已经扩展到荷兰，似乎已经充分地加以实施了。1914年德国侵略军队迂回前进的右翼，冲过比利时，但在荷兰边界停止前进。当时，人们都知道，战争如果延迟三四年发生，德国可能准备好额外的军团，而且铁路终点和交通线也可能改造就绪，以便进行越过荷兰国境的运动战了。此时，这一著名的运动战已经开始。它具备了所有便利的条件和一切施展突然袭击和诈术的环境。但其他的发展还在前头。敌人的决定性打击，并不是作为对侧翼的迂回运动，而是主力前线的突破。

我们和法国负责指挥的人士，都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我在一篇发表的谈话记录中，曾根据敌方军队的部署和公路、铁路的发展，以及从缴获的德国计划中显然可见的情形，警告这些中立国家，指出它们即将遭到的命运，但我的话只引起了别人的厌恶。

在这场巨大的战斗所引起的强烈震动中，我们在唐宁街进行安静谈话的印象，在我的心中逐渐淡薄或消失。不过我记得，有人告诉我张伯伦先生已经或正要去谒见国王，这不用说也料得到。

不久，我接到一个通知，要我在6时入宫。由海军部沿公园林荫道至皇宫，乘车只需两分钟。虽然我估计晚报上一定会充满从大陆方面传来的惊心动魄的消息，但对于内阁危机则只字未提。公众现在还没有充分的时间来理会国内外发生的一切情况，因此，皇宫门前并没有等候的群众。

我立即被引见去觐见英国国王。国王陛下对我非常客气，要我坐下。他以一种锐利而奇妙的眼光注视了我一会儿，然后对我说：“我想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找你来吧？”我顺着他的情绪回答：“陛下，我简直想不出为什么。”他笑着说：“我要请你组织政府。”我说：“我当然愿意遵命。”

国王没有规定政府必须具有举国一致的性质。我感到我的任命，与这一点并没有正式的关联。但是，鉴于已经发生的一切，以及造成张伯伦先生辞职的情况，建立联合政府显然是在当前形势下应有的安排。如果我感到无法和处在反对党地位的各个政党相妥协，那么，在宪政上并不能限制我设法成立一个最大限度的坚强的政府，只要能获得下院多数的信任，就要把所有愿意在危急时期为国效劳的人士都吸纳进来。

我告诉国王将立即邀见工党及自由党的领袖。我建议组织一个包括5-6个阁员的战时内阁。同时，我希望在午夜以前，使他知道至少5名人选。接着，我即告辞回到海军部。

当晚七八时左右，艾德礼先生应邀来见我。他和格林伍德先生一同到来。我告诉他，我已奉命组织政府，并问工党是否愿意参加。他说他们愿意参加。我提议他们在政府中应占1/3以上的职位，在5或6人组成的战时内阁中，应占两个职位。我请艾德礼先生给我一张名单，以便我们能讨论具体职务的安排。我提到了贝文先生、亚历山大先生、莫里森先生和多尔顿先生。他们出任高级的职务，实为当前形势所急需。当然，我和艾德礼与格林伍德两人在下院中久已相识。

在战争爆发前的10年间，我多少处于独立地位，我与保守党和联合政府发生的冲突与摩擦，远远超过与处在反对党地位的工党与自由党的冲突。这时，我们曾有一个短时间的愉快的谈话，然后，他们就告辞，用电话通知他们在伯恩默思的朋友和追随者。他们在前48个小时内，彼此之间曾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

我邀请张伯伦先生以枢密院大臣的职位领导下院，他在电话中答允接受，并告诉我已经做好安排，决定在当晚9时向全国广播，宣布他已经辞职，同时，呼吁全国拥护和赞助他的继任者。所有这些，他后来在广播中，用非常豁达的措辞，都谈到了。我邀请哈利法克斯勋爵参加战时内阁，并连任外交大臣。大约在10时，我按照我所作的诺言，把五个人的名单呈交国王。陆、海、空军三部大臣的任命，是非常重要的事，关于这三部大臣的人选，我心中早已决定。艾登先生应该主管陆军部；亚历山大先生应主管海军部；自由党领袖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应主管空军部。同时，我兼任国防部大臣的职务，但是对于国防部的范围和职权，却不打算加以规定。

这样，在5月10日的晚上，在这场巨大战斗开始时，我取得了主持国政的大权。此后，在世界大战的五年三个月中，我所持有的权力日益扩大，直至最后。

在这场政治危机的最后这些忙乱的日子里，我始终没有感到格外的兴奋。我对事态的发展，全部加以接受。但是对于阅读这篇真实记载的读者们，我却不能隐瞒：我大约在3时上床，强烈地感到自己如释重负。我终于获得指挥全局的大权了。我觉得我好像是正在和命运一同前进，而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为这个时刻，为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的一种准备罢了。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在政治上处于在野地位，因而使我摆脱了通常政党之间的敌对情绪。我在过去的六年中所提出的警告，既频繁又详尽，并且现在都已不幸而言中，所以，谁也不能对我非难，谁都不能指责我发动战争，或对战争缺乏准备。我想我对战争的全局有很多的认识，自己深信不会遭到失败。因此，虽然我迫切地盼望天明，但我却睡得很熟，而且不必在梦中去追求安慰，因为事实比梦想要美妙得多。

5月13日周一，下院召开特别会议。我要求下院对新政府进行信任投票。在报告了充实各部人员的进展情况后，我说：“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在我们的全部悠久的历史中，没有一位首相能够向议会和人民提出这样一个简明而又得人心的纲领。

我在结束时说：

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

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

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

大家都要认识到，没有胜利就没有英国的存在，就没有英国所代表的一切，就没有促使人类朝着目标前进的那种时代要求和动力。

“我满怀兴奋和希望，担负起我的工作。我深信，人们不会让我们的事业遭到失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有权利要求大家的支持，我说，‘起来，让我们把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