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版前言

我的祖父恩斯特·贡布里希平时写的东西并不是给孩子们读的。他上大学时学的专业也不是世界历史，而是艺术史。然而，他的第一本书《世界小史》，好多年来却在世界各地找到那么多朋友，这就越发让他感到惊喜。

在写作这本书时，他还是一位年轻人，而且是在相当大的时间压力下写成的。后来他曾经说，正是这两种因素才让这本书变成了一本经久不衰的成功作品。不过，要是在1935年的维也纳没有那么多偶然机遇恰好都碰在一起的话，这本小书也不会被写出来。

这本书是这样诞生的……

我祖父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没有找到工作。那是一个经济困难的时代，马上就找到一个合适职位，希望似乎也不太大。一位与他要好的年轻编辑找到他，问他有没有兴趣看一本用英语写给孩子们的历史书，如果他愿意，可以将这本书翻译成德语。推荐这本书的人是他们俩的朋友，曾经在伦敦学医。这本书会在一套新丛书“给孩子们的科学知识”中出版。

这本书给我祖父留下的印象不太深，他对出版人瓦尔特·瑙拉特（Walter Neurath）——这个人后来在伦敦成立了Thames & Hudson出版社——说，根本不值得去翻译这本书。“我觉得，我自己能写一本更好的。”他对瑙拉特说。瑙拉特让他拿出一章来看一看。

我祖父在写博士论文的最后一段时间，曾经与一位朋友的女儿通信，这位小姑娘想知道他一天到晚都在做什么。以一种让小姑娘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博士论文的内容，这让他感到很大的乐趣。除此以外，后来他还提到，他对学术写作感到疲倦了，在大学期间太过专注于此。他坚信，人们能够做到用简单的语言将绝大多数事情给孩子们解释清楚，根本用不着去使用那些复杂的专业概念。于是，他写完了一章，活灵活现地描述了骑士时代的情形，把它寄给了瑙拉特。瑙拉特对此非常满意，并加上一句说：“为了能让这本书按计划出版，我需要在六个星期内拿到完整的手稿。”

我祖父根本没把握能不能完成，但是这个挑战给他带来很多激励，他回答说愿意尝试，并马上着手列出书的框架，决定要写世界史上的哪些事件。他直截了当地问自己，过去发生的哪些事情影响了大多数人的生活，人们最该记得哪些事情。然后，他就开始每天写一章。每天上午，他留在家里读父母家藏书中关于这一题目的所有材料，也包括百科全书和知识手册；下午他去图书馆，在那里尽可能地读关于那个历史阶段的研究报告，以便让他写出来的内容更可靠。晚上的时间是留给写作的，只有星期天有所不同——为了描述这个情形，我现在还得先介绍我的祖母。

伊尔泽·赫勒（Ilse Heller）——这是她当时的名字——十五年前从波希米亚来到维也纳，继续学习钢琴。不久以后，她就被列奥妮·贡布里希——我的名字就是随着她的名字起的——收为学生。就这样，伊尔泽·赫勒在认识她未来的丈夫之前，就已经认识了未来的婆婆。是的，列奥妮介绍他们互相认识，鼓励我祖父给她的新学生看维也纳的博物馆和各种名胜。1935年，共度周末早已成了一种让爱情萌生的例行活动——第二年，他们两人结婚了。有一个星期天，当他们在维也纳的森林中散步中间停下来休息时，我祖父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卷纸。“我们也许是坐在阳光下的草地上，或者是在一个倒下的树桩上。”我祖母回忆说。这时我祖父问她：“我可以给你读些东西吗？”

“一读出来，就好多了。你知道，”我祖母说，“他那时的手迹读起来已经好费劲了。”

这个所谓的“东西”就是“世界小史”。我祖母似乎很喜欢她听到的东西，这个朗读节目持续了几个星期，一直到他写完这本书。我祖父准时将手稿交给了瓦尔特·瑙拉特。要是把这本书大声读出来的话，就可以感觉到，朗读以多么美妙的方式奠定了这本书的基调。从这本书的献辞当中，也可以猜到我的祖父多么珍视这些朗读时刻。初版的插图是请当时的一个骑术老师给画的，每一幅五个先令。我祖父一直很愿意指出的一点是，插图里的许多马画得比人好多了。

这本书1936年出版之时，获得了非常好的反响。书评人认为，我祖父肯定是一位有经验的教师。没过多久，这本书就被翻译成五种语言。不过，这时我祖父母已经在英国，后来也一直留在那里。不久以后，纳粹禁了这本书，不是因为反犹太人，而是因为它的观点太“和平主义”了。

不过，这还不是“世界小史”的结局。在战争结束几年后，我祖父又得到了这本书的版权。但是，他在写作这本书时生活过的那个世界，现在看起来已经非常遥远。很多年，此书无人问津。直到三十多年以后，他收到了来自DuMont出版社的询问。于是，德语的第二版在1985年出版了，并加了一个尾章。我祖父对这本书能够再次成功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感到很欣慰，他兴致勃勃地给不同国家的读者编排不同的版本，总是非常认真地听取翻译者的评论。不过，对一个翻译本的出版，他没有同意。除了这本“世界小史”以外，我祖父的所有著作都是用英语写成的。要是“世界小史”出一个英文本的话，他坚持要自己来完成翻译。尽管被多次请求将本书翻译成英文，但他都一直没有动手。这种抵制不光是因为他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英文的历史书一直都是围绕着英国王室来撰写的。英国的孩子们能够接受一本从欧洲的角度来讲述的世界历史吗？

直到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系列事情，欧洲联盟的意义也日渐增长后，他才相信，也许英国的孩子会对这本书感兴趣。

于是，在他这漫长又充实的一生的最后阶段，他开始将自己的第一本书翻译成英文。

在开始翻译后不久，他曾经略为吃惊地对我说：“我又看了一遍我的这本书，里面的确藏着很多东西。你知道，我觉得，它挺好的！”当然他也做了些小修改，补进去一些关于史前人类的信息，请求他的儿子（我的父亲）——一位研究早期佛教的专家——来修改第十章，而有关中国历史那一章的修订，则得到了他的助手卡洛琳·穆斯蒂尔（Carolin Mustill）的大力帮助。

当他于2001年以91岁高龄辞世时，英文本的翻译还没有完成。最后的话本来是应该由他来说的。“我想强调的是，”在几年前的土耳其版前言中，他曾经这样写道，“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这本书都从来不能代替教科书。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放松，能够追踪历史，不必去写笔记，不必去记住人名和年代。我也答应你们，我是肯定不会拿这些东西考你们的。”

2004年7月，列奥妮·贡布里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