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苦乐人生(3)

变脸

获奖带来的喜悦迅速被焦虑淹没。下一步该怎样走？当然不可照原路走，创作需要变化，否则就成工匠了。那么，如何改变自己，赋予作品新面孔？我苦苦思索。

1996年夏末，邓刚先生为我的获奖小说集《神秘的猎人》写了一篇评论，刊登在《大连晚报》上，邓刚乃小说高手、大家，眼力独到又不虚与委蛇，他在文中结结实实给了我一闷棍，批评我的小说叙述方式沉重、陈旧，“累了自己又累别人，何苦？”（他的原话）。这一棍子把我打疼了、打蒙了，饭吃不香，觉睡不好。不过，邓刚很睿智，在打了我一棍子之后又温暖了我一下——他对《神秘的猎人》里的一篇题为《叶红叶落》的小说给予高度赞赏：“荒谬隐在真切的细节后面，痛苦埋在幽默话语的深处，我相当欣赏车培晶这种轻灵写法的作品。”

无独有偶，也是那一年，江苏省社科院的研究员金燕玉女士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回到大地——全国获奖儿童文学作品述评》一文中，也单单点到了我的《叶红叶落》，她这样写道：“作品……以文化与无文化的倒置关系作为幽默的基础，不但读来好笑，而且极其深刻地揭示了‘文革’时代无文化的本质。对人物的刻画丝毫也不夸张丑化，不动声色地将一位好农民放进当老师的尴尬情境中去，这种艺术处理方法深得幽默的奥妙，极为成功。”

两位老师的见解不谋而合，这使我如醍醐灌顶，心头为之一亮，我似乎知道该如何走下一段路了。

我既写小说，也写童话，自称小说和童话为自己的左翼与右翼。那年，整整一年吧，我暂时收拢了小说这只翅膀，专心创作童话，试图以童话这种相对自由的文本来寻求叙述上的突破。要幽默、荒诞、轻灵、读着不累，我心里一直装着这几个字。这一年，我让自己完全沉浸在幻想世界里，一边写作一边阅读，小口小口地咀嚼名著，着意疏通诙谐与荒诞这两条神经。我找到了感觉，找到了一种和从前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叙述从沉湿中摆脱，携着幻想与意趣飞往丰饶的林园。这一年我写了长长短短十二篇童话，发表在各地刊物上，《睡呼噜收藏家》《魔轿车》《老好邮差》《盲女孩》《瘦狼和胖狼》《我和我的蜘蛛丝》《能收听到别人秘密的收音机》等，单看题目就给人以快感，它们大多以人为主角，即常人体童话。这些童话被儿童文学评论家马力教授称之为“童话小说”。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评论家让我发现了另一个自己。

“车培晶原是一个年轻的儿童小说作家……现在当他用惯于写小说的手开始写童话的时候，必然要在童话这一新领域进行新探索。然而各种艺术形式之间总是既有区别，又相联系。‘艺术越接近它的界限，就会渐次消失它的一些本质，而获得界限那边的东西的本质，代替界限，却出现了一片融合双方的区域。’（别林斯基语）……（车培晶的童话）采用了某些小说的表现手段，形成了童话与小说互融的趋势。读车培晶童话首先的感觉是耐读，虽然童话中的那些童话形象都是现实生活中所未曾有的，但经过作家笔墨丹青的点染，都能‘以一个活人全部的明确性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你的面前’，体现了小说刻画人物性格所特具的生动表现力。这就使车培晶的童话更具有跨越小说与童话‘双方的区域’的特点。因此，车培晶童话更准确地说应该叫‘童话小说’。一个作家创作风格的初步形成和体裁上的独创性特征的形成同样是他的创作已经达于较高层次的标志。”（马力《寻找支点》）

1997年，我结集出版的第一部童话集《魔轿车》（收入“棒槌鸟儿童文学丛书”），获得了中宣部全国第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作品入选奖。之后，我转入了长篇创作。

给儿童看的长篇一般都在十几万字，并不长，但这对于我也是新课题，是一条陌生的路，我像一名短跑运动员踏上了长跑的起点。那年，我接下两部长篇小说约稿，一部是福建少儿社的，一部是湖南少儿社的，均被收入丛书，集体行动，必须按期交稿，一个人晚了就会拖累整体。那个炎热的夏天，下班后我回到家就伏案写作，天热，光着膀子写；写到半夜困了，拿凉水擦擦身子接着干；星期天也足不出户。记得那年有一个领导的儿子结婚，还有一个女记者结婚，我跟他们相处都非常好，那个女记者还算是我的徒弟呢，我提前把份子钱送上，实话告诉他们我手头有约稿，无暇参加婚礼，也不怕人家生气。现在想想，我真够“歹毒”了。没办法，时间对我太珍贵了。

从夏天写到深秋，两部长篇如期交稿。第一部长篇《你好，棕熊》写人与自然的故事，第二部长篇《响尾姥鲨》是纯动物小说，两部小说题材迥异，叙述手法也迥异，较以前的小说有着明显的变化，或突出荒诞元素，或突显神秘感。接下来又写了两部长篇童话——《装在橡皮箱里的镇子》（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和《捡到一座城堡》（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这两部童话也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叙述形式。不重复自己，追求变化，是我给自己定的长篇写作原则。

1997年至2000年我连着创作了四部长篇，是对长篇小说创作的一次集中试水，其中有得有失。《响尾姥鲨》我比较满意，它获得了第十届中国图书奖，当然我满意的不是获奖，而是这部小说写得扎实，多年之后，我还能从小说里感受到当年飞溅的思想火花。而曾一度令我怀有高期望值的《装在橡皮箱里的镇子》反响却一般。这部长篇是由一个短篇扩展而成的，短篇有六千字，在《儿童文学》杂志上作为头题发表，编辑还加了评论，反响非常好，这才促使我写出十万字的长篇。总结它的失败，原因有两个：其一，创作前缺少深入思考，素材积累不充分；其二，创作时间不足，基本上是被出版社撵着写的，没有打磨和沉淀的工夫。假如用一两年业余时间写，一定不会是现在这副模样。本来是一粒饱满的童话种子，由于怠慢了它，只长出一株瘦弱的苗，直到现在，每每想起它我心里还隐隐作痛。也想重新写，但几次都因找不回遗失的灵感而搁浅。

写长篇不同于写短篇，长篇需要持久稳定的创作情绪，这对我来说是个极为焦虑的事情。单位工作累，做电视新闻，整天绞尽脑汁地想新闻的事，写作时间总是零零碎碎，这对长篇创作是一种破坏。那时候我为缺少写作时间深深苦恼，为此滕毓旭老师还出主意，让我给大连市文学艺术创作委员会打报告申请创作假。报告写好了，我又给撕了，担心徒劳一场，还是安分点儿吧。

1998年6月，我所供职的大连教育电视台并入大连电视台，情形有点儿像一支小股队伍被大部队收编，人人都有危机感。我先是做了两年新闻栏目制片人，后来全台搞改革，我去了台里与日本合资的一家动画公司。这是我主动找领导要求去的，同事们都认为我太不明智，因为按台里当年的政策，去公司的人员不保留事业编制，这等于说我拿铁饭碗换了一只泥饭碗。而我决定了。

我做如此决定为的是远离拥挤与嘈杂，寻找一份宁静，以便圆我的儿童文学梦。那年我四十四岁，这个年龄做电视节目有点儿夕阳西下的味道了，而对文学创作却正如上午九点钟的太阳。我必须抓住这段好时光。领导才不管你搞不搞文学创作，那是你的私事，你要靠自己想辙，靠自己拯救自己。其实，做电视节目对文学创作也有益处，有机会接触社会的方方面面，获取素材，点亮灵感，可那份工作不够安静，更不够单纯，易于生成浮躁心理，这有悖于我的天性。动画公司的氛围恰好契合了我的要求。动画嘛，本身就是一种单纯的东西，我本人又是学画出身，对动画好奇、有感觉，当然，也想从动画中汲取养分滋补儿童文学创作，故此才断然舍弃铁饭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相信这句从小就记住的谚语。

在动画公司，同样是白天工作夜间写作，但工作比较有规律，很快我就适应了，心境得以平和。工作中，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日本动漫作品，日本动漫的细腻、节制、逻辑严谨等优点，对我写作启迪极大。

2000年冬季，我开始创作《爷爷铁床下的密室》。这是一部用魔幻、荒诞手法表现战争题材的长篇儿童小说，以此手法写现代战争在国内似乎尚无先例，没有可临摹的成品，全凭自己探索创造。我写得得心应手。我撩开童年记忆的帷幕，让自己踏到那个没有灯光的舞台中央，亦歌亦舞，甚是畅快。2001年，《爷爷铁床下的密室》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成为“小布老虎丛书”中很叫座的一本书，迄今它已经再版十一次，发行二十余万册，尽管岁月流逝，它在今天的图书市场上仍然活跃。

在动画公司期间，我还创作了长篇幻想小说《我的同桌是女妖》（两卷本）和长篇童话《狼先生和他的大炮》。这两本书在读者中反响也都不错，前者发行三十余万册，后者发行十五万册（包括注音版）。《狼先生和他的大炮》获得辽宁省首届未成年人优秀文艺作品奖文学类二等奖，《我的同桌是女妖》被评为2003年“大连文艺界十部有影响的作品”之一。

应该说，上述几部作品都受到日本动漫一些积极因素的影响，动漫使我的创作视野有所开阔，为我的文思布上明快的光调。所以，至今我还为当年的大胆抉择得意，假设当年不去动画公司，我想我怕是不会有那么好的创作心境，也得不到机会近距离接触异国动漫。

当然，也留下了遗憾。本打算拍一部叫《唐尼日记》的动画片，整体创意出来了，剧本也写出十集，但由于公司注销等原因而夭折。不过，后来《唐尼日记》成为我创作以乌克兰为背景的荒诞小说《小丈夫传说》的酵母。

2003年，我又回到了台里，开始了少儿节目编导的生涯，用别人的话说，“回到了孩子中间”。每周都要下校园采访，录制儿童游戏类节目，录制校园课本剧等，我整天被小学生们的热闹磁场所包围，身体沾满了孩子的磁粒，连呼吸里都是。这固然好，但我发现自己的心变得沸扬起来，有一年时间我几乎没写出像样的作品来。是什么原因呢？慢慢我才想明白，那是由于我完全嵌在儿童磁场里，脑袋一时间还没回过神。不着急，这需要一个梳理、内化的过程。

2004年，我捧到了向往久矣的“金苹果”奖杯，站在了聚光灯下。这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一种纯属个人行为的写作被人为地放大了。是年，又逢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这给儿童文学带来了一股春风，我的创作题材与体裁也随之变得宽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