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苦乐人生(1)

一个似乎遥远的幻事发生在一个对它向往已久的女人面前，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中国戏剧梅花奖”（现称“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颁给了我。这是真的吗？我狠狠地在我的胳膊上叉（咬的意思）了一口，这一叉，把我哭中带笑的泪水叉出来了，把我对同志们的感恩叉出来了，把我对丈夫的“埋怨”叉出来了，把我对刘导批评的理解叉出来了，把我对“不要那个脸了”的感谢叉出来了……

挑挑拣拣的记忆

人的一生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但真要提起笔来，却又不知从何写起，干脆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吧，这只是我人生经历的片段的连缀，也只能算作是挑挑拣拣的记忆了。有人说日子是生活，有人说日子是阅历，有人说日子是人生……说是什么都行，反正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和事。

我啊，好像没有小名，1954年出生于大连（当时叫旅大市），人家小孩儿都有个小名什么的，我没有，好像爹妈给忘了，或是哥哥姐姐们给疏忽了，反正我没有。没有也好，后来听老人说，起个小名什么的就是为了好养活，比如说“狗剩”“狗娃”什么的，我也说不清楚。我一个老丫头（我们东北人一般把最小的叫“老”），那么爱俊、爱浪（爱美、爱打扮的意思），叫“美华”多好呀，还有比这名字更好听的吗？亏得没有小名，要不叫着叫着就叫成外号了。

也不知道我是生不逢时，还是就不该生出来，因为我爹妈已经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生了五个了，我排行第六。为什么说生不逢时呢？我刚记事的时候没记得什么，就知道饿，就寻思怎么就没有一顿饱饭吃呢。我的小脸蜡黄，小胳膊精细，小脚不大点儿，要搁旧社会都不用缠足了。跟伙伴跳个方、踢个毽、跳个绳什么的，动不动就倒地上了。当时我家生活条件很不好，我的老家在山东省栖霞市小夼村，离烟台市六十里地，离高疃镇五里地，如今那里还有我哥姐三个，他们都是农民。我父亲留在老家照看他们，我母亲带着我们哥姐仨在大连，老两口为了孩子们分居两地。当时我还小，什么也不懂，不懂归不懂，我有时也帮着家里分点儿忧。当时我家对门有个馆子，名挺大，叫“星火饭店”，饭店后院有个巨大的泔水缸，缸很深，比我高，泔水里经常有些骨头什么的，我就踩着大石头，拿着大笊篱捞缸里的骨头，晒干了好卖钱（那个年代收破烂儿的也收骨头）。有一次，我一下子把脚下的石头跐倒了，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大笊篱一下扣到我头上，黏糊糊、臭烘烘的泔水哩哩啦啦浇我一脸一身，亏得是掉在缸外面，这要是掉缸里，没有司马光恐怕小命早没了。馆子里的大师傅好像知道我这个小黄毛丫头是谁家孩子，把我妈和我二姐（二姐大我十几岁）喊来了。我妈和二姐连拖带拽把我弄回家，一顿狂洗。她们的眼泪合着我身上的臭水吧嗒吧嗒往下掉。我妈朝我脑袋一顿打——不知为什么她老愿意打我头，我真怕把我打傻了。从此，我再也不敢接近那个泔水缸了。

后来，上学了，在中山区永和小学，也不知怎么的，学习不怎么样，一天到晚就知道哼哼歌，两根小细腿和像葱一样的小细胳膊就随着自己哼哼的歌瞎蹦跶、瞎比画。那时，劳动公园美丽的荷花池畔有一个少年宫，每到晚上和周末，那里舞蹈翩翩，歌声嘹亮，我羡慕毁了，就经常跑去（那时也没听说有拐卖孩子什么的，家长也放心——其实，也是孩子多，管不过来）趴在窗台上看。有时，少年宫的老师看见了，一吓唬，我就和其他偷看的孩子作鸟兽散。有时回家晚了，二姐就问我上哪儿啦，我就怯生生地说去少年宫看跳舞、听唱歌了，我姐没吱声，后来，我知道原因了——她也爱好啊！有一次，赶上少年宫招生，二姐就把我领去了。没想到我原来是个刘大胆儿啊！我什么都没在乎，一顿瞎比画，瞎唱，都忘了当时唱的什么歌、跳的什么舞了，可能也算不上舞，偏偏就被吕道义老师选上了。我当时傻呵呵的，可把我二姐乐坏了，出了少年宫的门她赶紧领着我到一个小铺里买了一毛钱的糖豆（当时，一毛钱可以买十块糖豆），奖励我五块糖豆，另五块捎给妈妈和哥哥了。为这事二姐还挨我妈好顿骂：真尬事（舍得的意思）花钱！从那以后，少年宫每次举办活动的时候，在众多的“小嘚瑟（得意、炫耀的意思）疯”里又多了我一个。还别说，我去参加活动没几天，就被选进由十一个人组成的小合唱队了，不久，还被班级选上当了个不大不小的红领巾加两道杠的文体委员。

当时，我们每逢周六就要到我市最高级的剧场——人民文化俱乐部——为外国人演出，我们唱《美丽的哈瓦那》。我每周都盼着周六这一天，十八点演出我十四点就到了，生怕落下。因为发东西吃啊！两个面包一根肠，在当时那可是大餐哪！还能带回去给妈妈和哥姐们改善一下。我二姐当时在海港俱乐部上班，经常下班很晚，但也能经常给我带个火烧什么的，大夏天的，我就坐在道牙子上等，抻着脖子望着二姐下班的方向。有一次，等得实在憋不住了，把裤子都尿湿了，真是难以启齿啊！为了吃，为了一个火烧啊！

哪个小姑娘不爱美，哪个小姑娘不爱俊，可是我家家境不好，妈妈为了补贴家用，就给人家看小孩儿，我给那小孩儿唱歌听，给他跳舞看，逗得孩子嘎嘎乐，小脸红扑扑的，孩子他妈很高兴就送给我妈一块花布，我妈就给我做了件花衣裳。哎呀！这下可把我乐乱套了，对着镜子好顿照，美的呀！走路穿，上学穿，睡觉穿，就是妈妈给洗了，挂在绳子上，我也得坐在小马扎子上哼哼着歌，边唱边看，生怕丢了。

后来，一件史无前例的事开始了，而且是如火如荼地开始了，铺天盖地呀！我当时小不懂事，小学还没念完，反正就知道事挺大，弄得满哪儿都是，课停了，书也不念了，试也不考了，满街都是花花纸，不过年、不过节的还经常能听到鞭炮响，到处都是唱歌跳舞的，可把我乐坏了。我妈和我二姐就吓唬我，说小姑娘家不准出去满街跑啊，别叫鞭炮崩着！我也老实，一吓唬就不敢出去了。可心里急啊！不让出去看唱歌跳舞得憋死人啊！于是一天到晚缠着二姐，二姐无奈之下有一次就要领我去看节目。小姑娘出门要打扮打扮，爱俊嘛，二姐就用火剪子给我烫瓦瓦檐儿（刘海），烫瓦瓦檐儿得老实点儿呀，我不老实，乱动，一下把二姐手里的火剪子碰掉了，那火剪子也不客气，顺带把我的脸烫了个疤——到现在还能看出来。最后节目也没看成，我倒没咋的，把二姐心疼得眼泪直掉。直到现在二姐还时不时下意识地瞅瞅我那被火剪子烫的疤呢。

如火如荼的事越来越大了，闹得“也有两只手”的城里人也要折腾了，满街都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标语。我妈响应号召带着我们离开二姐，离开大连，要乘船回山东老家去。二姐是海港职工，她一直把我们送到船根儿底下，搂着我不撒手啊！我和我妈泪眼婆娑，我们登船后，看到二姐背过身去不看我们，我就喊“二姐！二姐！”这时正好轮船离港的汽笛响了，只见二姐回过身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双手捂着脸。船渐行渐远，泪流满面的我已看不清坐在地上的二姐了，懵懵懂懂地就随着母亲回到了老家山东省烟台市栖霞县小夼村，还是个初中生的我也在此落户了。

我老家附近有个福山县，福山县这个地方名气不大，不像兰考啊，大寨啊在当时妇孺皆知，但要是提起一种菜系，那这个地方应该也是可以的。中国四大名菜之一的鲁菜其实就是福山菜，就更别提福山面了。我们村边上有一条河叫白杨河，我也不知道它为啥叫白杨河，可能是因为河套边上净长些高大的白杨树而得名的吧。清澈的河水里小鱼小虾就像在鱼缸里游弋，那水很干净，有时渴了喝上一口甜甜的，嗓子顿时润润的。儿时无痛苦，天塌下来有大人顶着。看着这好山、好水、好庄稼，呼吸着带着绿草味的好空气，我好唱好跳的劲儿又上来了，一会儿唱唱《南泥湾》，一会儿唱唱《洪湖水浪打浪》，再一个就是《三英战吕布》啦。我在河边就唱“一条大河”，在麦田里就唱“麦浪滚滚”，上山割草就唱《草原英雄小姐妹》，跟着大人到田里收地瓜边挥着挠钩子边唱“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有一次在河边洗衣裳，也是瞎嘚瑟唱，衣服和棒槌都随水漂走了还不知道，这可把旁边洗衣裳的那些大婶大嫂们乐得呀都勾勾腰了。在河边捡粪的一个老头儿拿着粪叉子把衣裳挑给我说：“喏，给你，小姑娘，你早晚能被挑走。”

挑走？你还别说，我还真被挑走了，不是因为唱歌跳舞被当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向往的部队、文工团什么的挑走，而是因为我二姐生小孩儿了，我被我二姐挑回大连帮她看小孩儿。其实，我一个初中生也是个孩子，但那时一般家庭就当大人用了，小孩儿看小孩儿，毕竟也是长辈呀！我抱着、领着、看着、哄着，尤其经常唱个歌什么的，把小外甥逗得嘎嘎乐——要不现在我外甥为啥就对我这个小姨好呢。

但是，你还别说，我还真被挑走了，这回是真的。我二姐在的那个大连海港俱乐部经常搞个文艺演出什么的，于是就成立了个文艺宣传队，二姐也在里面唱歌，经常下基层演出，她有时也领我去玩。我嘚瑟，就跟着唱、跟着跳，一不小心就被二姐在大连电业局文艺宣传队的一个朋友看中了，说：“你就跟着俺演出得了。”我那个乐啊！抱着二姐转了好几圈。二姐放开我说：“轻点儿嘚瑟！我还没同意呢。”啊！我眼圈里含着眼泪，嘴唇都哆嗦了。二姐莞尔一笑：“看把你吓的！好，跟着去吧，但我得好好教教你，唱出个样儿来，别给我丢人。”什么丢人不丢人的，有地方让我唱、让我跳就行，还能跟着到处溜达玩，就这样，我进宣传队了，以后也能跟着演出了。二姐手把手地教，加上我这个爱好劲儿，我唱着唱着还唱成主唱了。宣传队决定要我演《洪湖赤卫队》里的女英雄、女一号韩英，唱《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我跟二姐说：“能行吗？我可不识谱啊！”二姐打了我一巴掌：“小样，来真的了，还矜持啦！回家练、多模仿、多听电匣子（即收音机，旧时称呼），我不信就凭咱家小老姑娘这个灵劲儿，还能唱不好？”唉！我可不怎么灵，我倒觉得我挺笨的。不是说笨鸟先飞吗？我还真就回家练、多模仿、猛听电匣子，弄得慢慢有模有样了。乐队合乐开始了，可是我不识谱，我看着指挥台上那个总谱，心想，这真是一片小蝌蚪，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我有点儿蒙了！不过，不知是我耳朵好用，还是我练得仔细，第一次合乐只是稍微地打了几个奔儿，竟然合过去了。就要演出了，也不知道是练大劲儿了，还是紧张，还是咋的，我的高音不行啦，劈叉了。但我还得继续唱，因为演出的日子不能改呀！演出开始啦，报幕员在报幕，我抱着二姐的腰，两条腿直打战，二姐一巴掌把我推了出去，我一个趔趄，刚到台上，前奏就结束了，没站稳就开始唱了，什么观众啊，乐队呀，全都不知道，就模模糊糊地看见乐队指挥的两只手在那儿晃动。我用余光瞄着他的两只手，好不容易把《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唱了下来。就在我刚松口气的时候，哗，掌声响起来了，还挺热烈的（那时可没有掌托儿啊），把我弄蒙啦——唱这个样还鼓掌，是真的吗？我向观众行了个礼走到边幕后面，二姐捧着我的小脸激动地说：“小妹唱得太好了！好得不像样！”乐队指挥也在远处向我竖起了大拇指。不两天，大连广播电台、街上的大喇叭管子就播放啦，满街都是我那天唱的《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我还故意到大街上看看听众有没有认出我的，没有，一个都没有，弄得我还挺失落的。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广播电台也播放了，我心里可美了。

后来，还真有来挑我的了。是部队，听说海军、陆军、空军好几家，他们大多是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广播电台的广播找来的。他们先是找到大连电业局，一打听这个小姑娘户口不是大连的，而是山东农村户口，人事关系也不在大连电业局，于是就跑到我山东老家。在村里或生产队，他们全部都是兴高采烈大步流星地去，步履沉重灰头土脸地回——我挑不走了，原因是政审不合格！我彻头彻尾地撒丫子大哭了好几场，我想要是能穿上那军装该有多“姿势”（有派头、有气场的意思）呀！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就这样完了，我心里甚至都开始恨起我的父母了。

那句古诗说得好，“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可不，这回我真是被挑走了。大连电业局要我了，他们要把我变成他们的正式职工。当工人的政审就没那么严格，局里马上批了。于是电业局就派人事干部到我老家去办手续。那时，从农村往城里调，手续也挺繁杂的，其中有一样手续挺费劲，就是迁移证，这证，村里说了算。哎呀！村里可说了算一把啦。迁移证一下，我就回城了，我成为大连电业局的正式职工了，成为城里人了！在大连电业局，我可正式地开唱了，到处表演，还糊里糊涂地成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话剧的《电力风云》里的主演，好一通嘚瑟。嘚瑟，嘚瑟，大连歌舞团要我了；嘚瑟，嘚瑟，大连话剧团要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