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时期经历了战乱流离和母亲的意外去世，金庸辗转来到了高中。在碧湖的联合中学，一篇《献给投考初中者》让他小有名气，但之后，他竟然撰文惹祸，险被开除。如果说中学时代的金庸是年轻气盛，鲁莽冲动，那么大学时的他就是有意识地反抗，不愿沦为政治的机器。
求学之路总是曲折，也许天才注定与常人不同，他依旧保持着好学的精神，在战火连天的环境下不远千里赶赴陪都重庆，演绎了一场跌宕起伏的求学经历。抗战胜利后，他返回家乡，感叹战争残酷、韶华易逝。
1.一事能狂便少年的“查理”
1939年9月，查良镛在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中开始了自己的高中生涯。高中生活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不仅是上学地点变成了龙子庙，就连上课的一些设备、仪器都丰富而多样起来。而最令查良镛惊喜的是联合高中的名师相比联和初中大大增加了，查良镛所钟爱的书籍也在一个相对较大的图书馆中被陈列了起来，其中不乏一些中外名著。
除了声名在外的任课教师，令查良镛更为欣喜的是，他再一次见到了曾经患难与共带领自己和同学们完成南迁之旅的张印通校长，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充斥着查良镛的内心。高中的生活环境依然艰苦，校园里的学习气氛仍然浓厚。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驰骋，初入高中的查良镛体会了一种如鱼得水的畅快。但是好景不长，命运似乎注定查良镛要度过一个不平凡的人生，所以赋予了他一些仗义执言的狂傲之气，然而就是这股狂气，险些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并且间接改变了他的命运。
联合高中的校风较为自由开放，课外生活也较为丰富，学校鼓励学生向多方面发展，于是在校内设有一些用于自由编写，可供发表的壁报专栏。在壁报上，同学们可以畅所欲言，发文格式也没有约束。查良镛曾看《虬髯客传》，对此感触颇深，一番考证和欣赏之词就曾登在壁报之上，当时的高三国文老师钱南扬对此大为赞赏。这样看来，发表文章原是培养查良镛文学修养的良好途径。然而查良镛偏偏有着一颗爱打抱不平的侠义之心，再加上一股年轻气盛的狂傲之气，大肆抒发情绪的同时，也为自己招致了灾祸。
1940年上半年，一篇名为《阿丽丝漫游记》的文章在壁报上登出，署名是“查理”。文章描述的是阿丽丝不远千里来到浙江省立临时高中，被东方的风土人情深深吸引，正想要好好欣赏这番景色，不料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突然出现，它肆无忌惮地在联合高中游窜，不断地吐露毒舌，喷射毒液，并且还凶狠地出言威慑学生：“……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如果……定叫你永世不得超生……如果……如果……”这条眼镜蛇一会儿窜到教室，一会儿出现在操场，就连食堂也被它搅得天翻地覆……学生们皆是一副惧怕的样子，不免人人自危，谈之色变……
从表面上看，这只不过是一篇寻常的童话作品，但在校内却引起了极大反响，“眼镜蛇”迅速被同学们映射到了身为训育主任的沈乃昌身上。原来，这位训育主任为人极其尖酸刻薄，他时常在校内“巡查”，一遇到男女同学走得过近，即便是正常来往，也会被他开除；同学们在课余时间做一些别的课外活动，就连下围棋也会被他带到办公室训话。他教训学生的时候总是张口“如果”，闭口“如果”，所以同学们在背地里都称他为“如果”，然而对于沈乃昌的“强权”却是敢怒而不敢言。现如今这位名叫“查理”的同学却用一种别样的方式抒发了自己以及同学们心中的怨愤。消息在须臾之间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整个校园。这位敢于直言的“查理”不是别人，正是“少年狂，正当时”的查良镛。
然而就在同学们深感大快人心的时候，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篇传遍联合高中的《阿丽丝漫游记》同样也传到了沈乃昌的耳中，沈乃昌看罢，顿时暴跳如雷，竟敢有学生公然讽刺自己，挑战训育主任的权威，这是要造反吗？！沈乃昌立刻向学校表明，一定要开除写文章的学生。沉浸在直言畅快中的查良镛却没有想到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如果被学校开除，那就意味着自己将无处可去，无处生存，查良镛正面临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大难。为了挽救查良镛，张印通校长从中极力周旋，请求从轻处理。然而，只因训育制是国民党进行奴化教育，推行党化的重要手段，沈乃昌又是国民党分子，所以其权利远在校长之上。张印通并未保住查良镛继续就读于联合高中的资格，但是却为查良镛争取到了转入石梁衢州中学就读的机会。
就这样，1940年7月，查良镛背负着轻狂所带来的苦果，离开了生活了两年的碧湖，来到了石梁镇的衢州中学。这一次，查良镛栽在了一个“狂”字上，但是他却没有“因噎废食”的意思，反而“愈挫愈勇”，在衢州中学把这个“狂”字发挥到了极致。
经过一番长途跋涉，查良镛终于赶到了这个人口不多、规模不大的山区小镇。石梁镇依山傍水，环境清幽，隐于群山之中，在纷乱的战火当中酷似一个桃花源，想来又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好去处。
衢州中学创办于1902年，前身为浙江省立第八中学。在抗战时期，衢州中学曾从城内府山下搬到东乡，后来为避战祸在查良镛到来之前，已经迁至了石梁镇的静岩村。
衢州中学也分初中、高中、师范和附小，有40多个班级。国难当头，物质条件同样艰苦。但这阻挡不了学子们渴望知识的热切之心，所有人都明白，在这样的时期，能有一个学习知识的安身之所是多么的不容易。更值得庆幸的是，战火硝烟之下不仅存在着富有学习热忱的学子，更有学术造诣颇高的老师。在衢州中学，查良镛同样获得了良好的教育，也得到了一些名师的悉心教导，这使得他的国文功底愈发深厚。
衢州中学举办许多课外活动，像体育比赛、运动会及一些文艺演出，查良镛往往都会积极地参加，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写作。自“眼镜蛇”事件之后，查良镛的写作思潮便如同滔滔江水一般涌现了出来，并且迅速占据了他的主要兴趣方向。查良镛对学校订阅的报纸杂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东南日报》，其副刊名为《笔垒》，责任主编是著名的陈向平先生。查良镛还在上面发表过两篇文章。
一日，查良镛的一位同学与学校的训育主任发生了冲突，双方言语激烈，甚至要动起手来。围观的同学越来越多，查良镛也被吸引了过去，那位训育主任为人严厉不留情面，仰仗自己老师的身份，蛮不讲理地谩骂眼前的学生，学生忍无可忍，抡起一个板凳便向训育主任砸去，幸亏被周围同学拦了下来。但这似乎也避免不了被开除的命运。查良镛看到这一幕，不禁想起了自己在联合高中的遭遇，一时之间对当前的训育制度充满了愤恨，也为同学与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而叫屈，于是一番构想在查良镛的脑海中浮现出来了。
1941年9月4日，“查理”再度出山，一篇名为《一事能狂便少年》的文章在《笔垒》副刊横空出世。这篇文章用王国维的“一事能狂便少年”引出主题，其独到的见解可谓入木三分，把对训育制的不满以及对人人惧怕的训育主任的讽刺表达得淋漓尽致。文章吸引了全校学生的目光，大家纷纷猜测这位道出大家心声的“查理”究竟是谁。而当副刊主编陈向平看到这篇文章时，竟是惊诧地称赞不已，甚至想到要趁出差衢州，亲自赶往衢州中学去见一见这位语出惊人的查理先生，并且当即付诸了行动。而当他见到查良镛本人的时候，心中的惊异更是溢于言表，他没有想到，这位言语之间充满文学气息的查理先生竟是一位消瘦的高中生，当下极赞后生可畏。查良镛与陈向平在交谈当中彼此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就此结下了忘年之交。
少年时代的查良镛充满了正义和热血，见到不平之事，他挺身而出，勇敢地发表自己的言论，犀利而精彩。他从不屈服于权贵，而是在正义面前向来大义凛然。也许武侠世界中的激昂让他有了几分胸怀，也许刀光剑影的江湖是他内心的向往，也许大侠快意恩仇的气概是他的追求。然而正是从小的积淀，耳濡目染的熏陶，世家中出身的文人义气，让查良镛得以结交生命中一个又一个重要的人物，从而对他以后的发展奠基了不可多得的力量。一事能狂便少年，少年有些狂妄是应该的，这份狂气有力量，有气魄，那正是青春的热血，是少年的热情，是每个有梦想青年的血脉偾张。正是这份狂气，查良镛的笔下才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浪荡不羁的武侠形象，也成就了他在文坛中的至高地位。
2.《笔垒》间的正气——人比黄花瘦
在查良镛的“江湖”中，他不仅能文，还“武艺”高强。《笔垒》上的“一事能狂便少年”使他小有名气，而他的学识才华不只体现在文章的发表上，衢州中学时常举办一些校级的文艺汇演，歌曲、舞蹈自不必说，查良镛还经常自编自导自演一些话剧，其中有一场叫做《月亮升起》，给学校的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查良镛的“武艺”体现在他同时还是一名运动健将，在接连几届校运动会上，查良镛在“男子武装负重赛跑”的赛场上，总是第一个冲到终点。
“能文能武”的查良镛在学习及课余生活丰富的衢州中学如虎添翼，这便是他向往的学习生活了。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则令他再次体会到了战火下的国恨，以及对命运不公的愤恨。而战争之下的大环境也致使他提早进入了下一个人生阶段。
衢州位于群山中央，地理位置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为取得对衢州的控制，1940年，惨无人道的日军把一些骇人听闻的细菌武器空投进了衢州城，一时之间，鼠疫流行，足足持续了五年，造成了1160名中国同胞死亡。而在1941年5月，鼠疫达到了最高峰，由此引发的疾病也到了最为猖獗的时候，其影响竟令商铺关门，路无行人，学校也不得不因此放假。
战争期间并没有有效的治疗条件，一旦染上鼠疫，就意味着被判了死刑。为了防止鼠疫蔓延，军队介入了疫病处理，凡是感染鼠疫的人，一律被抬到衢江中的一艘船上，然后任其自生自灭，七天之后，便放火烧船。城中状况简直惨不忍睹。
在这个过程中，一位名叫毛良楷的同学不幸染上了鼠疫，毛良楷曾与查良镛一起跑过步，打过球，对于他的遭遇，查良镛深感痛心。因为疫病流行，校园内的学生和职工都已陆续离校，此时的毛良楷只能躺在床上默默流泪，孤独地等待死亡。为了防止鼠疫在学校中蔓延，班主任姜子璜老师花费重金请来了两位农民工，把毛良楷用一块木板抬到了城中，放到了衢江的船上。查良镛作为班长，一路随着班主任把毛良楷送了过来。查良镛看了毛良楷最后一眼，转过身去掩面哭泣。回到学校之后，为防止身上粘上存有鼠疫的跳蚤，查良镛与姜子璜老师往身上互泼热水。经历过此事之后，查良镛不禁想起了自己死于战火中的母亲和弟弟，战争的残酷、日军的暴虐以及亲友的离去，就像是一把尖刀，深深地刺在了心上，一生都难以忘记。
也许这次悲痛的经历深刻地激发了查良镛内心深处那向邪恶势力宣战的激愤勇气和维护正义的浩然正气，1941年1月，他参加了学校的一场学潮集会。这群学生宣扬自由平等的观念，敢于发表一切不满的意见，大有维护正义，抵御邪恶的正气之风。而被学潮会首先盯上的便是训育主任，这个令学生担惊受怕的名号早就令他们看不过眼了，于是训育主任便“光荣”地成为了学潮会第一个“修理”的目标。因为训育主任杨筠青言语傲慢、辱骂学生，引起了学生的愤怒，于是学潮会在愤怒之下砸毁了他的宿舍，还把他本人打成了重伤。由于事情闹得太大，最终惊动了衢州警备司令部，司令部马上在衢州中学驻扎了军队，还架上了机枪，以此来警示学生。勒令学校停课，学生被迫回家，参与学潮会的学生全部被列入了黑名单，被勒令退学。幸亏衢州中学校长陈博文爱护学生，几番周折终于免除了学生们的“罪责”，使得学校尽快复课。查良镛也因此避免了被开除的命运。而此次的“学潮”事件很快便传出了衢州，震动了整个浙江省。
经历过这两件事之后，查良镛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正义的言论呼之欲出，“查理”即将再次出场。1941年12月，《笔垒》刊出了一篇名为《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的文章，笔名仍是大家谈论的那个“查理”。这篇文章表面上是诗词鉴赏，然而却被查良镛熔炼进了现实，形成了一股批判精神，文章的观点主要是：“瘦”字在很多文人看来，用的传神而绝妙，然而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却是一种自我怜惜、吟风弄月的消极姿态，国难当头，没有半点战斗精神。通篇文章，查良镛文笔犀利，然而可贵的是他那独到的批判精神，这也体现出了一位热血青年的爱国情怀。
战争仍然在继续，中国的时局也愈发动荡，危险距离查良镛越来越近了。1942年4月，日军空袭衢州城，在一颗颗炸弹从天而降，衢州城到处布满了废墟。民众纷纷外出逃难。时至5月24日，衢州的金华和兰溪沦陷，整个浙江危在旦夕。衢州中学被迫停课，并且提前安排了毕业考试，全校学生提前毕业，自此师生各自流亡。
查良镛的高中生活就这样在战火中匆匆结束了，那些读书、狂傲与战火并存的日子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当中。此后，查良镛又开始了战火当中的流亡生活，一个月之后，查良镛漂泊至浙江江山，令他欣喜的是，在这个素有“东南锁钥，入闽咽喉”的宝地，他竟然与忘年之交陈向平偶遇了。在烽火连天的日子里，“他乡遇故知”的惊喜与感动往往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两人在激动之余，开始了一番彻夜长谈。查良镛了解到，受战争影响，《东南日报》的地址一再搬迁，作为副刊主编的陈向平身兼重任，怀揣着《东南日报》的所有心血，在江南大地上艰苦漂泊。交谈之间，陈向平发现这位18岁的少年谈吐不俗，举手投足之间彰显着大家风范，不禁对查良镛又多了几分欣赏。查良镛在交谈之中谈及了“友谊”的话题，对此颇有见地，陈向平建议他可以把观点组织一下，日后向《东南日报》投稿。不知不觉天已大亮，战火连天之下，人人身似浮萍，往往聚少离多，旦夕之间便要各奔东西。
告别查良镛的陈向平继续南下，终于到达了福建南平，并在此积极开展《东南日报》的复刊工作。1942年9月3日至9月7日，5天的时间，《东南日报》的《笔垒》副刊都在连载查良镛的一篇长文，文章名为《千人中之一人》，内容便是那夜与陈向平促膝长谈的友谊观念。文章长达6000字，查良镛旁征博引，又自成一家之言，精彩而贴切地体现出了查良镛青年时代对于友谊的看法。查良镛的文字在《笔垒》上找到了归宿，而他自己的归宿又在何方呢？
3.陪都求学记
与陈向平分别后的金庸内心空荡荡的，眼前不论是现实景色还是内心感受都是满目疮痍。天下之大，何处才是容身之处呢？停课之前，学校为每位学生分发了一笔微薄的“回乡费”，然而无家可归的查良镛又该走向何方呢？高中毕业的查良镛怀揣着考取大学的愿望，因为人生总是需要前行，总要有个目标。想到此，查良镛把目光投向了陪都重庆，那里是军队重镇，生活、学习的环境自然较为安全。
想到就立马去做，查良镛启程踏上了由浙江赶往重庆的漫漫求学之路。山高路远，路费微薄，加之战火纷飞交通不便，这一去又谈何容易？但这些并没有吓退这位18岁的热血青年，查良镛为自己打气，这条路自己必须走下去，自己也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因为已经没有退路了。理想就在前方，已经没有任何理由退却了。
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查良镛来到了湖南湘西境内，此时盘缠将尽，重庆似乎更加遥不可及了。颠沛流离的查良镛突然想到他有一位同学家在湘西城内，他决定前去投靠。因为距离重庆招生考试的时间尚有些时日，所以查良镛决定先在湘西安定一段时间，等条件转好一些，再起身赶赴重庆。于是就在同学哥哥的农场中帮忙经营，一边帮忙一边复习功课。就这样，查良镛在湘西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这里的风土人情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湘西人民的热情和善良令他倍感亲切，在爱上湘西的同时，查良镛也爱屋及乌地爱上了一位出身湘西的作家沈从文以及他的作品。
转眼到了1942年夏天，该是动身的时候了，查良镛挥手与同学及其家人告别，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个带给他众多温暖回忆的地方，踏上了赶赴重庆的旅途。
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查良镛的第一志愿是西南联大的外文系，西南联大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谱写出来的传奇，是学子神往的学府，虽然他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但是他的理想却不在文学上，而是渴望成为一名外交官，所以选择了外文专业。当成绩公布的时候，查良镛不仅在西南联大榜上有名，他所填报的平行志愿中，包括中央大学、四川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全部向他寄送了录取通知书。然而查良镛最后却选择了中央政治学校，其原因是查良镛无法承担高昂的学费，并且西南联大远在昆明，自己实在无钱前往；而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党设立的最高学府，采用的是军事管理体制，不仅学费全免，还提供一应食宿。重要的是，中央政治学校就位于重庆。一番斟酌之后，查良镛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了西南联大，进入了中央政治学校。
中央政治学校的前身是国民党设立的中央党务学校，学校旨在培养国家的政治人才。查良镛就读于外文系，既然有了这个“国家政治人才”的平台，查良镛的成绩又获得了全校第一的名次，其走向政坛，成为一名外交官，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的理想也就触手可及了。
不知不觉到了暑假，由于家乡海宁的沦陷，查良镛不得不与同样无家可归的同学们留守学校。重庆号称中国四大火炉之一，时至夏天酷热难耐，除了游泳就不能再去做别的运动了，他只好在教室里埋头读书。好在有《资治通鉴》和《世界史纲》陪他度过难熬的日子，《资治通鉴》是字体很大的线装本，薄薄的书本很有历史感，既厚且重的《世界史纲》是插图本，他边欣赏书中的图画，边享受威尔斯以漂亮的文笔叙述的西方历史脉络。读得倦了，他便蜷缩在窄窄的长凳上睡觉，虽然只有半尺来宽，但整整一个暑假，却从来没有从上面掉下来过。
因为有着浓厚的政治背景，中央政治学校也充斥着一股官僚之风。国民党对于校内的思想控制做得非常严格，其中还存在一些具有国民党背景的学生，仗势随意欺辱其他同学。这对于不畏强权，奉行自由主义的查良镛来说，无疑就像是本该在天空中飞翔的鸟儿，却被困在牢笼里，他不想被这里的政治机器所钳制，也不想看到不平之事发生。
1944年11月中的一天，查良镛正坐在湖边看书，突然传来打斗辱骂的声音，生性爱打抱不平的他循着声音走去。只见又是一群打着“爱国”旗号有国民党背景的学生在欺侮其他同学，那些学生骂另外的学生是“异党分子”，他们气焰嚣张，甚至要抡起拳头打人。查良镛实在看不下去了，便上前主持公道。最终，他们闹到了学生处。可恨的是，学校领导也容忍那些所谓的“职业学生”，查良镛愤愤不平，他一再质问学校，但这却惹得校方恼火，认为查良镛是在挑战校方权威，挑战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查良镛顶撞老师的做法也使得校方无法容忍。最后的结果便是查良镛被学校勒令退学。而此时查良镛的大学生涯刚刚开始一年零两个月。
当时的查良镛只有20岁，“勒令退学”四个字像巨石一样砸在了他的心上，这一次，查良镛并没有遇到可以救自己于危难之中的贵人，而是真的被赶出了学校。然而走出学校的查良镛又能做什么呢？举目无亲的他只觉心灰意冷，外交官的梦想似乎在瞬间破碎了。
4.从创刊到农场打工
意外失学的查良镛，顿感前路渺茫。他只是一个20岁的孩子，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复学已是不可能了，为了生存，查良镛只好踏上了求职之路。
然而查良镛想找到一份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来国家处在战时，百姓流离失所，商业已经近乎荒废；二来查良镛只是一个没有学历和文凭，被学校开除的学生，即便是有工作岗位，又有多少人愿意雇用他呢？查良镛也想到了这些问题，此时也惟有哀叹一声，难道此次失学就被命运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吗？所幸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查良镛百般困顿的时候，他忽然记起了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的侄子——蒋复璁，也就是自己的表哥。蒋复璁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在他的介绍之下，查良镛得以进入图书馆工作，成为了一名图书管理员。
虽说图书管理员的工资不高，但查良镛确因此得以博览群书，这对从小喜欢读书的查良镛来说是意外的惊喜。平日的工作中，除了管理图书，余下的时间他都用来看书。图书馆内的图书种类齐全，中外名著、历史国学、现代科技、诗词曲剧应有尽有，帙卷浩繁的图书罗列在图书馆内犹如汗牛充栋，令查良镛流连忘返。查良镛较为喜欢的图书类型依然是文学作品，在图书馆工作的一年当中，查良镛遍览中外文学名著，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在读这些作品时，查良镛钟爱英文原版，这极大提高了他的英文水平。西方文学当中，查良镛偏爱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浪漫派小说，因此，除了大仲马之外，雨果、史蒂文森等著名作家也进入到了查良镛的视野。这之后，查良镛又涉猎过希腊悲剧，品评过狄更斯，仰慕过屠格涅夫。
或许是这份工作太过安逸，填充不满一颗充满激情的青年人的心。查良镛在工作读书之余总是会思考人生的价值，或许自己的人生应当更为精彩，是时候去做些其他事情了。
当时在重庆流行着一本半月刊——《时与潮》，是几个东北青年1938年在武汉创办的，这本期刊的销量达到两万多份，主要内容是翻译国际上出现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文章。查良镛也是这本期刊的热心读者。有一天，他手捧着这本杂志，突然灵光一闪：我能不能也去办一本杂志呢？
有了这个想法，查良镛便与几位同学商议着手创刊。查良镛作为主编，与大家如火如荼地投入进了创作当中，每天上班他就着手编写杂志，下了班就匆匆赶到美军俱乐部，翻译新到的外国报纸。大家的热情都很高，对期刊也倾注了一番心血，一个月之后，一期模仿《时与潮》主要刊登外国翻译过来的作品的期刊《太平洋杂志》问世了。
杂志的创刊号编号之后，印刷却成为了一个难题，因为查良镛和他的同学们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承担印刷费用，在四处借款碰壁之后，查良镛不觉有些失落。好在重庆的大东书局见几位学生年轻有为，创编杂志也实属不易，便答应先行替他们印刷，至于费用，可以等到杂志销完之后支付。大东书局的慷慨相助无异于雪中送炭，这令查良镛感激不已。有了贵人相帮，1945年2月《太平洋杂志》顺利面市，一经销售，反映强烈，3000册杂志很快便告罄了。
在《太平洋杂志》中，查良镛用“查理”的笔名刊载了一篇长篇小说，其名为《如花年华》，这里面有着对童年天真的赞美，对青年热情的宣扬，对爱情真挚的歌颂，以及对人生命运的思考。整篇小说穿插着一条主线，每章各自独立一个故事。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仅凭借刊载的第一章，就抓住了读者的眼球。
读者对《太平洋杂志》第一期的良好反映给查良镛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他马上开始着手创办第二期，然而受到战火影响，纸价疯涨，大东书局也无力替查良镛印刷杂志，无奈之下，《太平洋杂志》被迫流产。而当时《如花年华》的第二章也已经脱稿，却随着《太平洋杂志》的停刊而被迫夭折了。这是作者无奈的悲哀，也是读者莫大的遗憾。
创刊失败使查良镛备受打击，前路渺茫，穷途末路的感觉再度袭来。夜晚重庆的霓虹彩灯在查良镛的眼里也只剩下了灰暗的格调。
然而命运似乎又一次眷顾了查良镛，他在湘西那位同学的哥哥来到重庆办事，巧合之下与查良镛相遇，人生的奇妙之处莫过于“缘分”二字，似乎注定查良镛与湘西的缘分未尽，仍然要去湘西再走一遭。同学的哥哥盛情邀请查良镛前往湘西农场代为经营，并且承诺农场若是经营有方，并且能够栽植油桐树，他便送查良镛出国深造。出国留学对查良镛来说，是内心对学业的殷切渴望。再加上同学哥哥的热诚态度，查良镛不觉动心了。但是他提出请带他的同学余兆文一同前去，并且要同他有一样的待遇。同学的哥哥很爽快地答应了。
不久，查良镛便在图书馆辞职，告别表哥之后，便与余兆文离开了这座他曾经历大起大落的陪都重庆，踏上了他几年来魂牵梦绕的湘西之路。
在湘西农场，工作之余，查良镛仍然没有忘记读书，外交官的理想仍然在燃烧着，查良镛坚持着那份属于自己的执着。他时常会试着去翻译一些作品，也会尝试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诗经》中的纯美爱情和淳朴民风一直牵动着他的心，这样优美的文字演绎出来的美妙意境若是能够走出国门，让外国人也看到，该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查良镛的翻译工作便从《诗经》开始了。但是仅仅翻译了一部分便没有再继续了。原本查良镛也有一个编译《牛津袖珍字典》的计划，后来也没有付诸实施。
湘西有山有水，也盛产民歌。查良镛经常与周围的朋友们围着篝火，烤着番薯唱民歌，每当这时，他总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用铅笔把这一首一首的淳朴民歌记录下来，时间久了，竟记录了一千多首，足足写了三本大册子。在湘西的日子，查良镛过得很温暖也很轻松，这里是他青年时代的回忆。
不知不觉，查良镛在风景秀丽的湘西已经生活了半年多了，农场中的油桐树眼见就要种植起来了，那个半途而废的大学生涯在查良镛的心中打了一个结，久久不能释怀，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再重返校园呢？自战乱流亡以来，他与家人已有多年未见，不知同样漂泊的家人如今身在何方？前途的忧虑以及思乡的愁绪渐渐笼罩查良镛的内心。月亮升起来了，他眺望海宁的方向，心里想着：或许家乡的月亮会格外明亮吧。
5.返乡后的转折——再圆大学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在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战之下胜利了！当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湘西农场，传到查良镛的耳中时，早已过了数日。此时的查良镛不禁泪流满面，十年了，自从上高中以来，便与家人开始了异地流亡，在此过程中，自己的母亲和弟弟相继过世。八年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家人团圆该是多么弥足珍贵。所以查良镛迫不及待地收拾行装，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即飞回家乡。却不想同学的哥哥百般挽留，恳请查良镛继续在农场经营，盛情难却之下，查良镛只得答应下来。直到1946年夏天，查良镛才得以踏上前往海宁的归途。
时间太久了，再度返回时家乡也早已变了模样，不仅是袁花镇变了，就连查家的人也变了，那个曾经陪伴自己一起玩耍的侍女月云，如今已经成为了他的继母，并先后为查家生下了四子二女。早在查良镛小学毕业的时候，月云就被母亲领走了。在父亲带着家人逃难的日子里，母亲病故。三年后，查枢卿经人介绍娶了小他17岁的顾秀英（月云）做了妻子。从此，月云便承担起了抚育幼子的责任。
家人相见团聚的场面温馨而感人，查良镛不断询问着父亲这些年在外流亡的经历，而他自己这些年的见闻却让家人倍感新奇，他时常会向家人讲述一些有趣和荒唐的经历，看着家人饶有兴趣地听着，查良镛这些年的苦楚和挫折似乎也都烟消云散了。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得中国迎来了短时间的和平，刚刚重回家乡的流离百姓，还没能在九死一生之中缓口气，内战却瞬间爆发了。身为堂堂七尺男儿，查良镛不甘就此屈居家乡，家乡现下安全，家人尚且安泰，自己应该拿出少年时的那一股闯劲来，走到外面，做一番事业。即便无法利国，但求可以益民。这时候，查良镛记起了自己于江山一别的忘年交陈向平。
早在1946年1月，《东南日报》便已落户上海，而作为其发源之地的杭州则变成了一个分社。查良镛就此联系了陈向平，陈向平立刻向杭州分社的总编辑汪远涵推荐了查良镛。就这样，查良镛于1946年11月20日，成为了《东南日报》的外勤记者，主要工作便是收听英文国际新闻广播，然后翻译为中文，而后通过编辑撰写国际新闻文稿。自此，查良镛开始了他的报人生涯。
查良镛此份报人工作干起来得心应手，因其英文基础深厚，在收听英文广播时，总能把一些核心要点记下来，翻译得又快又准，深得汪远涵欣赏。
有了自己的工作，查良镛的生活变得充实起来，但是那半途而废的学业仍然是他心中过不去的坎，没上过大学还好，可这半途而废的经历总是让人充满了遗憾。思虑之下，查良镛做了一个坚毅的决定——他要继续求学，要完成自己的大学梦！
查良镛把目标锁定在了浙江大学，由于战争的影响，浙江大学被迫西迁至贵州遵义，1946年才得以迁回杭州。浙江大学在1897年创立之初名为“求是书院”，改名是1928年的事情。如今的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之下逐步走上了正轨，渐渐广为人知，李约瑟赞其为“东方剑桥”，可谓评价极高。如此近在咫尺的距离令查良镛迫不及待地报考了浙江大学外国文学的研究生。
查良镛毫无疑问地通过了笔试，接下来就是面试的关卡。校长竺可桢对查良镛的笔试成绩非常赞赏，见到他本人之后，更是对这位谈吐不俗的年轻人多了一丝敬佩。两人进行了一番谈话，查良镛表示自己对浙江大学向往已久，希望能够如愿进入浙大。但是他又坦承，自己如今没有经济能力支付学费。竺可桢表示，战后回迁的浙大正处于百废待兴之时，各方建设也急需资金，实在无法接受查良镛延后缴纳学费。但是校长同时鼓励查良镛，不必太过灰心，可以先行凑足学费，到时再来浙大也为时不晚。虽然无缘进入浙大，但是竺可桢校长的一番话却给了查良镛极大的鼓舞。
无缘浙大的查良镛不得不再次回到了工作当中，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到了1947年2月1日，战后迁至上海的《时与潮》半月刊刊登了一篇《苏联也能制造原子弹》的文章，署名是“查良镛”。这之后，《时与潮》的老板邓莲溪便写信邀请查良镛担任《时与潮》的主编。在当时的新闻界和文艺界来说，上海绝对比杭州活跃得多，更有发展前途。当时，查良镛时任上海市法院院长的堂哥查良鉴同样是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兼职教授，在他的帮助之下，查良镛获得了可以成为东吴大学国际法专业一名插班生的机会。这令查良镛兴奋不已，自己终于可以再圆大学梦了！
没有迟疑，1947年10月初，查良镛便向《东南日报》请了两年的长假，请求报社允许他前往上海求学深造，因为陈向平的关系，报社很爽快地批准了。当下查良镛便动身赶赴上海，他先是来到了《时与潮》任职，随后便在10月底进入了东吴大学。
再次踏进大学校园的查良镛回顾往事恍如隔世，他没有想到，自己仍然能有机会就读大学，所以格外珍惜这次机会，又开始了废寝忘食地学习。在这之前，查良镛还注意到了另一家当时声名赫赫的报社——《大公报》，而这一关注，那个曾经渴望已久的外交官之梦似乎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