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如在云端(2)

这时候，我们已经把那个人的太太判离了，出了法庭，溜达到遗嘱局了，所以我就拿博士公堂离我们最近的这一部分作我这种理论的例子。我说，我认为，遗嘱局这个机关，就管理得离奇古怪。斯潘娄先生就问我，这话从何说起。我就因为他的经验，对于他尽了一切应有的尊敬（不过，我恐怕，因为他是朵萝的父亲，对他更加尊敬），回答他说，在广大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管辖区里，一切留有财产的人，都得把他们的遗嘱的原本，保存在法庭的登记局里，整整有三百年之久；但是那个登记局，却会只是一个偶然碰到的建筑，既不是专为保存这种文件而设计的，并且只是为登记官自己多有收益而租来的，非常地不安全，连是否能防火灾都没考查过；确确实实，从屋顶到地下室，都塞满了重要文件，专为登记员盈利而投机倒把之用；他们跟大众要了大量的费用，却把大众的遗嘱，随时随地乱塞乱扔，除了一心想把这些遗嘱贱价出脱了，再就没有别的心思了：这种情况，总不能不说多少有些荒谬吧！所有各等的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把他们的遗嘱交给这些登记员，这些登记员每年的收益，有八九千镑之多（至于助理登记员和分区书记员得到的收益还不在内），但是他们可不肯从那么大的收益里，拿出一丁点钱来，租一所合情合理、可保无虞的地方，来保存这种重要文件。这种情况，也许总得说多少有些不近情理吧。在这个机构里，所有的重要职位，都是派头十足、净拿干薪的人占着，而那些不幸在楼上又冷又暗的角落里真正工作的录事，却是伦敦全市里报酬最坏，照顾最差，而却又是干的活儿最重要的人，这种情况，也许得说多少有些不公道吧。所有的登记官之中，那个主管登记官，本来应该为公众预备一切他们需要的处所的，因为他们经常往这儿来，但是那位主管登记官，却就是因为做了主管登记官，就什么都不管，只做第一等拿干薪的官儿（同时，他也许还是牧师，兼职多门，在大教堂里安坐法座，还说不定有别的哪），而公众却永远得不到方便，这是每天下午、局里忙的时候，我们可以天天看到的事，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非常令人诧异的事，这种情况，不能不说有点不体面吧。简单地说吧，坎特伯雷管辖区这个遗嘱局，那样完全臭不可闻，那样荒谬绝伦，要不是因为它挤在圣保罗大教堂墓地的角落上，很少有人知道，那人们早就该把它翻了个儿，闹得它人仰马翻了。

我对于这个问题，说到相当激动的时候，斯潘娄先生就对着我笑，跟着也像对于前面那个问题那样和我辩论。他说，我说了半天，到底说明了什么哪？那只是一种感觉问题。如果大家都感觉，他们的遗嘱保存得很妥善，认为登记局无可改善的余地，是事所当然的，那有什么人会觉得不好哪？没有。有什么人会觉得好哪？所有那些拿干薪的人。好啦。这样一来，岂不好多于坏？这种制度，也许并不完美；天下就没有任何完美的事物；不过他反对的，就是硬往中间插楔子。有遗嘱局，国家强盛光荣。在遗嘱局里插上个楔子，国家就不强盛光荣了。他认为，一位绅士应当遵守的原则，就是事情本来是什么样儿，就由它是什么样儿。他毫不怀疑，遗嘱局要在我们这一辈存留下去。我自己虽然很怀疑这个问题，我却尊重他的意见。不过，我现在看出来，他说的不错。因为，遗嘱局不但一直存留到此时此刻，而且十八年前，国会曾有过一个报告（并非十分情愿），把我说的那些理由一一详列，把现时保存的遗嘱，说是只等于二年半多点的工夫所积累的，连在这个报告下它都巍然存留下去。从那时以后，他们都把那些遗嘱怎么处理了？他们把大部分都丢失了呢？还是过些日子，就把其中的一部分，卖给卖黄油的铺子了呢？我不得而知。我只觉得，我很高兴，我的遗嘱，并没存在那儿；我也希望，我的遗嘱，别存在那儿，至少有一个时期，别存在那儿。

我在写到我的幸福快乐这一章里，把所有这些话都记下来，因为这些话在那儿出现，是很自然的。斯潘娄先生和我既然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就继续谈下去，我们的散步因之也拖长了，后来我又谈到一般的题目。这样，谈到末了，斯潘娄对我说，从那一天起，再过一个星期，就是朵萝的生日，我要是那一天，能到他家里，去参加野外聚餐会，那他很高兴。我听了这个话，立刻就心意迷惘起来，第二天又收到了一张小小的花边信笺，上面写道，“爸爸嘱咐，不要忘记。”我见了这个，更语无伦次；在随后来的那一个星期里，都是情怀如痴如醉。

我记得，我给这一次幸福的聚会作准备，把所有一切荒谬可笑的事全都做了。我现在想起我当时买的领巾来，还全身发热。我的靴子，可以放到任何刑具展览会上。我准备了一个小篮子，在聚餐的头一天，交给了去诺乌德的邮车，寄给了朵萝。我送那个篮子本身，就等于表明心迹。篮子里盛着爆裂糖果[4]，糖包儿上印的是一切花钱能买得到的那种顶温柔的句子。早晨六点钟，我到考芬园市场，给朵萝买了一个花球。十点钟的时候，我骑在马上（我为赴会，特为雇了一匹雄壮俊伟的灰马），马蹄轻快疾捷地往诺乌德跑去。我把花球放在帽子里保护着，免得蔫了。

我分明看见了朵萝在花园里，而却假装并没看见她；我分明骑着马走过了这所房子，而却装作急于寻找它：我想，我那是做了两件小小的傻事，我那是做了两件别的青年在同样情况下同样要做的傻事；因为那样做，在我当时是很自然的。但是唉呀！等到我真找到了这所房子，真在花园栅栏门前下了马，真拖着我那两只狠如铁石、使我受罪的脚，走到草坪，来到朵萝跟前，真看见了朵萝，在那个清朗的早晨，在那些蹁跹的蝴蝶中间，坐在丁香花下的圆椅上面，戴着一顶白色大草帽，穿着一件天蓝色长袍，那是怎样一种光景啊！

同她一块儿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小姐——比起朵萝来，年岁稍微大一些——我得说，差不多有二十岁的样子。她是米尔小姐，朵萝叫她是朱丽叶。她是朵萝的知心密友。幸福的米尔小姐啊！

吉卜也在那儿；吉卜见了我，还是朝着我狂吠。我把花球献给朵萝的时候，吉卜咬牙切齿地吃起醋来，它那样本是应该的。如果它能了解，我都怎样为朵萝倾倒，那它就更应该吃醋了！

“哦，谢谢你，考坡菲先生！这些花儿多可爱！”朵萝说。

我本来想要说（并且我走这三英里，都一直地琢磨怎么才是最好的说法）在我还没看到这个花球那样靠近她的时候，我是觉得它美来着。但是我当时却不会说了。她太叫人神志迷惘了。看到她把花球放在她那个有小酒窝的颔下，就令人在软绵绵的陶醉中失去了一切镇定，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了。我只纳闷儿，为什么我当时没说，“米尔小姐，你要是有恻隐之心，那你就别让我再活着啦！你就叫我死在这儿好啦！”

于是朵萝把花球送到吉卜的鼻子跟前，叫它闻。于是吉卜呜呜地叫起来，不肯闻。于是朵萝笑起来，把花举得离吉卜更近，非叫它闻不可。于是吉卜就用牙把石蜡红咬住了一块，拿它当猫一样逗起来。于是朵萝打它，噘着嘴说，“可惜儿了我这美丽的花儿了！”说得那么轻怜痛惜，仿佛吉卜咬的就是我那样。我倒情愿它咬的真是我啊！

“那个讨厌的枚得孙小姐这阵儿不在这儿，你听了一定很高兴吧，考坡菲先生，”朵萝说。“她去参加她兄弟的婚礼去了，至少要去三个星期。这太叫人高兴了！”

我说，我认为，毫无疑问，她一定觉得高兴，而凡是她高兴的事，我也高兴。米尔小姐就带着比我们更懂事、对我更慈祥的样子，冲着我们微笑。

“我从来没见过有像她那样讨人厌的老东西，”朵萝说。“你简直地想不到，她的脾气有多坏，她那个人有多可厌，朱丽叶。”

“想得到，我可以想得到，我的亲爱的！”朱丽叶说。

“你也许想得到，亲爱的，”朵萝把自己的手放在米尔小姐的手上回答她说。“我一开始的时候，没把你算在那些会想得到的人里面，请你原谅我。”

我从这个话里，可以知道，米尔小姐在过去活了这些年，并非一帆风顺，也有顺有逆，曾遭过磨难；我前面说过的那种慈祥、解事的态度，也许就是由于这种磨难而来。我在那一天的工夫里，果然发现是那样。米尔小姐由于爱非其人，落得不胜凄惨，大家都认为她有了那种可怕的经验以后，已经不再涉足世事了，但是她对于没受挫折、前途有望的青年爱侣，仍旧冷眼静观，感到兴趣。

不过这时斯潘娄先生从屋里出来了，朵萝走到他跟前，对他说，“爸爸，你瞧这花儿有多好看！”米尔小姐就满腹心思地对她微笑，仿佛是说，“你们这些蜉蝣啊，趁着生命还像在明朗的晨间一样，及时行乐吧！”那时马车已经套好了，我们都从草坪那儿朝着它走去。

像那次那样乘车出游，我永远也不会再有的，像那次那样乘车出游，我永远也没再有过。轻便马车上，只有他们三个，还有他们的篮子、我的篮子和吉他盒子。那辆轻便马车，当然是敞篷车，我骑着马跟在车后面，朵萝就背着马坐在车里，面对着我。她把花球紧放在她身旁的垫子上，绝不让吉卜趴在她放花球的那一面儿，因为她怕吉卜把花球压坏了。她过一会儿，就把花球拿在手里，过一会儿，就闻一闻花球的香味儿。在那种时候，我们两个就把眼光一对。我只诧异，我那时候怎么没从灰马的脑袋上倒栽在马车里。

我相信，那时路上有尘土。我相信，那时路上有不少的尘土。不过我却只模模糊糊地记得，斯潘娄先生好像劝我，别在尘土里走；但是我当时实际上却并没听见他都说了些什么。我只感觉到，朵萝四围有一片爱、一团美、氤氲团，但是其他却一无所知。斯潘娄先生有时在车里站起来，问我四外的景致美不美。我说景致很令人心旷神怡；我敢说，我这话是真的；不过，对我说来，那一切的景致，都是朵萝。照耀的太阳是朵萝，叫的鸟儿是朵萝，吹的南风是朵萝，树篱中间开的野花，一直到每一个花骨朵，也全是朵萝。我现在引以为慰的是：米尔小姐很了解我。只有米尔小姐一个人，能完全领会我的心情。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们那时候走了多久；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们都要往什么地方去。也许那个地方离吉尔得夫[5]不远。也许《天方夜谭》里的魔术师，那天把那个地方开放，而我们从那儿走了以后，又把那个地方永远关起。那儿有青绿的草地，在一个小山上面，绿草如茵。那儿还有荫凉的树，还有石南，目力所及的地方，满是长林丰草，葱茏青翠。

我一看到那儿先已经有人等着我们了，我就觉得大不得劲；我的醋劲大发，无边无涯，即便对于女性，都是如此。但是所有其他和我同性的人——特别是其中的一个，他比我大三四岁，留着两片红色的连鬓胡子，他就倚仗着他这两片胡子而自尊自大，那股劲儿，简直叫我没法儿受——都是我的死对头。

我们都把我们的篮子打开了，准备吃正餐。那个红胡子自称会做色拉（我是不信的），在人前故意卖弄。有几位年轻的女人给他把生菜洗好了，按照他的指示，把生菜切成段儿。朵萝也是这几个人之中的一个。我只感到，命运使我和这个家伙非作对不可，我们两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红胡子把色拉做好了（我真纳闷儿，不懂得他们怎么能吃这样东西。我是怎么也不肯吃的！），就自封为酒窖的管理人；因为他是个灵巧的家伙，他就把一个空腹的树干，做成了一个酒窖。跟着我就看见他用盘子盛着一大块龙虾，端着在朵萝脚跟前吃！

我看到了这样使我丧气的光景，对于以后又发生的事，只有模糊的印象。我很嬉笑欢乐，这是我知道的；但是我那种嬉笑欢乐，却是空洞的。我和一个穿粉色衣服、有小眼睛的小妞儿鳔在一块儿，拼命地和她调笑。她欣然接受了我对她的殷勤；但是她这样，还是完全想要和我好呢，还是她对红胡子另有用心呢，我不得而知。大家都为朵萝干杯，我也为她干杯，不过我为她干杯的时候，却假装着正滔滔不绝地谈话，为给她干杯，只好暂时把话停止，干完了，马上又接着谈起来。我对朵萝鞠躬的时候，我的眼光和她的一对，我认为，她的眼光里含有对我如有所求的神气。但是那个眼光却是隔着红胡子，从他头上，射过来的，因此我坚如铁石，不为所动。

那个穿粉色衣服的小妞儿有一个穿绿衣服的母亲跟着；我现在想，我觉得，那个母亲，为了运用手腕，故意把我们两个隔开。不过，那时候，大家都散开了，剩下的饭菜也放在一边儿了；我就一个人溜达到树林子里，心里又愤怒，又后悔。我就心里想，我是否应该装作不舒服而骑着灰马逃走了呢——至于逃到哪儿，我是不知道的——正在琢磨不定的时候，朵萝和米尔小姐对面走来了。

“考坡菲先生，”米尔小姐说，“你怎么一点儿也不活泼呀？”

我对她说了抱歉的话，说我绝没有不活泼。

“朵萝，”米尔小姐说，“你也一点儿也不活泼。”

哦，真的吗！绝对没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