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书，对我有特别的意义。它是我从文学研究开始转向思想史研究时的记录，也是我在学术起步时期的真实写照。时隔多年，我依稀记得这些习作结集成册时的心情，只是在忙碌之中，这心情也早已被尘封。承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厚意，《求错集》再次出版，搅动我早已忘却的记忆，也带给我一个自我反思的机会。
这本小书，辑录了我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时期写作的一部分文学和思想评论，也包含了我在日本访学时期的零散心得。和所有年轻学人一样，那时我也寻找着自己的路。只是，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在学术起点上就缺少“体制化”的条件，也缺少学科化的意愿，所以，正如初版的序中所说的那样，我成为“流浪者”。
流浪到了今天，它变成了我的工作方式，归属已经不再成为问题，无所归属反倒成为习惯。虽然在现实体制中这种无所归属带来了很多不便，但精神上的流浪其实也帮我避开了很多麻烦。毕竟人的一生短暂，这个世界和人类历史又实在广大多样，即使穷尽一生，有限的精力也无法应对如此丰富的对象，那么，何必计较自己的归属问题呢？
虽然我早已不再写作文学评论了，却在精神上依然把文学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写作这本书中较早篇章的80年代末，我已经开始阅读竹内好，而在这本书结集的90年代末，我也已经完成了竹内好研究的大部分内容。对我而言，这是一个精神上的蜕变时期。时人似乎喜欢把文学与思想、政治分开，我也曾一度觉得“文学研究”与“思想论述”井水不犯河水；然而竹内好纠正了我的这个潜意识。他的《鲁迅》告诉我，文学不等于思想，也不等于政治，但它不仅是思想的源泉，而且是现实政治的一种精神形式。这是因为，文学是强韧的“生活者”的精神家园，比起任何仅仅依靠逻辑推进的抽象思维形式，文学更能有效地直面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
通过竹内好，我方才了解到，如果缺少了思想的深度，那么文学研究处理的可能只是“作品”，并非“文学”。与此相对，是否“离开”文学研究其实也不构成问题，竹内好所追求的那个文学精神，正是人类精神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基点之一，只是，由于现代学科建制画地为牢的过度训练，使得人们或多或少地失掉了辨认这个基点的能力而已。
从事思想史研究之后，我开始了解到竹内好定义的那个“文学”的重要。它并非具体的学科训练，而是一种具有穿透力的发现与创造的能力；它绝非直观意义上的“想象力”或者“感受力”，而是一种在对象之间不可视的动态关系网络中提炼原理的能力。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这种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我相信，并非所有思想史学者都需要依靠“文学”来培养此种能力，有很多渠道殊途同归地指向这同一个目标；只是在我这里，早年的文学浸染似乎成为唯一的营养源。时至今日，为了培养自己尚不成熟的“文学”能力，我仍然坚持在写作枯燥的学术论文的同时写作随笔或评论，不是为了调剂，而是为了打磨自己对现实状况的穿透力。
今天回头再看这本小书，自然不免因其幼稚而感到汗颜；然而我仍然同意了出版社热情的提议，让这本小书以其原样再度付梓。或许，为了走向成熟，不断回到自己的原点进行反思，也是一种必要的程序。
孙歌
2017年8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