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现代与“反现代”：
“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别解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若从一般的社会发展观点来看，把这句话理解为反对物质与科技进步和反对民主，并非没有道理，但要说作为先进知识分子代表的鲁迅反进步和反民主，似乎不好理解。首先，我们要注意鲁迅文章的题目是《文化偏至论》，是评论文化发展走到极端的片面性，也就是说，鲁迅批评物质与科技进步和反对民主的片面性，而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进步与民主。但物质、科技进步和民主如何会“偏至”，又为什么会成为先进者批判的对象，还需要进一步解释。

本文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分析，但这里重点只能讲两个：（1）现代化的内部斗争（两种“现代性”）,（2）中国现代化的特殊进程。

现代化的内部斗争（两种“现代性”）

何谓“现代”，可谓众说纷纭，但不管怎样解释，“现代”涉及时间和社会，所以归根到底是个社会发展的概念。简单地说，“现代”也就是“现代化”的时代。所谓“现代化”，首先是工业革命引起生产手段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在意识形态上经过启蒙与“理性”的洗礼，产生了血腥野蛮并且非理性的资本主义，后来发展到更血腥野蛮的帝国主义，其间引发各种民粹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的反弹，其中固然有要求退回传统的反动，但也有要求变革改善，然后选择不同方式继续走向未来，或甚至走向不同未来的战斗。要之，“现代”并非铁板一块，在其发生不久，便产生了“反现代”的另一种“现代”抉择。

这“现代”的反“现代”，据马泰·卡林内斯库的说法，是两种“现代性”的矛盾斗争。一种是由资本主义带来的科技进步、工业革命以及它们所引起的席卷一切经济社会变革的产物，亦称为“实用现代性”（practical modernity）；另一种，则是“美学现代性”（aesthetic modernity），旨在追求文艺的创新和进步。“美学现代性”与浪漫主义思潮有密切关系。浪漫主义思潮的崛起，在于反对古典主义所设下的种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僵死不变的框框，进而反对一切既成的社会规范。浪漫主义这种“叛逆”性质，可以说体现了“美学现代性”的特点。卡林内斯库是在研究文艺历史的基础上提出这两种“现代性”的，所以着重美学的方面，但实际上这种美学的“现代性”还有更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把它称为“文化现代性”会更加贴切，论述起来也更为方便。所谓“文化现代性”其实代表了“现代性”的另一个传统，即文艺复兴的传统，这一传统跟启蒙主义传统有联系也有侧重的不同，其中科学理性精神与主观价值及人文关怀，原本共同分享、互相补充，后来却分道扬镳，甚至发展到互相对立。西方其他一些研究“现代性”的专著，如图海纳的《现代性批判》和卡思卡迪的《现代性的主体》，虽然没有那么简明扼要地提出两种“现代性”，但也都指出现代性中的理性化与主体之间矛盾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补充了卡林内斯库的观点。

现代化的过程原来包含着要把人和社会从王权与神权中解放出来的目标，但启蒙主义所标榜的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到头来将人视为物，将原来王权与神权的约束，换成“理性”（要求划一的法律、规章、教育）的控制，个性及其主体（“灵明”）不但未获解放，实际上还因为现代化更严密的控制，而遭受进一步的压抑和扭曲。这种“现代”效果，显然并非以文艺复兴为代表的传统所追求的个性解放的目标。鲁迅“掊物质而张灵明”的主张，是针对这种“现代”，因此并非保守倒退而一般地反对“现代”，而是以一个“现代”理想反对或平衡另一个“现代”的现实，或者说，是以原来现代化的目标去补救和纠正当时现代性的偏颇，实反映了两种“现代性”的矛盾斗争，实质仍是追求现代化的理想。“掊物质而张灵明”的目标，归根到底是要挣脱王权、神权枷锁，实现现代的“人国”。

“掊物质而张灵明”除了体现“文化现代性”的理念，还跟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主张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与“任个人而排众数”一样，其进步性还可以从中国现代化的特殊进程中体现出来。